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既是泛滥的也是缺失的理论既是丰富的也是匮乏的——2004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匮乏论文,缺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点提示
郑伯农：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除了专业素养的提高外，还应当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有敏感的体察。
陈福民：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带来的大众文化，传统的理论和批评的秩序破碎了。
吴秉杰：文艺批评和读者的阅读有很大差别，大量的文学现象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
季红真：我觉得这些年的文学批评要强于上个世纪80年代。
杨少波：现在是做理论最好的时机。
文学理论与批评面临新的变化和形势
郑伯农（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很快。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理论批评的着眼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文学上的问题必须放到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对我们的理论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除了专业素养的提高外，还应当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有敏感的体察。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传统的秩序认为，在从理论到批评、创作这样一个文学链中，理论对批评有指导意义（批评是理论体系的实践版），批评对创作有指导意义。这个秩序是在文学教育、文学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理论和批评的秩序破碎了。这就牵涉到文学理论体系的合法性以及它本土化资源能不能有效化解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这个大问题出现以后，批评基本上就变得无所适从了。我们依据文学史所形成的批评准则和尺度，在今天遇到了巨大困难——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带来的大众文化，占据了所有的文学经验，原有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不足以应对我们所感受到的直接的经验。这个时候我们说批评家失语了，其实我们很难体会批评家的处境。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为什么大家对理论批评不太满意。我觉得主要是现在图书市场热销的人部分都是大众文学作品，但我们对它没有什么研究。比如说，“80后”的作品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共鸣性，虽然他们写的东西可能缺乏历史感，可能生活上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整体的艺术精神、人物形象跟我们所说的先锋小说非常类似，理论批评关注却不够。我们评的一是所谓的纯文学，另外是具有先锋探索意义的作品，但我们的批评和读者的阅读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大量的文学现象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
季红真（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我个人很欣赏文化研究，它使我们在文学无所作为的时候能够略有所为。比如农民问题，在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小资的问题也同样是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复杂。现实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空间，也是一个制度的空间，同时还是一个语意的空间。处于这样的空间，作家个人的社会存在必然影响到他对现实的一些看法。关于批评的现状人们非议很多，我的看法不同。比如说炒作，在西方，文学批评就是起源于商业炒作，不应该看得太悲观。我觉得这些年的文学批评要强于上个世纪80年代，80年代是一个寻求突围的时代，90年代的批评倒可以从容不迫地做自己的事情。关于西方话语和本土化问题，也不要截然对立地去看。我们应该找到本土的理论资源和外来的理论资源的契合点，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打通”，不要截然对立。
杨少波（《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好的理论文章，我觉得才是真正在探讨一些精神的边界、精神的险峰、精神的有无人地带等问题的。现在是做理论最好的时机，因为所有大的风潮、思潮都没有能影响我们单个的人，每一位个人都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自主的选择。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时代对我们理论批评家个人的自律要求更高了，单个的理论家肩负的责任可能会更重大。有很多文艺理论所探讨的问题是社会科学不能够完成和不能够涵盖的，人们的情感中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人们应该建立一个情感的规则，我们的理论家通过跟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相互磨合、相互应对和相互迎合，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规则，他们可能就是下一个时代的预言者。
要点提示
李炳银：当下理论批评最大的缺陷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旗帜和主张。
牛玉秋：我们现在理论批评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隔膜。
李建军：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明显脱节。
方宁：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种状态，批评既是泛滥的也是缺失的，理论既是丰富的也是匮乏的。
张志忠：当代文学批评很难进入课堂。
针对“批评”的批评
李炳银（中国作协研究员）：当下理论批评最大的缺陷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旗帜和主张。作家写了一个东西，文艺评论就一窝蜂上去，其实和各种各样的炒作没什么两样。正常的文学批评应该有它的主张或者旗帜。文学存在和群众、社会隔膜的问题。这些年报告文学和80年代相比，声势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报告文学每年都有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作品。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社会的参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通过自己的作品，在生活中发表自己的声音，来表明自己对世界、对矛盾、对人物的一种看法。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作家既缺乏自己的声音，也缺乏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精神，更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往往被许多现象所左右。现在总说文学批评失语、缺失，其实不是——每天报纸刊物都有这类文章发表，其实真正缺失的是批评家自己的声音，自己明砚的主张。
