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情商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情商的社会学阐释
什么是情商？心理学家们一般认为，情商是相对于以认知、语言、计算为特征的智商而言的，它是一种认知和处理情感的能力。如果以沙络维1990年正式提出情商概念为标志的话，充其量十年的历史，对情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加以拓展和挖掘。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如何理解情商呢？我们认为，情商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和发展智慧，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智力因素，是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能力，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素质和情感水平。情商不仅是衡量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更重要的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人是处于多种关系中的。世界以人为核心衍生出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既有理性的处理方式，又有情感的处理方式。人们为了适应自然、社会、他人以及个人的自我感受，在情感上总要作出一定的反映和调节。情商就是人们处理情感的方式以及对情感的调节能力，是人们情感质量的内在规定性。智商主要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情商的作用对象主要是人的世界，是社会界，因而情商也被称为“人际智能”、“社会智能”；但同时情商作为一种生态人道主义态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与智商一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和谐的关系。改造自然是人的智慧着力点所在，爱护自然则成了人的情感关注的焦点。
情商具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社会历史性。人的情商是受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制约的，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规定性。在原始的蒙昧时代，人的情感没有任何整饰，是一种冲动的、盲目的非理性情欲，没有道德的限制，也缺乏审美性的令人愉悦的情感表现，是一种素朴的、本能的情感意识，情商处于低水平。情商的水平是随着社会进步逐步提高的。在当今知识和理性时代，人们的情感倾向于科学和理性、自由与平等，情商的发展已达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平。
第二，社会调适性。社会成员的情感方式及其水平总是受到社会的调节和控制，另一方面，个体成员的情感方式也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人的社会化包括情感的社会化。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按照社会的价值标准调整自己的情感，提高自身的情商水平，否则，就会造成社会调适能力衰竭，易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
第三，民族性。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情感处理方式，因而每个民族的情商都带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情商”体现的是一种反映民族特色的情感的素质、情感的境界，是一个民族的人格和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第四，价值性。人虽然都有感情，但人和人在感情价值方面的差异却很大。从最一般的角度，可以把情感分为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符合社会法律、道德要求的情感价值为正。违背社会法律、道德要求的情感价值为负。情感的价值不仅有正负之分这种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高低之分这种量的规定性。同是爱国之情，有的人为国家可以奉献生命，有的人最多只不过是一个守法公民。显然，前者的情感价值要高于后者。情商就是衡量情感价值的质量标准，是情感价值水平的直接反映和表现。情商高，意味着情感具有较高的正面价值；情商低，则意味着情感价值低甚至是一种负面的情感。可见，情商已成为对人们情感行为进行社会评价的一种重要价值尺度。
社会学研究情商，与心理学研究情商，有着一些不同的视野。
从情商的起源上，心理学注意情商的生物学基础，认为情商作为人的重要心理现象，是人脑的一种功能，情商表现为大脑对情感的控制和调节作用。社会学则更注重情商发生的社会性起源。如果说情感是人天生就有的，婴儿呱呱落地就会“喜怒哀乐”，但情商则是一种社会性智能，它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并经过社会生活实践的洗礼和磨练才能形成。心理学也强调对情商的培养教育，但心理学主要致力于对个人情商的正规教育和正规培训，注重于一种“情商唤起”的模式，即试图通过一套固有的，规范化的情感观念和情感行为来培养人们的情商能力，在人的内在心理机制方面加以完善，以提高个人对自身情感调节和控制能力。社会学则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人情商的影响作用，通过法律道德的制约、社会舆论的导向、社会风气的熏陶以及社会群体的互动，来促使人们完成情感的社会化，从而达到培养高情商的目的。同时通过社会法律、道德等机制约束和制止不文明的情感，对情感进行合理化的社会调控。
从情感的类别上，心理学着重研究的是认知性情商，即情感中的理性素质和能力，包括情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认知他人情感的能力，社会学所研究的情商则不仅包括认知性情商，还包括道德性情商和审美性情商。道德性情商，即人们处理情感的道德素质和能力。情感行为是一种社会道德行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的责任感、正义感和人性感。在道德性情商的观点看来，如果一种情感是损人利己的就是恶的，是不符合道德的，因而必须摒弃。感情道德品质的善与恶历来为人们所关注，人们希望惩恶扬善，同时也以善来规范自己的感情生活，以建立和谐纯正的社会人际关系。审美性情商即人们处理情感的审美素质和能力。情感是“人化”的，是经过人修饰而表现出来的。人的情感必须具有一种美的气质，才能为他人、为社会所接受。人的情感，可以由于它是否有益于社会和他人，是否有益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而存在一个美与不美的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用美的标尺来衡量。