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陈 鹏 蔡辰梅
师德观念应该充分反映教师职业的特点，更应体现出教师专业伦理的规范，而不应对教师个人的道德等作出强制性要求，应更强调教师道德的专业性特性，进而建设规范化的教师专业道德规范，深入思考教师职业道德的专业特征，进一步将专业化师德观念深入人心。
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是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教育领域，政府和社会对教师道德研究的重视力度也在逐渐增强。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认真反思70年来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历史成绩和基本的建设经验，总结、梳理相关理论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回顾新中国70年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主要进展，总结分析这70年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要变化，并作些粗浅的反思。
一、新中国成立初30年：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初步形成并在曲折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主要以恢复教育事业和积极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主，其中对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有了初步探索，并在曲折中发展。这一时期直接针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成果较少，对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描述主要出现在国家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教师职业道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改造运动之中。苏联教育家加里宁曾说过：“教员们往往不大注意教育工作，其实教育工作在培养学生们的性格和道德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1]这一时期在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提法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与加里宁强调的教师在学生的性格形成和道德养成过程中的重要育人功能相比，这一时期我国将教师道德形象喻为“灵魂的工程师”，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受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从教学制度到教学方法都以苏联为蓝本，不仅要学习苏联教师的创造性、认真负责和热爱学生、热爱事业的专业精神，还要学习苏联教师的专业技能。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注重师生之间民主平等关系的建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作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关于教师的地位和教师的职业身份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比较片面的和极端的情况。教师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社会批判传统的师道尊严，许多知识分子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发展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逐渐偏离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严重违背了教师职业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破坏。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纵观新中国成立初30年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更多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多围绕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观念逐渐形成，但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体系初步形成。
二、改革开放40年：教师职业道德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深化
这一时期专门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成果层出不穷，从引入国外的有关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著作到相继出版了结合中国实践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著作，这些都是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中国实践探索。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教师道德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教师道德研究已经延伸到教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方面。王本陆通过对有关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已有观点的分析，提出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育的善恶矛盾的科学。[9]王逢贤认为，“师德不仅含有道德，也含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态度、法纪观念和行为等。师德不限于教育活动的需要，也是作为社会的公民和先进分子所应具备的素质”[10]。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职业和教师个人道德的超越，而为人师表是教师职业道德价值的升华，同时要把握好教师职业道德的二重性关系，要充分发挥教师职业道德的显性和隐性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土化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理论体系已经逐步形成。
（一）从外部的规范性转向内部主体性道德成长
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是教师专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也出现了从职业化到专业化，从理论到实践，从经验到制度的转变。如以微观层面的课堂教学、师生交往中的教师职业道德问题为切入点，研究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如朱小蔓等著的《教育职场：教师的道德成长》。同时，也出现了从教师的职业劳动和职业道德以及教师职业修养等方面，对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规范作出具体的规定。针对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出现的新问题，学者们开始从以促进教师对自身职业的理解为基础，以增进教师职业人生的完善为基本目标展开论述，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说明，如唐凯麟、刘铁芳主编的《教师成长与师德修养》。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从单一的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容研究，转向结合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不断增强教师的自我道德修养和道德的自律性。如傅维利等认为，“比较完备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应当涉及教师与教育事业的关系、教师与受教育者（学生）的关系、教师与其他教师及教师集体的关系、教师与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关系等四种关系范畴和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师德规则三个层面”[2]。檀传宝认为，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提高教师的专业生活质量和教师的专业发展的角度专业性地推进教师的专业道德建设，向教师专业道德研究的方向转变。[3]朱小蔓认为，师德的要求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应凸显平等的关怀、多样的激励、统整的教育、自觉的反思、同侪的分享等。有道德的教师，必定是一个能自觉反思、保持不断自我成长的教师。[4]这一时期有关教师道德的研究更趋于理性，对教师的个人道德和教师职业道德进行了区分，注重对教师专业道德规范的研究，教师道德研究要回归教育职场，回归教师主体。
