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鹏[1]2002年在《四十年代文学主题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分为七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 人们通常都认为主题是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稳定的意义成分。然而它与论题、题材、内容、意义、中心思想不同，总是以形式多样，具有丰富的感性特征和审美意蕴的面目出现，是一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整体表现出来的内蕴的最高的概括，经常伴随着一套习见的意象、母题、套语、人物形象、结构模式等因素出现。 正如普实克批评的，中国古典文学不光在形式方面是高度规范化了的，即使在文学主题方面也一样是如此，这使得中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化创见性少得出奇”。中国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背叛正是面对这种传统主题体系的弊病而兴起的一场全面的变革。作家须要从联合内容和形式的结合部入手，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与读者，与新文化紧密相连的“文学的文化世界”。这正是新的文学主题体系要做的事。20世纪的文学总主题，是以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组合为核心的母题—主题结构；它有着形而上的主题意蕴，包含丰富的意象和象征色彩，统领着无数中国人对“现代”的文学想象。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四十年代二者都成为这个时期最频繁出现的文学中心意象和创作构思的起点，以此为想象和结构文本的核心，形成面向不同文化论题的文学主题群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十年代也是关于城乡主题的一个大碰撞的时代，一切关于它的精神结晶都在这个时期搅动在一起。围绕着它，作家们动用了各种不同的文体和审美想象力。 第二部分： 四十年代战争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大变动对文学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产生的城乡关系的变动，使人们对城市的感觉发生迁移，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母题—主题的对举结构中乡村的地位得到高度提升。这种情况改变了城市作为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哺育面向新生的文学新文学的摇篮的地位。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的城市的乡土性就凸现出来，突出地表现在反观城市时所采取的浓重的道德主义的视角和审视异己的眼光上。农村主题以一种占据道德优势的姿态出现在城市主题的面前。城市主题及其知识分子的“同谋者”在四十年代的某些讽刺性的作品中，落入了历史的“喜剧”的命运。 第叁部分： 四十年代的文学主题系统向以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倾向靠拢，大众化、通俗化成为这个时代追求目标，以适应战争的环境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与叁十年代热气腾腾的城市氛围相比，四十年代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农村的时代。在解放区的作家，以及左翼作家和民主作家那里，乡村与城市作为文化象征物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对峙关系开始松动 起来；不是解除，而是两者不断被加入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主题意蕴，它们 仅作为独立象征物的特性得到了改变。从文学主题的生成上看，从乡村大 地上汲取原生文化的营养，把它融到理想化、观念化的政治性文学的建设 中去，这正是解放区这个四十年代特殊的政治区域对乡土本地的文化基因 进行改造，以获取进入文学主题体系的资格的途径。 第四部分： 区域政治与地域文化交织下的文学环境，是四十年代文学主题的特殊冬 存在方式。这是本文在勾勒四十年代文学主题整体轮廓时的重点。以沦陷区 和孤岛时期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区域政治和相关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制约性 的作用是贯穿这个时代的。“孤岛”时期和沦陷以后的上海是个在这十二年 中很难找到自我身份的城市。是战争的喧嚣促使上海更为清醒地认识到自 己的特殊性，也更为强烈地获得了自我意识。地域文化在区域政治下的觉 醒也表现在其他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中。“向民间的口归”成为一部分作家响 亮的口号，“描写真实”，“暴露真实” 的乡村写作同样也是对于日本帝国 主义思想侵略的一种曲折而艰辛的反抗方式。 第五部分： 国统区的文学主题较明显地承接了上一时期的一切文学实践的成果， 是能够代表整个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主潮的一个区域，但它也是一个由最 广大的各种区域文化构成的政区。国统区地域文化和政治区域文化的内在刀 关系，也更为丰富和深刻。四十年代文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要从地方的认同 抵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从乡土农村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提供文 学卜的支撑。作家们开始从章年记忆里的村、乡、镇向更大的，甚至跨越了 个人记忆边界的文化存在进发c一块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在象征的意义上， 等同于一块有待生成的“国域” 文化。萧红，端木敦良，骆宾基，汪曾棋， 沙，吴祖绷，姚雪垠，艾芜；沈从文，王西彦等都致力于从空间和文化含 量上扩展乡土主题，这是四十年代的独特贡献。它在整体的意义上去处理 乡土与人的关系，无论以怎样的风貌出现，都传达了一种面向民族文化的 未来的讯，息。 第六部分：
