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导型经济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论文,双导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和资本双导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误区 依照我们对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体制的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一种由政府和资本双导型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和私人资本双导。① 值得注意的是，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体制来看，容易出现认识上的倒置，即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是由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目标来决定。这种认识上的颠倒，会直接导致这样的一种后果，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来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也可以按照私人资本主导下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要求来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就好比请一桌中西合璧的客人上两桌不同的餐食，中式一桌，西式一桌，客人可以随意，爱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种认识上的倒置，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或许是客人请来了，但因事先没有确定好菜谱，又怕客人不高兴，只好备两桌。请客人吃饭，就好比是想实行双导型的生产和分配体制；没有事先定好菜谱，就好比是没有事先定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体制机制的内容、效能及评价标准。不管怎么说，给一桌客人上两桌餐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即使是资本主义也不会这样。认为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由体制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目标来决定，原因还在于，以为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实现无关。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化的制度建构 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是一种理论创造。当然，笔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造，与以往学者所揭示的不一样。很多学者都曾经论证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多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学者及其追随者明里暗里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行的、适合于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概念，还不是一个制度、体制、机制有机统一的整体。至少可以说在实质上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只是一个政府和私人资本都参与主导的双导型社会生产和分配体制。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现行的范本，需要再创造，即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完善。市场经济在中国，仍然需要像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把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部分完全可以借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或者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十分错误的。 从中国决定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以来，决策者原本担心把市场经济移植到社会主义中的排异反应问题，始终得不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对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对于人类生命科学来说，器官移植的排异问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类对于器官排异反应问题的解决，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些人因此从中获益，延长了生命。但更多的人没有能够克服排异反应活下来，甚至连最初的排异反应都过不了。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把市场经济移植给社会主义这样一件关乎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事情，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引起足够的关注。 为了让市场经济顺利移植到社会主义中来，一些功利心很强的学者先入为主地推定市场经济是中性的，以此来解决移植的排异问题。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一个语词概念的中性界定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想把这个语词的特定涵义去掉，得做很多的界定工作，且面临与实际事物相脱离的巨大风险。而“市场经济”正是这样一个语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词的移植组合与实际事物的移植组合相差十万八千里。理论上，甲的肝是肝，乙的肝也是肝，甲的肝可以移植给乙，变成乙的肝。但实际上甲的肝和乙的肝不是同一个人的肝，要移植就存在失败和成功的问题，而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即便是论证了市场经济不应该为资本主义专属，但必须证明市场经济在现实社会中能否独立存在、能否随时随地与其他事物结合起来组成新的事物。如果不能，就说明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现成的市场经济供社会主义与之组合。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②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借鉴、移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一体化，移植到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要有适应、磨合的过程。其中，移植的排异反应是最大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主观融合和客观游离并存。不同的持论者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留给自己，把错误推给对方。这表明，市场经济在中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需要中国化的制度建构。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社会运行的一个部件，要把为资本主义量身定做的市场经济的这个部件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够解决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移植的排异反应问题。 二、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资本分占 (一)资本收益对劳动力收益的分占 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资本形式进行的积累，是一种由社会主义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相应的工作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结合来进行积累的方式，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以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化初期积累阶段而论，低工资的目的是为全民的工业基础积累资金，与此相应，中国通过价格机制和补贴、福利制度确保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成本低廉，再辅之以劳动力产权共有普遍分享制，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全民占有公有资本收益的产权性质。③因此，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的公有资本一元化投资的情况下，资本的收益是全民共有性质的，这时候的资本积累方式属于公有积累方式，不存在资本收益分占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和私人资本双导体制，资本的投入由于资本持有者的产权有公有和私有的分别，资本的收益已经不再是全民共有，那么，它就势必导致公有制全民和集体资本收益分配方式的变更，即由政府主导的公有积累方式(即只有政府和公有资本起作用的积累方式)转变为由资本(包括共有、私人、外国、合作资本等在内)自我积累的非公有积累方式。④前后不同的积累方式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关系的变化，资本收益分占问题因而产生。