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词论文,严酷论文,文革论文,诗歌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之果”的“反抗诗学”
1949年以后，不断的思想整肃运动紧紧追逼着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对于“胡风派”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打击，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知识分子的苦难无以复加，然而，正是这种苦难，促使着他们的精神蜕变，使得他们的精神人格在与受“整”以前相比，既有着无悔的坚持，更有了决然的抛舍。本文所谈论的牛汉，作为“胡风派”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员，于1955年的5月14日， “在全国范围内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第一个遭到拘捕”（注：史佳：《牛汉生平与创作年表简编》，《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自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苦难生涯，也正是在苦难之中，通过他的诗歌写作，表征了自己精神人格的蜕变与再生。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0年至1976年间，牛汉在其接受“思想改造”的湖北省咸宁地区文化部“五七干校”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华南虎》和《悼念一棵枫树》以外，还有六十余首诗歌、三部长诗以及一些散文作品（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见牛汉《散文随笔》，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其中， 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尚未整理面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3年，绿原在为牛汉的主要收录了这些诗歌的诗集《温泉》所作的序中指出：“这些新诗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当时当地，几乎人人都以为诗神咽了气，想不到牛汉竟然从没有停过笔。”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在那样一个严酷而荒诞的年代里，包括作家和诗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彻底终止自己的言说与思考，正是它们，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以及其中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独特证词。
“文化大革命”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得到了诗人特别的珍爱，认为在其“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诗刊》，1996年第10期。）。在牛汉迄今为止的诗歌写作中，他的“文革”诗作确实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表征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代表了牛汉个人诗艺历程之中极为重要，同时也是富于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
“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一方面延续着、也更加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诗歌写作中便已具有的战斗的或反抗的诗学特点，即以较少修饰而坚实有力的诗句和充满着生命的紧张与热烈的诗歌情绪，表现诗人对于不义或艰危的社会情境的反抗和对理想情境与生命状态的向往，所不同者，1949年以前牛汉诗作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反抗”已经为个体的“生命反抗”所取代。当然，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革”中的牛汉回避主流话语、不图发表的写作行为本身便已经是一种相当顽强的“社会反抗”。但就文本实际来看，他的“文革”诗作确实不具鲜明的社会色彩，或者说，“社会反抗”的诗学立场只是以一种相当潜隐的“象征化”的或弱化的方式而存在，而且在这一时期，其反抗的诗学立场更加带有着丰富复杂的生命况味，严酷时代个体生命的悲凄与无奈（《在深夜……》）、隐忍与悲愤（《雪峰同志和斗笠》）、紧韧与昂奋（《鹰的诞生》）……构成了反抗者不屈的生命交响，而在这种丰富的生命交响之中，由不屈反抗的个体生命所蒸腾而出和由火焰所塑造的汗血之气和激情呐喊却是最为基本的诗学基调。对于此点，牛汉在很多场合均曾有过明确的表白（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谈谈我的汗血气》，见牛汉《散文随笔》。），这种诗学特点在其“文革”后的诗歌写作中仍然有着一以贯之的坚持，只不过在后来，由于时代环境以及诗人主体境况等方面的变化，他的一些色彩明亮的诗歌小品（如《柑桔与阳光》等）使得这一诗歌基调略有冲淡。但是，他的更多的关于“创伤记忆”的抒写仍然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也是其“文革”后的诗歌创作最有价值之所在。
