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国学者高兹论生态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法国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学者论文,高兹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在今年第三期刊出了周穗明同志撰写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一文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一些同志要求进一步了解当代西方9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向。为此，我们请作者在上文介绍格仑德曼观点的基础上，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高兹、佩珀等人的观点继续进行系统的介绍，以满足读者和专业研究人员的需要。
安德烈·高兹，1924年生于奥地利，1984年后移居法国，现为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新观察》杂志的创始人和主要撰稿人。高兹著作的英译本有《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叛徒》、《告别工人阶级》、《天堂之路》、《经济理性批判》等。在他90年代的新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中，高兹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
社会主义的危机与出路
高兹指出，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崩溃。冷战结束了。西方赢了。作为一种体系，社会主义死了。作为一个运动和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行将结束。支撑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已经消失。社会主义已失去了它的预言尺度、物质基础及其“历史主体”。导致工人阶级消失的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的劳动哲学和历史受到了误解。
高兹认为，在今天，劳动已经改变， “劳动者”也已经改变。 在1961～1988年间，工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已缩减到了英国的44%，法国的30%，瑞士的24%和西德的18%。在从1975～1986年12年间，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工业工作已在几个欧洲国家消失。在20年中，法国工业失去了它在1890～1968年间所创造的几乎同样多的工作。与此同时，大量的工作在服务部门被创造出来。这些工作通常是半天制的、不稳定的、低技能的，不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不孕育任何构成劳动价值和基本要素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工人。工人阶级似乎已接近消失，并部分地被后工业的、大多是妇女的无产阶级所取代。由于条件不足及其任务的本质，无产阶级不可能产生于既没有社会认同、也不是执行经济、技术或政治使命的劳动。对大众而言，他们的工作（劳动）不再是他们的生活。工作在定性和定量上都不再是他们生活的聚焦点。
高兹提问：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的前景是什么？ 怎样才意味着“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社会主义是指为工人的解放而战，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只是15%仍然首先以他们的工作（劳动）来定义他们自己的那些精英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但是，社会主义应当使一切劳动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完满的活动。“雇佣”——支付工薪的、生产性的劳动逐渐只占有我们时间的五分之一，而不支付薪金的活动，无论必要的还是自由的选择、私人的还是社会的活动，都不可能等同于雇佣劳动。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同一意义的术语。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的根源。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如何理解雇佣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中的未来地位？一种文明——其日益增长的有效技术以越来越少的劳动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未来是什么？如果社会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不断增长的有特权的个人的富裕集团和不断产生的社会弃儿之间的对抗所分裂，我们就能脱离以工资为基础的社会吗？以工资为基础的社会能够被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命名为非生产性的大量工作的增加所解救吗？
高兹认为，由于对劳动的文化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扩展到自主的人的活动领域，增强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高兹根据工作的分化和非劳动时间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对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冲突的新理解，为左派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崭新前景。
高兹还从历史发展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危机与前途。他认为，西方是冷战的赢家，除了资本主义已不存在任何其它经济体系。但是，西方的胜利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相对的和部分的长处是它的不稳定性、多样性和改造自己、质疑自己的发展能力。但是，它也持续地触发那种既无法控制，也不能定位的非正义的自发力量与稳定秩序的行政机构之间的新冲突。资本主义没有给社会带来方向、指南、目的和希望。中东欧的穷人数十年来渴望的东西仍然一无所有。他们以为，随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他们将进入自由、繁荣、安全和正义的王国。他们蜂拥为右派投票，相信右派代表保守主义、安全、个人的好生活和基于传统价值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但是他们全错了：右派代表着市场、竞争、生产者必须履行的责任、追逐利润和热爱获取；还代表着最无助者的失败、撤除社会保障、公众服务和前民主德国三分之一到一半劳动力的失业。他们拥有了自由，但是“拥有自由去干什么呢？”《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资本主义不可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安全稳定和救助只能是想象、迷信和宗教。高兹谈到，西方的现代化在三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它带来许多成果也同样造成许多逃避现实的反作用。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都认为，美国是现代化的罪恶、堕落和病态的象征，它败坏了世界。高兹还指出，他所谈的不是对美国社会和文明的激进批判，象马尔库塞所做的那样；也不是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所关心的是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即他们指向制度谴责的那种批判和斗争。
