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将纺织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突破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纺织业论文,突破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纺织业是夕阳工业”的提法不科学，当前我国“将纺织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的突破口”也并非是给一位“垂死的老人”动大手术。
论及纺织业的改革，我们首先不得不澄清这样一个问题：纺织工业这门最具悠久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率先走上社会化大生产道路的支柱产业，是不是已成为“夕阳工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领会和贯彻“将纺织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的突破口”的中央经济政策的一个前提条件。
“夕阳工业”和“朝阳工业”的概念，最初由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于70年代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正式提出，同时托还将汽车、纺织、石油、钢铁、机械、食品、化工等产业划归“夕阳工业”范畴。西方这种“夕阳工业”的思想，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曾对我国纺织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工业城市把纺织业视为“垂死的老人”，置于“遗弃”的地位，不积极投入，不重视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
实际上，从全球范围来考察，纺织业已是“夕阳工业”的说法是立不稳脚的。随着世界人口和全球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纺织业品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也在同步增加，这必然促使纺织业通过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来保持其发展活力。目前，这一活力不仅表现在纺织业不断由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而且也表现为发达国家在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对纺织业进行改造，结果导致发达国家占领高档和高附加值商品市场，发展中国家主要填补中低档纺织品市场的世界纺织业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格局又必将扩大国际纺织品贸易。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60-1990年期间，世界贸易总出口额增长了27倍，年均增长11.6%，而纺织品的相同指标却分别高达31.8倍和12.2%；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10年，世界纺织品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仍高出世界商品贸易年增长率平均水平1至2个百分点。我国纺织业1978-1996年累计出口创汇2800亿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左右，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企业。同时，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已把部分纺织产业转移到国外，由纺织品出口转为进口，但由于国内仍保留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纺织产业实力，因而产量虽减少但产值却并不降低。90年代初，美国、欧共体四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产值比重占全球的71.8%，而中国、韩国、巴西、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9国仅占26.5%，尚不及美国一国纺织工业的总产值（比重为28.4%）。可见，在摒弃落后的老技术、获得先进的高新技术的改造之后，纺织业在全球产业变化的浪潮中，不仅没有衰退，而且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纺织业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观点，从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历程中也可得到佐证。二战后至今，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四起三落”，而每一次衰落之后，通过政府调整政策、企业更新技术，纺织业都能再度振兴。例如，60年代，由于亚洲“四小龙”纺织业的迅速发展，逐步取代了在亚洲市场的日本棉纺织品；加之欧美国家对纺织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使日本纺织品出口严重受阻，纺织工业第二次出现衰退。为恢复景气，日本纺织工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换代，于60年代推出了新产品——合成纤维，并由此带动了纺织业的第三次振兴。其后由于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以及70年代日元升值等因素，使日本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已开始在日本国内市场上与日本纺织品竞争。日本纺织业因此第三次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又一次制定新的纺织产业发展对策。70年代后期，为回避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经过技术改造和产品改造后的日本纺织工业，重点发展高档次、高质量的非价格竞争力产品；80年代后期，为适应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总趋势，纺织工业又开始实施利用电子技术进行集约化生产、产品多样化和高档化、开发工业用特种纤维（如高强高模聚乙烯醇纤维）的发展战略。进入90年代，日本纺织业迎来了二战后第四个振兴期。目前，日本纺织业在国际贸易中仍处于重要位置。实际上，日本纺织业“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技术创新的过程；只要有技术创新，纺织业就永远不会成为“西下夕阳”。
因此，“纺织业中存在夕阳技术”较之“纺织业是夕阳工业”的提法或许更能准确、科学地反映产业技术的变化。
二、以纺织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突破口的主要原因在于纺织业目前是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的行业；而纺织业结构调整从棉纺压锭着手是由于棉纺业亏损最严重。