在1949年以后的“潜在写作”之中，“七月派”诗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写作群体。在那样一个严酷的年代之中，已遭摧毁的“胡风集团”实际上以一种特殊方式形成了新的“精神集结”，对于这种“集结”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精神史和思想史课题，在潜在的诗歌写作的层面上，共同的命运使得他们的诗学立场和话语特征表现出诸多共同的方面，“他们常常从个人人生的苦难体验，去把握苦难时代的历史进程；而个人的曲折遭遇，实际上也反映着历史的一部分曲折”（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但在这种共同命运之下，也有着明显的内在差异。1955年以后，“胡风集团”的核心人物胡风以旧体诗的方式所从事的“牢狱写作”，表现出痛切的反思、冤愤、强刚和对理想的无比忠诚；身陷囹圄的曾卓固执地寻找着童心（《给少年写的诗》）、吟唱着苦难之中的爱情与温暖（《有赠》、《雪》），并以“嘶哑的喉咙”抒发着对于飞翔的向往（《呵，有一只鹰……》、《悬崖边的树》），具有着浓厚的抒情气息；而绿原的“潜在写作”则往往在人类历史与荒诞的社会现实及个人处境的对照之中从事着对于现实的批判与谴责（《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带有着明显的思辨、自嘲和反讽的色彩（如《自己救自己》、《面壁而立》和《好不容易》等）；牛汉的“文革”诗作，除了其突出的喷发着汗血之气和生命之火的“反抗诗学”之外，在其相应的诗艺特征上，则往往在绘写诗歌客体形象的同时，以一种凝望、体察、谛视或推测与想像的主体姿态，注意描写或营造诗歌客体的所处情境（包括“自然情境”和“社会情境”），并将诗人的生命体验投射或“内嵌”于客体形象之中，从而在这完成深远的寄托与象征的同时创造诗歌情境。而他的部分诗作，在以生命体验“嵌入”客体对象的同时，诗人也会常常地出于其外，进行情感的直接抒发或者是灵魂的自我审视，最典型者，莫过于他的著名诗作《华南虎》。
作为诗人的“我”与“老虎”，是《华南虎》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歌形象：“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与“老虎”以两个分离的形象首先出现于诗歌之中，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看”与“被看”的主／客体关系，诗歌语调平淡而冷漠，初始出现的“我”，不过是“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便已痛切批判的平庸而麻木的“看客”中的一员，而随着“我”的不断“观看”与深入“体察”，“华南虎”的困厄处境以及它的内心“屈辱”和对自由的不绝念想与在特定处境中的诗人发生了“命运的邂逅”，共同的命运遭际使得牛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完全地“内嵌”于起初作为客体出现的“老虎”之中，从而也使他们的精神息息相通而几近合二为一。于是紧接着，“我”的诗情被“华南虎”“凝结着浓浓的鲜血”的“破碎”的趾爪和在“灰灰的水泥墙壁上”的“血淋淋的沟壑”所彻底“点爆”（注：牛汉：《我与华南虎》，见牛汉《萤火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9月版。），诗作以令人震惊的笔触刻画了老虎的不屈反抗，在这里，诗歌情绪达到了悲愤的顶点，一个崇高的作为反抗者的生命形象已经基本上塑造完成。而恰在这时，“我”却从对“老虎”的“内嵌”之中 突然抽身，诗歌情绪突显低回，诗人以“我”的羞愧与震惊，表现了自己的幡然自省和对拼死反抗的“华南虎”伟大灵魂的仰望，冷峻的自省，燃烧的诗情和咆哮而去的崇高灵魂营造了阔大沉雄的诗意空间，灵魂的对话与撞击和反抗者的咆哮回荡其中，使得诗作爆发出极为巨大的生命震撼力。
牛汉曾经指出，他的“文革”写作属于艾吕雅所说的“情境诗”（注：牛汉：《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关于情境诗》，见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认为“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中剥离出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以理解那些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注：牛汉：《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关于情境诗》，见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既然如此，我们将这些诗歌文本还原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深入的解读，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以下的考察将主要集中于：一、通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写作，诗人所突显的身份形象，特别是与其1949年以前的“革命”形象相比，具有怎样的特点？二、这一具有新的身份特点的“诗人”又有怎样的精神世界或话语言说？
