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与当代经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危机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与其经济危机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所产生的紧张和矛盾都会显示出来并且得到自我强化和反复爆发。这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则必须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和发展新的产业部门。这一切都意味着可变资本和必要劳动的相对减少。此外，在利润最大化规则的支配下，资本家必然会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按照“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比率选择技术创新方式，必然会不断地用资本代替劳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意味着劳动力使用量的相对减少。这样就在两个方向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的规模越来越大，由此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也越来越大；二是与这种资本积累过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增长跟不上积累所形成的供给能力的增长。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便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由此产生的放大效应——经济危机就是积累过程的必然产物。
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内生性的经济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结构中，天然地存在着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即它在自身体系的运行中，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去驱使或者拉动自身产生足够的总需求去解决过度生产能力问题。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出路的选择之一是向国际市场发展，通过早期的殖民主义方式或者现在鼓励的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等方式开拓海外市场，但是这只会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新的矛盾和冲突，而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积累机制本身的问题。一旦形成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生产过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就会来到。
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框架中，资本的积累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原始动力，资本积累的方式、速度和比例变化就会影响经济景气的变动。但是这种积累过程本身，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撑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设计框架中的逻辑结果。更进一步说，经济景气的变动是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支持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注：高安邦（1993），《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巨流图书公司（台湾），第121页。 ）这就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即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方法。
马克思所运用的SSA方法，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对经济危机现象的宏观动态分析，应该首先从决定单个资本家的积累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方面去考察，只有从“微观—宏观”交互作用的层面上去把握经济景气的过程，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高度有组织性将会遇到宏观上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约束；单个资本家对积累的无限制扩大和追求会产生社会总的消费需求的相对下降趋势。这一切又必然反过来制约微观上单个资本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和实际效率。
第二，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和经济成长过程，需要有一套能够支持或者加速这些过程的社会制度。这一套制度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的结构。创造一种能够维持和强化SSA的制度， 就能够保证经济不断趋向景气的扩张。如在法律上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严厉规定及其对资本剩余索取权的保障；只有资本主义竞争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意识形态；对海外市场的侵略、殖民和掠夺；不断地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的机制；还有诸如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支出和宏观调控制度等等。
第三，支持和强化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在长期中实际上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本身包含危机的倾向，趋向于景气的扩张内涵着自我毁灭和自我摧残的因素，例如积累不断扩大就含有消费不足的矛盾， 阶级冲突和资本之间的竞争是造成SSA内部矛盾的根源。SSA和积累机制的崩溃会导致经济景气的萎缩。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新的SSA和新的积累机制， 则景气萎缩的危机就要无限期地延伸和反复发作。
第四，马克思是从制度层面上探讨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的。这种研究方法与从纯粹的经济变量和狭隘的经济现象出发，去研究和观察经济危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观察和描述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方法和动态工具。
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总体上是在不改变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来缓解内部所产生的总需求不足的矛盾。这种方法是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矛盾的一种外生的人为的修正。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在过剩经济和消费不足的经济运行中，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及其政府支出的办法，来代替民众消费力的相对不足并使经济实现强制平衡。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种方法是无效的，但是至少可以说它只能缓和总供求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的内在冲突。系统地评价这种调控机制不是本文的任务，仅仅指出一点：由于这种宏观调控的方法还需要一套复杂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政府支出规模为基础，所以一方面造就了联系广泛的、脆弱的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体系，这内含了货币价值运动与商品实物运动更大规模脱节的可能性，即脆弱的金融体系使经济危机可能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强；（注：马克思早就论证过在货币作为媒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现代复杂的金融结构中，这种可能性被大大地放大了。参见宋涛（1992），《马克思经济理论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第552页。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同时并行的“滞涨”格局。总之，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体现的专家精英治理经济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总需求天然不足的一种人为的外生调整。
从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发生了经济危机，紧接着引发了韩国、日本、俄罗斯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目前整个世界都面临着通货紧缩的严重问题。人们担心世界经济是否会步上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后尘，一些学者在批判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开始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困境和前景。
