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市场配置与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造业论文,地理论文,行政论文,地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地理集聚是指同一个产业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部门所需的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聚集的一种经济现象。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产业集聚是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必然现象，其形成的微观机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企业生产的规模效应逐渐凸显，规模报酬激励企业间的合并和收购(M&A)，这是产业集聚的动因。随着产业集聚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要素市场的外部性逐步形成并强化，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成本下降，从而产业集聚扩大和深化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满足；当产业集聚动因在产业集聚条件得以满足的前提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就会实现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三者的良性互动，而由此引发的消费者需求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集聚趋势。总之，产业集聚是在规模外部性、金钱外部性与知识外部性等市场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些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也在加强。
但是对于我国中部地区来说，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出现了高速持续的增长，但产业集聚水平并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以至于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论及，如陈宣广和张可云(2007)通过比较中部六省1991～2003年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发现中部六省除山西省外产业结构高度相似。[1]周阳敏(2012)在关于中部地区产业分布的研究中指出中部地区产业分布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许多产业在中心城市集中却没有辐射到外围，另一方面存在着产业集聚程度很低的县域经济，区域内产业间横向和纵向联系不大。[2]赵玮等(2006)则指出中部地区虽然局部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但总体上产业集聚水平不高，进而影响了城市化水平的发展。[3]
在可能影响中部地区产业地理集聚的因素中，有两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是行政垄断，一个是市场配置。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进行限制或排斥，进而造成市场的非整合状态。行政垄断的具体表现有两种：一是地方保护，主要含义是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通过行政手段妨碍和限制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进行公平市场竞争。二是市场分割，主要含义是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利益通过行政手段限制本地生产要素和外地生产要素在本地市场内部自由流动，从而造成本地市场的相对独立。所谓市场配置因素是指某个特定地区具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以及金钱外部性、规模外部性等区域外部性，企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会根据这些因素自己决定其建厂投资的位置，随着属于同一类或相关联的产业的企业逐渐集中投资在某个地理区域内，产业在该地区的地理集聚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行政垄断和市场配置是影响产业地理集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一个是以计划经济和政府垄断为基础，一个是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然而对于目前还在转轨期的中国尤其是改革处于攻坚期的中部地区来说，恰恰是这两种因素都极有可能同时在影响着地区内部产业地理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为了全面解释中部地区产业地理集聚水平难以发展的原因，我们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1)中部地区当前的产业地理集聚水平发展情况如何，如何测量其发展水平？(2)行政垄断和市场配置因素分别对中部地区的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如何？(3)具体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涉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对前两个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对近年来中部地区制造产业集聚的测量和变动趋势分析；第四部分是关于行政垄断和市场配置因素对中部地区制造产业地理集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二、相关文献综述
从目前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把地区性行政垄断看作是影响我国产业集聚水平变化的重要因素。目前学者们关于行政垄断对我国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消极派。消极派认为行政垄断是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消极因素，行政垄断的力量越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越低。Young(2000)是最早将中国产业的低水平集聚和行政垄断联系起来的学者之一，他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产业中五大行业在不同省份之间的产值分布，发现我国省份与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重复现象，而且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趋同趋势比改革前更快。[4]Young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和财政分权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贸易战”等行政垄断手段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从而获得租金。遗憾的是，在文中Young并未从计量上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和省际产业结构低水平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而是通过不同的案例(anecdote)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说明，因此其结论的稳健性和有效性值得商榷。Naughton(2003)、Poncet(2005)在Young的基础上运用不同计量方法研究我国行政垄断和产业集聚低水平之间的关系，最后都得出了和Young类似的结论，即认为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垄断阻碍了我国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行政垄断是影响我国产业低水平集聚的主要原因。[5－6]二是折中派。折中派认为行政垄断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消极的，行政垄断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地区产业集聚也有积极意义，行政垄断与产业集聚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随时间而变的关系。