“诗人”与“鹰”：苦难催逼的“诞生”
作为“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牛汉的诗歌写作开始于四十年代，并且在那时发表了《鄂尔多斯草原》、《彩色的生活》和《智慧的悲哀》（诗剧）等重要作品，形成了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1998年，诗人在回顾自己的诗歌生涯时，曾经指出：“回忆起来，有两段时间我与诗患难相交，真正到了狂热的地步，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这两段时间，一是指“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陕北未成”所经历的“一段死寂而又躁动不安的生活”；“另一段时间是‘文革’后期1971年至1974年”（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的一生》。）。很显然，牛汉的“诗人”身份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得到了鲜明的突显并为其所珍视。他也在很多场合对于自己在这两个时期作为“诗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有过真切细致的描述。在题为《危难和抗争》的札记中，牛汉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第一次与诗歌的“患难相交”：
1940年至1942年，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不写诗就烦闷得活不下去。也就是这两年，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囹圄冲出去，但经过几番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正是这两年，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荡的时候，诗却写的最多。学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从早晨到黄昏，坐在古墓的一片丛林中看诗写诗……我写了好几册诗稿。生活境遇的危验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
在这里，“诗人”所对峙着的严酷的现实，无疑是“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的“白色恐怖”，牛汉的“诗人”身份的完成，正是出于对现实的反抗和对作为理想的“陕北”的向往，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所有的“苦恼”、“烦躁”与“抑郁不舒”，所有的“勇气”、“安慰”以及“抗争”，无不出于理想与实现之间的高度紧张。牛汉在四十年代所曾遭遇与目睹的现实苦难催逼着他的写作，从而也实现了“诗人”的第一次“诞生”，这些，在其四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亦有着突出的表现。
挣扎于理想与实现之间并且歌唱着反抗现实、奔赴理想的“诗人”形象，经常出现于牛汉四十年代的诗歌作品中。歌唱在“……啼泣的／喑哑的大地上”（《走向山野》）的“诗人”，虽然是“赤裸着脚丫／走在满布陷阱的／坎坷的路上”，而且“两只紫红的写诗的手／被敌人的眼睛／像绳网绞捆着……”（《眸子，我的手杖》），但是“一个不屈的／敢于犯罪的意志”（《在牢狱》）使得“诗人”即使是身陷牢狱，也要写作那“不会欺骗土地／……不会欺骗我们的历史”的“正直的诗”、“暴动的诗”（《长剑，留给我们》）。“诗人”的意志之所以有着如此的热烈、勇猛与强顽，显然来自于他在精神深处的强烈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现实指归，这便是《鄂尔多斯草原》所期盼、坚信与歌颂的“火红的太阳”以及“赶着太阳的／车夫”：“明天／草原上会滚来／一轮火红的太阳”，“虽然／草原的夜，／——黑色的梦的山谷／是漫长而寒冷的，／但，他们还马不停蹄地／在黑夜里奔走，／他们从山边来，／他们是／赶着太阳的／车夫呵！”写于1941年12月的诗剧《智慧的悲哀》，更是书写了“诗人”“受到亲友的阻挠没有去成陕北的失望与悲愤的情绪”（注：牛汉：《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诗剧〈智慧的悲哀〉》，见牛汉《学诗手记》。）。其时，由于诗人的理想有着相当切实的“革命”内容（即当时的“革命圣地”），所以，即使是那些包蕴着诗人自身主体生命的生灵与物事如“鹰”与“云雀”、“飞鸟”、“火车头”和“种子”，也有着切实而乐观的理想主义及意识形态冲动。