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现实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价值观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3-0048-05
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既有中国传统天下主义与和合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有对西方民 族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吸收和“移植”。观察新世纪中国价值观的流变，不仅要对价值观 形成与运作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更要站在社会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来思考。只有从系 统内到系统外来把握中国价值观发展的脉律，才能审时度势，从容面对当下经济全球化 这一最大现实，深入地思考我们的价值体系何以重建，价值观的民族性能否保持，我们 精神的家园如何守望，究竟应该坚持些什么以及怎么坚持等诸多问题。
一、关于价值解读的思路和方法
价值观作为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诉求，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随社会生活的变 化而变化。对价值观的考察，不仅要内在地解读，还要外在地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 我们更好地协调知、情、意，追求真、善、美。
(一)价值体系的运作机制
所谓价值，是指事物(客体)对人(主体)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它表达的是主体需 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价值的实现总是以需要为起点，以利益为终点的。 从产生需要到目标确定，经过价值的判断、选择以及一系列价值实践活动，直至获得利 益，满足需要，从而完成一个价值过程。由此，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在社会领域里可以 理解为利益需要、目标追求及生活的意义。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利益的多重性和客观条 件的现实性，其实现总是有限度的，它需要人们从多次博弈的结果来衡量得失，甄别价 值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尽可能使价值选择达到利益最大化，于是便形成了一系列利益追 求的观念、规范及制度安排，即价值观。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并不是单纯、孤立、抽象 的一两个概念，而是一个有层次、有体系的概念群，一般地说，价值观体系主要包括六 大要素：
1.价值主体。也叫利益需求主体，即追求什么人的利益，满足什么人的需要。由于价 值表达的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因此，只有在主体明确的前提下 ，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类实践结果进行讨论才是有意义的。从什么主体出发去追求 利益，在满足利益时以何者为重，哪些人的利益得到了实现和保护，是个人主义与集体 主义的分水岭。
2.价值目标。就是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体或利益，根据主体的层次不同，价值目标由低 级到高级大致可分为个人价值目标、集团(民族)价值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在中国，个 人目标就是传统的“利”，后两者作为大众价值目标被称为“众利”，而“利之至者为 义”[1]，因而义也是利。但无论利或者义，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生存的意义。总体来说 ，人类是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三大领域内活动并实现生活之意义的，因而价值目标 主要包含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三大类。其中政治和经济的价值反映了人 类生活的物质层面。由于受到客观外部环境和人自身条件的制约，人类经济和政治价值 的实现总是不完美的，“是对多种不完美进行博弈的结果”[2]。所幸的是，由于人类 意识功能的独特性，使人类可以借助语言符号和思维的象征作用，往往能够超越种种现 实性的限制，将价值目标指向一种完美境界，从而摆脱物质居所的种种无奈困境，构筑 完美的精神居所，从而使精神文化价值更具理想性意义。
3.价值评价。就是主体在对客体的属性、本质及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把主体需要的内 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客体之间现实的价值关系进行科学的评判。这中间就内含着价 值尺度、价值标准问题，即以什么为尺度来衡量客体是否有利及利益大小，以什么为标 准来判断利弊得失。只有尺度恰当，价值评价才更客观，价值选择才更理性。既然价值 评价源自于主体对客体属性和自身需要的感觉和认识，价值尺度显然是主观的。在现实 生活中，由于主体及主体的需要各不相同，对同一客体的价值评价可能是相互矛盾，甚 至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和感觉都能成为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 评价标准的真理性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实践更成为衡量价值标准的标准”[3]。
4.价值选择，也叫价值取向，即选择什么利益，它是主体经由价值评价，选择并吸收 对主体有价值的东西，舍弃或剔除对主体没有价值、价值不大的东西的行为。作为价值 评价的延续和价值实践的起点，价值选择是价值观由抽象到具体、由意识态向物质态物 化和外化的关键环节。价值选择决定着价值实践的方向、手段，价值选择的正确与否也 直接关系价值实现的性质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程度。在多种价值目标 之间，人们都愿意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价值。但是，由于主体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价值实践的结果与价值目标之间往往有一段距离，价值选择既不能最佳，也难以令人满 意，因此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也是相对的，在价值选择中既有客观的真的成分，也含有理 想的美的成分，是“是”与“应该”的统一。
5.价值实践手段，就是实现价值的行为和方法。实践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人类 改造世界的全部实践，就是价值选择、价值实现和价值验证的过程。实践的目的是人的 利益和需要，实践的结果则是价值选择的产物。对价值选择合理性的检验，既取决于主 体需要的感性判断(即“应该”)，也取决于对客体属性的理性认知度(即“是”)，更依 赖于价值实践。实践对于价值选择的正误，不仅从主体的角度，而且从客体的角度进行 检验；不仅当下地检验，而且历史性地检验。实践不仅是完成价值的手段，同时也是衡 量价值标准的终极标准。
6.价值实现精神，即人在价值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长期的行为特点， 如“精忠报国”思想，无私奉献精神，改革开放意识，创新思维，科学态度等。价值实 现精神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价值实现行为。