情感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自然美、质朴美、崇高美、真诚美、执着美、奉献美、和谐美，等等。情商中包含的理性、道德和审美因素能提高情感的质量和品位，能把低层次的喜怒哀乐这些人之常情升华为群体乃至全民族的一种高尚的具有文化价值的情感。例如，中国人民对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这显然不是一种普通的心理感情，而蕴含着对祖国的挚爱以及为祖国效力的责任感、正义感等理性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此次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没有仅仅停留在愤怒情感的表露和宣泄上，而是由此升华为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和团结奋发的精神。总之，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认知性情商、道德性情商、审美性情商构成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情商丛”，也就是说情商的内在构质不是单一的，而是真善美的统一。认知性情商是人们确定情感行为真实性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情感意义的理解和对情感理性标准的认知水平；道德性情商是人们确定情感行为合理性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情感善恶的评价和对情感道德标准的掌握水平；审美性情商是人们确定情感行为有益性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情感美丑的评价和对情感审美标准的掌握水平。
从情商的主体上，心理学注重研究情感的个体自控作用，把情商看作是“个体的”情商。而社会学则更注重研究“社会”的情商。即注重研究社会宏观的调控情感的能力。在社会学看来，自然界有个生态平衡的问题，社会则有个心态平衡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人都是有感情的。因此，社会心态平衡实际上就要落实到人的情感的平衡、人际心态平衡。而情商的实质就是一种平衡情感及人际心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作为社会的个人应当具备，而且作为管理个人的社会也应当具备。每一个社会都应具备一种调控情感的“情商”能力，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社会的“情商力”，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机制。社会学虽然也研究个体的情商，但主要是研究如何从社会的角度促进人们自我调节情感的健康发展。由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对情商主体的规定不同，决定了两者对情商作用的对象也存在不同看法。心理学关心的是情商对个体成功的作用，而社会学关心的是情商对社会和自然的作用以及社会对个人情商的作用。总之，社会学研究情商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性、宏观性，坚持把情商作为社会结构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基本要素来探讨，这就决定了社会学探讨“情商”的新视野。
二、情商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我们的时代已进入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以知识为源，以科技为本。另一方面，现时代又被视为一种“情感化”的时代，情商的价值被现代人所推崇和加以运用。这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形成，在要求人们具有高智商的同时，也要求具有高情商。1982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提出了高技术必然需要高情感来平衡的著名论断，并作为信息社会的根本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奈斯比特的论断作个补充，即高技术不仅需要高情感，更重要的需要高情商，也就是说，在高科技时代，与其说人们祈求更多的情感交流，有着更多的情感需要，不如说，高技术需要人们具备高素质的情感能力和处理情感的艺术，这就是高情商。这是因为：
其一，高情感需要高情商。如前所述，情商作为情感的内在素质和能力，决定着情感行为的倾向性及其水平的高低，情感则是情商的外在显现。内在的东西必然要表现为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又必然有内在的东西作依据。高尚的情感（如待人宽容，与人平等）无疑是人的内在的较高的情感素质的自然流露，粗俗的情感则显然是人之内在的较低的情商素质的无意表白。可见情感是受情商决定的。当今科学技术的进步，征服自然的结果，给人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财富和富足，人们已由物质需求的满足转向对精神性的情感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文化科技的发展并不导致情感的减弱、热情的枯竭，恰恰相反，文明人在情感上越来越细腻，要求越来越高。这种高情感需要高情商来驾驭。
其二，高创造力需要高情商。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具备创造力是现代人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创造力是不能没情商支持的。马斯洛指出，创造包含有大量平凡乏味的艰苦工作，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泄气、沮丧、孤独感、厌烦担心等负面情绪。只有越过这些情感障碍，才能最终取得创造的成果。高情商者总能保持兴趣盎然的情绪状态，或能有效地摆脱消极情绪的困扰，他们因此更有机会取得突出的成就，高智商力要转化为高创造力，高情商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而在一个民族当中，具有高情商力的人越多，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就越强，因为具备勇于和善于创造和革新的勇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和动力结构。
其三，高竞争力需要高情商。现代社会是竞争社会，竞争需要实力。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群体（如民族、组织等）而言，具备高情商力是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就一个民族来看，高情商是一个民族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象征，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能力。它体现为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奋发感，体现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维持公正与平等的正义感，而这些情感素质都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强大实力所在。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人的素质，其中包括人的智商因素和情商因素。