关于资本收益分占的主要表现，笔者在《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一文中作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概括。 1.低工资成为资本持有人高积累的重要手段。理论上，资本积累的公有方式转变为资本自我积累的非公有积累方式的时候，作为公有积累方式的前提，低工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低成本保障(包括消费品价格管制)以及劳动力产权收益共有普遍分享制，⑤是要随积累公有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的。但是，积累方式转变是一个出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搁置的“改革深层次问题”。那么，非公有资本就乐得在原有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公有积累方式低工资的基础上分享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用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低成本保障以及劳动力产权收益共有普遍分享的分配形式承担费用。这样，低工资就成为非公有资本持有人在积累方式转换时期获取高资本收益的重要手段。 2.积累方式变更下的劳动力生产成本缺失。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公有积累方式已经被非公有的积累方式所取代，资本已经不完全接受政府控制，低工资这一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下的公有积累方式的产物已经失去原来合理存在的基础。⑥但是，由于没有把积累方式与低工资的矛盾这个“深层次问题”提到经济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一些学者甚至愿意论证低工资属于市场问题而非制度问题，更有甚者就是把低工资当优势。这就导致了低工资在积累方式变更后，仍然在与之极不适应的资本自我积累方式中延续。 3.国家在低工资情况下不再全面确保劳动力的低成本。国家不再确保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低成本，有其主客观原因：(1)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经济体制不得不改革，投资一元化不得不由多元化替代；(2)投资多元化必然导致的积累手段多元化，使得工资改革和劳动力生产低成本的保障出现两难选择，公有资本积累和非公有资本积累同时运作，改革难以找到平衡点；(3)改革开放后，由于有意回避工资与资本收益的关系问题，使得国家可以掌控的经济资源难以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低成本保障；(4)把低工资和劳动力成本问题推给市场，一些理论也似乎证明中国的低工资是劳动力太多而影响供求关系的缘故，完全忘却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应有的特性。 4.劳动力生产成本在经济运行中的缺失。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缺失，或者说是经济运行中产业的人工成本低廉而导致的消费不足，是由于制度惯性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不协调造成的。其中，资本积累方式的改革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没有被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劳动力成本缺失最根本的制度因素。由于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在经济运行中长期缺失，致使中国经济运行中劳动力使用混乱、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社会消费长期萎缩，最终反作用于经济的总体运行。⑦ 5.决策的城市倾向加剧劳动力成本缺失的程度。决策的城市倾向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表现在，城市个人社会消费导向出现贵族化，一些涉及社会消费的改革明显地以中、高收入水平为基准。比如教育改革，中学、高等学校的学杂费，中、低收入阶层的正常收入根本无法承受。我们一些人极力推崇的教育产业化，使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占中、低收入家庭的30%～60%，绝大部分城市和农村贫困家庭不能通过劳动收入解决子女的学杂费问题。比教育改革更甚的是，医疗改革使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病不起，医疗改革的思维中，似乎根本没有必要考虑中国现时的劳动收入、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决策的城市倾向加剧了劳动力成本的缺失程度，从而最终影响着经济的良性运行。 6.劳动力生产高成本下的劳动剩余过度占有。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合理性，同时也承认市场经济中投入与产出需要平衡才可以保障生产活动的正常、可持续，那么，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低工资就是资本收益对劳动剩余的过度占有。虽然“劳动剩余过度占有”有过于意识形态化之嫌，但是，如果我们不因此警醒，劳动力成本的缺失就不仅仅是对经济总体运行产生影响，它很可能危及社会的协调和稳定。⑨ (二)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和超占 1.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成本确定难合理。政府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公有积累下，投资主体与主导生产和分配的政府合一，资本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带有公共性质，对资源使用的排他性可以看成是因要进行公有积累才这样做。在公有积累方式下，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投资主体往往会以公共占有的形式使用又以公共分配的形式给予补偿，并由政府以投资主体的代理人身份给利益相关者实施补偿。由于公共分配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行为，在公有积累方式下，公有资本对公共资源占有和使用的成本一般不会一次性核算清楚，为了降低积累成本有时甚至不计成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政府信用担保下，利益相关者先做出牺牲，以后由政府或相关企业以各种形式给予补偿。而对一些具有容量限额的资源的使用(如无线电波资源)，公有积累条件下，政府可以采用计划手段较好地解决投资者的排他性使用问题。 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和私人资本双导，必须实行多元资本投资。因多元投资的积累不是公有积累，不能像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投资的公有积累那样采取隐去部分成本的方式与利益相关者协调。在多元投资主体的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需要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合理地计算排他性使用费。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在实行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和私人资本双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也没有在之后关注和研究过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占有公共资源排他性使用所应该承担的全部成本，对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投资公有积累下是如何隐去成本以及隐去多少成本的研究也还是空白。因此，对哪些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和私人资本双导下让投资者占有公共资源排他性使用获得的暴利，仅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本收益最大化、“看不见的手”原理来解释，难说是合理又合法的。如一些房地产项目，投资者为什么能够在支付了总数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税和费以及不菲的暗箱操作费用之后，还会获得巨额的“利润”？笔者认为，这其中必定是有一些应有的成本没有被计算进去，或者是一些公有的利益转化为资本利润了。 2.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非公有资本对公共资源的超占。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超占往往是与管理者共谋的结果。私人资本对特许经营权的占用，对无线电波资源的超占，对水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空气的过度污染，开发商大量超占容积率，用公地来建设私家花园以弥补私地的商业缺陷，对紧要商品(水、电、气等)价格的掌控等，并由此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屡见不鲜，这就是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超占。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的公有积累方式下，资本对公有资源的超占所获得的利益是公有性质的，损公不肥私的事情极少有人愿意做。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超占，其结果完全不一样，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超占，其获得的超额利润可以成为资本持有人的资本收益或私产。按照市场经济理论，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超占的问题，完全是可以用市场调节的办法来解决的。