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西方话语与中国体验的错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同时，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明显脱节。我们谈起古人甚至谈起鲁迅乃至现代作家，都会觉得这被认为是一种观念滞后、缺乏创造力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
方宁（《文艺研究》主编）：我们应该加强批评实践的建设，特别是在这个批评缺失和理论匮乏的时代——说理论匮乏实际上也不尽然，因为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西方理论的资源。这些年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理论，包括文学、哲学、批评、文化、美学的，虽然资源丰富，但是能真正解决当下中国文学艺术理论问题的却还没有找到。
另一面则是批评的泛滥——这种泛滥是各种各样以批评的名义做其他事造成的，严肃意义上的批评很少。很多人一讲到批评就躲开了，真正严肃的学术性的批评太少了。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种状态，批评既是泛滥的也是缺失的，理论既是丰富的也是匮乏的。我们现在的理论缺少对人的精神方式和精神生活的关注，所以就逐渐边缘化了。今天讲理论建构不仅应该解决学理、经验、观念等层面的问题，更应该关注文学批评规律的研究。
牛玉秋（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我们现在理论批评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隔膜。批评家连作品都不看，却能进行工作。还有就是批评家的个人趣味和批评标准的问题。批评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趣味。一个普通读者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作品看，不喜欢的理都不理，但批评家不能，批评家不能以个人趣味为标准。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如果非常狭隘，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有的批评家只看先锋作品，这种态度本身是有问题的。“80后”已经成长起来了，接着连90年代都已经开始进入文坛了，这些现象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范围。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教授）：“80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但是现在要么是广告式的炒作宣传，要么是很多人不对它发表意见，这样就只剩一种叫好的声音。“80后”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并不完全是倚小卖小，自我放纵。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现象成为批评的空白或者缺失。同时，理论建设的本土化和本土资源的发掘值得关注。我觉得我们现在文学理论的现状是对西方的理论比较关注，但对本土的东西却缺少尊重和理解。长此以往，总也没有自己的中心。另外现在当代文学批评很难进入课堂，大学课堂里讲当代文学，最多讲到9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学都没有列在其中。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理论如何和批评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批评要建立在一种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理论表面上资源很多，但是如何真正变成自己的理论，真正与本土经验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王强（中宣部文艺局电影处副处长）：我谈四个问题。第一，文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文学创作在时尚化、边缘化、口语化、散文化、纪实化、世俗化甚至低俗化这样一种趋势下面，还能为优秀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做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一种媒体化、口号化、课题化、核心刊物化、红包化的形式下，还能为先进文化的建设做些什么？
第二，我们文学创作的资源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有不少人是在解构经典，有的甚至在写读碟小说，我们的原创性在哪里？我们文学创作的根在哪里？是不足成了无根的浮萍。
第三，直面现实的小说被边缘化，这样的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现在我们的社会正进入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社会的变化是纷繁复杂的。面对这样一个丰富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文学家选择绕着写。而直面现实的小说是不是有一种被边缘化的倾向？第四，如何看待和认识网络的一代。他们的创作里有大量时尚的语言，甚至还出现了短信小说。我们的文学不能只是欲望的宣泄，它还应当是精神的慰藉、品格的提升和人生的引领。
要点提示
李建军：重新进行学术扎根，重建基本尺度和普世标准，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和良性的关系形态。
阎晶明：批评家除了从总体上对理论批评进行反思，还应当把自己的困惑，自己的责任带进来。
梁鸿鹰：批评界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
张德祥：批评应该面向大众说话。
改善“批评”的建议
李建军：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学术扎根，摆脱拔根状态。现在我们没有根，只从别人那里采一些半青不熟的果子，赖以生存，这是一个很有危机的问题，我们要摆脱我们的生存、我们的体验被西方的话语所遮蔽的尴尬现状。如何面对西方话语，表现出我们必要的信心，对传统文学保持崇敬，重建中国性话语，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重建基本尺度和普世标准。所谓自然写作、身体写作这样荒唐的口号和旗号，在文学上是反基本标准和普世尺度的。我们丧失了判断文学的基本尺度，比如怜悯、人性、人道主义、善良、同情，文学作用于人的灵魂，这一点正像文化意义上英国18、19世纪文化批评学家所确立的“文化使人变得文明、高尚”的理念。体验资源的贫乏导致小说文体上对基本规范和常识的一种蔑视或者说是一种践踏。小说就是写人的，写人物的心理性格以及人物性格赖以展开的环境的，这一切需要情节、细节，需要构成小说那些很本质的东西，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尺度。我觉得重建文学标准和普世尺度，去衡量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群、人种，不同样式的小说文本，判断才有可能是可靠的。
第三，要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和良性的关系形态。现在很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说好话可以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双重快乐。但我觉得快乐之上还有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真理和事实。如果大家尊重真理和事实，我想彼此之间的话语交锋会带给我们更为深刻的快乐。我们必须确定批评就是对抗，就是显示彼此力量的一种正常的对抗，不要让批评变得那么脆弱。面对文学，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虔诚的态度。
范咏戈（《文艺报》常务副总编辑）：建立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的体系，整体目标应该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文艺学的体系，对抗强势文化。