“生态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
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是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
资本主义是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经济生产率最大化的追求在于，以尽可能高的利润、以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尽可能大量的物品进行销售，而这一切则要求消费和需要的最大化。生态合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小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然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生产率的经济最大化在总体上是区别于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的。在个别企业水平上对生产率最大化的追求结果将导致增加经济总体的浪费。但从生态观点出发表现为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经济观点却可理解为增长的源泉：企业之间的竞争推进了革新，而买卖量和资本流通率增加了产品更快的更新。另外，从生态观点看上去的节约（产品耐用、疾病防治、低能低资源消费）减少了在GNP 形式上经济上可测量的财富的生产，在微观经济水平上表现为资源浪费。因此，社会的生态重建要求经济的合理性服从于生态—社会合理性。而经济合理性对生态合理性的从属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范式不相容的。同时，这一从属关系也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市场经济迫使竞争的企业不断进行产品的更新和多样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欲望并要求靠尽可能提高消费水平来满足欲望，在限制自我需求方面设置障碍。
高兹指出，所谓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或现代化），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产品将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到消费和物质循环，涉及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并要求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的生态重建。工业系统的生态重建尤其是关系到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在一定时期，工业将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增长。那些拯救生活的基本要素、改善生活质量的活动必须加强，它将推动自我决定和主动的创造活动。威胁生活的自然基础的那些活动将减少和消失。技术革新必须不仅为生态重建和理性化服务，它还必须使用可能更少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简言之，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
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不同于所谓“环境主义”。在高兹看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保护环境的要求。生态运动如果被缩减为保护环境的要求，它将什么也改变不了，将会由于被资本主义所接纳而迟早要终结。资本主义将有、或已经有生态商业和生态工业，还会有一个技术生态领域，即使确实不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技术—生态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能够发展一种高盈利的生态商业去适应公开的契约，正如它发展了高赢利的武器工业那样。响应新的污染标准，资本主义还可以以更高的代价、加剧的不平等，去更好地排除和再循环工业废品，并采取不同的、资本更加密集的技术。这也正是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行进的方向：穷人不断增长的贫困化和富人不断增加的富裕。因此，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走一条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生活的“自然”基础的再生产，使自己工业化并发展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象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从同样的盈利规则。换言之，即不仅满足基本需要并尽可能合理化，还要有盈利商品最大可能的流动。生态技术的法西斯主义还可能通过人工替换自然圈层、把自然转化为商业来再生产生活基础，简直就像按照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把生命的再生产、甚至人类生命的再生产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
与“环境主义”相区别，政治生态学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减少现存生产体系对环境的影响，它首先是向某些技术发展、产品和消费形式背后的原因发起挑战。这些原因内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它必须能够增加大宗的资本投资赢利，而这需要商品和商品服务的一个增长的消费流量。因此，为满足这一逻辑需要引导人口的消费最大化，创造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
“环境主义”和“生态”方式的根本不同在于，“环境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合理性的自由运作施加新的约束和限制。但是这些约束和限制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只是扩展经济合理性的范围，增加资本增量的价值。相比之下，生态方式则牵涉到范式的转换，它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更少但是更好。”生态方式的目的是减少经济合理性和商品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左派所设想的生态重建因此必然有其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投资不再是有目的的经济增长，而只存在消极的增长和不受货币价值和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所支配的一种附带的发展。