自进入90年代起，国有纺织工业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起，行业困境不断加剧。行业困难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困难持续时间长，亏损额不断扩大。从1993年始，国有企业已连续5年亏损，净亏损额从最初的19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106亿元（居该年全国国有工业首位），1997年亏损额仍将达到80亿元。(2)困难涉及面广。1996年国有纺织工业企业亏损面达42%，较全国国有工业平均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职工约占国有纺织企业职工总数的一半；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国有纺织工业都出现了全行业亏损。(3)是全国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的行业。1996年全国国有大中型纺织亏损企业数达1031家，占全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总数的17.5%，亏损额占19%，涉及职工人数180万人，占全国大中型亏损企业人数的20%，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各行业第一位。
如果目前的现状再持续几年，纺织工业极可能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并将对整个国企改革的进程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纺织业采取重大改革举措已势在必行。正是由于纺织业目前是全国国有工业中亏损最严重的行业，因而选择纺织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的突破口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最困难的纺织业突破了，其他行业就会更容易更有信心去突破；纺织业没有脱贫，中国的国企就不算真正摆脱了困境；纺织业若能脱贫，不仅能探索和积累特殊困难行业改革解困的工作经验，而且对面上的企业改革也能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当然，对纺织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政府认为已经十分清楚，以及其改革解困的路子比较明确等也是此次决定将纺织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突破口的重要因素。
此次纺织业改革之所以从棉纺压锭入手，原因在于：(1)棉纺是纺织工业的“行业老大”，如1996年产值比重占到纺织工业的33%；(2)在棉纺织行业中，国有企业最为集中（见表1），从表中可看出，自80年代以来，棉纺织工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一直明显高于全部工业的平均水平；(3)棉纺织是纺织工业最困难的一部分，其亏损额占整个纺织国有工业亏损总额的57%。如果棉纺织业扭亏能够成功，纺织工业其他行业的解困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资料来源：全部工业的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棉纺织业的数据除1995年引自《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综合、行业卷）外均引自《中国纺织工业统计年报》。
三、生产能力过剩只是一种表象、一种阶段性结果，行业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扭曲才是导致国有纺织行业全面亏损的最深层原因。
当前，一般将导致90年代纺织业连年严重亏损的原因归于以下几点，而其中以“生产能力过剩”为主：(1)大量重复建设，造成总量严重过剩。以棉纺锭为例，就由1981年的1894万锭剧增至1991年的4192万锭，10年间增加了121%，使初加工能力大大超过了市场实际需求（约有1千万锭的富余能力），企业过度竞争。(2)“肌体”老化，机制落后。一方面，自进入90年代以来，纺织工业虽耗费巨资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但因国内低水平纺织机械重复生产太多，大部分纺织企业技术革新虽有进展，但举步维艰，不尽人意。至1997年，运行中的纺机设备是五、六十年代水平的尚有约40%，仅有20%左右的达到80年代水平（在全国1266万落后棉纺锭中，国有企业有1076万锭，占85%），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纺织业犹如“骑着老驴追汽车”。另一方面，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受计划经济培育的国有纺织业早已力不从心：低档产品因“尾大不掉”竞争不过身手敏捷的乡镇企业，高档产品则因技术水平低而竞争不过设备先进的外资企业。(3)历史负担过重，企业人员过多。据原中国纺织总会对3059家国有纺织企业分析，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占26%，低于50%的仅占5%，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82%，比全国国有工业平均负债率高出17个百分点。中心城市的纺织老企业离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的比例一般为1:1，有的甚至高达2:1。而在职职工中，也是严重地人浮于事。人员过多，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上述概括虽然不无道理，但明显流于肤浅。因为，早在1991年我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就达到了4129万锭（由1981年的1894万锭剧增至该数量），过剩1000万锭。同年，政府也提出了压缩1000万锭的计划目标。但1992-1996年间虽压缩淘汰了465万锭，但同时又新增了444万锭，5年实际只压缩了21万锭，目前棉纺业仍有1000万锭的过剩能力。是什么导致棉纺业的生产能力长期严重过剩？其根本原因在于行业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环境的扭曲。
我国棉纺织业的体制转轨起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标志是当时政府允许轻纺工业自销一部分产品。最初，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转轨速度快于大多数制造业，具体表现是：纺织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某些产品的购买已不需“布票”；市场供求关系已对产品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在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里，一些企业为促销，采取种种手段降低销售价格，不执行政府制定的提价政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虽然较低，但高于整个制造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棉纺织业的转轨进程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投入品市场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改革方面落后于大多数竞争性制造行业，棉纺织业已成为改革过程中制度环境明显扭曲的制造行业之一。其制度环境明显扭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二是各类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二者的具体说明和消极影响分析如下：