情商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谋求进步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而日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技术、经济突飞猛进的背后，是现代人情感的失衡和危机的加深。情商的匮乏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空间的形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大范围、远距离的沟通条件，人们有可能进行一种广泛的网络化的交往。但很多学者指出，这种交往是冷冰冰的，无异于“柏拉图式”的交往。人类是需要感情交流的，这种交流需要面对面、手拉手来进行，而这是“信息高速公路”所力不从心的。由高技术造成孤独感便由此产生。受孤独感隔离感的困扰，现代人无法满足一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等健康的社会情感生活，他们反而更易于离经叛道和接受颓废、腐朽的情感发泄方式。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人们被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所包围，沉溺于各种享受之中，逐渐丧失了斗志和毅力。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容易受到来自一些有害身心健康的诱惑。如容易受到酗酒和嗜用麻醉毒品的诱惑，或者可能形成诸如残忍、冷漠或抑郁之类有害的情感状态。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统治所带来的压抑，市场竞争中的不测风云，高效率下的超常节奏，使人们经常处于烦闷、焦虑、彷徨、畏惧的情感体验之中。这使人们的情感智商处于一种低层次和扭曲的状态。
情感方面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情感愈来愈受到工具理性的统治。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工具—目的社会合理性为取向，人们使用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变成了自己赢利的工具，然而最终也使自己异化为“理性”的工具，把人们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情感的享乐者”（韦伯语）。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化，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人际交往的这种异化现象已越来越为现代思想家所关注，如哈贝马斯便提出要克服片面定义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提倡一种有情感的“交往的合理性”。
在情商普遍匮乏的背后是来自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操纵。现代西方社会自我中心价值取向的大力提倡、享乐主义口号的喧嚣，使得个人私欲膨胀，人们只关心自己，视他人为“地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方面放纵自己的情欲，扩张自己的私欲，另一方面对他人缺乏关怀、同情心。情商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
上述分析表明，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发展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情商”，不仅是当代每个人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而且也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社会情商与情感的社会调控
个人有情商，社会也有情商。社会的情商就是指社会对其成员情感的合理化调控和管理能力，它具体表现为一套对情感调控的社会机制。在对情感的调节上，社会情商表现出与个人情商不同的特点：（1 ）集体性，社会情商是以社会的名义和整体的理性能力来实施对情感的调控。（2）外在性， 社会情商是从外部对人们的情感行为施加的影响力量，因而属于外在的社会调控机制；个人情商则是人们自觉地运用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检点自己的情感行为，属于一种内在的心理调控机制。（3）广泛性，社会情商着眼于社会与自然、 社会与个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而个人情商的协调作用仅限于个人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情商与个人情商又是有联系的，社会情商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或国家对情感调控能力的集中体现，个人必须要遵循社会的情商规则，因此，个人的情商水平和情商能力归根结底是受社会情商制约的。另一方面，社会情商必须通过个人情商才能起作用，外在的社会调控机制必须转化为内在的个人调控机制才能运转起来。衡量一个社会“情商”水平的高低，有如下一些重要指标：（1）社会中人们相互联系、 相互和谐的程度；（2）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3）社会的有序性；（4 ）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平等性；（5）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 （注：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用来考察“社会形态”的两个概念。社会容量指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数目；社会密度则反映了群众的集合程度。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反映了以情感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因而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情商”水平的两个指标。）
“社会情商”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以下两点基本假设：其一，对“情感”必须从社会的角度给予调控；其二，对情感的社会调控必须是合理的。