尽管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困境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困境的批评作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起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造成两个困境：一是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人的异化；二是资本主义积累和集中方式难以避免巨额垄断所造成的报酬递减法则，而且资本主义还会是自己的“掘墓人”；其早期的生产力提高反而会成为自己生产力提高的桎梏。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近二、三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困境的理论。（注：张明宗（1998），《由美国和台湾经验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http://www. ncu. edu. tw/ ～ie/comment/MARX.htm）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成长过程，基本上呈现出对原有的一套支持或者加速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修正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创造一种不断维持和强化SSA的制度，保证经济不断趋向景气的扩张。 对上述两个资本主义困境所采取的修正方法是：
第一，在收入分配方面，不是主要通过调整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办法，而是在维持资本主义既有制度的前提下，主要用强化政府功能的方法，运用政府转移支出、公共项目投资、收入累进税率、社会福利保障等手段，强化所得的社会再分配。例如，瑞典的政府支出要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德国则要占到50%左右。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方法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益集团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却一方面助长了政府规模的大幅度扩展，导致了社会普遍的官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又形成国民对政府的强烈依赖，降低了生产力并造成经济停滞。
第二，在生产的组织方式方面，不是主要试图通过彻底调整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方法，而是由政府运用反托拉斯法律，控制由于资本积累和集中所造成的市场结构的垄断和大企业病。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必然造成生产集中和市场垄断。垄断不仅会进一步造成所得的不均等分配和形成尖锐的社会冲突，更重要的是扼杀早期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造成创新的停滞和发展停滞。从1890年开始，美国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中拉开反托拉斯的帷幕，试图通过谢尔曼法控制所得的均衡分配并促进竞争和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控诉过甚至强制拆解过诸如美国烟草、标准石油等公司，1984年也分割过T＆T，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在其自身结构内部真正解决垄断问题，垄断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有恶性膨胀的趋势。例如，从1948年到1987年，在美国全部制造业部门中，最大50家厂商的市场集中度从17%上升到25%，最大100 家厂商市场集中度从23%上升到33%，最大200家厂商市场集中度从30%上升到43 %。（注：丹尼斯·卡尔顿等（1997），《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书店，第496页。）
社会学家韦伯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垄断所造成的官僚主义现象，并悲观地认为其坚实如铜墙铁壁牢不可破。经济学家莱本斯坦指出，“有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资本主义越发达，其对原本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特质的摧残也越烈；主要是工商企业结构的垄断化。资本主义时代最先实行垄断化的人，不是那些批评资本主义的人，而是那些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就像那些创立庞大工业帝国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人。如同其他的帝国一样，工业帝国逐渐会趋向官僚化和单一思想，一味墨守成规，照章行事，最重要的是，会将个人的创意与企业精神转变为行政规章的死板管理……新的庞大工业帝国里的官僚行政人员，则将安定置于一切之上，奉为圭臬”。事实证明，缺乏创新精神的垄断大企业，如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大企业，在这次经济危机的风暴中首先受到了沉重打击，并由此诱发了一大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倒闭。又一次显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机制的不稳定性。
不改变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而只试图不断地强化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外生调控机制，实践证明这不仅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困境，而且还进一步会扩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规模，提高制度运行的社会成本并且可能制约经济发展。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过去35年里，政府部门的规模尤其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急剧扩大。在1960年，23个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支出占整个经济的27%。到了1996年，该比例上升到4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陡然下降。在那些政府部门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最急速地下降。葡萄牙、西班牙、希腊、芬兰、瑞典和丹麦6 个国家的政府增长最快，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也减少得最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60年代初期的6.4%降低到90年代的1.2%。（注：《政府部门规模影响经济发展》，“上海译报”1999年4月12日，第1版。）
三、我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扩大内需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支撑原有计划经济中经济增长的积累机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强化了企业的盈利动机和预算约束，使经济运行从资源约束型全面向需求约束型转型，从过度需求转向生产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从政治周期转向商业周期。进入90年代末期，我们遭遇了世界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紧缩。人们担心刚刚初具市场经济雏形的积累机制，能否经受这种外生变量的巨大冲击。
应该看到，我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在经济转型时期，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我们考虑和设计反经济周期以及扩大国内需求的基本出发点。具体来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中以政府为主体的积累机制已经被打破，但是以市场为主体的积累多元结构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所支配的国民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所支配的国民收入下降幅度很大，企业特别是个人所支配使用的国民收入幅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占据了绝对的比重。虽然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是构成国民收入的主体，但是积累过程并不受它们自身独立地支配，也不全是由它们独立做出来有约束的理性决策。说到底，企业和个人虽然已经是主要的收入主体，但还不是主要的积累和投资主体。
第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缺乏市场约束的行政利益主体，在改革20多年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积累和投资主体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改革和放权让利造就了我国以省市二级政府为典型代表的特殊利益主体，其追求以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积累和投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要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三重现象”（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重复引进）以及由此引起的过剩生产能力负责任。