白重恩(2004)利用中国1985～1997年间29个省32个行业的数据得出了与young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的实证结论表明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专业化水平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代表的行政垄断力量对于提高区域间产业专业化水平具有积极作用。[7]张军(2008)从我国政治晋升制度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竞争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在肯定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可能造成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的同时，作者也指出基于政治晋升制度的地区间相互竞争对于加强地区间贸易依赖程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8]胡向婷和张璐(2005)则通过构建厂商投资模型分析行政垄断对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是多重和复杂的：一方面地方政府会通过人为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提高地区间贸易成本，从而造成产业低水平集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趋于理性的直接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间产业的专业化，也就是产业的高水平集聚。[9]于林和于良春(2010)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行政垄断对当地经济的不同影响，他们的实证结论证实了他们提出的两个假说：(1)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联，在行政垄断较低的时候，加大行政垄断力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但超过一定范围后行政垄断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进程。(2)在经济开发程度越高的阶段，行政垄断带来的收益越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大。[10]
除了上述有关行政垄断对我国产业集聚影响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市场配置因素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比如金煜等(2006)从新经济地理理论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容量、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等因素都会影响我国的工业集聚。[11]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研究表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对我国产业集聚都有显著的影响，说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发展都具有解释力。[12]陈继海和唐翌(2003)具体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模式，将其分为计划型集聚、政府扶持型集聚和市场型集聚三种类型，作者提出我国的产业集聚应该沿着比较优势依靠市场配置的力量得以发展。[13]
上述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我国产业集聚水平变化的原因，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把行政垄断力量和市场配置力量放到一起考虑它们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对此，贺灿飞(2009)指出，理解我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及其变化必须考虑我国的转型化背景。[14]他认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市场化是指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市场体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全球化是指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在开放条件下，我国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发展会受到国际相关因素的影响。分权化主要指在地方政府分权和财税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更多地获取经济租金，提高财政收入，会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对当地经济实施干预，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和发展。贺灿飞(2009)提出的研究框架对于本文关于中部地区产业地理集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4]即在研究中部地区产业地理集聚的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行政垄断和市场配置力量，两者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部经济来说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在贺灿飞(2009)的研究基础上，[14]通过搜集2003～2010年间我国中部地区吸引就业人数最多的前19个二位数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反映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力量和市场配置力量的四个变量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它们对于中部制造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影响。
三、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度量与考察
(一)研究对象界定
在1995～2010年间，制造业是中部六省份(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吸收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同时是中部地区产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产业，国务院09年通过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把制造业作为中部地区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因此本文把制造业作为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研究对象。本文选取了2003～2010年间中部地区年平均就业人数最多的前19个二位数制造业子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分别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本文采用的所有行业划分标准以200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GB/T4754－2002)为准。
(二)中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测量
本文采用EG指数测量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实际上，EG指数是一个关于空间基尼系数的修正指标，用于反映某个产业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部的集聚情况。Krugman(1991)最早在研究美国产业集聚的过程中计算了美国三位数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15]其公式为：
代表i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
代表i地区全部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空间基尼系数反映了该地区某产业就业水平与全部产业平均水平的差距，系数越大说明产业布局越不平均，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Ellison和Glaeser(1997)指出空间基尼系数由于未考虑企业的规模差距，有时不能准确反映产业集聚情况，应该从企业规模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角度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修正，进而他们提出了EG指数，[16]其计算公式为：