崔静雅[2]2016年在《挣扎与探索中的文学书写》文中研究说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因其在时间、地域以及文学语境上的特殊性,通常被视为勾连起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过渡阶段,“过渡”二字就揭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小说作为这一时期解放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们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创作模式的巨大改变,对于小说特点的揭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整个解放区文学的特点。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解放区小说在叙事技巧以及叙事逻辑上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展现此时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转变,并由此关涉文学语境、作家心理以及解放区小说呈现出的整体性倾向。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以解放区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叁个重要的主题对其进行把握。解放区短篇小说数量众多,短篇小说本身的灵活性使作家更容易利用这一形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新的文学体制的磨合所体现出的诸多复杂状态也更加明显。这一章主要通过将短篇小说分为启蒙主题、知识分子忏悔主题以及“工农兵”新人主题,并结合作家心态梳理这些主题在四十年代中叙事方式的改变。另外,对丁玲作个案研究,从她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策略观察作家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学体制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主要关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解放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出现暗示着作家经验结构的逐步稳定。在这一部分中对不同身份作家所呈现出的不同创作心理入手,包括解放区本土作家、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托生于左翼文学的知识分子作家叁大类,将他们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此时的长篇小说一方面根据不同的作家身份和心态在小说主题的选择、叙事结构以及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倾向,另一方面也陷入了各自的困境之中。这些小说的创作特点对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最后一部分则是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小说叙事所呈现出的特点进行归纳和评价。解放区小说将叙事作为一种中介,是作家整合自己经验结构的一种工具。在具有强制性的文学体制的指导下,解放区小说实现了叙述对象向“工农兵”的转化,而新叙述对象的陌生使解放区小说具有纪实性和简化性的特点。与此同时,作家们也在作品内外将小说的叙述权转让给“工农兵”,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在不断降低。另外,由于读者的改变以及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解放区小说开始大量吸收民间的方言土语,一方面有利于作品主题的展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也达到了一种悖论性处境。受制于时代发展水平和作家的矛盾心态,四十年代解放区小说也达到了一种无法突破的边界。
王敏[3]2016年在《20世纪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的现实主义走向》文中研究说明叁四十年代的儿童小说与晚清、“五四”相比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不仅体现在译介中,也体现在本土作家的创作中。译介方面,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在题材上延续了晚清和“五四”时期的方向,包含冒险、教育、成长、苦难等主题,但是在晚清和“五四”很少见的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译介增多,现实苦难和政治性因素也越来越多；在源语国别上,晚清和现代时期一直以欧美为主,但叁四十年代源语国内部比例发生变化：晚清和“五四”时期欧洲的源语国以英国、法国为主,到叁四十年代则以苏联为主。晚清传入的贫苦孤儿形象在叁四十年时代儿童小说中依然存在,但不再等待救援而是靠勇敢和智慧寻找出路。创作方面,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在题材上接受外来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影响,展现革命战斗和现实生活,形象塑造上也赋予儿童政治身份,儿童形象从晚清和“五四”时期软弱无助的小可怜,转变为经历苦难成长起来的小英雄。即使在政治性因素较少的儿童小说中,也可见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方式的关注,如凌叔华和张天翼不同于主流风格的作品。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呈现出现实主义走向。考察这一时期儿童小说译介和创作不同于晚清和“五四”的发展态势,可以发现译介中源语国、题材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变化,和创作中题材和形象的变化,都与现实性因素尤其是政治文化因素有关。这一时期功利性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对儿童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走向更加鲜明。