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投入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增长阶段。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的经济搞得更火热，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出现四个年头的二位数高速增长，1992和1993两年均以13%的高增长率发展，1994年的增长率也高达12%，据有关统计部门报道，1995年的增长率仍然保持在二位数上。总体上，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可喜的，但也有不乐观的地方。17年来，尽管我国排除了象以往一些人为所造的经济大波动（如1958—1962年，文化大革命一段时期），但是经济还是在比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增长着。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说明了现阶段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非均衡现象，存在着“瓶颈”制约，资源未达到合理配置，社会经济系统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些年来，经济的决策者、运行者以及研究者们正在致力于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减弱“瓶颈”作用，为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做出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至今为止，我国还缺乏一个全国的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因此，就无法科学地测定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或产出弹性，无法较确切地知道要素投入的波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有多大，等等问题未解决，难免要影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究其历史根源，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封闭经济体系所造成，使我国的有关统计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有些数据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有些是后来丧失的。譬如中国的总固定资产存量是多少？一直是个迷，仅这一点，就无法构造出符合传统经济理论的中国总量生产函数。目前，一些国外研究者通过估
的方法选定几个解放初期（1952年）的中国资本初值，根据柯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研究我国的资本、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不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为了克服我国总固定资产存量是一个未知量的困难，笔者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突破难点，解决问题。也就是运用要素投入非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①，弄清两种不同用途的资金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性，建立了我国的资金、劳动力两要素投入的总量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资金、劳动力投入量变动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对今后我国的深化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点滴见解。
二、要素投入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正如引言所说，要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我国总的固定资本的存量不清楚。所以不能应用新古典增长方程进行计量分析。偿若采用广义的结构主义非均衡增长方程式回归计算，人们往往也被模型中的共线性问题所困扰。现在剩下来的办法就是要认真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选用一个恰如其份的要素投入非均衡增长模型②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要素投入非均衡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门间的资源投入非均衡引起的短线产业（如能源、运输、原材料工业）长期处于短缺状态。长期以来，资本资源在部门间处于不平衡配置，使得产业结构失调，能源、运输、原材料产业落后于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例如：1983年，我国进口钢材900多万吨，几乎达到同年成品钢材国内产量的三分之一，钢材进口额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8.5%；然而，至今钢材料的进口仍居高不下，据统许，1993年进口钢材高达2999万吨，占该年国内成品钢材产品的39%。例中的数据充分说明了原材料工业严重地妨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
第二，部门内部投资的失衡，也是造成我国经济不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一些企业争取到资金，但没有精打细算巧安排，没有将“钱”用在“刀刃”上，没有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企业的生存目标，盲目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搞重复建设，其结果是部门内部一部分固定资产闲置、沉淀，不能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却造成本部门内部流动资金短缺，运行维艰。资本闲置与紧缺的“双簧”曲尤其在一部分国有企业中演奏得较为明显。由于目前我国的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个较突出的问题，乃是国有企业资金紧张。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作了明确的规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从而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提高资本的利用率。
第三，第二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导致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作用，加剧了第一部门中短线产业资金短缺，阻碍了它的发展。短线产业发育不良，反过来又影响了国民经济中各部门各企业的发展，整个经济形成不良循环。实际上，经济越发展，企业越感资金紧张。要解决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金紧张”问题，看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市场利率制度，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资本市场的供需矛盾，银行投资职能得不到较好的发挥，难以建立起资本配置的有效机制，根本上很难一下子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在运作上出现的两难问题。
第四，从劳动力资源投入的数量上而言，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投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我国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大量过剩的劳动力集中的农村，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只要政策一灵活，多余的农民就会很快流入城镇，寻求职业；其次，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社会大环境未能真正适应企业优胜劣汰，人事制度改革不能触及深处，尽管企业间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但企业间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合理流动，不少企业单位人浮于事，劳动力利用效率很低，人力资源浪费；再其次，当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需增加劳动力投入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绝地进入补充，这些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堵塞了城市部门和企业间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渠道；最后的结果是效益差甚至面临破产的企业还得背着冗员众多的包袱，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在使用劳动力的问题上不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现象，过剩的劳动力掩盖了劳动力要素了不均衡使用的矛盾，这与资本资源投入的特点是根本不同的。就宏观而言，现时我国的经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张实现它的增长。如果视整个中国经济系统为一个部门（或曰总部门），显然劳动力从总量上供给是不存在问题的。
