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桑植 427100
【摘 要】目的 探讨痰涂片镜检在下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选取我中心2013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共90份痰标本分别行痰涂片检查及痰培养，对筛选出的合格痰标本鉴定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90份痰标本中，合格率为41.1%，与不合格率58.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90份合格标本痰培养阳性率为56.8%，53份不合格标本痰培养阳性率为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7份合格痰标本中，共28份标本痰涂片与培养结果相符合，符合率为75.7%。结论 痰标本的高合格率可为痰培养提供有利条件，能提高痰涂片与痰培养结果的符合率，因此为降低痰培养漏诊及误诊率，提高下呼吸道感染及肺结核诊断准确率，临床应高度重视痰涂片检查工作。
【关键词】痰涂片；镜检；在下呼吸道感染；诊断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putum smear microscopy in the diagnosis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s select the center in December 2013 to December 2015 were patients with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a total of 90 sputum samples were separately sputum smear and sputum culture，to select qualified sputum specimens identification resul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90 sputum samples，percent of pass is 41.1%，compared with the fraction defective is 58.9%，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5）. 90 specimens of qualified sputum culture positive rate was 56.8%，53 samples is unqualified specimen sputum culture positive rate was 5.7%，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5）. 37 qualified sputum specimens，a total of 28 specimens of sputum smear and culture results，coincidence rate was 75.7%. Conclusion sputum specimens of high qualification rate can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sputum culture，can improve the coincidence rate of sputum smear and sputum culture results，so in order to reduce the misdiagnosis and sputum culture and the misdiagnosis rate，increase th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tuberculosis diagnosis accuracy，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linical sputum smear examination work.
【Key words 】 sputum smear；Microscopy；Th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The diagnosis
下呼吸道包括气管、支气管和双肺，痰液是下呼吸道特异性分泌物，对痰液标本进行病原菌检查可为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做出准确判断。痰标本的采集需要患者配合咯痰，虽具有无创、采集方便的优点，但因其致病菌常受上呼吸道的正常菌群的覆盖影响，而导致漏诊情况的出现，即假阴性[1]。据相关研究[2]报道，痰涂片检查能为合格痰标本的筛选提供依据。为探讨痰涂片镜检在下呼吸道感染及肺结核诊断中的意义，笔者选取我中心2013年12月～2015年12月90份痰标本，分别行痰涂片检查及痰培养，对筛选出的合格痰标本鉴定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取得理想结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中心2013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收集所有患者痰标本共90份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痰标本均取自于患者入中心第1d清晨治疗前在漱口后深咯的第1口痰，均于1h内送检。
1.2 诊断标准
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制定的《合理应用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治疗下呼吸道感染专家共识》[3]中关于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
1.3 方法
对所有标本分别行痰标本涂片染色镜检检查及痰培养，对筛选出的合格痰标本鉴定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合格痰标本：白细胞计数（WBC）≥25/低倍镜（LP），上皮细胞≤10/ LP，并在血平板及巧克力等平板上接种，置于加入5%CO2的35℃孵化箱中，麦康凯平板培养20h左右后读碟，温度为35℃。下呼吸道感染菌种包括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β-溶血性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铜绿假单胞杆菌、鲍曼不动杆菌或其他革兰氏阴性杆菌等。采用人工鉴定进行细菌检测，将痰检和结核病诊断治疗相结合。
1.4 观察指标
（1）该组标本合格率与不合格率；（2）2种标本痰培养阳性率。
1.5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有结果数据均由2名实验员交叉记录并校验，数据结果均采用SPSS16.0 for Windows7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 % 表示，该组标本合格率与不合格率比较和2种标本痰培养阳性率比较均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该组标本合格率与不合格率比较
90份痰标本中，合格率为41.1%，与不合格率58.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痰液由下呼吸道分泌，下呼吸道包括气管、支气管、肺。正常情况下，下呼吸道无病原菌感染，当发生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时，痰液检查可为临床以上部位感染诊断做出巨大贡献，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感染病原体的种类及生长情况，常用于临床各科室怀疑下呼吸道感染的确诊。痰标本的涂片染色镜检及痰培养是临床各科室最常用于诊断下呼吸道感染的手段[4]。
本文中，笔者选取我中心2013年12月～2015年12月90份痰标本，分别行痰涂片检查及痰培养，对筛选出的合格痰标本鉴定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90份痰标本中，合格率为41.1%，与不合格率58.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合格率远低于不合格率，说明痰液的收集过程中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在采集痰标本的过程中，假阴性（即漏诊）常伴随出现。痰培养检查漏诊的出现常因正常菌群的覆盖所致。而标本采集前敏感抗生素的使用可有效抑制病原菌的生长，使痰培养结果出现漏诊，须引起医护人员高度重视。此外，若标本送检及接种时间推迟或储存保温不当，培养基已被使用，则病毒、衣原体、支原体、致病菌、结核分枝杆菌等病原体则无法生长[5]。痰标本涂片检查肺结核的诊治中亦存在较高价值。众所周知，结核菌检查是临床确诊肺结核的检查中特异性最高的检查手段，可对肺结核诊断提供可靠依据。此外，通过快速简便的痰涂片抗酸染色，经痰培养找到抗酸杆菌（+）亦可明确肺结核诊断，因为在我国范围内，非典型分枝杆菌极为少见，当痰培养提示抗酸杆菌呈现阳性，则基本可明确诊断肺结核[6]。本文研究结果还显示，37份合格痰标本中，共28份标本痰涂片与培养结果相符合，符合率为75.7%。与学者吴春英[7]报道的76.38%大致相近，痰标本的涂片染色镜检及痰培养技术在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学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该结果具有一定参考意义。90份合格标本痰培养阳性率为56.8%，53份不合格标本痰培养阳性率为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合格标本痰培养阳性率阳性率高于不合格标本，因此为提高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准确性及真阳性率，应重视标本采集过程的严谨性，提高标本合格率，降低假阳性率（即误诊率）出现。因此，笔者建议，在临床各科室高度怀疑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的诊断中，应重视并熟练掌握痰液采集过程中的方法及操作，加强医护人员在标本采集至送检过程中的督导工作，增强检验专业人员责任心，临床科室与实验室进行紧密合作，避免标本采集过程的干扰因素，提高痰标本采集合格率及送检率，将痰涂片检查和结核病诊断治疗相结合，可显著提高下呼吸道感染及肺结核诊断阳性率及准确率，为临床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痰标本的高合格率可为痰培养提供有利条件，能提高痰涂片与痰培养结果的符合率，因此为降低痰培养漏诊及误诊率，提高下呼吸道感染及肺结核诊断准确率，临床应高度重视痰涂片检查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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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春英.下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痰涂片的应用意义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6，14（18）：75.
论文作者:刘文杰,殷玉珍,李玲琳
论文发表刊物:《航空军医》2016年第1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11
标签：标本论文; 涂片论文; 呼吸道感染论文; 肺结核论文; 合格论文; 统计学论文; 杆菌论文; 《航空军医》2016年第17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