总之，在价值观体系六要素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由此决定 了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选择方向，决定了价值实现行为和结果。
(二)价值观的形成和价值实践
价值观是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什么意义，开创什 么样的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实践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在价值观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动因之前，它首先是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 而产生和发展的。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人的价值活动中形成的 。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一部人类实践史，本身就是人类的价值活动 史，人的价值活动无不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的目的、对象、范围、手段和结果之中，这 也正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所在。既然价值观是价值活动的产物，而社 会实践与价值活动是统一的，因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来源于人类全部实践活动。 实践无非是人类为了满足主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科技 、文化等手段的运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所以人类价值观必然要从不同侧面 来反映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群体观、民族观、社会观、义利观、制 度观、自然观、科学观等一系列价值追求的法则。
反过来，以某种价值观来引导实践，也是价值实践的过程。价值观导向作用的发挥， 既要把握价值运作的内在机制，也要顺应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和人文精神等价值实 践环境的运动变迁，与时俱进。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民族性格
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新时期价值观建设 ，既要用历史的目光去探寻继承什么、如何继承，也要以现实的视角来思索发展什么、 如何发展，只有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建设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丰厚土壤之上的。自秦汉以来，随着战国局面的 结束，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迫切需要用和平主义和天下主义的规则来代替野蛮的战国丛 林规则，于是儒家伦理政治应运而生，“世界大同、天下主义、和合思想便成为中国传 统价值观的主流精神”[1]。凭着这种理想追求，加之封建统治者的箝制，我们的价值 主体总是倾向于“天下人”，持集体至上的价值本位观，因而重义(集体之利)轻利(个 体之利)。既然以天下为公，则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精神文化的，我们的价值 目标往往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价值，反对个人价值。这种大而化的利益追求，不但满足了 我们的“利”的需要(尽管价值实现路径和利益满足程度存在种种缺陷)，养护着我们物 质的居所，更作为一种理想、信念，支撑和捍卫着我们精神的家园，使我们能够“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主义崇尚伦理，强调最佳适度，所以在价值评价 中，以集体的综合利益最大化为最佳，以天人合一、万物和谐为适度，提倡节制，反对 无度。以此为标准，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要大公无私，“存天理”，“灭人 欲”，甚至舍生取义。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关注和平共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觉而觉人”、“自立而立人”[1]。即使存在集团利益矛盾，在争夺利益时也 不尚武力，强调“后发制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1]。 由于崇尚自然，因而对科技的态度是中庸的，甚至是消极的。总之，在中国漫长的农耕 文明中，积淀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价值规范体系，这种价值观体系是封闭保守的、 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线、以维护封建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为目的、以家族血缘宗法制度 为特征的。
二、当代中国价值危机和价值观嬗变
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之下，农耕文明的价值观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规范着人们的 行为，维系着社会系统的稳定。但是，近150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剧变，经历 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跨越，中外古今文化冲 突跌宕起伏，引起社会价值观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种价值矛盾和价值困惑在社会转型 、体制转轨和文化碰撞之下，往往导致人们社会行为与社会目标的冲突和对立，强化了 价值追求的负效应。当代中国价值观危机的主要表现是：
(一)文化冲突造成传统价值观的缺失
文化的冲突首先是中国和平主义与西方扩张主义的文化冲突。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是自 然地转向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被动地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西方夹带枪炮 的全新文明漫入中国，为了应对西方民族扩张主义和以科技为先导的现代文明的严峻挑 战，摆脱生存危机，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和“仁义礼智信”的善良规则遭到普遍的怀疑 、否定和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和国家概念的强化，民主与科学之旗所向披靡。但是 ，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仍有“肌体排斥”效应，中国人是“一副躯体，两副灵 魂”：一副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副是西方现代的(文化)，尤其面对科学技术的巨大 威力，价值困惑、价值矛盾更加突出。中国的“四大发明”领先于世界，曾令国人自豪 。但是，由于疆域辽阔且长期封闭，使中国人有“家天下”的错觉，国家意识和民族观 念淡薄；由于崇尚伦理且少有生存危机，中国人虽发明了火药，但却万万不肯用于制造 现代“文明”的杀人工具。当冷兵器遭遇热兵器时，中国人惟一的选择是：放弃长期固 守的民族和平原则，实行战国规则，开西学、办洋务、造枪炮，“施夷长技以制夷”、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的确使我们免遭了民族灭亡的厄运，但这种“胜利” 也发人深思：西学之要义是什么?