遗憾的是，中国目前既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也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用以节制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对公共资源的超占。 (三)强势资本对弱势资本的挤压 即使是在社会机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机构)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一元公有资本积累情况下，强势资本对弱势资本的挤压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同样是公有资本，全民所有资本对集体所有资本、全民所有的城市资本对乡镇的全民所有资本、城市的集体所有资本对乡镇的集体所有资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工业资本对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挤压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公有工业资本对集体所有的农业资本在积累上的“剪刀差”——即公有工业资本超额挤占、压低农村集体所有农业资本的利润。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机构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一元公有资本积累下，属于公有积累的内部初级分配问题，其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在社会的再分配环节有许多制度性的保障——即公有资本对社会的责任是终身责任，它在各个环节的责任有所侧重，最终对社会、对人民要负责到底。⑩ 然而，中国发轫于农村经济改革的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的变革，秉承了社会生产和分配由国家主导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下强势资本对弱势资本实行挤压的特点，却未对私人资本在非公有积累中因私产的特性而不能进行公有条件下的内部初级分配、也不会在以后再承担法定的社会责任问题予以关注，因而使非公有资本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获取超额利润，让强势资本任意挤占、压低弱势资本应有的利益。这种情况，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得紧密的领域或产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农民工”问题。对“农民工”的称谓，笔者向来持反对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都没有“农民工”这种职业称谓。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放到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非公有积累中强势资本对弱势资本挤压的视角来看，其中的机理是能够一目了然的。国家向来对城镇就业者的工种都有明确的分类，对某工种的工资标准也都有详细的规定，其中还包括在特殊环境下工作应给予多少数量的津贴的详细要求。所有这些，国家劳动人事行政管理部门都会以规范性文件予以确定。这是劳动监察的重要依据。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劳动者，他们仅有的是世上最弱势的资本——体力劳动，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劳动力资本投资者。这样一个群体在城市里从事最多的工种是建筑，按国家劳动力分类他们应属建筑工。20世纪90年代初期，建筑工的日工资大致为20元。到了2007年，根据物价变化以及相应公务人员工资变动情况，基本上已经翻了5～10倍，建筑工的日工资标准加上特殊环境津贴应该在200元左右，最低也不应该在每日150元以下。把他们定义为“农民工”，就可以不用向他们支付建筑工的工资，每月向他们支付低得可怜的数百元工资就可以了，劳动监察部门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规为由追究业主(强势资本持有人)的责任。(11)至于国家规定的劳动保险，就更可以逃避了。(12) 如果我们对把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力当成一种弱势资本不能很好理解的话，那么在大量产业化了的种养业中，农民投入的资本其实并无多少利润的情况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在蚕茧业、蔗糖产业和牛奶乳品业中，农民投资养蚕、种蔗、养奶牛，实际上绝大多数投资者获得的收益没有外出打工的人收入多。(13)也就是说，他们把钱投进去，赚到的钱原来只不过是自己的劳动收入而已。农工商一体化项目中工商环节的强势资本挤占、压低农业环节的弱势资本收益的情况，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里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一些经济学家(也有政府官员)经常喜欢把农业产业化的失败归因于农民的市场意识太低，在他们看来，强势的工商资本挤占、压低农业资本收益的事是天经地义的。(14) (四)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资本的变异(15)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看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太快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际的时间更短)，(16)中国就已经由公有资本为主体向以非公有资本为主体转变。(17)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资本积累是需要时间的，非公有资本几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终发展到占主导地位，如果要按照市场规律发展，需要有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行。然而，这个过程在中国却变得很短，这里边的原因，除了非公有资本借公有积累方式的低成本条件积累、超占资源、挤压弱势资本外，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向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过程中，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资本的变异是重要方面。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发展到非公有经济大于公有经济的地步。中国原有的公有积累方式已经被现在的非公有积累方式所取代。与此同时，因改革过程中权利结构的制度安排失当，中国的公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变为垄断部门的资本。(18)正如温铁军教授认为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过程中，原有的以‘按级分配’为标志的全民所有制，已在‘利改税’之后渐变为‘单位所有制’，国家资本蜕变为部门垄断资本；而又由于后者并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付出者，因而根本无权占有国家资本及收益”，“那些大多已经在国家资本利润分配中稳定地占有既得利益份额的人，那些意识到手中含金量很大的权力正在资源重组之中渐趋弱化的人，或是那些曾经有条件借助于权力造成的财产关系混乱以‘公有’谋私的人，几乎都乐得接受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但却几乎都不愿意看到‘产权明晰化’成为现实。”(19)由此可见，一些在公有资本异变后实际拥有对资本控制权的人，他们不愿意让资本的获得过程曝光。 三、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在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资本收益者责任制度安排有严重缺陷 1.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未设定。一些眼光敏锐的学者曾经注意到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对农村经济改革的借鉴。但是，除了笔者，至今似乎仍然没有人注意到农村经济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诱导了中国经济学界对城市(镇)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的误读。中国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在改革开放后的复苏，(20)是在农村中开始的。严格来说，中国农村经济中一直存在非公有积累的现象，自留地、农村家庭手工业(副业)、家庭养猪等小农经济的积累方式，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它们都一直与农村集体的公有积累方式并存。由于价格问题，农村经济中一直存在的非公有积累始终无法超越转化和积累农民活劳动的范畴。就算是在我们普遍认为农村经济改革成就很大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21)直到农民把自己积累的资金作为资本投入到早期的乡村工业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方式才发生质的变化。正因为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忘记了现代工业(以机器生产为标志)条件下资本积累与小农经济条件下资金积累的差异，进而忽略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条件与生产和分配双导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应有的差异。 