在《山城与鹰》中，“鹰旋飞着，歌唱着：／‘自由飞翔才是生活呵……’”，“山城在鹰的歌声的哺育下／复活了……”而《给我们轨道》中的“火车头”也渴望着“轨道”并希望沿此“开拔到远方／到远方／卸下我们的快要爆炸的生命”。可以说，四十年代牛汉的“诗人”身份以及他的话语言说有着明显的“革命”内容，这也使他当之无愧地属于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且事实上，早在1938年，他便已加入中共的地下组织并且积极投入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然而，这样一种极为重要的“革命”特点，在突显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人”身份之中，却遭到了明显的“剥离”。
对于和诗歌的第二次“患难相交”，诗人有过这样的描述：
“文革”后期1971年至1974年。管制放松了，成天幽灵般游荡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
那阶段写诗最单纯。我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给自己读。往往是吃了晚饭独自在湖边山丘上的枫林里，边乘凉边打腹稿。身边牛在反刍，我也在反刍。（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
正是由于不断的“反刍”，诗人才自觉地发现了他与诗歌的两次颇为相似的“患难相交”之间既有着一定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一方面，牛汉自认为这两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文革’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苦难生涯才到达的境界。这自在和单纯与四十年代初的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当时的单纯跟简单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种单纯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练，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才获得了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多年的苦难催逼着牛汉，使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人、对诗有了个整体的历史的彻悟”，“真正觉得告别了过去的人生和过去的诗”，导致了他的“与过去决裂”（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那么，在历史的“苦练”与深刻的“反刍”之后，牛汉所“告别”与“决裂”的，究竟是什么？“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显然将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一个切实而有效的途径。
如果说，牛汉在四十年代的诗歌作品中的“诗人”形象更多地带有反抗现实而义无反顾地奔赴“革命”理想的特点，那么，他的“文革”诗作中的“诗人”形象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牛汉的“文革”诗作中，“诗人”形象主要出现于《在深夜……》、《蝴蝶梦》、《反刍》和《改不掉的习惯》等作品。在那样一个不仅具有与四十年代的一样的严酷，而且还更加荒诞的年代里，“诗人”的写作表现出浓重的悲凄与无奈，然而，在这种悲凄与无奈之中，地火，依然在运行：“有时候／在深夜／平静的黑暗中／我用手指／使劲地在胸膛上／写着，划着／一些不留痕迹的／思念和愿望／不成句／不成行／象形的字／一笔构成的图像／一个，一个／沉重的，火辣辣的／久久地在胸肌上燃烧／我觉得它们／透过坚硬的弧形的肋骨／一直落在跳动的心上／是无法投寄的信／是结绳记事年代的日记／是古洞穴岩壁上的图腾／是一粒粒发胀的诗的种子”（《在深夜……》）。严酷年代的诗歌表达虽然丧失了最为基本的自由，仿佛是回到了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但是，“一粒粒发胀的诗的种子”，仍在萌发：“那些年／多半在静静的黎明／我默默地写着诗／又默默地撕了／撕成小小的小小的碎片／（谁也无法把它复原）／一首诗变成数不清的蝴蝶／每一只都带有一点诗的斑纹／（谁也无法把它破译）／它们乘着风／翩翩地飞到了远方”（《蝴蝶梦》）。这些诗作虽然都主要表现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书写了“诗人”的写作活动，却不作直接的情感抒发，而是通过将自我形象的客体化，以一种缓慢、低沉的节奏，在情感的“节制”与压抑之中包蕴着内在的悲愤与坚决。