EG指数描述了某产业(假定为a)在某地理区域的集聚程度，该地理区域可划为N个子区间，
代表产业a在区间i的就业人数占产业a在整个区域就业人数的比重；代表区间i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区域就业人数的比重；
表示的是产业a在整个区域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
表示产业a中的企业j产值占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与空间基尼系数一样，EG指数也是正向指标，指数越大说明该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水平越高。
根据EG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把中部地区分为6个子区间，即分布在中部地区的六个省级行政区。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无法获得产业内不同企业的规模分布，因此本文采纳了吴三忙和李善同(2009)提出的赫芬达尔替代指标计算中部地区的HHI的方法。[17]赫芬达尔替代指标假设每个区域内的每个产业分布的企业都具有相同的规模，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代表产业a在区间i的总产值，
代表产业a在区间i分布的企业个数。本文对上述指数进行了调整，将产值指标替换为就业人数指标，一方面是保持EG指数计算方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保持了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
EG指数一直都没有统一的比较标准，但Ellison和Gleaser(1997)对EG指数对应的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分类：当指数小于0.02的产业一般处于低水平集聚水平；指数在0.02～0.05区域的产业被认为处于中等产业集聚水平；指数大于0.05的产业被认为具有较高产业集聚水平。[16]根据国泰安产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本文计算出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子行业产业集聚指数，并按照Ellison和Glaeser的分类方法，将中部地区制造业二位数子行业2003～2010年间的平均EG指数进行分类，具体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三)中部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变化趋势和特征
从上述分类结果和图形趋势中我们可以发现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具有以下特点。
1.从产业地理集聚发展的平均水平角度分析，在2003～2010年间，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大都处于中低水平集聚。EG指数显示，在中部制造业的19个二位数子行业中，处于高水平集聚的行业仅有5个，而将近75％的行业都一直处于中低水平集聚。
2.从产业地理集聚发展的时间变动趋势分析，中部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整体处于下降的趋势，产业集聚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从EG指数的计算结果看，2010年在中部19个二位数制造业之中有13个产业的EG指数低于2003年的水平。2003年中部地区二位数制造业的平均EG指数为0.073，而2010年中部地区二位数制造业的平均EG指数为0.058，比2003年降低了21％。
3.从不同产业部门的集聚水平来看，可以发现中部地区具有高集聚水平的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不高。如表3所示，仅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共5个二位数制造业的EG指数超过0.05。这些行业中除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认为，这些高水平聚集的制造业大多为中部地区在计划经济时已经成型的行业。如中部地区资源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水平集聚与山西省的产业布局有很大关系，因为从“一五”时期以来山西就一直作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其煤炭焦炭加工业产值一直占全国总产值的五成以上。这也说明区域初始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影响很大，高水平集聚行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禀赋条件。
四、中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
结合之前的论述，为了更好地揭示不同要素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影响，我们通过构建一系列代表政府行政垄断和市场配置的变量，结合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不同要素在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我们构建了以下变量集合。
1.行政垄断变量集
行政垄断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或排斥，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力保持对市场排他性独占的一种政府行为。国内一些学者通过一些指标(如国有资本、利税总额、行业增加值、行业就业人数)从侧面反映行政垄断的程度(白重恩等，2004；余东华，2008；余东华和王青，2009)。[7,18－19]这样处理数据的逻辑在于政府会倾向于对具有一定特征的企业实施行政垄断行为，比如政府对于国有化程度较高或者行业利税程度较高的企业进行行政垄断从而获取租金，不少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一点。①本文沿用这一思路，建立反映中部地区制造业行政垄断程度的变量集，变量集主要包括三个变量。
(1)行业利税比重(tax)，主要是指中部地区各个二位数制造行业每年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占所有制造行业利税总额的比例，行业利税比重越高的企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能带来的租金越高，因此受到行政垄断的影响越明显。该指标计算资料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截面长度为19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8年。
(2)政府财政收入比(revenue)，这个指标主要表现了中部地区地方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比越高说明政府对制造行业的潜在影响能力越强，行政垄断的力度越大。该指标计算资料基于2003～2010年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统计年鉴，截面长度为1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8年。
(3)国有资本比重(gov)，这个指标主要反映中部地区各个二位数行业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国有资本比重越高说明行业的国有化程度越高，也越容易受到地方政府行政垄断的影响。具体计算方法是各个行业每年国有资本与实收资本的比值，资料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截面长度为19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8年。
2.市场配置力量变量集
根据学者们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产业在地理集聚过程中受到市场配置力量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的外部性：金钱外部性、规模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贺灿飞(2009)在研究中国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变量反映上述三个外部性的程度。[14]本文在他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反映中部地区金钱外部性、规模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的变量集，希望通过这些变量全面表现市场配置力量在产业地理集聚过程中的影响水平，具体论述如下。