笔者以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践行社会主义理想时是清楚现代工业(以机器生产为标志)条件下资本积累对社会民生的重要性的。马克思曾经以其独有的智慧告诫过人类：现代工业(以机器生产为标志)条件下的资本积累方式是需要警惕的。因为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在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条件下，会成为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强力手段，从而造成更多的劳动者失业，劳动剩余价值更多地转移到资本持有人手中，更多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基础受到损害。这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极力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构造政府主导下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的真正原因。其初衷就是要资本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谋福祉。 由于资本具有能够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生产的能力，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初期积累的完成，客观上要求中国正视由社会机构和私人资本双导型的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谋取更大福祉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策略，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被提出来并加以实施。在此情况下，既有积累条件下的投资主体替代必然产生，多元混合投资主体必然取代一元公有投资主体。与之相应，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条件应该被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所替代，因此，实行双导型的生产和分配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投资方式的同时，必须设定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多元混合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22)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也才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谋福祉。 2.资本收益者责任安排的滞后。在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工作机构)主导下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时期，资本收益者主要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府，政府具有投资者的身份，投资者和政府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政府直接把资本收益用于承担社会责任。人们也习惯于把资本收益者的责任与政府的责任等同看待。在此前提下，资本收益中应该有多少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只是由政府做内部分配，不涉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资本收益和收益分配完全由政府按照其执政理念(来源于执政者的社会理想信念)来决定。在此情况下，资本收益者责任的制度安排以执政者的社会理想信念为思想基础，亦可以是一种内部的制度安排，因没有另外的资本收益者参与，不用考虑对外部资本收益者的约束。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工作机构具有用制度来替代承担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的能力，在资本收益和收益分配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工作机构按照其执政理念来决定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体现其执政理念，政府往往会有意让生产环节中的许多成本变成隐性成本，不体现在生产成本之中。这种办法是无可厚非的。比如，政府通过确保劳动力成本的低廉，隐去了应该体现在生产环节中的许多劳动力成本：劳动者的国民教育、医药保健、养老、住房、交通费用等等。隐去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的好处是避免结算上的麻烦，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政府能够通过制度安排让一个人应该花费10万元的教育成本隐去，只需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交少量的学杂费就可以完成学业，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劳动者在未能够得到劳动报酬之前先找10万元读书，再在他作为劳动者进入生产环节后给他支付10万元作为教育投入的补偿呢？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情况下，按照现代经济管理的观点，隐去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的10万元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对政府、劳动者本人还是全社会的生产管理，这样做都是最经济的。 但是，在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下，隐去各种社会成本就意味着投资者逃避责任。在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下，政府不能以收益者的身份全部支配资本收益，需要明确资本收益在社会分配中应有的份额以及对决定资本收益的生产成本进行必要的管制或政策调节，并就此作出有利于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发展和资本效率的制度安排。可是，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资本收益者的权利和义务不一致。改革的超前性和相应制度安排的滞后，使得中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形式下资本收益者的权利和义务不一致。改革开放30多年，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资本持有人能够在由政府主导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条件下积累，其所获得的积累权非常大，但他们却没有像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下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那样用其所积累到的财富来承担相应的义务。遗憾的是，我们对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非公有积累形式中资本收益者责任进行制度安排的滞后性的认识，来得太迟。 (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资本收益最大化导致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困难 实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资本参与主导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在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起作用的情况下，资本过度分占劳动收益的情况不可避免。资本过度分占劳动收益对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结合怎样确保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上。从中国实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情况来看，对于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来说，由于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引导下资本收益对劳动者收益的过度分占，加上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的成本快速上升并居高不下，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人就业难、买房难、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的情况。其中，买房难、读书难、看病难是中国典型的“新三座大山”。为了加深对中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在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缺陷的认识，我们不妨对就业难、买房难、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问题出现的原因加以分析。 1.资本收益最大化需要不断制造“就业难”。就业，作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生产劳动的另一种表述，是一个人以及由他(或她)供(赡)养的人获得生存和发展基本保障的前提。