“诗人”和诗歌饱受着伤戮，但却有着独立的世界以及“谁也无法把它破译”的“秘密”，通过无奈的“隐忍”与“自伤”，“诗人”以其作为独立的精神世界之象征的诗的“秘密”卫护着诗歌、卫护着人，从而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施着“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有力控诉与反击”（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蝴蝶梦》中出现了“黎明”，出现了“远方”，但是它们却又那样的“莫名”，与四十年代的诗人对于切实的“革命”理想的急切奔赴相比，这里对“远方”的期待显然缺少切实的“革命”内涵，而且还缺少此前的峻急与豪迈，“文革”时期诗人的“理想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切实的“意义话语”，而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性”，并且，是一种“悲凄的理想主义”（注：牛汉：《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关于情境诗》。）。开始于五十年代的苦难催逼着诗人，使他在“反刍”之后，实现了新的“诞生”。
对于“鹰”的酷爱，贯穿着牛汉整个的诗歌写作，但在不同时期，他对“鹰”的表现却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突出地反映了历史中的诗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四十年代的诗人笔下，“鹰”是“衰老”了的“山城”的“前哨”，“鹰旋飞着，歌唱着”，“山城在鹰的歌声哺育下／复活了”（《山城和鹰》），这里的“鹰”，和当时其他诗作中的“云雀”、“飞鸟”等诗人的自我形象的化身一样，对于现实的勇敢反抗和对理想的热切向往是与对作为“他者”的“山城”（《山城和鹰》）、“池沼”（《池沼》）的“解放”（带来“歌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四十年代牛汉的诗歌创作显然有着自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承担，寒郁的土地（《走向山野》、《谁不想飞》、《春天》、《地下的声音》）、苦难的祖国（《锤炼》、《彩色的生活》）与人民（《鄂尔多斯草原》）是诗人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然而在“文革”诗作中，“鹰”的反抗与歌唱也已不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归。
牛汉的最新出版，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收录其诗歌作品最为全面的诗集《牛汉诗选》中的第二辑专门收录了他在“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他将《鹰的诞生》列为首篇，应该说是极富深意的，某种程度上，《鹰的诞生》和他的另外一首诗作《坠空》不仅象征了诗人悲剧性的命运和他对严酷现实的殒命反抗，而且更重要的，它们还喻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诗人的“蜕变”和新的“诞生”。《坠空》所表现的，是“老鹰”的悲壮“坠落”：击落于雷霆的“老鹰，浑身乌黑／像一块没有烧透的焦炭，／翅羽翎毛被风暴撕成褴褛，／爪子还铁锚似的紧攥着，／发亮的眼睛／痴痴地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焦黑的尸身、发亮的眼睛和湛蓝的天空，构成了色彩鲜明而又情感浓烈的诗意空间，而紧攥的鹰爪和痴望的鹰眼，却正体现了不死的生命意志和相当执顽的生命强力，由于贯注了诗人强烈的生命体验，坠落的老鹰不仅没有死亡，而且还得到了新的复活。
钟情“苍鹰”的牛汉，在“文革”时期写过鹰的坠落，也写过鹰的诞生，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还写过鹰的归宿（《鹰的归宿》）。作为一种非常能够体现诗人生命寄托的诗歌形象，牛汉反复书写着鹰的生死与反抗，不断的抗争、死亡与“涅槃”，正是其笔下的“雄鹰”最为典型的生命情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鹰的诞生》中的“雏鹰”正是《坠空》中的“老鹰”的再生与“涅槃”。诞生于狂风暴雨中的“雏鹰”，无疑是继承了整个“鹰类”或其前生的精神质素，仿佛是天然地酷爱着险境，它昂然地引领风暴并以其“激越而悠长的歌声”歌唱于“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诗人震慑于“雄鹰”的极为壮烈的诞生，更为其对理想的不息追寻而发出由衷的感叹与赞美。然而，与四十年代的《山城与鹰》相比，这里的“鹰”已经没有了对于“他者”的“解放”承担，当然，它与同一时期的《蝴蝶梦》和《在深夜……》中的“诗人”形象相比，“鹰”的形象仍然体现了较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里的理想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强顽的“精神品性”，个体生命的呐喊与抗争以及对于它的卫护，成了最为突出的主题话语，这也是牛汉所不断抒写的雄鹰的生命谱系所具有的新的特点。抗战时期便已开始的对于“革命”的苦苦追寻竟成吊诡，造成了诗人几十年的磨难，然而正是这种磨难，成就了“鹰”与“诗人”的第二次“诞生”，也使诗人的精神与言说抛舍了“革命”的传统内涵，出现了新的特点。
“枫树”与“虎”：受戮的生命与不屈的灵魂
