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育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物学行为，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有过生殖崇拜的年代，也曾经历过超高生育率。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完成了以生育率转变为核心的人口转变过程，也称“生育革命”。从生殖崇拜到超高生育率再到生育革命，人类生育行为的变化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人类生育行为的变化并未就此停止，在许多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下降的步伐并没有如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停留在更替水平附近，而是出现了新一轮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 trap)”①。人口转变完成之后生育率下降的脚步为什么没有终止？生育革命为什么最终走向了生育危机？对此已经无法沿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和回答，因为新的人口变化完全超出了人口转变理论的视阈，而曾经主导生育行为转变研究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也失去了解释力。在此背景下，欧洲学者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DT)，从后现代化的视角对超低生育率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阐释，并基于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的转变揭示了欧洲国家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②。该理论提出后立刻引发了学者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研究的热潮，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呈现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这使人们意识到超低生育率并不是个别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人类婚育行为的又一次系统性转变。
一、超越人口转变：欧洲人口变化的新趋势
欧洲是率先出现和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的行为模式又出现了一系列改变，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一)超低生育率③：从少生到不生
超低生育率现象最早是在欧洲出现的。在经历了战后“婴儿潮”(baby boom)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水平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见图1)。总和生育率在1980年至1985年期间下滑到1.6甚至更低，如比利时(1.60)、奥地利(1.59)、瑞士(1.54)、荷兰(1.52)、卢森堡(1.47)、德国(1.46)和丹麦(1.43)。在随后的十几年间，这一趋势不仅进一步强化，而且扩散到更为广泛的区域。20世纪末，欧洲整体上进入了超低生育率时代，1995-2000年欧洲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42，除北欧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1.7)之外，东欧、南欧和西欧分别降到了1.29、1.33和1.52。
图1 欧洲地区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 2011。
(二)生育与婚姻的断裂：从婚内生育到非婚生育
在传统社会规范中，婚姻是生育的前提，以至于人们将生育与婚姻的关系视为一种天然联系。然而，在当代欧洲，这种联系几乎已经断裂，非婚生育越来越普遍。2010年在欧盟27国出生的婴儿当中，有37.4%是非婚生育，比1990年提高了1倍多④。非婚生育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生育的主流模式，如冰岛(64.34%)、爱沙尼亚(59.14%)、斯洛文尼亚(55.68%)、法国(54.97%)、挪威(54.78%)、瑞典(54.16%)和保加利亚(54.1%)，以及比利时(47.1%)、丹麦(47.32%)和英国(46.89%)，而在1960年，法国和英国的非婚生育比例只有6%⑤。生育与婚姻之间关系的断裂使得欧洲的家庭形态变得更加复杂，个人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也相应地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三)婚姻不再神圣：不婚和离婚时代
在生育行为模式转变的同时，欧洲的婚姻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结婚越来越少、越来越迟，离婚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一些国家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已经推迟到30岁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高出6-9岁；在30-34岁的女性人口中，未婚比例从1970年的8%-17%提高到2006年的22%-55%⑥。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⑦，2009年欧盟有230万对结婚，2008年离婚对数则有100万之多。1970-2009年期间，欧盟27国人口的粗结婚率从7.9‰下降到4.5‰，结婚对数减少了34%；粗离婚率则从1‰提高到2‰。
(四)家庭不再是唯一的生活安排：同居的流行
不婚、迟婚和离婚并不意味着两性生活安排(living arrangement)的分离，因为有另一种生活安排流行起来，即同居。在欧美国家，同居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并且成为法律认可的两性生活安排。1998年北欧国家、奥地利和德国、比利时和法国16岁至29岁人群中同居的比例分别约为30%-35%、35%-41%、53%-56%⑧。欧洲非婚生育现象的普遍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居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模式。
上述变化表明，新的生育模式、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确立，甚至成为主流。这些彼此关联的变化最终把欧洲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超低生育率对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极其剧烈的，科勒等曾指出，在目前的死亡率水平下，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3的话，那么每年的出生人口将减少50%，用不了45年时间人口规模就会减半⑨。如果没有国际移民，欧洲早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卡尔森曾警告说，“因为普遍拒绝生育，欧洲正在死亡”⑩。
欧洲的人口变化完全超出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框架。经典人口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会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增长率”的原始均衡，转变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现代均衡(11)。在现代均衡阶段，人口规模最终会稳定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此时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附近。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已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包括中国)并没有达成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均衡，而是越过了“更替水平”均衡点，走向更低的水平。一些人口学家注意到了欧洲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并一致认定这一趋势可能并非暂时现象(12)。这种变化究竟是人口转变的自然延续还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发展阶段？如何对这一现象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成了人口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建构