(1)金钱外部性。金钱外部性是指企业不断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生产要素和产成品价格的变动通过企业间生产关系的上下游联系对其他企业的发展造成的积极影响。行业间的上下游联系是构成金钱外部性的重要特征。本文选择行业间联系(inter)和行业内联系(intra)两个指标作为反映金钱外部性的变量集。具体计算方法为：
其中，
代表行业i对自己的中间投入；
代表其他行业对行业i的中间投入；代表行业i的中间投入或总投入水平。由于关于不同制造行业的中间投入数据有限，本文选择目前最新的2007年全国分地区投入产出表作为计算依据并代入各年份当中，该指标截面长度为19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1年。
(2)规模外部性。规模外部性主要指企业通过规模经济对其他企业发展形成便利条件，从而促进行业地理集聚水平提高。本文选用2003～2010年中部地区二位数制造行业的资产规模(capital)和就业规模(labor)作为反映规模外部性的指标。其中资产规模通过各个行业历年资产总值与整个制造业资产总值之比得到，就业规模通过各个行业历年年末就业平均人数占整个制造业年末平均就业人数的比值得到。统计资料来自历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变量截面长度为19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8年。
(3)知识外部性。知识外部性主要指企业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其他企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知识外部性是促进其集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中部地区各个行业历年的新产品销售比重(newprod)和科技从业人员数(tech)指标反映中部地区制造行业的知识外部性水平。其中新产品销售比重由各个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历年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相比得到，科技从业人员数由各个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历年科技活动人员数得到。统计资料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截面长度为19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8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这部分的数据存在缺失，本文依据线性内推法和外延法对缺失的数据进行了替代。
3.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更有效地反映行政垄断力量和市场配置力量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引入出口交货额(import)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对于制造行业来说，出口交货额越大的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越大。贺灿飞(2009)的研究也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越容易出现地理集聚，[14]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对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作用。本文选择2003～2010年中部地区二位数制造行业每年出口交货额水平作为反映行业全球化程度的指标，统计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截面长度为19个样本点，时间长度为8年。
综上所述，本文模型涉及的变量以及变量的含义如表4所示。
(二)模型设定
为了在消除变量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尽可能提高模型的有效性，减少方程遗漏变量的可能性，本文通过以下措施对模型设定进行约束：对于相关关系显著的变量，在模型设定时通过两者的乘积项代替各自变量，从而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于相关度不显著的变量都会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中，以提高模型的解释效力；控制变量始终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中。根据上述条件，本文最终设定了如下(1)～(8)式作为研究行政垄断和市场配置因素对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影响的实证模型，其中i表示不同二位数制造业个体，t表示时间。
(三)基准模型分析
本文选择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上述8个模型进行回归，并以此作为基准模型分析的基础。具体回归策略为，首先对计量模型进行Breush and Pagan卡方分布检验，若通过检验则选用OLS混合估计方法回归，若未通过则进行huasman检验，通过检验值决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此外，为了避免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模型中所有参数的估计都经过稳健标准误的修正。表5显示了上述所有8个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变量的估计参数都十分显著。这表明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力量在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影响。从回归参数来看，无论是利税比重(tax)、财政收入比重(revenue)，还是它们与国有资本比重(gov)的乘积项的参数估计值都比较显著。尤其在引入了国有资本(gov)的乘积项后，参数估计的绝对值提高很多而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都反映了在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地理集聚过程中，政府行政垄断的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不同行政垄断变量的估计参数符号不同，利税比重变量(tax)的估计符号显著为负，而财政收入比重变量(revenue)的估计符号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行政垄断力量对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影响不是单向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的关系。与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行政垄断力量只会对产业集聚造成负面抑制作用不同，这里的实证结论表明政府通过行政垄断会对产业集聚发展不但具有抑制作用，而且也具有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虽然目前地方政府出台行政垄断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租金，但是它们已经不像有些学者所说还是通过人为设置市场壁垒、争夺生产要素等方式来实现对制造业的行政垄断。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近些年中部地区六省的贸易壁垒实际上在逐渐减少(白重恩等，2004)，[7]地方政府更多是通过出台相关产业规划和产业优惠政策扶植、发展符合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本土产业。这些产业规划大多遵循了当地资源禀赋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导向的方向相符合，因此这些行政垄断措施的结果不但不会在中部地区形成产业结构同构化的分散产业集聚模式，相反可能会加快中部地区产业根据市场导向原则形成地理集聚。而模型中revenue变量和gov×revenue变量的参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结论恰恰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tax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传统行政垄断手段(如对外地企业征收高额税费)会限制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提高。