由在四十年代的“为祖国而歌”转而为“文革”时期的“为生命而歌”，正是“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所突出体现的话语转型。1949年以后，与国民党当局的国家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革命话语”变成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话语专制暴露出罕见的残暴与狰狞，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像牛汉一样的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过其话语建构的“革命知识分子”均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迫害导致了幻灭以及幻灭之后的反省，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逸出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潜在写作”之中从事着新的话语言说，牛汉的切身体验使得他的话语言说不再轻率地指向某种意识形态及其许诺的未来图景，而是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将其最大的精神关切置放于“生命”本身，伤痛于生命的受戮并且为生命的尊严而呐喊。
在牛汉这里，每一种生命都有其不可让渡的权利与价值，在他看来，即使是“野花”，“也有母性的温柔／在分娩的前夕／它们的生命也流溢着／欢乐与甜蜜”，它们在“行将凋谢的时候／都突然地散发出一些／甜滋滋的／像奶汁般的气息”，所以他对这一小小的生命充满着“喜欢”与“珍爱”：“我喜欢／打开窗户／深深地呼吸／野花野草的气息／不仅肺叶需要／还由于心灵的热爱”（《野花》），即使是在“劳改”的时刻，他的沉重的脚步，也会躲闪着它们（《有这么一条路》）。诗人对平凡的“生命”充满了敬重，所以，他讴歌那些“默默地没在脚印里”的“车前草”（《车前草》），并且，甚至希望在“粗大的脉管里”注进生命里“只有一滴两滴血”然而却是“默默地／在地下耕耘一生”的蚯蚓的血，“哪怕只是一滴”（《蚯蚓的血》）。
在诗人的笔下，虽然“生命”是如此的可喜与可敬，然而却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在《鹰的诞生》里，“鹰的巢，／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雏鹰”，也是诞生于风雨雷霆之中。而他的《麂子》，则更以急切的呼告于步入险境的生命发出提醒：“远远的／远远的／一只棕黄色的麂子／在望不到边的／金黄的麦海里／一蹿一蹿地／似飞似飘／朝这里奔跑／／四面八方的人／都看见了它／用惊喜的目光／用赞叹的目光／用担忧的目光／／麂子／远方来的麂子／你为什么生得这么灵巧美丽／你为什么这么天真无邪／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高高的山林／／五六个猎人／正伏在丛草里／正伏在山丘上／枪口全盯着你／哦，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戴望舒所译《洛尔迦诗抄》（注：《洛尔迦诗抄》是戴望舒生前未完成的译作，后由施蛰存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单行本，后亦收入《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版。 ）是牛汉在咸宁干校时不多的几部书籍之一，诗人也曾自陈《麂子》一诗所受的洛尔迦影响（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我们发现，牛汉的《麂子》与《洛尔迦诗抄》中的《猎人》虽然有着一定的可比性（注：《猎人》的全诗为“在松林上，／四只鸽子在空中飞翔。／／四只鸽子／在盘旋，在飞翔。／掉下四个影子，／都受了伤。／／在松林里，／四只鸽子躺在地上。”），但与后者相比，《麂子》一诗通过对“麂子”的“天真无邪”和人们的“惊喜”、“赞叹”以及“担扰”情绪的渲染，使得诗歌的情境更加充满着高度的紧张，充满着不祥与凶险。《猎人》之中，诗人有着明显的冷静与超然，然而《麂子》，却有着诗人主体对于正在逼近的危险的极度焦虑与严重关切，也许，这种区别，正是来自于其时的牛汉对于凶险的世界所具有的更加深刻的“被害”体验。
主要表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也许是牛汉更为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于著名的《华南虎》与《冻结》之中。“暴风雨过后。／荒凉的湖边，／一排小船／像时间的脚印／冻结在厚厚的冰里；／连同桨，／连同舵，／连同牢牢地／拴着它们的铁链。”（《冻结》）这里所传达的思想意识，显然与《华南虎》一样，相当准确地表现了“文革”后期滞留于干校的诗人牛汉的真实心态。在谈到《华南虎》的创作时，牛汉曾经说过：“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注：牛汉：《我与华南虎》。）自由的生命遭受“囚禁”自然会有难以排解的沉重，但是除了沉重，在《华南虎》中，更有着触目惊心的伤害以及对于这种伤害的不屈反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牛汉的“华南虎”与里尔克笔下著名的“豹”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在里尔克的《豹》里，“豹”的处境只是被监禁，虽然它仍然具有“伟大的意志”，它的“无声地撩起”的“眼帘”仍将会引起人们的惊恐，但在总体上，“豹”的“疲倦”与“静寂”却喻示了作为存在者的人的自由的本体性困境。