是殖民扩张 + 现代科技，是含有非文明因素的现代科 技文化。科学技术本是中性的，它置于善则愈善，置于恶则愈恶，当“秀才遇到兵”时 ，只有将科技“置于恶”，将文明“野蛮”其身，民族才能图存。显然，这种价值导向 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但却行之有效!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为清醒、更为彻底 。从鸦片战争到巴黎和会，中国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上的失败，是 善意对于恶意的失败。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准，“如果你失败，是因为你不够好” ；但从人文价值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太好了”[5]。不幸的是 ，由于近代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殖民扩张中屡试不爽，主导了人们对文明的评判，使 人们对传统文化出现了信任危机。一方面，一些仍坚持中华文化是优秀文化的人，对其 衰落痛心疾首，对“好的文化为什么会失败”百思不得其解；另一方面，批判传统文化 的人则把“胜利的”文化和“优秀的”文化等同起来，把所有导致中国军事失败的因素 都斥为落后。如鲁迅批评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没想到将其用于枪炮的制造；顾准指责 中国人不好斗，缺少宗教狂热，中华文化缺少“恶意”。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救亡图存 ，人们只得放弃最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即社会价值，退而求其次，选择层次较低、范围较 小的集团价值目标即民族利益。同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和“西化”运动，“在 一定程度上是在增加中国文化的‘恶意’，摆脱采取‘恶意’行为的羞耻感”[5]。因 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民族不存，“天下”何有呢?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旧的价值观体系被彻底砸烂了，人们的精神被从“旧世界”中驱赶出来，但新型价值 观体系并没有“破中有立”、“立在其中”，我们精神的“新居所”又在哪里呢?这种 文化的“革命”，“的确使中国文化处于‘休克’状态，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人们的 头脑中时而清醒，时而昏迷”[6]，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
(二)体制转轨引起价值导向冲突和价值取向矛盾
在价值活动中，主体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着人们价值实践的方向，在价值体系中居于 支配地位，起着旗帜和统率作用。但价值观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一种价值取 向的形成也离不开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当外在环境诱导着人们按某种价值偏好 确立相应的价值目标、作出一定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时，外部环境便发挥了价值导向 的作用，影响和引导着价值取向的形成。因此，价值取向是一定价值导向的结果，价值 导向就是方向的方向。一般地说，价值导向可分为利益导向、制度导向和心理导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总结教训，拨乱反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 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过程。经济 方面，所有制结构突破了“公有”概念，由一元转向多元，允许并鼓励公有制实现形式 多样化；经济运行机制由“有计划，按比例”转向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易，以市场供 求关系为导向配置资源；分配体制突破了“平均”概念，从直接转向间接，注重效益， 兼顾公平。政治方面，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人权、私权得到保护，民主、平等、自由等 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由人治社会逐步转向法治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科技进步被空前重 视，人的自我、个性得以张扬。人们在充分享受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繁荣， 感受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开放带来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同时，对社会转轨的内容和 方式进行反思，但这种思考却使人陷入困惑。一方面，市场经济强化了个人价值，淡化 了集体理念，甚至使人产生误解，好像市场经济规则与集体主义是不兼容的；另一方面 ，在个性张扬、私性膨胀几欲风行天下之时，以倡导团结友爱、塑造集体精神和民族精 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建设也大放异彩，不仅在精神领 域，而且在物质领域也屡建奇功，凯歌高奏。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日趋明朗。
同样，社会制度内含的价值导向的冲突也时隐时现，使人茫然不知所措。社会制度本 身就是某种价值取向的结果，当它以政策、法律、规范来调整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时，便 又发挥了价值导向的作用，引导着人们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发展。但在社会转轨的特殊历 史阶段，制度既有某种前瞻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因而，在一定时期内政策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配套，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价值混乱，是无私奉献还是多劳 多得?是等价交换还是斤斤计较?是利他主义还是利己主义?是按传统、按本国法律，还 是按“国际惯例”?当制度导向作用弱化时，决定人们价值取向的，不是利益，就是传 统(社会心态)。在利益驱动下，个人主义胜出；在社会心态和民族传统的影响下，则集 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碰撞。当然，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也有相互妥协的时候：人们经过 多次利益互动和利弊权衡，会接受某些有悖自己利益的规则，暂时放弃部分利益，因为 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让利，才能获利。总的来看，社会转轨时期，利益的冲突、制度的 冲突和心理结构的冲突，逻辑地形成了人们价值取向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当前价值体系 的新变化：即价值主体层次化、价值目标差别化、价值标准无主化、价值取向多元化、 价值选择自主化、价值追求功利化和价值实现多样化。这种价值观的多元趋向和无权威 状态，往往使人失去对生活意义的坚定信念，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非理性 主义滋长蔓延，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更需要稳定的价值观念来支撑人们的精 神世界。