教师道德专业化是一种师德类型的重构或转型，是将过去过于专注教师道德的教育功能转向教师的社会服务功能，转变背后体现的是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和教师的专业素养的提升。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师德的示范功能，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小学德育工作状况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学生需要从教师身上模仿的是社会上普遍需要的优良的思想、政治、法纪和道德等各方面的素质，因而一般认为师德应该是拓展性的，应该超越教师职业和道德范围，包括思想、政治、法纪和道德诸方面。”[15]王凯认为，师德观念出现了回归道德领域、凸显专业特性的趋势，这种走“回归”与“凸显”路线的师德专业化不等于缩小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范围，也不只是细化师德操作规范。[16]随着教育的发展，人们对于教师劳动性质的认定的变化，使人们将教师职业看作是一种专业。而伴随着教师专业化趋势以及教师职业性质的变化，“教育学界也认识到了在教师身上发生的由一般性的教师职业道德向教师专业道德的方向观念转移的现象，于是人们提倡追求教师的专业道德”[17]。师德观念应该充分反映教师职业的特点，更应体现出教师专业伦理的规范，而不应对教师个人的道德等作出强制性要求，应更强调教师道德的专业性特性，进而建设规范化的教师专业道德规范，深入思考教师职业道德的专业特征，进一步将专业化师德观念深入人心。
（二）从普适性的职业道德转向专业化的伦理道德研究
随着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意识到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要确定教师专业伦理的规范和标准，由一般的教师职业道德转向教师专业道德，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道德修养。檀传宝认为，教师职业道德义务从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教育伦理规范的基本内容，理解教师的义务是理解教师伦理的关键之一。[5]高宇认为，教师专业伦理规范是教师行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教师专业伦理通过制度规范教师行为，来提升教师的道德伦理品质。[6]陆道坤等从教师专业工作性质、专业活动的特征对专业道德概念进行梳理、界定，教师在专业工作中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7]王中男从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方面，分析了当下教师伦理道德的沦丧和教育信仰缺失的原因。[8]从当下的研究来看，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更多强调从专业特点出发讨论伦理规范的建立，而不再是一般道德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和应用，教师专业道德的概念也已经初步确立。研究者试图从一般的职业道德转向专业道德，以教师专业道德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的实际修养水平。
（三）从国外理论经验的学习转向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
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解放，权利意识开始显现，恢复、发展与建设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学校是国家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重要阵地，而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其价值观念对人才的养成至关重要。随着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数字化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变革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对教育的影响也不可避免。改革开放至今，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经历了多重转变，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
从历史的维度上，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教师道德方面的要求更多的见于革命领袖的讲话中，未能就师德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更多的是围绕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而展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快了社会制度建设力度，最明显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在教育领域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加快了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这些法律法规都特别强调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使我国的师德建设走向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1世纪以来，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师德建设的历史视角来看，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的理论研究促进了师德建设日益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这对我国的师德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四）从理论成果的呈现转向道德标准的实践运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实现教育的飞速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对教师队伍的师德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前期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理论化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加大了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更多的体现在教师职业道德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进入新时期，教育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将师德建设推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轨道。同时，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设立“中国启功教师奖”“希望工程烛光奖”等全国性奖项，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并进一步加强师德惩处力度，建立健全重大师德舆情快速反应制度。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着力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在实践领域的运用，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的法治化、制度化、标准化的形成和发展。
致谢 本文研究工作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创新基地(实验室)开放基金(kfjj20170122)资助.
（五）从单一的职业道德维度评价转向多维并举的评价模式
大型建筑物外观所采用这种质感的体现之后，为了保证这种质感的持久性，必须采用一些新型的材料，因为它的平整度较低，比较容易会有尘土出现，那就影响了整个建筑的美观，失去了美化所原本的作用。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进展，可以从历史维度、社会维度、个体维度、方法维度和内容维度等五个方面来对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展开反思，对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进展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以期对我国新时代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反思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已经由单一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转向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研究，由教师个体转向教师群体研究，由他律的规范转向注重自律等。基于上述变化来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走向，不仅有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将对化解实践中的师德危机有着切实的指引作用。