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的现实主义走向并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在表达思想和塑造人物方面存在一定局限,而这种关注现实、将政治因素介入儿童小说的创作倾向对建国后的儿童小说创作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朱德发[4]2002年在《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认为 ,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 ,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 ,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 ,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 ,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 ,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 ,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
王栎雯[5]2011年在《上海沦陷区的女性言说》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在上海沦陷区实行严酷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导致上海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市民苦不堪言。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过“五·四”洗礼,拥有自由平等思想的知识女性该如何生存?她们在谋求生存时会遭遇何种困境?这是本论文所要解答的问题。作为上海沦陷区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苏青率先将视线投向了上海沦陷区的知识女性,通过描写知识女性日常的生活,勾勒其生存状况。因此,笔者选取苏青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作品主题进行分析、阐释,继而全面、真实地展现上海沦陷区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本论文分为绪言、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内容以及创作主题进行简单梳理,突显苏青的女性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文部分由叁章构成:第一章,结合上海沦陷区的社会环境和苏青自身的经历,阐释苏青围绕知识女性生存困境主题进行创作的写作背景。第二章,笔者通过对苏青作品进行详细分析,从“谋权”、“谋生”、“谋欲”这叁个角度全面展示上海知识女性在精神上、物质上、生理上的困境。谋权,是知识女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谋生,是知识女性谋权不成后的退守;谋欲,是知识女性对正常欲望的渴求。第叁章,围绕知识女性如何才能得到救赎进行分析。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剖析知识女性生存与精神困境产生根源。二是分析苏青对于知识女性如何获得真正解放的思考。结语部分主要是指出苏青作品知识女性困境主题书写的局限性与意义所在。上海沦陷区的知识女性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苏青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客观地展现了她们的生存困境。作为上海沦陷区知识女性的代言人,苏青的创作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余娟娟[6]2013年在《论四十年代汪曾祺创作的悲剧意蕴》文中研究指明汪曾祺是一个衔接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作家,四十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起步期,他在此期间创作的作品中蕴含着深沉的悲剧意蕴。战争环境中的坎坷经历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浸染是四十年代汪曾祺创作的特定背景。普通小人物的艰难生存和人对命运无法把握的生活悲剧,传统文化的消逝和有价值生命被毁灭的社会悲剧,生存价值的自我剥夺和个体生命的荒诞、虚无的精神悲剧共同构成了四十年代汪曾祺创作悲剧意蕴的丰富内涵。相对于善与恶的激烈交锋以及美与丑的强烈冲突,四十年代汪曾祺的创作追求悲剧情感的节制与中和,并在其中融入人道主义同情和悲悯,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悲剧审美特征。在传统儒释道思想和京派作家悲剧表达方式的影响下,汪曾祺采用含蓄的结尾艺术、“回忆”的叙事模式和大量风俗画描写的表达方式淡化作品中的悲剧意蕴,以此来实现平淡和谐的审美追求。在悲剧性主题之外,汪曾祺主张在悲剧生活中发现美和诗意,以诗意栖居的方式超越人生的苦难境遇,并表现出对民间小人物生活的极大关注,于主流文学之外回归“人”的本体和生活本身,在以政治主题为主导的四十年代文学环境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价值。
杨玉霞[7]2005年在《四十年代新诗“命运”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运用历史文化批评和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创作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有关理论,对四十年代新诗中潜在的主旋律——“命运”主题展开分析。第一章首先从传统的继承、时代的召唤两方面梳理了“命运”主题的存在基点,然后由叁大创作群体的生成进入对其“命运”主题的多样表现的整体描述;第二章作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对“命运”主题的叁大意象群(“太阳”意象群、“大地”意象群、“黑夜”意象群)的内涵进行逐个分析,然后寻找“命运”主题在艺术表达形式方面的差异,最后对“命运”主题所负载的、不同质地的精神内涵进行了剖析,这也是对以上意象生成和形式选择的原因的一个深入探讨。第叁章是对四十年代新诗“命运”主题的新诗史乃至文学史层面的整体反思,并对该主题的影响以及流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首先是对四十年代新诗整体的主题研究的一个补充。其次,经由文本研究进入精神史研究,本文通过对诗人主体存在状态的考察达到了对新诗本身发展的整体考量。