三、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现实选择
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弥漫整个世界，使得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人员、信息在全球范围 内大流动。但是，经济流首先是一种文化流，市场自由化内含的文化市场的开放必然会 带来文化倾销；信息与知识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体系的人际交流，客观上会打上文化价 值的烙印，一个管理模式、一项投资都会作为载体起到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虽然经济行为打破了地域范围的有形界限，要求人们遵守全球 化的行为规范，使现实的经济、政治价值齐一化。然而，由于全球资源的不均衡性，经 济活动永远无法打破国家或民族福利的无形界限，经济全球化可以导致求利规则的全球 化，但并不必然导致福利的全球化。换言之，经济和政治价值的某种齐一，并不意味着 利益冲突的消失，只是意味着冲突方式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一 方面以优势文化自居，到处推行其全球规则，另一方面又对贫国、弱国从西方求利规则 中获利、变“富”表现出极大的恐慌。“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对弱国发展的“制裁” ，无一不在提醒人们：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是利益共分享，而是全球经济利益和资源的 重新分配。对强势国家而言，他们永远是索罗斯，你只是东南亚。一旦你学会了这种游 戏规则，做一回索罗斯，他便“不玩了”，他要“遏制”你，“甚至先兵后礼，把你打 服了再谈新‘玩法’”[7]。因此，别人的蛋糕不是自己的蛋糕，别人的发展不是自己 的发展，只要利益的民族性界限存在，民族的人文价值观就必然存在。反过来，只要民 族的理想精神文化价值存在，即使现实物质生活的民族性差异消失，使全球经济生活“ 麦当劳化”，国家和民族仍然存在。正是这种民族的精神文化价值，才构筑了人们安身 立命的精神家园。越是在人类的经济行为齐一的时刻，只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 才能区别并显示民族的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非但不能使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变小 ，反而存在着使差距变大的可能性，强化着多元民族文化的界限。
面对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幻想和对价值“趋同”的误读，面对目前我国权威价值 观缺失和价值取向多元、无主的现状，面对新型求利规则之下人们行为的失范，新型价 值观体系的构建是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的。
首先，新型的价值观体系建设必须树立文化生态观。在自然界，经过“物竞天择”和 “优胜劣汰”，人类作为“适者”已超然于自然物种之上，也只有在此时，人类才会理 性地审视自然物种的博物学价值，对其逐渐消亡表示哀痛，对人类的孤独感到恐慌。同 样，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像物种，都是自然演进的结果。不同的文化必然包含着人类对付 不同境况和挑战的智慧的积累，因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用一种文化一统天下，不 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不现实的。既然不同的文化是不同人群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最佳 利益规范，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那么，摧毁一种文化，就不仅损害了特定人群的利益 ，而且损害了全人类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是在价值体系，就是 在工具体系。由于利益的民族界限无法磨灭，则以民族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物种就不会 消失；如果文明之间的冲突难以在价值领域解决，最终导致的必然是工具体系异常发达 。当人人都拥有核武器时，威胁便是全人类的了。因此，新型的价值观建设，必须放在 文化生态观的基点之上，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传播，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 自菲薄；既要吸收借鉴，更要保留自我，“越是对自己的文明加以肯定，就越能从其他 文明中学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越是赞赏其他文明中包含的优秀成分，就越是为自己的 文明感到自豪”[8]，现在，该是我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拿起现代化的工具， 到传统中汲取精神营养的时候了。
其次，新型价值观建设必须关注科技的人文理性。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 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追求利益的绩效也突飞猛进，因而对科学理 性盲目崇拜和片面热衷。20世纪，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征服达到巅峰，终于引发了自 然界更为猛烈的报复。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无不透视出科技理性的非理性膨胀。 我们需要反思：真的是“科技发达的文化必然是先进文化”吗?“谁能说用核武器一次 杀死数十万人就比大刀长矛杀一个人就更文明、更进步呢?”[8]作为价值实践的重要手 段，科技确使我们受益，但失去了人文理性的约束，科技也将会置我们于死地!因此， 当我们拼命地发展科技时，亦应当赋予科技以对等的人文价值，让知识更富人情，要关 注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传统价值观确有万物共生、天人合一和可持续 发展的朴素思想，但是目前，光“以天下人为中心”还不够，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 枪文化”与“善文化”相遇，就好似骗子遇到好人，往往是文明败给野蛮。于是我们只 能拼命发展科技，使自己不被野蛮所淘汰，也只有科技发达，我们才有“以天下人为中 心”的实力，让科技按“天下人”的人文价值来行事。
第三，新型的价值观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性。在世界多元文化共生的境况下，保持我国 价值观的民族性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现实的。这种现实性既来源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 义由于缺乏普世性人文道德和价值伦理，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更来源于中国价值观 民族性的独特内涵。中国的民族性是开放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民族解放的而不是民族扩 张的，是在天下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
收稿日期：200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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