综上可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要素投入的非均衡性乃是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属于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投入非均衡型的。问题的归结与当前大家公认的“资金短缺论”并不矛盾，既可反映出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系统中部门间发展的不平衡，又可反映出系统中各部门内部投资失衡的问题。须强调指出：当前政府坚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正在不断地改变两种资本投入数量的配置关系。
根据要素投入非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可得到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和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三、资本投入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模型(5)和(7)两式含有未知的总固定资产存量，因而无法使用。而模型(6)和(8)两式所含的前定变量总资金K[,2t]和L[,t]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因此，本文选定(8)式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的计量模型。按常规分析，假定：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不变，技术进步为中性创新，选定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80]、总资金K[,280]和社会总劳动力L[,80]作为基年数据，Y[,t]和K[,2t]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对(8)式两边关于时间t积分，得：
回归的结果如下
模型中的L[,t-1]表示劳动力数据滞后一年，括号中的数据表示t统计量。较高的R[2,]值表明模型(10)式与实际经济增长拟合得极好；德宾——沃特森检验值DW接近2，说明计量模型基本上排除了自相关问题；式中的t检验值支承了各系数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常数C和α[,k2]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α[,L]在0.1水平上显著，相比较而言，劳动产出弹性α[,L]的统计显著性不及资金产出弹性，这符合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该模型避开了中国固定资产存量未知的这一难题，是实实在在地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建立起来的，比国外学者在
估1952年中国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两要素投入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更科学、更切合中国经济实际。不仅如此，当我国经济增长达到均衡时，(7)与(8)联立，可计算出我国固定资产的确切存量，由于篇幅有限，对此不作深入的分析和运算。
下面，笔者结合模型(10)，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如下几方面的数量实证分析：
1.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1980—1993年间，我国的劳动力以3%的年均增长率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不控制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方面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实行了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使得我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相应下降。80年代初期，我国劳动力是以3.3%的速度增长，到了1993年就降至1.3%。值得注意：模型中的劳动力投入L[,t-1]较资金投入K[,t]滞后一年，说明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就业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并不能马上得到根据性的解决。虽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产出弹性却高达0.69，就是说劳动力增加1%，产出相应增加0.69%，其值既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产出弹性。这一成就的获得应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和用人制度的改革。这一点与一些中外学者得出的低劳动产出弹性值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模型不建立在一个真实数据的基础上，或者强加上一些不合情理的条件，如规模报酬不变，是不可能得到符合我国实际经济的结论，或许是从某种程度上歪曲了我国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事实。表1中的数据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势头，实践再次证实了笔者上述的论断。
表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
年份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3
生产总值 375
456
515
671
909 1277 1559
2093 2663
如果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进行因素分析（表2），不难发现该时期劳动力投入增长带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2.1%，贡献份额为23%，接近1/4，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说明了现阶段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不容忽视。
2.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由表2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资金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总资金的年均增长率更高，为17%。资金的高速增容，改变了过去资本相对于劳动不足的状况，显得资本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至关重要。1980—1993年，资金产出弹性为0.46，即总资金增长1%，产出将增长0.46%，其值高于现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弹性，包括美国(0.342)、英国(0.327)、西德(0.316)和日本(0.232)在内；资金增长带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6.9%，占该时期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77%，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仅资金的产出率较高，而且资金投入增长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份额要比劳动力投入增长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份额高得多，两者之比约为3:1。数量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是高边际产出资金投入的加速增长。如果在资本资源配置上，稍有不妥之处，资金的短缺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模型的实证分析与前面的实际现象分析所得出的“资金重要论”或“资金短缺论”是相吻合的。
表2：1980-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因素分析
3.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分析
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资金增长率之间的直接关系来看，资金投入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增长与波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性（表3）。
表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资金增长率的关系