第三，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经济的改革，预算约束硬化的规则开始在广大的非金融类企业、金融公司的行为中起作用。与科尔奈所描述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对投资资源的行政抢夺方式有本质不同的是，贷款和投资行为开始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脱节，而更多地与盈利目标和责任约束相联系。在金融界，目前这种行为表现为所谓的“慎贷”。
第四，由于改革确立了对资本追求利润和获取剩余索取权的市场经济规则，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同时并举，因此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被彻底打破，收入分配的社会差距愈来愈大，不仅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而且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甚至在同一企业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都相当地大，甚至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这些阶层消费倾向各不相同，消费层次也有很大的差别。由此决定了我国消费需求结构的复杂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第五，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低工资、高积累”模式还没有真正改变，农村生产力和广大的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在这种低收入条件下遭遇全面的买方市场和严重的过剩经济，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加上对各种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支出预期，决定了如果仅仅采取以降低利率为主导的扩大内需政策难以真正奏效。
第六，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全国的金融资产中只有一、二成是证券等，有八成左右是储蓄。这种情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刚好相反，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差距。它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是储蓄存款的唯一出路，决定了我国在企业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对银行融资方式的高度依赖性。
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在抵制世界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紧缩，实施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采取特殊的策略：
1、扩大内需首先应该扩大积累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到1999年3月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在国内外经济不振，持续价格走低的情况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这对于扩大内需的要求来说，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为了发挥政府的作用，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增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方法，把相当部分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政府财政支出，或者转化为国家银行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但是受制于政府投资能力、投资效率和产业领域的限制，一是有可能在体制运行方面使计划经济的资源分配方式重新显露，容易造成新的资源浪费和盲目突击花钱；二是可能会损害非政府积累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培育。为此，合理的选择是要在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着力培育非国有经济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积累能力。当前重点是要建立为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建立和完善对其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其产品升级和规模扩张；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取消其不合理的收费负担，等等。
2、扩大内需应该重点界定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 责任和投资范围。地方政府充当特殊的积累和投资主体，虽然给转型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机制。但是根据扩大内需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还需要与进一步规范其投资领域和投资责任相配合。否则新一轮的盲目重复建设在所难免，不仅难以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会因为投资的粗放性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可能。为此应该重点界定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让其主要承担所在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任务，一般情况下不宜介入盈利性项目投资。为了防止腐败，同时要扩大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制度的适用范围，全面实行项目负责人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其投资的责任和法律意识。
3、扩大内需需要增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风险收益意识。 储蓄转化为投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稳定的基本公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化的桥梁和中介比较复杂。那种“储蓄大就把投资计划做大”的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已经破除，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程度关键取决于企业家能力以及银行与企业的配合。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没有风险收益相对称的意识，储蓄就不可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经济发展就会停滞，储蓄的增长就可能变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现在很多人把储蓄余额增长太快、银行贷不出去款的情况，归结为因为“找不到好的项目”。实际上这是倒果为因：因为缺乏企业家精神，才会导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由此可知，扩大内需更需要培育企业和民众等形式的积累主体，扩大对企业家精神的宣传和爱护。
4、扩大内需应该高度重视进一步扩张消费的前提条件。 这些条件至少包括：（1）彻底改革低工资、高积累的旧分配模式， 较大幅度地提高各类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适当提高下岗失业个人最低保障标准。（2）在税收上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同时加大对高收入利益集团和行业、个人的征收管理，以维护社会公平。（3 ）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保护农民利益，制定农产品价格最低保护制度，清理各类乱收费。（4）尽早明确今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 教育制度等改革制度的细则和实施办法，给民众一个明确和稳定的未来支出预期，对未来支出预期的模糊，是在连续6次下调利率情况下， 城乡居民储蓄增长率仍然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5 ）进一步降低居民住房和汽车实际购买价格，创造这两大产业的消费条件，为国家回笼巨额资金和消化过剩产出。
5、 扩大内需要加快培育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同时规范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行为，城乡居民储蓄直逼六万亿元，同时又面临生产过剩和股市严重低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根据发达国家金融资产分布经验，我国今后储蓄的出路肯定是有相当一部分要进入各类证券市场，但是肯定不是进入像现在这种相对无序的市场。缺乏具有行业规范约束的、具有自律意识的、大规模的机构投资者是中国证券市场混乱的原因之一，上市公司质量差同时又做假帐、政府行为不规范同时对上市公司监管不严厉，也是民众对中国证券市场缺乏信心的原因。
因此，面对克服世界金融风暴的负效应以及完成经济体制转型双重任务，我们在积累机制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完善方面，还有太多的路要走。
标签：扩大内需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