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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民众与政府之间有着一种后世所难以见到的独特关系，其突出体现，就是民众 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民众参与时政，一方面，表现为参政议政，进谏上言，如刘 邦始定天下，拟都洛阳，宫室已开始修缮，被征发的齐国戍卒娄敬恰巧路过此地，便想方设 法找到刘邦，向他陈述不应定都洛阳，而应进驻关中，“关而都之”。这位娄敬身为戍卒， 衣褐不完，求见皇上刘邦，纵论国政大事，而刘邦理所当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刘邦之后，此 类事例仍时而可见，如：主父偃，“家贫借贷无所得”，“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 九事，其八事为律令”[1](《主父偃传》)；朱买臣，常“艾薪樵”为生，服役时随上计吏 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1](《朱买臣传》)。民众与政府的独特关系，可见一斑。民 众参与时政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量的时政谣谚的创作与流传。这些时政谣谚涵盖之宽， 传布之广，对汉代政治与社会影响之大，是后世所不具备的。它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 政治风情画卷，以下我们分而述之。
一、“狡兔死，走狗烹”与民众对国政大事的关注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就缚于刘邦时疾呼：“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 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儿的“人言”，实际上就是流 传民间的歌谣。《韩非子·内储说下》中也记载道：“狡兔死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 ”这表明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这则民谚，而且已被政治家们所改造、应用。韩信所 说的内容，应当是这则民谣的原生态，是春秋战国经秦至汉初所口口相承、传诵过来的内容 。这反映了民间社会对国政大事的关注与预测。这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个重要传统。到两汉 时代，依然如此，而且，民众百姓的关注面也越来越宽，既有对国家政局的看法，又有对时 政大事的评判，甚至对于宫中宠幸、皇家内部争斗，也都能引起民间百姓的注目，并形之于 歌谣。
汉初之世，萧何为政，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曹参继任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 何约束”[2](《曹相国世家》)。为此，还和惠帝间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史记·曹相 国世家》记道：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 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 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 ，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 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 萧何贤?”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事实证明，曹参的这一政策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对此，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 ；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这是百姓对曹参为政的典型说明和公正评 价。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将篡汉自立，民间即有童谣唱道：“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 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1](《五行志》)这儿的“桂树华不 实”，桂，赤色，汉家象，此句指汉成帝无嗣，立其侄为太子；“黄爵”谓王莽也，王莽自 谓黄，故云。这则童谣显然经过了文人的润饰加工，几乎可以说是早期五言诗或者是五言诗 的先导。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众对时局的关心，对刘氏江山的担忧。
两汉之交，群雄竞起，更始与赤眉内争于关中，刘秀则到河北壮大势力，民众也敏感地预 见到政局的前景。有童谣唱道：“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3](《五行志一》 )
对于一些当时不得人心的割据者，老百姓也毫不客气，直接指斥。比如王莽末年，隗嚣据 陇西起兵，初附刘玄，任御史大夫；旋依光武，封西州将军；后又叛附公孙述，为朔宁王， 一度欲自立为帝，因此，天水一带即出现了这样一则童谣：“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 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3](《五行志一》)“蹇人”，谓隗嚣之跛足。这儿 ，老百姓们明白地告诉他，不得民心，不可能做乘龙天子。
类似的童谣还有一些。东汉末年，董卓称霸，百姓愤恨之极，于是便有《董逃歌》流传。 歌云：
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 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 绝，董逃；心摧伤，董逃。[3](《五行志一》)
这首歌谣恐怕流传很广，《风俗通·佚文》二十二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 禁绝之，死者千数。”董卓还将“董逃”改为“董安”，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民间甚至流传 了更愤怒的咒骂：“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3](《五行志一》)这儿，“千 里草”即为“董”字；“十日卜”为“卓”。这首歌谣采用字迷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董卓 的态度，预示了董卓必亡的政治命运。