1982—1988年间，总资金来源的年增长率一直高于12%以上，年均增长率高达17%。该时期除了高资金增长带来国民经济高增长这一特点外，还呈现出两者同扩张同收缩的增长趋势。当总资金从1983年12%的增长率加速至1985年的22.6%，国民生产总值从1983年10.4%的增长率猛增到1984年的14.7%，继而，1985年为12.8%，仍处于高增长年份；当总资金的增长率从1985年的22.6%降至1986年的16.2%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就下降至1986年的8.1%；随后，当资金投入再度升温，出现了1987和1988两年的高增长率，即21.7%和15.7%，国民生产总值也随之连续两年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0.9%和11.3%；随着资金从1988年的高增长一下子降至1989的3.4%（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就象肥皂泡沫立即爆破，跌至1989的4.4%，199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走进低谷。为了振兴中华经济，1989—1991年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行治理整顿，适时调控宏观经济，加上1992年春，小平同志进行的南巡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又焕发出生机，社会资金又不断大幅度增长，1991年的增长率上升为16.3%，1992年为15.8%，1993年奇迹般地增至24.1%，相应该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跟着节节高涨，1991年为8.2%，1992年为13%，1993年为13%，1994年为12%，经济增长较长时间地运驶在快车道上。
如果从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直接关系来加以分析，两者同步涨落的趋势就不怎么明显。
可见，资金投入的增长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还是产生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前面所述，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投资失衡。当投资扩张刺激经济走向繁荣时，盲目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投入品需求剧增，而“瓶颈”部门的供给不足，致使要素投入价格上涨，使投入资本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占用可用于更多有利的生产资金。经济欲再度过热，所需的资金投入得加倍增长，这必然对未来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表3的数据可足以证实这一规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2年的8.8%快速增至1984年的14.7%，经济处于高速运行状态，1985年维持了一年的高增长率(12.8%)，但资金投入付出的代价更高，其增长率几乎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同样，1987和1993两个年份又重蹈了1985年的旧辙。勿容置疑，控制宏观经济，减弱大起大落的波动，使其沿着健康、稳定、适度的增长轨道上前进，要尽快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投入的非均衡问题。
4.生产技术
与大多数两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相比，模型(10)没有接受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更具有实际性。按常规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规模系数为1.149(0.459+0.690)，生产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增，即当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扩大a倍时，国民生产总值将扩大a[1.149,]倍，譬如在来年，我国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量均比原先提高一倍，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将是今年的2[1.149,]=2.218倍。遗憾是，模型(10)否定了中性技术进步率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存在。说得透彻一点，在宏观上，因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劳动力结构、资本结构的改变、体制的改革及其它有关因素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广义的中性技术进步各分量（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基本上相互抵消。模型(10)充分肯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是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经济的增长方式纯属粗放型的。
综上分析可见，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些特点与规律，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紧密相联系的。
四、结语
尽管今后我国的改革千头万绪，但根据上述分析的结论，笔者认为：当前最根本的是要抓住以下两大改革方向，一切改革方案都在这既定的方向上运行，对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一，尽快建立起一个中国资本配置的有效机制。因为一个有效的资本配制机制，才能解决目前我国资本投入非均衡问题，避免资本投入的盲目性，消除大量固定资产沉淀与闲置现象，保证稀缺的资本流向优势企业和行业，达到资本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如何建立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应建立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竞争性的融资市场机制。为此，要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实现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和企业化，要规范证券市场，抑制过度投资，使金融体制的改革真正起到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目前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转变成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据统计，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对产出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至少在50%以上，早在70年代时期，意大利就达65%以上，比利时却高达70%以上，瑞典更高，达74%以上，可见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推动。因此，转变当前中国经济为内涵型增长方式乃是今后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要转变好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抓好国有经济这块重头。因为经过四十多的建设，客观上形成了我国国有经济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存在着涉及面宽、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所以，首先必须改革现存的国有经济体制，使企业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组织者、执行者和投资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下的投资决策者、生产经营者和资产的全面运营者，提高管理效率、市场的应变能力，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其次，要把重点放在现有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上，要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充分发挥现有的生产能力，依靠技术进步，逐步从当前的劳动密集型脱胎出来，成为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企业。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了，才能发挥出它的辐射功能，才能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再上台阶，才能真正把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转移到集约增长的轨道上来。
今后，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过程中，倘若我们能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解决好上述两件重大的改革问题，我国的经济将会长时期地处于繁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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