社会发展有两条感情线，一条是人们愈来愈看重情感，情感在社会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另一条线则是社会的情感问题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需要社会和个人的合理化调控。“情商”便是人们调控情感的能力。但是，我们认为个人的情商对情感的调控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了个人自制与社会控制的区别。他认为，尽管人们有时候也能够抑制自己的意向、习惯、性情等等，“但是这种自己强制的行为不同于那种外来的社会强制。个人自己抑制自己的行为是离散的，归于个人的，好比物理学上的离心力，社会强制则是聚合的，归于集体的，好比物理学上的向心力”。（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 1月版。）因此，正如社会控制要高于个人自制一样，对情感也必须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调控。然而，过去对情商的研究仅仅是以个人为主体的，是个人对情感的调节。在这种观点看来，个人的情感要靠个人自己的理智来加以控制，如果社会每个人都能具有良好的“情商”，那么，社会人际关系就会处于和谐之中。但是，在“情商”上的这种假设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因为：（1 ）每个个体都是情感和理智的统一体，一般来说，理智对情感有调节作用，但就二者在人身上占的比例及作用来看，情感高于理智，二者的比例就等于一把斧子和一颗谷子（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语）；（2 ）情感的调节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性问题，它往往受到利益的驱使，因此，即使对一个具有“情商”的人来说，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这时在他身上，往往也会情欲压倒“情商”，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来；（3）“情商”对个人而言， 是一种素质要求，而这种素质并非人人都能具备。从社会整体来说，总有一部分人缺乏“情商”，因而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情感调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显然，从个人的角度来探讨情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情感往往受个人利益和需要的驱使和左右，而公共利益原则则要求以社会理性为基础。社会情商就是一种超出个体之上的理性的能量。它能够弥补个体调控情感时的不足和乏力，避免或减少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提高社会情商水平，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情感调控机制。社会调控情感需要采用各种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社会理性调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是科学知识方面。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总的价值体系，对人们的情感价值起着定向功能。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手段，鼓励和促进符合该社会价值规范的情感生活，而批评和阻止各种反社会的或消极腐败性的情感生活。科学知识对情感的理性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拿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在科学知识的限制、规范作用下，使人对自然的要求变得具体而合理，从而促进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而不是出于情欲的需要来改造自然，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的关系。
（二）社会法律和道德调控，这是刚柔相济的两种调节情感的手段，法律偏于刚性，道德偏于柔性。在人与人的情感行为和情感关系中，人容易违反法律和道德，这与情感的特点有关。情感往往被看作是私人的，自由的，因而可随心所欲。情感有其自发性、冲动性、盲目性、从众性等特点。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情感也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并非任何情感都是正当的、高尚的，都能符合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要求。因此，借助于法律、道德的力量给予情感以合理的调控显得十分重要。
（三）社会文化调控，即为健康文明情感的形成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情商的培养与智商的培养不同，知识技能的掌握可以从外面直接灌输，由外力强化训练。而情商的培养则是一个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情感是发自主体内在需要的体验和升华，一种情感方式的形成，是情感主体逐渐地感知外在环境逐步形成的。尤其像仁爱、宽容、信义、关怀、人道这类高层次的“情商”指数，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熏陶，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来引导。社会文化环境愈完善，愈先进，情感的文化意蕴（即所包含的理性、道德、审美性因素）就愈丰厚，情商水平就愈高。
（四）社会团体调控，社会团体具有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功能。个人在团体中没有孤独感，能得到友谊和支持，并获得自尊，增强信心，这些方面无疑对人们健康情感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团体还是陶冶情操的重要课堂。像社区、家庭的精神文明状况就直接影响着人的情感的发展水平，是促使个人完成情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社会团体特别是非正式团体还是社会情绪渲泄的渠道，对于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转和安定团结起着“安全阀”的作用。
社会调控情感机制的形式不但多种多样，而且是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情感调控机制的形式。社会对情感制约和控制的性质、向度及其力度，从某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的性质和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因此，社会情商同样有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之分，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情商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