潘小玲[8]2016年在《寻找文化自我的生命历程》文中指出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开始小说创作,他在创作之始就对小说文体有着艺术自觉和追求。四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在上海,着力进行短篇小说的文体革命却陷入了“写不出来”的困境。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汪曾祺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八十年代初,年逾花甲的汪曾祺突然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以成熟圆融、富含文化基因密码的“汪氏文体”而成为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在八十年代特殊的文学环境中,汪曾祺被文学史书写者们讲述为继承了现代文学传统而在新时期“复出”的一个奇迹。在这种宏大的叙述中,“汪曾祺”意味着线索和桥梁,“复出”和“保存完好”的逻辑让汪曾祺的四十年代直接连接上了八十年代。这种叙述逻辑让汪曾祺的“复出”成为一个奇迹,而让“中断”难以解释。现有评价逻辑中存在的认知盲点和解释困境正是本文论证的起点。从这里出发,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汪曾祺独具个性的“汪氏文体”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论文最终想要呈现出来的论证局面是：“汪氏文体”是汪曾祺文化人格的艺术化和外化。而他的文化人格,是从他所生活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文化土壤”,不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有着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有着丰富的多元性,在本文中,它宏大的、复杂的形态将融化在一种最小化的、个体生命的成长叙事中,融化在对汪曾祺的文化基因的追索,和对汪曾祺的文化人格的成长叙事中。这种论述的目的在于说明“汪氏文体”的立体结构：它有它的文化基因,和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发育过程。伴随着他的文化生命成长的,是他对小说艺术的体认和苦心经营,是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追求一个“独属于他的文体理想”。绪论部分首先呈现了成熟时期的汪曾祺文体的特点,然后梳理了文学界“发现”汪曾祺的过程。并从现有评价逻辑中存在的认知盲点和解释困境发掘本文论证的起点：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体有什么不同?第一章对汪曾祺四十年代中后期充满裂隙的小说形式和裂隙中丰富的潜在话语做了细致分析,从中解读出青年汪曾祺身陷上海的茫茫人群中时面临的文化壁垒、身份失落和“迁根”之痛。并指出他陷入“写不出来”的创作困境,原因在于他尚未自觉到、更无力调和自己的多元文化基因。第二章讲述了汪曾祺从高邮故乡和昆明联大的成长历程,意在描绘汪曾祺的多元文化基因图谱。第叁章探索汪曾祺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长达叁十年的创作沉寂期所具有的饱满的意义：转变了世界观,淬炼了语言,自觉其多元文化基因,为八十年代初“汪氏文体”的成熟做了积累和酝酿。结语阐述“汪氏文体”与汪曾祺文化人格之间的同构关系。
李章斌[9]2012年在《“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文中指出本文从诗学策略与历史的关联性的角度来研究“九叶”诗人四十年代(1937-1949)创作的特色,分析他们发展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征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意识。导论反思了过去对四十年代现代诗人的研究之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借鉴和移用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性”论述是过去主要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看重西方诗人的“影响”,把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和“现代性”论述当作一种“求同”的目标。它的弊病有：对中国诗人之主体性以及其创作语境的忽略,把“现代主义”概念外延无限扩大,片面强调“九叶”诗人的“现代性”等。针对过去研究中的“非历史化”的倾向,本文提出要把“九叶”诗人“放回历史”：一是把他们的创作放回到社会、个人历史中,观察他们在选择某些诗学策略时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条件。二是把他们的作品放回到文学史中,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其特色和贡献。对“历史关联”的强调有利于破除“现代主义／现代性执迷”。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九叶”群体的产生。它的形成受到了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坛主流(“人民文学”)所施加的压力的推动。由于四十年代后期左翼作家阵营的不断扩大,“革命现实主义”和“文艺大众化”主张占据主导地位。“主流”开始把一切处于它之外的倾向都视为“异端”,力图对它们实行“打击”或“收编”。处于“主流”之外的“九叶”诗人因而聚集在一起以求保存自身。第二章考察“九叶”诗人在开创诗体方面的贡献。四十年代的历史危机和现实压力迫使诗人的个人世界向外部世界敞开,这推动了诗体的转型。辛笛的创作体现出叁十年代抒情诗在现实压力下“蜕变”的历程。在现实压力的推动下,辛笛诗歌出现了一种“无法抒情的抒情”,导致了其道德意识、历史意识的觉醒,取得了意象组织、节奏安排等突破。