率先回应欧洲人口新变化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挑战的是比利时人口学家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荷兰人口学家冯德卡(Van De Kaa)。他们于1986年用荷兰文在《人与社会》杂志(Men en Maatschappij)上合作发表了题为“两次人口转变？”的文章，提出欧洲出现的人口变化并非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直接延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人口现象或新的变化，这种现象对欧洲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正在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把这种新的人口变化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随后陆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13)，学者们对欧洲的婚姻模式、家庭形成、生育行为的变化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和描述，并力图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及作用机理。虽然两次人口转变之间具有一定的接续性，但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并非步第一次转变理论的后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相比，其理论内涵更为丰富。
(一)建立了人口转变的四要素模型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把国际迁移纳入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包含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国际人口迁移率四个要素的模型，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口转变模型(如图2所示)。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是三要素模型，并不包括国际人口迁移。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替代水平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欧洲一些国家不仅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危险，更面对着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因此国际移民的涌入就成为了影响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上，如果没有移民的话，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已经处于减少之中(14)。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把国际移民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完成了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的要素整合，并把这个框架前推至第一次人口转变。
图2 第一次人口转变和第二次人口转变
数据来源：Van De Kaa,Dirk J.,"The Idea of 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Welfare Policy Semina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Tokyo,Japan,29 January,2002 p.2.
(二)揭示了生育模式新的结构性变化
以往生育率转变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婚内生育率，因为这些研究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生育都是在婚内发生的；二是人们普遍结婚且普遍生育，改变的只是生育孩子的数量，或者说对“边际孩子”需求的递减(15)。但是，在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中，这两个假设都已不成立。如前文所述，在欧盟国家中，人们的生育行为发生了四个重要变化：一是生育年龄大大推迟；二是非婚生育普遍流行；三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生育；四是生育不再以婚姻为前提，性行为也不必然导致生育。这些行为变化使生育模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导致了长期低迷的生育率，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的变化。
(三)增加了两个新命题
对婚姻和家庭模式转变的分析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第一次人口转变中，婚姻模式基本上保持着马尔萨斯特性，即人们普遍结婚、离婚率低、结婚率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性与婚姻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变化，初婚年龄大大推迟、独身率和离婚率上升、同居现象普遍化等，使得马尔萨斯婚姻模式彻底瓦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婚姻模式的改变实际上是性与婚姻关系断裂的结果。婚姻、性、生育之间的关系及序位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不仅断裂而且错位。从个人生命历程看，从循规蹈矩的传统足迹(婚姻-性-生育)转变为随心所欲且多样化的非传统足迹，如“性-同居-生育”、“性-生育-结婚”或者“性-生育-单身”，等等。
冯德卡认为，两次人口转变基于不同的家庭模式(16)，第一次人口转变中的主导家庭模式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bourgeois family model)，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被“个人主义家庭模式”(individualistic family model)所取代。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从两个角度阐释婚姻和家庭模式转变的意义，一是从婚姻模式、家庭模式与生育模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三方面的变化彼此相关联并导致了超低生育率；二是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的转变具有独立的社会意义，它们是欧洲国家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其重要内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对婚姻和家庭制度安排的这种变革给予了高度关注，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觉得其研究重点并不是生育率，有批评者认为其“涉及的主要是生活安排的变化，而不是人口变化”(17)。或许，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意义恰恰在此，因为它把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所忽略的婚姻和家庭行为纳入研究视野，并使之成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研究的重要命题。
(四)揭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动力机制
一个学说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对一种事物或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对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的揭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曾经在这一点上饱受质疑，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把重点放在新人口变化动力机制的揭示上，认为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嬗变和技术革新共同构成了推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动力机制，其中文化嬗变是最为核心的推力(18)。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逻辑链条中，马斯洛需求理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后现代化社会中，由于人们的需求发展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阶段，价值观也就成为了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逻辑起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特别强调个人价值观转变的意义，并将文化因素视为改变人类婚育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为了更明确地阐释文化变迁与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列思泰赫构建了一个分析价值观念与生活安排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19)，称为“选择与适应的足迹分析模型”(“footprints” model of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该模型假设人口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个体在生命历程中选择某种人口行为，如单身、同居、结婚、生育等是基于其拥有的价值观，并且属于个人的选择。同时，人口行为结果又会或加强、或弱化、或改变人们在选择时所具有的价值倾向，进而影响人们后续的行为。例如，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个人态度和行为选择可以分为两极：循规蹈矩的传统模式和随心所欲的非传统模式(见图3)。