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是教师职业道德认知转化为职业道德行为的中介，科学的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机制能增强教师职业道德的判断能力和践行能力，是维护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保障。田爱丽认为，为了使教师教育评价活动更加合乎伦理道德的要求，有必要从教育伦理规范的视角来审视教师教育评价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和关系。[11]郑富兴认为，对教师道德的评价应该从教师职业伦理、教师个人道德及两者的相互关系入手，对教师道德的评价不仅要认真考虑职业伦理维度，更要关注个人道德维度及其与职业伦理维度的关系。[12]宋芳明等认为，师德评价应立足现代社会语境，注重美德塑造和制度约束相统一，适当放大师德评价的正面效应，契合现代社会教师人格发展诉求。[13]糜海波认为，新时代师德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在顺应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彰显现代教育伦理精神，向教师专业伦理延伸和拓展，将评价与教化相结合。[14]当下的师德评价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从之前单一的教师职业道德维度转向注重对教师伦理和教育伦理的规范视角展开评价，注重对教师人格发展的效应，还要结合实证研究的量化评价指标对师德评价进行量化评价。同时，强化了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确立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价值理念，通过促进教师科学理性的职业道德的形成，来开展新时代的师德评价。
（一）历史维度上，要促进师德建设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研究
商务日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未来工作当中学以致用。完全理论化、学术性的学习并不能提高日语应用学习的实践技能。因此，在商务日语实训教材撰写过程中要注意明确教材功用，确保时效性。例如，企业对日语人才需求是有侧重的，即可能是外销人员、单证员、办公室文员等，不同岗位有不同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在编撰商务日语实训教材时，要注意进行相应的版块设计，将不同岗位的日语学习需求区别对待，以培养具有实际操作技能的应用型日语人才。而且，教材内容设计上，要明确时效性，针对近几年来发生的案例进行相应编撰，避免素材过旧。
（二）社会维度上，应加强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研究
渤海装备兰州机械厂的“制造+服务”工作十分典型—想客户所想、供客户所需、解客户所困。通过烟气轮机产品的服务转型，兰州机械厂带动了渤海装备其他产业和产品的“制造+服务”，例如潜油电泵区块承包服务、“螺杆钻具+PDC钻头”包井服务、注水泵包站服务、“三抽+节能电机”一体化服务、锅炉注蒸汽服务等，更好地服务了客户，带动了产业的发展。
（三）对象维度上，应推动对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研究
当前的师德研究者已经开始将教师职业伦理与教师的个体道德进行分开研究和评价，这一变化也符合当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新趋势。“以往将教师道德作为教育手段的认识夸大了教师道德的教育作用，误解了‘教师道德’与‘教育道德’的关系，不正确地将对教师高标准的个人道德要求误置为普遍的职业道德要求，也使广大教师长期陷于道德的重负之中。”[18]传统的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过于宽泛，不够专业，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很难在教师的个体实践中落实。从对象维度上分析，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教师道德研究已经从之前的对教师个体的要求及评价，转向对教师群体、集体的研究，更体现出教师专业伦理研究的发展趋势，让教师从对个人的崇高师德中解放出来，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思考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思考如何让师生关系更加和谐，在守住底线师德的同时建设崇高师德。
市、县民政部门分别成立督查组，及时跟进衔接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各地按照《方案》要求，全面做好衔接工作，落实乡镇人民政府是审核城乡低保救助申请的主体责任，落实责任追究。对低保工作不研究、不安排、不督查，存在应保对象救助不及时、不准确，“漏保”“错保”“人情保”现象，导致群众意见大，工作中执行政策走样，违规问题突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甚至引发重大舆情的，严肃追责问责。
（四）方法维度上，要开展实证归纳与理论思辨相结合的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早先人们对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多数未能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进行紧密结合，未能结合实际情况来深入分析教师职业道德中存在的问题和其原因。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在借鉴国外的教师道德研究中更多的关注除了政策、制度研究外的学校管理和课堂管理中的微观层面的伦理问题，并结合实践展开研究，这为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目前国内众多的师德研究者，在采用传统的文献、比较等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始尝试使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既包括通过数据分析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也包括对教师的实际生活现状进行跟踪调查的质性研究。在以后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中，研究者应更多的以教师的职业生活为切入点，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生活相结合，用实证研究成果来论证理论研究的论述，来加深研究者和教育行动者对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认识。
（五）内容维度上，应增强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本土化理论研究
纵观70年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早期研究多围绕学习苏联的经验，通过翻译大量与教师道德有关的书籍，来服务我国的教师道德研究，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方面都缺乏本土化尝试。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教育思想著作的引入，我国更多的是以学习西方的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为主，并逐步建构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我国学者在教师道德研究领域，已经开始结合我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来开展相关的研究，在结合国外先进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开展本土化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更多体现出本土化的特点。这一发展趋势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建设和教育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70年来，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在不懈探索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也存在诸多局限和挑战，但回溯70年的研究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趋势对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研究作一个理性的展望。首先，研究者们在进行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过程中，应从整体上把握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开始加强实践的审视，在实践中发现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寻求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研究的一体化建设，使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更具体系和示范性。其次，在实际的研究中更应结合教师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性和教师个人的行动研究，以教师个体研究作为切入点，将教师职业道德研究中的理论论证和实践生活结合在一起开展研究。最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更应切合新时代的特点，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规范和建设开展深入研究。在反思审视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以更加科学、严谨、客观的态度对待教师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使得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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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一般项目“社会转型进程中教师道德的关系性断裂及其重建研究”(BEA170109)研究成果。
【陈鹏，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蔡辰梅，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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