四十年代后期,辛笛力图融入“群众”并诉诸“行动”,这种变形的道德意识瓦解了其创作动力。由于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穆旦在创作中颠覆了原来的“新的抒情”方案蕴涵的关于历史与现实、民族进步的一系列假设,也避免了一般的抗战诗歌的昂扬基调。杜运燮探索了一种反抒情、反感伤的“轻体诗”,以轻快笔调、讽刺口吻和微妙的隐喻处理严肃的题材。但是,“轻体诗”写作与历史语境产生了矛盾,杜运燮并未找到化解外部世界之“重”的方法,这限制了“轻体诗”艺术的发展。第叁章考察了“九叶”诗人对“自我——世界”之紧张对立的表现,这是他们区别于叁十年代诗人的重要特征。穆旦诗歌关于残缺自我与追求完整性的表现与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有关。穆旦的“我”的现代性需要放到与现代历史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陈敬容的诗作中出现了一种“陌生的我”与“陌生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她着力表现城市生活的丑恶和异化,体现出敏锐的观察和语言创造意识。杭约赫的诗歌体现出自我与世界之对立的消解的过程。他在长诗《复活的土地》一度成功地展现出城市对人的异化和毁灭。但是他转向对宏观历史和“新世界”的表现时,乌托邦观念麻醉了他的感性,“我”与“世界”的对立消解了,诗歌艺术水准明显下降。第四章探讨了两种“时间”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意识。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期待着政治变局来解救屈辱、黑暗的历史,这种期待使得他忽略了对伦理态度的审思和艺术表现的研磨。穆旦则对决定论式的历史观持批判态度,他颠覆了这种历史意识背后的“时间原型”。“时间”／历史在他笔下不再是直线进步的,而是被“现在”牵引着下沉,个人无法把握时间和历史,历史被看作空前的灾难。穆旦对时间与历史的表现具有“见证历史”的意义。第五章讨论了“九叶”诗人的创造性隐喻。隐喻的特色与世界观有紧密关系。在历史文化危机的推动下,辛笛放弃了那种表现人与世界之和谐的隐喻意象,转而采用表现人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创造性隐喻。穆旦的隐喻较强的张力与他感受到的历史压力有关,这种压力是严峻的历史环境与其个人的历史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创造性隐喻在“九叶”诗歌中大量出现这一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九叶”诗人的隐喻展现了新诗在推动文学语言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概言之,“九叶”诗人的突出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如何让诗歌有效地应对历史的剧变和现实的压力之上,并恢复和更新语言与世界的紧密联系。道德与历史意识既是他们前进的动力,又往往是限制其进步的阻力。他们在诗歌语言和符号体系日趋模式化和僵化的时代主潮下,代表着一种“逆流而动”的倾向：他们通过激发语言的活力来更新对于存在的认识。
孙宾[10]2014年在《漂泊·寻找·归来—骆宾基小说创作论》文中认为在东北流亡作家群中，骆宾基的小说极富特色，有着不输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独特魅力。但是，有关骆宾基小说创作的研究却一直很薄弱。相关研究多从传记生平、创作特色概括、部分作品的阐释入手，缺乏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总体来看，骆宾基的创作生涯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每一阶段的创作各具特色，不能泛泛而论；而在艺术思维、创作情结、审美趣味等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统一与演进，不能割裂来谈。全面系统地研究骆宾基的小说创作，把握其创作规律与艺术价值，既弥补了骆宾基研究的薄弱环节，又是切合骆宾基创作实际的应然之举。本文拟分叁章对骆宾基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第一章，以“在时代的洪流里漂泊”为主题，论述骆宾基的早期（1936—1940）创作。分两节展开：第一节漂泊流亡，追溯骆宾基的出身、成长背景。第二节走向革命，论述骆宾基早期的抗战小说。第二章，以“在文学的园地中寻找”为主题，论述骆宾基的中期（1940—1949）创作。分两节展开：第一节体味后方，论述骆宾基以大后方为背景的创作。第二节寻找家园，论述骆宾四十年代的乡土书写。第叁章，以“在解放的土地上归来”为主题，论述骆宾基的后期（1949—1994）创作。分两节展开：第一节歌颂光明，论述骆宾基建国后的创作转变。第二节无形枷锁，分析骆宾基建国后创作日趋停滞的现象及其原因。
参考文献：
[1]. 四十年代文学主题比较研究[D]. 郑鹏.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2]. 挣扎与探索中的文学书写[D]. 崔静雅. 山东大学. 2016
[3]. 20世纪叁四十年代儿童小说的现实主义走向[D]. 王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4]. 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J]. 朱德发.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 上海沦陷区的女性言说[D]. 王栎雯. 四川师范大学. 2011
[6]. 论四十年代汪曾祺创作的悲剧意蕴[D]. 余娟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7]. 四十年代新诗“命运”主题研究[D]. 杨玉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8]. 寻找文化自我的生命历程[D]. 潘小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9]. “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D]. 李章斌. 南京大学. 2012
[10]. 漂泊·寻找·归来—骆宾基小说创作论[D]. 孙宾. 四川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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