图3 基于选择-适应机制的价值观变化与生命历程的转变
说明：Respar=与父母同住；Single=独居或合居，未婚并且没有性伴侣；Coh 0=同居，没有孩子；Coh+=同居，有孩子；Mar 0=已婚，没有孩子；Mar+E=已婚，有孩子，没有过同居；Mar+N=已婚，有孩子，曾经同居；FmNu=以前结过婚或有性伴侣，没有新的性伴侣。
资料来源：Lesthaeghe.R.,Neidert,L.,and Surkyn,J.,"Household Formation and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and the US:Insights from Middle Range Models," 2006,p.36。
该模型后来应用于欧洲人的价值倾向与家庭、婚姻相关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相当显著，也符合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预设(20)。列思泰赫认为，“足迹模型”对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而言具有三方面的价值：第一，它把人口行为选择纳入了文化变迁动态模型，因而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偏好的静态假定；第二，它可以用来进行横截面多变量的实证研究；第三，它可以帮助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扩散(21)。
三、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相比，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建构具有以下三个主要创新。
(一)研究视阈的拓展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的描述，并从工业化和现代化角度揭示人口转变的动力机制。但是，该理论对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的人口变化而言，已经失去了解释力。在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直接对人口产生影响的变化有四个方面：一是福利国家的建立。高福利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网，加之个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提升到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生活方式开始流行。二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世俗化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一场社会变革，表现为宗教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分离，韦伯(2005)称之为“除魅”(22)。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与个人生活也逐步脱钩，个体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流行(23)。三是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进一步争取政治和经济领域平等权利的同时，开始转向要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包括女性的生育权、堕胎权、同居权、提出离婚的主动权、“无过失离婚”、对公共领域的参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劳动参与自主性和职业发展权利等，激进女权主义者还要求解除“性约束”，这些变革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家庭模式的性别关系基础。四是性解放运动。产生于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性解放运动在6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并遍及整个西方国家。这场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社会运动导致了西方国家性领域的全面改革，包括赋予女性性权利、变革生殖方式、改革婚姻制度、完善社会法律制度中有关性的规定、同性恋获得社会认可等。这些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具有强烈的“后物质主义”和“后现代化”的政治倾向，被称为“无声的革命”(24)。个人价值观的普遍改变是社会最深层次的革命，它导致了个体社会行为的改变，并引起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出现正是欧洲社会结构性变革的结果。因此，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视阈拓展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和文化变迁(25)，并从狭义的人口再生产拓展到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广义人口再生产。
正是基于上述社会变迁背景，冯德卡和列思泰赫从后现代化视角研究人类生育行为及其动机的变化(26)，也就使得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方法论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化倾向：一是在后现代化背景下认识和分析人口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虽然学界对后现代化的特质还没有给出一个准确清晰的描述，但逐步出现的与现代社会迥然不同的制度结构和实践逻辑，已经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行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二是从文化层面揭示人口行为转变的动力机制。人类社会向后现代化转变的本质是价值观转变和文化变迁，尤其是个体化进程凸显出个人对多元价值和多样文化的追求。个体化是指个体行为的框架以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松动，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家庭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同时个体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传统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种变化及其对人们生育、婚姻、家庭等观念和行为的影响(27)，成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核心内容。如果说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变化形态的描述，那么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是对后工业化、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变化形态的性质和特征的阐释。
(二)研究范式的转变：社会学的回归
对生育率的研究在两个人口转变理论中都是核心议题。在对第一次人口转变中的个体生育行为变化(从多生到少生)的解释性理论中，只有少数理论是从社会学研究视角提出的，如“社会毛细管理论”、“社会功能-结构理论”、“财富流理论”，以及后来出现的“社会传播理论”、“社会互动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而更具影响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以家庭经济学为代表的生育理论(28)。虽然对这些理论一直存有争议，但这并没有妨碍经济学成为了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在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中所展现出的人口变化与第一次人口转变完全不同，婚姻模式、家庭模式和生育模式的重新建构在第一次人口转变中是没有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如经济人理性假设、家庭效用生产函数、成本-收益分析、供给-需求分析、收入-价格弹性分析等，都难以对这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化特征的新人口运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难以把它们放在经济学框架下进行观察。