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要有比社会生产实际需要的数量大出很多的劳动者，从而形成劳动力供需矛盾以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运转起来，即要有一定量的劳动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找不到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也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不能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解决自身以及家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这一点，是主张由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体制机制的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地方。通过竞争机制来组织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可以在客观上逼迫劳动者注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态度、参与的热情以及实际投入劳动力的多寡，使社会的生产劳动真正有效率。然而，由于这样的竞争机制的目的是资本收益最大化，它就客观上需要不能就业的人越多越好，不能就业的人越多，劳动力市场价格就越低，逼迫劳动者劳动的压力就越大。2010年11月，笔者有幸以学员身份参加一个官方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和民主党派干部学习班学习，聆听过一位在国家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即百人层次)的社会科学专家讲授的课程。这位身为经济学学者的专家，在课堂上就认为中国出现高等学校本、专科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是好事，符合经济学原理。他认为，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好的发展。我们能够想见，在数不胜数的中国高等学校(包括成人高等学校)课堂中，这样的经济学观点教育过的学生(学员)应有数以千万计。实际上，这样的观点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主导着现实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并指导实践层出不穷地制造着“就业难”问题。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机构对生产和分配的主导作用也应该是重要的方面。但是，由于社会分配中用于解决资本主导(市场导向)体制机制大量抛弃竞争失败的劳动者的资金很少、或者原先没有考虑过实行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必须由政府来解决失业者的出路，劳动者就业问题就变得难上加难。如果一方面实行资本主导(市场导向)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不放弃政府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就会按照社会成员都必须有获得劳动收入来解决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的能力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即在社会收益的分配中安排资金解决市场导向制造出来的“就业难”问题。这样的制度安排还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特点：市场导向制造出来的“就业难”问题越多，政府在社会收益分配中“分出”的资金就越多。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就不会有“就业难”问题。中国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有这种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的结果。 2.资本过度分占劳动收益必然出现买房难。对于买房难问题，未经历过社会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年代的人，不了解现在的南街村、周家庄乡、华西村等村民如何不愁没房住的人，他们会认为这是社会发展本身应该有的事。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教育的人，还会把它看成天经地义、不这样不行的事。然而，把这个问题放在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劳动者收益与劳动力成本支出的平衡来看，造成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保障(仅次于吃)困难的，是社会生产和分配双导下资本收益对劳动收益的过度分占。劳动收益在社会分配中的水平，一般从居民消费率来判断。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2000年46.4%，2006年36.2%，2007年35%，2008年35.3%。但劳动者实际获得的收益，还会低于这个数。以2008年为例，当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280343亿元，第二、三产业职工收入只占82213.9亿元，是当年二、三产业增加值的29.33%。(23)2008年，中国乡镇企业8.4127万亿元的增加值中，政府税收为8765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为1.583万亿元，还有5.9532万亿元的增加值是企业支配。在1.5451亿人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中，人均劳动报酬1.0245万元，相当于人均创造增加值5.4448万元的18.82%。(24)这就是说，劳动者收益在其参与产业所创造收益中的比例太低，被资本收益占的太多。劳动者的收益占比例少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中的相当大部分，没有在劳动报酬中获得补偿。正如我们在前面第五章第二节第三部分提到过的那样，如果劳动者的报酬以随时可购买商品房的速率涨跌，商品房价格上升，劳动报酬相应提升，买房难的问题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个别学者居然在媒体发文为高房价叫好，声称“高房价不是为了让富人发财，而是让穷人能住上房子”。(25)确实，一些经济学家在买房住这个大问题上已经骗中国老百姓20多年了。奇怪的是，无论老百姓如何叫苦，他们还是初衷不改，还要再骗下去，非得将这个骗局进行到底不可。 仅从经济学角度而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应该告诉大众，真正的经济学知识是什么。按照社会生产和分配由私人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学路线，资本最大化动员社会资源参与生产，必定会主张把占压大量资金的房地产进行资本化运作，其必然结果就是住房商品化。而按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下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逻辑，住房作为商品，它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去交换。这一点也没错。错的是，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下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逻辑中，同时鼓励尽量压低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以至于劳动者缺少买房的钱。一方面是让他(或她)必须有钱去买房，一方面是不给或少给他(或她)买房的钱。(26) 实际上，住房不应该过多地资本化和商品化。很多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都要有经济适用房，要有廉租房，有组屋，是因为住房本质上应该是生活资料，而不应该是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由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国家或地区，住房也不会全部采取商品化的方式任由市场解决。 按理，中国实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就是要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生产以及保障国民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政府作为参与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重要一方，应该做到：第一，不允许使用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的用人单位(按资本主导生产和分配方的说法叫雇主)，按低于劳动力成本的价格支付劳动报酬，即必须把劳动者解决住房的钱包含在劳动报酬中；第二，政府必须在社会分配中，留有足够支持低收入劳动者、无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第三，政府有责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遏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者一味以市场解决一切的观点来看待劳动者、看待老百姓住房问题的思想在社会中的蔓延。这种思想宣扬把住房当做生产资料、当做投资品、当做自由交换的商品，让老百姓买房也像做生意，即把老百姓买房住的行为当作以做生意赚钱为目的的市场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给买房者一个好思路，实际上是害他(或她)、给他(或她)设陷阱。买房者以后会不会、能不能去露宿街头“赚”这个房子升值的钱说不准，买房时就被开发商猛赚了一笔倒是真的。可以说，只要政府做到了以上三点，中国房地产价格高到天，老百姓也不怕，因为跟老百姓无关。 3.资本过度分占劳动收益肯定造成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在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中，读书、看病、养老是比吃和住稍次的问题，但就其消费需求而言，刚性也是很强的。即便说其中有一些柔性的部分，读书、看病、养老的刚性需求是无法改变的。