——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必然导致棉花供应方扩大具有成本优势的棉纺织生产。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主要是指在纺织行业体制转轨中，棉纺织产品价格放开了。（1992年我国政府正式宣布棉纺织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而棉花价格却未放开。90年代以来，棉花购销继续实行“经营、市场、价格三不放开”的政策，并于1994年恢复了农村供销总社，进一步加强棉花专营体制。这样使得城市大中型棉纺企业通过供销社专营系统购买的棉花不仅在价格上大大高于产棉区棉纺织企业的购棉价格，而且供应品种和数量也不能满足需求。到90年代中期，像棉纺织行业这样主要原料仍然没有市场化的竞争性制造产业已经很少。由于棉花调拨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产棉区在成本优势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将可控制的资源转换成就业和收入），必然纷纷建立棉花加工企业（这是一种隶属于地方的资源利用型企业）。这也就是棉纺织行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产棉区的原因。据原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的统计，1987-1989年，全国新增棉纺锭中，山东、江苏、河北、湖北、河南、陕西和湖南七个棉花主产区占了71%，其中山东、江苏、河北三省就占52%。
——各类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使得产品市场竞争不能有效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亏损企业不退出”和“原有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新企业仍不断进入”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行为。经过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税制、金融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各种生产投入要素进一步市场化，各种企业类型差别待遇的问题已有较大改善，但棉花专营体制继续使产棉区、非产棉区企业之间和计划内、计划外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待遇差别。这种差别的后果是：一方面，产棉区新建的中小型棉纺企业（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较之城市大中型国有棉纺企业具有低劳动成本和低价棉花稳定供应的竞争优势，使前者能够在后者经营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盈利，因而在行业亏损时仍有信心进入；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国有大中型棉纺企业停产，首先面临的就是职工安置问题，处置不当，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因此，虽然企业亏损，但只要有可能，政府仍将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贷款维持其运转，从而使竞争力差的这类国有企业长期劣而不汰。这也是棉纺织行业国有企业长期比例较高、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进程落后于大多数竞争性制造行业的重要原因。从表1可得，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78.7%降至1995年的34.0%，降幅为56.8%，而棉纺织业1995年这一比例仍高达51.9%，同期降幅仅为42.1%；同年，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仪器仪表等制造业的国有企业比重分别为27.8%、22.9%、19.8%、6.9%，远低于棉纺织业。
当然，棉纺织行业生产能力长期过剩还与行业自身的一些特点有关。这表现在：
——规模经济不明显，进入障碍弱。据中国产业经济技术研究联合会的研究表明，2万锭的棉纺织厂与更大规模的棉纺织厂相比，在生产成本上并没有明显劣势；另据一些棉纺厂家称，1万锭规模的棉纺织厂就没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原中国纺织总会在规划棉纺织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要求每个项目达到1万锭的规模，这也反映出政府主管部门对棉纺织行业经济规模的判断）。而且通过下面的一组统计数字也可为判断棉纺织行业的经济规模提供支持。我国棉纺织行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与行业平均规模基本相当；1995年底，我国棉纺织行业平均每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165万元，平均销售收入为2505万元，而外商投资棉纺织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净值为1473万元，平均销售收入为2675万元。由此可见，棉纺织行业所要求的经济规模并不大，这自然容易引发新投资者的进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大。
——资产专用性强，退出障碍强。一者，棉纺织设备的通用性弱，纺锭、织机只能纺纱织布，难以转产；再者，棉纺织技术和操作工人的技能的专用性也较强，企业主要靠自己现有力量可以开发的其他行业的产品品种很少。因而，这类沉没资产（产品改变后毫无用途的资产）比例较大的行业在一定幅度亏损情况下继续生产，是一种合理选择（“一定幅度”是指产品市场价格处于低于平均成本但高于平均可变成本的范围之中）。因为在此范围中，生产虽然产生亏损，但由于固定投资相当部分是沉没资产不可收回，停产的损失将更大。
四、此次政府对棉纺压锭的补贴，反映了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中政府对传统产业退出采取援助政策，这在国际上有先例，也是必要之举，但也存在副作用。
纺织工业的调整，在世界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式的，听任市场竞争规律支配，调整时间长、代价高。英国纺织工业经过漫长的百年时间，才将3000多万棉纺锭压缩到27万锭。另一种是日本式的。60年代，日本采取政府援助的方式，耗资3800亿日元，参与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对过剩的纺织设备实行收购压锭（报废）的政策，同时，实行设备注册制（注册现有设备，生产品种，限制未经注册设备的作用，限制新增生产能力），对调整中的失业者提供生活补助和就业培训支持。结果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我国当前对纺织工业采取的调整方式类似于后一种模式，从日本的经验看，此种方式应具有可行性。