3.从反映市场配置力量的三个外部性变量而言，金钱外部性相关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且具有正向积极的影响。这表现在行业间联系(inter)与行业内联系(intra)变量的乘积项的估计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规模外部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是很显著，除了反映就业规模的labor变量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之外，其他变量的估计参数都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可能与本文样本选择有关，本文选择了中部六省二位数制造业中年平均就业人数最多的前19个行业作为研究样本，这些行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于资本规模而言，就业规模表现出的外部性对这些行业的产业地理集聚影响更加有效。同时就业规模变量的估计参数绝对值很大，符号为正，这说明就业规模外部性对中部制造业地理集聚发展有很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最后，知识外部性对中部地区的产业地理集聚影响也不显著。表现在反映知识外部性变量的科研活动人员数(tech)和新产品销售比重(newprod)的估计参数都没有通过10％以内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与贺灿飞(2009)关于中国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14]对此贺灿飞的解释为：(1)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对工业化进程具有战略性作用的高技术产业，政府的保护使得研究开发型产业在省区层次分布比较分散。(2)对于知识外部性而言省级的空间单位太过大略，如果能够进一步细化空间单位，那么知识外部性的影响将会更加显著。本文认为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中部地区知识外部性对制造业地理集聚影响不太显著的另一个原因是中部制造业大多还是停留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阶段，知识密集型产业在整个制造业内的份额不是很大。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知识外部性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论述是基于知识密集型或者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提出的，比起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更容易受到知识外部性的影响，所以在中部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下，知识外部性对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相比其他外部性来说可能会有所减弱。
(四)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根据EG指数把中部地区的19个二位数制造业分成三类：高水平集聚制造业、中等水平集聚制造业和低水平集聚制造业，其分类标准见第三部分。通过对三类制造业分别套用式(1)～(4)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可以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分类回归结果来看，②高水平和中等水平集聚制造业的回归结果与之前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这论证了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分类行业回归结果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对于中部地区低水平集聚的制造业而言，行政垄断变量和市场配置变量的估计参数都不显著，这说明低水平集聚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可能更多地受到上述两者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本文没有深入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五、主要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通过EG指数描述了2003～2010年间中部地区制造业的产业地理集聚变动趋势，进而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架构分别构建了反映中部地区制造业行政垄断因素和市场配置因素的四个变量集，最后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行政垄断因素和市场配置因素在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发展中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总结起来，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三点：(1)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地理集聚水平在2003～2010年间表现出降的趋势，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高水平集聚的行业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2)行政垄断是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影响效应不一。以征税为代表的传统行政垄断措施不利于制造业的集聚和发展，但以合乎市场导向的产业规划为代表的新行政垄断措施有利于制造业的地理集聚水平提高。(3)市场配置因素对于中部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也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不如行政垄断因素有效。
根据本文的结论，本文认为政府部门今后在提高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和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方面可以进行以下工作。
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扶持力度，推动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结论表明，中部地区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水平较低，因此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更容易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得以发挥。进一步推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有助于中部地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增长成本，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
健全市场机制，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消除对地方产业的超经济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可知，政府的行政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其中以价格保护、税收歧视、贸易壁垒等超经济手段为代表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在中部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必须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只有在一个公平、公开、高效的市场环境中竞争，产业才可能得到稳定合理的发展，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才会稳步提高。
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合理指导和监管，积极发挥政府在提供产业信息、配套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为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本文结论说明政府的调控不一定对产业集聚的发展产生阻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合理的产业指导与规划为产业的发展及时提供信息，为产业的集聚提供便利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帮助中部地区的产业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注释：
①2004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表明：我国政府对于利润较高、税率较高的行业的保护程度更加明显，地方保护措施对于劳动力的干预最为严重。
②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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