生态重建也可以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兹指出，长期以来，生态上非理性的东西不可能是经济上合理的东西。现在，生态必要性已不得不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及时开始生态现代化，我们就能利用我们征服明天市场的机会并改善我们经济的竞争性。生态重建（生态现代化）原则试图说明，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是一个东西。生态理性化关于“更少但是更好”的目标，是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然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高兹也强调说明，生态现代化需要不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投资，需要在现代意义上缩小被经济合理性控制的范围。不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和通过约束自我来减少消费，就不可能有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与改进南北关系的迫切需要和社会主义的最初目标是相符的。超过了对劳动力的剥夺，资本的技术机制剥夺了个人的生存关系及其意义。恰恰只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重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能够提供既不是技术统治论的、也不是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劳动时间自由选择的政策，扩展了的自决活动的可能性和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是把自由引入一种基于自我约束的、更节俭的、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唯一道路。
生态重建也不同于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高兹指出，最激进的绿党的严格的“非工业”乌托邦，喜欢一种减少社会制度复杂性的稳定的社会制度，喜欢用小的共同体能掌握的生产方式进行自己的物质生产。他认为，这是倒退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现代化。但是，既然不存在任何能够实现这一乌托邦的社会历史主体，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就要以生态模式来重新制订。在这种生态模式中，资本主义文明无情地走向灾难性的崩溃。不存在革命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任何需要：这一生态乌托邦是为资本主义掘墓。一般说来也是为工业文明掘墓。这一生态激进理论的前现代特征被置于它所设想的后工业社会诞生的方式中，这种后工业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超越自身的一种发展结果，也不是内部因素的破坏。对辩证唯物主义信仰让位于对自然美德、对将被重建的自然秩序的半宗教信仰。
因此，绿党和原教旨主义之间有更多的密切联系。我们不可能完全排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了用它自己邪恶的技术消灭不信神的现代文明而去诉诸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按照前现代原教旨主义的观点：现代性的发展是反世界自然秩序的罪恶；现代性的灾难性后果将迫使人类进行必要的转变；没有任何保存物，也无物可存；没有任何拯救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不可避免的崩溃才可能开辟这一道路。
高兹因此提出：是否存在着一种不是向后、而是向前的转变方式，让我们把希望押在现代社会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上，并进入一个从形成现代社会至今都没有过的发展方式？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事业至今我们仍有清晰的意义。它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
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高兹认为，“反省的经济演进”和“反省的现代化”观念可能对更新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提出了最富想象力的方式。修正了的社会主义概念必须具备的关键问题，因此可作如下系统阐述：经济发展怎样才能被赋予社会的和生态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能不破坏经济的独立自主及其发展能力而形成和指引这种发展？答案不可能简单地取消自发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包括国家的、资本的、金钱的、市场的和法律制度的力量。问题的解决因此在于保护国家、文化、法律制度和新闻等等，以及经济的相对自主之中，除非放弃以社会、生态的方向形成和指引经济技术的发展目标。
高兹还指出，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不再可能以过去熟悉的途径来进行，因为资本在废除“社会契约”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社会，至少是在欧洲，直到现在还是那么骄傲。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真正面对不得不包含构成人类的每一件事（团结、造反、进行社会和文化创造的能力和自我确证）的前景。然而，这些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而是反抗和颠覆的产物。如果社会主义要生存下去，它必须铭记一百年前社会主义的起源。对于比它现在的继承人愿意接受的更大的范围来说，社会主义的起源蕴藏于反叛（资本主义）的联盟中。
高兹向欧洲左派提出了与“新社会运动”结盟的建议。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六七十年代的斗争中产生的改革者通过揭示新社会运动、文化变迁等来更新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老牌的工人政党应在不丧失其本性、内聚力、合法性及其成员的情况下，吸取新的课题和行动方式，并锻造与新运动的联系。左派如果不认真从事这一行动，它就没有未来。在这方面，绿党的口号适合于整个左派：“我们必须完成回答19世纪和21世纪问题的任务。”
高兹认为，“新社会运动”不自觉地和具体地攻击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的统治。“新社会运动”是反技术的，直接攻击统治阶级领导层的文化霸权，但是它们所攻击的只是统治关系的文化僭越和社会后果，而不攻击资本主义的经济—物质核心。当“新社会运动”不仅是与“现代工人”，而且是与无政治权利的、受压迫的、处境悲惨的无产阶级的当代同类，即与后工业社会的失业的无产阶级、偶尔被雇佣的、短期的和半天制工人联姻之时，“新社会运动”将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
在高兹看来，“社会主义”的术语不再提供任何现存的“社会秩序”，甚至不提供任何能够在长期或短期产生的“社会模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前景和社会主义的参照点已失去一切意义了呢？他说，我们难道能够忘记这个无须给世界提供“社会秩序”或“社会模式”就统治了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吗？我们能允许自己忘记我们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无须根据另一个现存的社会制度定义自己吗？社会主义将自己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作为社会形态的激进批判。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力量的社会平衡、决策过程、技术、劳动、日常生活结构、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都还残留着与最大化的利润有关的痕迹。他指出，只要我们还没有其它术语涉及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的参考系将必须保留，无论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怎样重新定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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