我国政府在提出今后三年内压缩1000万棉纺锭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援助政策：(1)每压锭1万，给予300万元财政补贴，并提供200万元还本期为5-7年的贴息贷款，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下岗职工的生活救济和再就业支助；(2)1998年银行核销呆、坏帐的规模不低于1997年的97.3亿元，新增的100亿元，也重点向纺织企业倾斜；(3)支持纺织品扩大出口，自1998年1月1日起，退税率由9%提高到11%；(4)将15%的纺织品被动配额直接分配给自营出口企业，头两批332家企业的分配方案已于今年3月下达；(5)对使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的纺织品的出口实行零关税。
政府的援助是极为必要的。因为，纺织行业作为一种以沉没资产为主、退出障碍强的传统产业，在结构发生剧烈变动时期，将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要面临减产甚至破产、关闭问题，如果转产，需要大量的新投入。企业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此过程，需要政府的援助。尤其是当前纺织业改革的调整时期比较集中，且涉及企业面广，政府很难承受将此类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处理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如此次调整将有120万纺织工人下岗，若处理不当，将成为社会上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从另一角度来看，政府对棉纺压锭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的不正当行为和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没有压锭补贴时，企业可能会对某些确实落后且净值很小的棉纺设备自行淘汰。但当政府有援助时，企业就不会自动淘汰和更新设备，而是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得到援助。结果使本来有可能自行淘汰的设备和主动退出的企业反而仍然滞留在行业内。从这一点讲，政府援助的作用走向了出发点的反面。因而，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仍要允许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政府援助政策的重点是减弱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冲击。
五、应借纺织业改革之机，进一步改善纺织工业的所有制结构，扩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同时，结构调整时对企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选择要讲究适用性。
这次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也应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调整。1980年前，国有纺织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利税总额、利润总额和职工人数占全国纺织工业的比重均在80%以上，而到了1994年，上述四项指标分别降为38.4%、23.0%、0%（1994年全国纺织工业利润10.8亿元，而国有纺织企业亏损10.8亿元）和37.3%。这说明，非国有所有制纺织企业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过国有纺织企业而成为纺织工业的主力军，同时也表明非国有企业较国有企业在纺织产品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国有制应是政府在一些特殊部门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干预方式，国家应逐步退出那些具有充分竞争性和盈利性的行业。根据理论界对企业的分类，纺织行业的企业均属于第三类，即一般性、竞争性和盈利性企业。这样，国有纺织经济的规模应进一步缩小，其上述四个指标的比重在20%左右为宜，同时变国有企业单一经济成份为多元化经济成份。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善，在使国有纺织经济仅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化纤生产和流通、高技术装备及跨国经营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同时，能量大限度地激发非国有经济在纺织工业领域的活力。
在纺织业的结构调整中，如何选择保留企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甚为重要。过去纺织业生产分散、规模不经济等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合理反应。结构调整中，新的企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应由新的市场环境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促进和维持市场环境的健康（如修正棉纺织行业体制转轨中被扭曲的制度环境），而不应以行政手段来决定企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更不以因为过去纺织工业存在企业规模过小、技术水平低的问题，而要求未被“结构调整”掉的企业一律要大规模、高技术，这种“一刀切”、“矫枉过正”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常患的毛病。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收入水平多层次的国家，不仅适应企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生产条件不一样，而且对纺织产品技术、档次的市场需求也是多层次的。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选择应该考虑这样的适用性：既要适应市场环境中的生产条件，也要适应市场环境中的消费需求。如果企业采用新技术生产出的高质量、高档次的新产品，按市场所能接受的价格出售会导致亏本，而将价格上升至可以盈利的水平时，市场需求又会大幅度下降以至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这说明这种技术的选择不符合适用性准则。又例如，交通落后地区的纺织企业，大批量地生产某种产品，使得产品满足当地需求外还须外销，但由于运输成本高，产品外销得不偿失。这表明生产规模的选择是不适用的。当然，笔者的观点远不是否认组织大规模、高技术的生产，相反，是强调要在结构调整中根据国情形成在规模上从大到小、技术上由高至低的纺织企业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