如不是对于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迫在眉睫的书可以不读或缓一步再读；不是要命的病、不是对自己生存和发展影响太大的病，不是急病险病，可以不用到医院、特别是大医院诊治，一些病也不是非得去更好的医院看不可；至于养老，只要有足够安排老年生活的资金，家庭养老即可，不是非得到私家养老院养老不可；这些情况都表明，读书、看病、养老需求有一定的柔性。然而，读书、看病、养老的需求刚性是谁都难以改变的事。既然是刚性的消费需求，就必然变成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成本，其中读书主要是隔代预付(劳动者给未成年人支付)，养老则是预先支付(在有劳动能力年龄段为丧失劳动能力年龄段的养老准备的资金)，看病有即时支付和预先支付(在有劳动能力年龄段为丧失劳动能力年龄段准备看病的资金)两种情形。 关于读书、看病、养老费用进入劳动力成本要在劳动报酬中解决，在中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情况与买房难问题差不多。主张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养老社会化的“市场改革派”，极力推动读书、看病、养老市场化，而且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实践中，就是把读书、看病和养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纳入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由资本来主导它们的“生产和分配”活动，(27)一定程度上让市场竞争机制起作用。读书、看病、养老，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具有刚性需求的“消费品”，刚性需求的消费品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对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的影响，作用不大。在现实中，一些社会成员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去读书、一些家庭不惜家庭经济破产也要筹钱给病人治病，就是典型的例子。 关于读书难问题，张维迎教授的一句话曾经引起过社会的反感。这句话是：“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社会反感张教授的原因是不懂张维迎经济学。从张维迎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他是怎样主张教育、医疗市场化的。张教授说：“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28) 从张维迎教授上述言论见出，他对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或产品)和医疗服务(或产品)受价格机制影响在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情况下很弱小，却难以降低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医疗服务、养老产品的需求(有刚性)这样的特点，是很清楚的。张教授是站在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是把教育、医疗消费市场化，把给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和给人医病当作可以由资本来主导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张教授认为富人太有钱，在消费教育服务(或产品)和医疗服务(或产品)时，太有竞争力了；穷人没有钱，是竞争不过富人的。这显然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是像美国、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因为国外机构资助过张教授到国外读书，他经常把自己置身于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常设身处地站在美国、欧洲资本主义立场上思考问题，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要读书、要治病的人会出多钱去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张维迎教授很正确。(29)不正确的是，穷人怎么会去消费这些非得花很多钱(如要10万元才能够读完大学、要500元才能治一个感冒)才能消费得起的服务呢？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大多数人收入很低；按市场经济原则，一些人还必须无就业。(30) 其实，中国人不理解学费低才会让穷人上不起学的道理中，原来暗含这样的意思：在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很好的事，在中国不一定好。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和资本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张维迎教授所谓的用赚富人高消费得到的钱来补穷人，让穷人也得到较好(但比富人差得多)的教育、医疗消费，需要政府出面主导社会分配，而政府却做不了。张维迎教授是极力反对政府干涉市场的，按照他的观点，政府最好什么都别做。说白了，主张教育、医疗、养老市场化的人，包括张维迎教授，只管让资本放手主导教育、医疗、养老市场，反对政府强制资本持有者交出在最大化教育、医疗、养老市场收益中获得的利益用于补贴穷人。同时，也不同意在整个社会生产和分配体系中，让劳动者的收益中包含有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消费的钱。中国实际的情形正是这样，在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收益最大化原则下，资本超占劳动者收益，让劳动者没有或很少获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成本补偿，使得劳动者及其相关成员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 解决社会成员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问题，与买房难问题一样，需要作为参与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重要一方的政府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不允许使用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的用人单位(按资本主导生产和分配方的说法叫雇主)，按低于劳动力成本的价格支付劳动报酬，即必须把劳动者解决读书、看病、养老问题的钱包含在劳动报酬中；第二，政府在社会分配中，必须留有足够支持低收入劳动者、无收入者解决读书、看病、养老问题的资金；第三，政府有责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遏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者一味以市场解决一切的观点来看待老百姓读书、看病、养老问题的思想在社会中的蔓延。 四、基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构 (一)中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 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方式变革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其积累方式，既可以是政府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下一元资本公有的，也可以是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有公有和非公有的分别。由于资本参与积累的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的情形不同，资本积累的方式和过程因公有和非公有的不同而不同，不同产权性质资本的收益者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实践还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下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并非一无是处，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因此，对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积累，需要有比实践经验更为深刻的认识。 以1978年底和1979年初为界，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逐步确立和实施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阶段；(2)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期积累，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构筑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中国在总体上成为经济总量比较大的国家。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关于资本积累问题的、令人惊叹不已的差异：第一个阶段出现的一些社会不安定情形，直接原因不关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事；第二个阶段，因发展的失衡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直接源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的非公有积累。这就是说，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能够缓解社会矛盾，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则容易使社会矛盾激化。 