作为一种思想传承，欧洲学者向来就有从社会学视角观察人口问题的传统。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讨论法律、社会制度与生育和人口之间的关系。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化尤其是个体化发展的研究视角，成为解释新人口现象的主要分析路径之一。贝克在解释德国及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现象时指出，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与有关“个体化”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属于自己的生活”的选择和需求越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越大，就越有可能不把生育孩子当成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29)。鲍曼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由于个体化的发展，后现代社会的性爱突破了传统，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超过并高于生殖功能(30)。第二次人口转变正是欧洲社会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表征，因此，社会学的认识论与话语体系更适合于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和阐释。冯德卡从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基于社会整体与社会单元两个层级及其彼此互动关系，建立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解释性理论框架，其中社会单元包括初级群体(家庭、伴侣等)、次级群体(政治团体、宗教团体等)和个体。
(三)实证研究方法的改进
一个理论的完整建构应该包括实证研究方法，对于人口理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建构者对科尔提出的RWA模型(Readiness-Willingness-Ability)进行了改进(31)，并使之成为了对第二次人口转变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工具。科尔的RWA模型假设，人的生育行为发生改变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准备性条件(readiness)，即行为的利弊权衡，只有在行为结果的收益大于投入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做出某种行为选择；二是意愿性条件(willingness)，即行为选择会受到文化，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与道德、政策与法律等对行为接纳程度的影响；三是能力条件(ability)，即是否具有相应的技术条件支持行为的实现。这三个条件依次与生育行为动机的三个维度，即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相对应(32)。列思泰赫和万德霍夫特对该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改进(33)：(1)三个前提条件必须同时存在，人们才会做出行为改变；(2)三个前提条件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会有所差异，所以人们行为改变的程度与速度也会有所不同；(3)三个条件之间相互影响，并且它们对人们行为改变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4)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成为阻碍人们行为改变的瓶颈；(5)三个前提条件所覆盖的因素包括经济、文化、制度和技术等方面。RWA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可以用于生育行为的分析，也可以用于婚姻、家庭及其他相关人口行为，如同居、离婚、结婚、单身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用于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也可以用于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分析，从而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不同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程度、范围、时间、原因、影响与瓶颈条件。
一些运用RWA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和程度在不同国家确实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欧美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同样出现了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和独身比例提高以及低生育率等现象，但日本和韩国的传统家庭模式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解体(34)，同居和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很低(35)。即使在欧洲国家之间，第二次人口转变也存在着差别。列思泰赫和尼尔斯采用RWA模型对法国、比利时、瑞士两次人口转变之间的延续性的分析结果表明，意愿性条件，特别是地区的亚文化是法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发展的瓶颈条件，而瑞士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之间的延续性不如法国和比利时，并且在两次人口转变的表征上也更为复杂(36)。
四、进一步的讨论和启示
如前所述，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是在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后现代化理论的认识逻辑所确定的坐标上，对欧洲人口新变化所做出的观察和解释。虽然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界限并不如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那么清晰，而且现代化在时间维度上被理解为一个连续性的变化过程，但是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变化和个体发展的新形态，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转变，逐渐从同质性、单一性、延续性向异质性、多元性、非延续性和随机变化性发展。现代化是对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造与重构，这一过程必然触及社会的文化结构。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改造，而是将这一任务延续到后现代化发展阶段。文化结构是社会的形而上，也是社会最深层的内隐结构，它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特质。社会的文化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核聚与内化，其形成和改变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文化结构变迁是跨现代化的，或者说要经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相继的过程。社会学家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对社会发展的新形态进行观察和解读，构建了一系列理论来解释那些新的社会变迁现象，如后工业社会理论、流动的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后现代化理论等。这些理论反对纯理性和单一的、绝对的、固化的行为分析模式，主张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以及个性化和自由化，因而更具人文主义色彩。