就一般情况而言，谣谚中民众多是站在正统政府一边，指斥那些犯上作乱的篡权者。东汉 时期，州郡势力膨胀，地方官员尾大不掉，中央王朝号令不行，民间流传起了这样的谣谚： “州县府，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但 这不等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拥护正统王朝，对于王朝的黑暗面，也是毫不留情地指斥、揶揄 与嘲讽。桓帝时，国内不少青壮年甚至一些地方小吏被派往前线，致使田园荒芜，对此，有 一首流传很广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 具车，谁为诸君鼓咙胡。”[3](《五行志一》)武帝时，宠幸卫子夫，卫氏一门显贵，民间 即有了这样的歌谣：“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2](《外戚世家》) 成帝宠幸赵飞燕，百姓们也评论道：“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苍琅根。燕飞来， 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1](《外戚传》)这首歌谣借燕与赵飞燕同字，形象地暗示了 赵飞燕由得宠、作恶到最终身亡的命运。有些事情与百姓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百姓们并不 会 因此而作壁上观，仍是直抒心臆，作出相应的评判。如西汉武帝治淮南王罪，使其死于途中 ，于是民间便传出这样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2](《淮南衡山列传》)
二、刺贪刺虐与歌功颂德
在汉代的政治谣谚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对朝中大臣与地方长吏的评判。这里面，既有直接 的揭露与鞭挞，又有歌功颂德与阿谀奉扬，前者如西汉民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 灌氏族。”其背景则是灌夫依仗权势“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 为权利，横颍川”[1](《灌夫传》)。这实际上是民众对这位兼并横行者的愤恨与诅咒。又 如，王莽时，汝南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 当复，谁云者?两黄鹄。”[1](《翟方进传》)这则童谣是当时汝南鸿陂一带的民众对成帝时 丞相翟方进(字子威)决陂放水的抨击。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
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益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 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王莽时 ，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
歌功颂德者，如会稽百姓为徐弘作歌：“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奸宄空。”[3](《徐 弘传》)《太平御览》卷二六引《会稽典录》云：“徐弘，字圣通，为山阴县令，俗刚强。 大姓兼并，弘到官，诛剪奸桀，豪右敛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遗。”于是，百姓们便对其政 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上面我们讲到的阿谀奉承，在汉代民谣中实际上也不少见。比如，西汉冯野王、冯立兄弟 相继为地方长吏，均有治绩，被民众歌谣之。《汉书·冯奉世传》记道：“吏民嘉美野王、 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 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就歌谣本身看，像“政发鲁卫”、“周公康叔”之类的 言 辞以及歌谣的整体风格，显然不是乡间俚语，而是出自儒生手笔。《汉书》亦言，此是“吏 民”所作，实际是属吏或门客所为，显系阿谀奉迎。又如，东汉末年的皇甫嵩，在镇压黄巾 起义中杀人盈野，而且后来又与董卓相欢，他曾恭维董卓道：“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但明公 今日变为凤凰耳。”[3](《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对此人，《后汉书》本传中也记 有百姓歌谣：“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阿谀之状， 不言而喻，这也是其门人所为。
就两汉针对上下官员的民间谣谚而言，歌功颂德者与阿谀奉承者远过于刺贪刺虐者，尤其 是东汉时代，充斥于史乘的多是对地方长吏的颂扬与吹捧，其原因盖在于汉代民谣的特定作 用。
汉代继承了上古的采风之制，由采风而致乐府文学之发达。需要指出的是，汉代观采风谣 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考课官吏，也就是所谓的“举谣言”，如《后汉书·刘陶传》记道：
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吏、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 受取贿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 人。吏人诣阙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 。”其言忠切，帝以让戫、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谣言的考课功能。正如李贤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 之也。”《汉官仪》对举谣言的解释也十分清楚：
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逐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 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而衔枚。