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又会发现，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使社会矛盾缓解，是因为能够较好地管束资本；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收益的分配有着强力作用，使得政府在对资本的管束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做不好，直接造成社会不公从而诱发社会矛盾。由此可见，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有许多好的经验需要我们借鉴，全盘否定它不足取；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下，政府为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而对资本实施必要管束的方法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 通过对中国在发展社会生产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方式变革，或叫做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历史回顾，我们能够了解中国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实践，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曾经产生过和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识：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积累，需要也应该进行管束。这样的观点，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的看法。(31)实际上，即使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也会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福利国家政策的制约(例如反垄断、最低工资限制及劳工保护法规等)，而最为典型的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32)它们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变得不再那么纯粹，并且有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 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导型生产和分配要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相一致。无论我们接不接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目前最受人关注、也是问题出得比较多的是资本积累方式的混乱无序。从资本积累的实践来看，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确定实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体制机制至今，在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中，能够与勤劳致富靠得上谱的，恐怕并不多。其中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在此不赘述。这就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明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并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与之相匹配。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可以明确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即是“以人为本”、以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又得到强化和细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必须是能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积累方式，只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才会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够健康地发展。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导型生产和分配要与政府主导型生产和分配相区别。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资本积累的混乱，根源在于资本积累条件设定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资本积累是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为此而设定的资本积累条件是专为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准备的，资本积累的基础、过程、分配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等等，都与社会主义的要求相匹配。改革开放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投资主体取代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一元资本公有投资主体。在此新的情况下，原有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条件必须作相应改变，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替代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条件，即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多元投资方式的同时，必须设定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资本积累条件。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会受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方式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条件，与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的条件之间的区别，并在此前提下对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基础、过程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等，都要作出规定，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中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化管理 1.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制度化管理，要能够确保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持有人，必须是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条件下实行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为此，应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作出规定，要求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持有人不得借着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公有资本积累的低成本条件积累、不得超占劳动者收益、不得超占资源、不得挤压弱势资本；在对公有资本产权结构进行非公有改造的时候，必须按照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则设定公有资本转化为多元资本的路径，按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合理确定其转换价格，杜绝权力寻租。 2.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内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要着力解决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收益者责任的制度安排缺位和滞后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资本收益者责任制度；在社会主义的资本收益者责任的制度安排内，切实做好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过程的管理。针对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无序状态，对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过程的管理应侧重于严格管理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持有人进行低成本、超占劳动者收益、超占资源、挤压弱势资本等方式的积累，严格监督在一元资本公有积累向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过程中公有资本产权向非公有资本产权的变异，加强对垄断集团、垄断行业资本积累的管控。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完善 1.社会主义双导型生产和分配方式的不断探索。