尽管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目前仍不完善，并且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批评者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模糊，缺乏对于转变起点、终点和判断标准的明确界定(37)，但是它的理论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而且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蒋耒文曾于2002年在《人口研究》上发表文章，在国内首次介绍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38)。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国已经完成了经典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到更替水平之后延续着与欧洲国家同样的下降轨迹，目前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United Nations，2011)甚至更低的水平(39)，距“超低生育率陷阱”只有一步之遥。对此，虽然有学者做出了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的判断(40)，但并没有展开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如何解释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如何判断中国生育率变化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及技术进步并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欧洲，这种结构性、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将会给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人口行为带来怎样的影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等数据，实际上中国一些城市已经部分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4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会步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后尘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尽管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视野还没有涵盖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国家的低生育率现象，但是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分析工具对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很有裨益。运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观察当下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呈现特征，中国具备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些特点，也正在走向第二次人口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传递，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婚姻和生育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并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就人口政策而言，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视角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未来变化的长期趋势，从共同属性来观察特殊性，能够为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个科学的架构。
①Lutz,W.,Skirbekk,V.and Testa,M.R.,"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2006,pp.167-192.
②Lesthaeghe,R.and Van De Kaa,Dirk J.,"Twee Demografische Transities?" in Lesthaeghe,Ron & Dirk J.Van De Kaa,(ed.),Bevolking:Groei en Krimp,Deventer,Van Loghum Slaterus,1986,pp.9-24; Lesthaeghe,R.& Surkyn J.,"Cultur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4,No.1,1988.
③总和生育率1.5-2.1为低生育水平(low fertility)；1.3-1.5为很低生育水平(very low fertility)；而当降到1.3以下时，则是最低或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④Eurostat.Marriage and Divorce Statistics,Data from October 2011,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2012年3月10日最后访问。
⑤Lesthaeghe,R.,Neidert,L.,and Surkyn,J.,"Household Formation and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and the US:Insights from Middle Range Models,"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6,http://base.china-europa-forum.net/rsc/docs/household_formation and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pdf,2012年3月30日最后访问。
⑥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 2011,http://esa.un.org./undp/wpp/index.htm，2012年3月29日最后一次访问。
⑦Eurostat,Marriage and Divorce Statistics,Data from October 2011,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2012年3月10日最后访问。
⑧Caldwell,J.C.,"Three Fertility Compromises and Two Transition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Vol.27,No.4,2008.
⑨Kohler,H.P.,"Learning in Social Network and Contraceptive Choice," Demography,Vol.34,No.3,1997.
⑩Carlson,Allan C.,"The Fertility Gap:Recrafting American Population," Family Policy Lectures,Family Research Council Website,December 14,2005,pp.1-14.
(11)Thompson,W.S.,"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4,No.6,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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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Van De Kaa,Dirk J.,"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Vol.42,No.1,1987; Van De Kaa,Dirk J.,"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Revisited:Theories and Expectations," in Beets,G.et al.(eds.),Population and Family in the Low Countries 1993:Late Fertility and Other Current Issues,Lisse NL:Zwets and Zeitlinger,1994,pp.81-126; Lesthaeghe,R.and Surkyn J.,"Cultur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4,No.1,1988; Lesthaeghe,R.,"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An Interpretation," in K.O.Mason,and A.Jensen(ed.),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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