阎晶明（中国作协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批评家除了从总体上对理论批评进行反思，还应当把自己的困惑，自己的责任带进来，这样更有说服力。我觉得批评家在批评标准、尺度方面遇到问题有时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矛盾。比如如何处理酷评名家与热情推荐新人的关系，是否需要说明标准不同？还有，面对创作总体时的冷峻和评价个别作家时的赞赏态度之间，是否也有一个尺度问题？面对文学经典和当前文本时，我们的评判规则究竟摆在怎样的高度——传统经典是一种文学法则还是参照物？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对当下文本的评价基调。
丁亚平（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我通常把批评分为正统的批评、商业的批评、学术的或者说文学的批评。我希望能通过多种方式塑造或者说制造我们的批评家甚至批评大师。因为在我印象中，现在跟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比，批评大师或者说批评大家有点自我消解了，有点见不着了。不应当把作家、批评家和“出版商”截然对立，大家应有共同的追求，
梁鸿鹰（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处长）：文学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仍然受到了应有的关注，我们围绕它做一些事，说一些话，是有责任和自豪在里面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比较热衷的，或者说批评家比较关注的东西，是不是正好是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呢？群众关注的东西也许我们批评家不关心，批评家关心的东西群众又觉得隔靴搔痒。我们写的东西应当和我们的文化、社会进步以及文化积累有关系。我们不妨留心一下普通读者对文学的看法，批评界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
张德祥（中国电视家协会研究员）：理论是很专业化的，但批评应该面向大众说话。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文体本身需要改革，如果还是这样一种文体，我觉得根本无法面对大众，无法参与社会话语的对话。真正的失语一方面是理论批评的价值建构存在问题，第二就是我们的话语方式和时代是脱节的。文学的概念需要扩大，文学不能仅仅限制在一个平面媒体上——现在的短信读者要远远多于读小说读散文的人，再比如，电视传播的也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学没有根本的区别。
要点提示
雷达：关于都市经验和乡村经验转型的问题、欲望化描写的问题、世俗化潮流等。
贺绍俊：对文学精神内涵的思考、关注新移民文学、大众文化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化研究问题。
陈汉萍：近期的理论批评界，现代性讨论正在走向深入与清晰化。
值得关注的问题
雷达（中国作协研究员）：当今文学审美趋向，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关于都市经验和乡村经验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并不是说写农村的作品少了，但是从文化或文学总的格局来看，都市的价值、都市文明的价值以及都市经验都写得越来越漂亮了，乡村的价值只是作为都市价值的附庸而存在。这个情况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
其次是欲望化描写的问题，欲望化描写在今天很突出。不可否认，它和我们的信仰、道德和理想有很大的冲突。而且当代文学也没有从文学本身、精神纬度方面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其他如世俗化潮流、解构历史、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在文学中的作用问题、书写风格变化等等问题，都有探讨的必要。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坚持本土化叙事非常重要。中国文学有自己非常伟大的传统，但是和世界文学比较起来，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贺绍俊：有一些理论批评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对文学精神内涵的思考，从理论层面来反思文学的本质问题很受关注。在欲望化不断膨胀的背景下，文学精神内涵越来越单薄的现象需要研究。第二，应当关注新移民文学。这和一个大的文化交流背景是有关系的。很多人在国外，他们用华文写作，表达两种文化冲突交融的新的文学经验，给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内容。第三，大众文化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化研究问题。今天的大众文化是谈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社会以后的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和文化产业紧密相关的。只有在这个背景下谈，才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大众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实际上文学也要受到大众文化潮流的冲击，我把它概括为文学的四化，分别是文学生产的明星化、文学叙述的类型化、文学意象的符号化和文学消费的时尚化。我觉得文学不能困守在象牙塔里，坚守所谓的纯文学，它必然受到大众文化潮流的冲击。
陈汉萍（《新华文摘》编辑）：近期的理论批评界，现代性讨论正在走向深入与清晰化；同时，文学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比如对“纯文学”的讨论，对80年代结构探索和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反思，第三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日常化，等等。这些都有一种价值的转向和重估，这是批评界值得关注的一个走向。
要点提示
李炳银：应该给它适当的批评。
雷达：他们确实有一些新鲜的东西。
贺绍俊：对“80后”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给我们带来新的审美经验。
关于“80后”
李炳银：“80后”的作品销量很大，但是这些年轻的作者生活阅历比较浅，很难写出厚重的作品。他们更多的写在酒吧里喝咖啡的痛苦，这种痛苦也是真实的，是那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情绪的状态，可以引起同一代人的共鸣。但是如果从长远、从更大意义上来看，还是应该给它适当的批评。现在书的销量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太片面了。
雷达：“80后”写作现在炒得很热。其实他们的写作一般是他们在都市里的流浪经验、漂泊经验和以性为中心的生活体验。他们和我们六七十年代的人的确有距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确实有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么青春小说的资源到底有多少，有多深，有多厚，能维持多久，在民族文学中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贺绍俊：“80后”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客观现象，他们起步比较早，对他们来说，搞文学，不是一个罪过。对“80后”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给我们带来新的审美经验。现在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格局是很不一样的。中短篇小说更多地保留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长篇小说进入市场后就更容易被大众文化的潮流所左右。我们更应该关注中短篇小说，当然这不是指单个人单个作品的研读，而是指进行综合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