民间歌谣对于官员治政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东汉光武帝时，“数引公卿 郎诗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3](《循吏传序》)；和帝时，“分遣使者，皆 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3](《方术·李郃传》)。其目的当然是考核官员，所以， 每当帝王“令三公谣言奉事”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狂者忧悸失色”[3](《蔡邕传》) 。一些不法长吏的作为，也曾通过民谣而传布四方，形成一种社会压力，如东汉末益州刺史 郗俭，即“在政烦扰，谣言远闻”[3](《刘焉传》)。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长吏为了博取名声，便要利用“谣言”为自己涂脂抹粉，这也就 出现了大量的歌功颂德与阿谀奉承之作。此类歌谣，除前引外，又如《后汉书·岑彭传》中 歌颂岑彭的舆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蝥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刘陶传》载歌 颂刘陶的谣谚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从这些歌谣背后，我们 能看到的多是那些幕僚门客们的影子，很少是老百姓的心声。这种现象与东汉选举制度的另 一侧面倒是异曲同工，平分秋色。东汉选举，以举秀才与察孝廉为两大主项，尽管秀才与孝 廉的标准早已定论，但在那些掌握着察举征辟大权的二千石长吏那儿，偏偏都是沽名钓誉者 的利市，所以，民间才唱出了这样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 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4](《审举》)这倒是民间社会的真实声音。
这也表明，尽管地方长吏们在粉墨铺路，编造民谣民情，但百姓们的真实声音是谁也代替 不了的。他们面对丑恶，面对黑暗，自然要抨击，要一吐心中怨恨。
东汉后期，宦官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人，专权持柄，势焰中天，据《后汉书·宦官 列传》所记：
(此四人)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 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 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对于这股官场黑暗，百姓们愤怒地刻画了四位权阉的嘴脸：“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 唐两堕。”这种声音，当然不会为他们所容，但又无法阻挡。
同样，对于那些真正勤于职守的循吏，百姓们也并不吝啬自己的歌谣。据《华阳国志·先 贤士女总赞》：“王涣，字稚子，
人也。初为河内温令，路不拾遗，卧不闭门。”因甚 有政绩，故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太平御览》卷六九五引谢 承《后汉书》曰：“秦护清廉，不受礼贿，家贫，衣服单露，乡人歌之曰：‘冬无袴，有 秦护。’”这些歌谣虽然简单俚俗，但的确代表了百姓的评判，也反映了两汉民众对政治的 积极参与意识。
三、官场素描与百姓心声
两汉民间社会关注时政大事、关注朝中大臣与地方长吏的作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也抱 有很大的兴致，尤其是官场风气、秘闻轶事，更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 民谣童谣。透过这些歌谣，百姓们表达出心中的倾向与爱憎，在一定意义上也起到参政议政 的作用。
在两汉社会，选官是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也是民众取舍的一个根本导向，所以，民间 对这一问题也就格外关注，适于这一问题的民谣也相对集中。如《史记·佞幸列传》中，司 马迁即言：“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这则谣谚也的确反映 了汉代官场中的一个侧影。那些恪尽职守、勤于吏事者未必得到帝王赏识，而庸如邓通的佞 幸之臣却可能平步青云。因此，虽然两汉王朝在大张旗鼓地举秀才、察孝廉，倡导礼仪孝悌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适得其反的事例仍然十分多见，这是封建政治使然。对这一现象， 西汉后期的民谣已开始嘲讽。比如，贡禹即在上书中引俗语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 ；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其背景则是“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 ，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1](《贡禹传》)。到东汉时代，选举不实 更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章帝建初元年诏书云：“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 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3](《章帝纪》)公府州牧们不仅垄断了 察举权，而且还可以自行辟除掾吏，垄断了征辟权。他们举亲辟故，不计被选举人的德与能 ，只是为发展个人势力，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选用泥沙俱下，难得良材 ，对此，前引东汉民谣有十分形象的揭示，这就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4](《审举》)
东汉末年，还出现了这样一则政治逸闻，据《后汉书·献帝纪》云：
(献帝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 … 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 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这显然是把选贤任官当成了政治玩笑，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老百姓当然不会放过， 刘 艾《献帝纪》引其歌谣道：“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 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不冷不热，亦庄亦谐，那些皓首补郎者听后，不知作何感想 。
选官如此，东汉官场的吏治与风气也可以想见，一些庸官赘吏往往成为百姓嘲讽的对象。 如东汉胡广，字伯始，性格温和谨素，常逊言恭色，遇事唯唯，所以民间有谚：“万事不理 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后汉书·胡广传》注云：
质帝崩，(李)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 ，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义。