“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实际上“豹”所面对的“铁栏”，正是构成了人的外部处境的“宇宙”或“世界”本身，具有着极为浓重的象征意昧，所以说，自由的严重以至于永恒的“被禁”，正是存在者无以突围的本然处境。“自由”与无往而不在的“限禁”的冲突，成了里尔克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这也使诗歌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抽象意味。而牛汉的“华南虎”，除了自由的严重“被禁”，更有着残酷的肉体伤戮（“……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和精神折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有人用石块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华南虎”的现实处境，显然要更加严酷。里尔克的“豹”，喻示了对于存在的深刻绝望，而牛汉的“华南虎”，却有着它所远难相比的更加尖锐的生命的痛楚和对“困境”与“伤戮”的绝命般的反抗与突围。
在“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中，《华南虎》有着极为重要的原型意义。“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以及它对伤戮与困境的坚韧反抗，无疑是牛汉的“文革”诗作相当突出的话语主题。除了《雪峰同志和斗笠》等不多的篇什以外，牛汉大多数的“文革”诗作均都取材于自然。特殊的个人气质、命运遭际与诗学观念，使得诗人“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感动”（注：牛汉：《我与华南虎》。），而且，即使是写人，诗的焦点往往也集中于“伤痕”（注：如《雪峰同志和斗笠》和《关于脚》便在展示冯雪峰“踝骨和脚背上／留着铁镣啃的伤痕”和“他的胸骨上”在“集中营留下的创伤”的同时，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酷似。）以及伤戮中的坚韧反抗。所以，他才赞美“在深深的地下，／穿透坚硬的黄土”而坚韧地寻找着生命之水的“毛竹的根”，赞美那些饱受伤戮的灌木与大树下“巨大”而“坚硬”的“根块”（《巨大的根块》、《伤疤》）。在那样一个严酷的年代里，“屈辱的处境、自恃高洁的人生理想”使得诗人从“根的品性、姿态、苦难，获得了难以衡量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了值得珍贵的“命运的邂逅”（注：牛汉：《我与草木的根》，见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实际上，这种“邂逅”不仅发生于诗人与“根”之间，而且还发生在我们所曾述及的“鹰”与“虎”以及“大树”（“枫树”、“半棵树”）那里。绿原先生曾经通过对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与美国诗人洛威尔（Lowell,James Russell,1819—1891）的《枫树》的比较，揭示出牛汉笔下的“枫树”（“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惊心动魄的受戮以及它的芬芳与伟岸（注：绿原：《活的诗》，牛汉诗选《温泉》“代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通过比较，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牛汉的“鹰”所具有的独特性。无论是在《坠空》，还是在《鹰的诞生》中，“鹰”都像其笔下的“华南虎”一样，领受着世界的残暴，而与此相反，在同样以对“鹰”的写作著称于世的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那里，“鹰”却是万物的“施戮者”，它统驭着这个世界并对众生具有着“分配死亡”的权力（《栖息着的鹰》）。专注于生命的受戮，自然导因于牛汉特殊的“屈辱的处境”，但他在揭示生命的受戮与屈辱的同时，同样书写了“华南虎”一样的悲壮反抗，实际上，正是在残暴的“伤戮”与无畏的“反抗”之间，“生命”才充分显示出高贵与尊严（《半棵树》（注：牛汉的《半棵树》也是其“文革”写作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对于它的深入解读，请参看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9章第3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并且烤炼出它的奔放不羁的伟大灵魂（《华南虎》、《鹰的诞生》），从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危处境以及他们坚韧不屈的精神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