这则民谚当然由此而发，但民众之所以给他冠上“万事不理”、“天下中庸”两项桂冠， 其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位人物几可称东汉为臣第一人。《后汉书》 本传云：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归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 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在东汉政坛中，外戚、宦官交相秉政，险象环生，胡广不仅自保有余，而且还获此殊遇， 其奥妙就在于民谚所言“万事不理”与“天下中庸”。民众的眼光是十分犀利的，一眼就看 穿了东汉官场的症结所在。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东汉后期，汝南太守委政于功曹范滂(字 孟博)、南阳太守成瑨亦委政功曹岑眰 (字公孝)，两郡的百姓便唱出了这样的谣谚：“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对此事史家多 有 美誉，但这的确告诉我们东汉官场的不正常的现象。
以上百姓们所吟诵的谣谚，可以说是参政议政的一点细微遗存，但由于是田舍里闾的谈资 ，对百姓自身的利益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这些谣谚也都显得比较诙谐、轻松。然而 民众所关注的远不止于此，对于关乎他们命运、他们生存的官场黑暗与现实的苦难，他们更 要形之于谣谚，借助于谣谚表达自身的意愿，反抗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苦难，这是真正的对 政治生活的关注。
《汉书·路温舒传》曾记其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对于当时治狱之吏的苛暴多有揭露，其 辞曰：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 ，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 之风，悲痛之辞也。
至东汉时代，百姓们所指摘的已不仅仅是狱吏，他们甚至喊出：“县官漫漫，冤死者半。 ”[5](《佚文》)对于朝中的曲直颠倒，是非不明，他们照样抨击不误，如谣曰：“直如弦 ，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3](《五行志一》)把东汉王朝的黑暗和盘托出。
到了桓、灵时代，东汉王朝从上到下已腐败不堪，贿赂公行，政以赂成。民众们把这些政 治的黑暗统统编成谣谚，他们唱道：“城上鸟，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 ，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梁。梁下有悬鼓，我 欲击之丞卿怒。”[3](《五行志一》)对这则童谣，《后汉书·五行志一》解释道：
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鸟，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 “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 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将崩 ，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 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梁”者，言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 舂黄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 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这则童谣显然经过文人的加工与润饰，但百姓们通过吟唱，同样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
对于社会现实中的苦难，民众们同样是不平则鸣，一鼓咙喉。如《后汉书·五行志一》记 道：
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黄，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 ，君具车，谁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 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 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谁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 咽语。
更为可贵的是，两汉时代，民众不仅通过谣言表达出自己对社会黑暗的不满，而且还通过 谣谚呼唤民众，组织民众，共同反击黑暗，挣脱苦难。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就是利用谣谚 组织起义的，这就是著名的民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3](《 皇甫嵩传》)面对贪官污吏与朝廷对民众的镇压，民众们又唱出这样的歌谣：“发如韭，剪 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6](卷九六引崔寔《政论》) 这是真正的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以谣谚表达自己对政治与社会的感受，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但较之后世，尤 其是两宋以后，两汉民众的参与意识似乎更为突出。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时政谣谚既有对国政大事的评判，又有对地方官吏及 朝中奸佞的抨击，还有对循吏良牧的颂扬，也有一部分是直抒胸臆，喊出心中的愤懑与感受 。这种颇为浓厚的参与意识来自何处?我们一方面可以到上古原始民主遗存那儿寻根求源， 另一方面则应当看到，两汉社会各阶层间对民谣民谚有一种难得的“谐振”，官方有“观采 风 谣”、“举谣言”，大臣上书也每每在行经据典之外将民谣民谣也引入其中；上层人物可以 借民众之口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民众也可以借谣谚之传播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一个 富有特色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