对于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在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之前，并无以一个国家的政府为社会主义践行者主体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缺陷，却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没有明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具体怎么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资本公有积累方式试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积累。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也随之不复存在。中国早期的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借鉴的主要也是苏联的做法。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之后形成的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把集体所有制的资本积累纳入公有资本积累的范畴。中国政府主导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一元资本公有积累方式在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初期积累之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方式所取代。从中国实行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30多年的实践看，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因资本的积累方式运作所留下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这表明，完全适用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体制机制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由政府和资本双导型生产和分配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条件的失灭到逐步恢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影响、阻碍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条件被改革掉了；原来专为一元资本公有积累设定的条件，因其能够使资本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积累，在实行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时候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因资本的公有性质而不对资本积累设防的做法，在实行政府和资本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时也被沿袭下来，使非公有资本在很多方面能够和公有资本一样分享“公”字待遇，甚至超公有、超国民待遇。(33)另一方面，公有资本原来所承担的巨大社会责任却没能及时适当分割、没能及时适当转承，其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都非常严重。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下的多元资本非公有积累的条件，还有许多在社会主义看来是不适合的方面，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完善。 ①这里的政府和私人资本双导，政府主导包括政府作为社会机构、政府作为公有资本管理者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所起的作用。私人资本包括国内私人资本、国外私人资本和中外私人资本合资。含有公有资本的中外合资、国内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合资等形式的资本，归入政府和私人资本共同起作用范畴。国内集体所有制资本，归入公有资本类型。中国民营经济资本要求与国有经济资本同等待遇，就是想获得由政府作为公有资本管理者管理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但不表明是否愿意像公有资本那样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中国民营经济资本愿意像公有资本那样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应该同意，并因此作出对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有利的制度安排。 ②注意，它还不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一个制度、体制、机制有机统一的整体。这里，用“当前的”来加以限定，以免与今后在制度、体制、机制上已经有机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混淆。 ③参见巫文强《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9期第9至17页)。关于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积累方式的形成，文章用5个部分来阐述：(1)自我剥夺型的国家工业化积累；(2)低工资福利制度的实行；(3)保障国家工业化积累的价格管制；(4)劳动力产权共有普遍分享的分配制度；(5)低成本积累的配套管制。 ④由政府主导的公有积累方式转变为由资本自我积累的非公有积累方式，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很重要。中国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运行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机构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进行的公有积累方式，资本是被社会机构动员的因素之一，资本是为政府及其工作机构动员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结合服务。而资本自我积累的非公有积累方式中，资本处于核心地位，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结合由资本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政府及其工作机构成为被动员的因素，服务于资本的动员方式。这样的情形下，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由政府主导向资本(包括公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主导转变，政府最终会臣服于资本。另外，这里的“非公有积累方式”，是相对于“公有积累方式”而言的，在“非公有积累方式”中，公有资本已经变得不完全受政府控制。 ⑤关于产权共有普遍分享制，更详细的论述参见笔者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的《共有产权收益普遍分享制问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对产权共有普遍分享制的解释是：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尽快建立起工业基础，需要在尽可能低的成本下完成工业化的初期积累。因此，中国选择了理想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共有方式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一方面是需要全国人民进行无私的劳动奉献，一方面以制度确认的方式推行了一种会导致产权异变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共有形式。把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共有与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建立的贡献结合起来，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要更多地用于工业化初期积累。正由于这样，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分享是不可能在即时兑付的。于是，共有普遍分享就由国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定。由于货币资本和资源性资本是以公有形式出现，其收益一般不用于对个人的分配。这样，在产权收益共有普遍分享制中，对个人而言，共有普遍分享的主要是人力资本——或劳动力产权收益。劳动力产权收益共有普遍分享具有这样的特点：(1)共同体中的劳动者可以通过共有形式存储自己任何时候创造的劳动收益；(2)劳动者在现时、前时、以后，即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分享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收益；(3)劳动者能够分享别人所创造的劳动收益。如此看来，产权收益共有普遍分享作为不能即时兑付全部劳动报酬的补救，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低工资表现着的对劳动剩余价值的侵害。 ⑥这里的合理基础，指低工资的目的是为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基础积累资金，国家通过价格机制和补贴制度确保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成本低廉，并辅之以劳动力产权收益共有普遍分享制，它们共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全民占有公有资本收益的产权性质。 ⑦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载于《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6期第1-9页)有较为详细的分析。读者可以参考。 ⑧值得庆幸的是，据2014年2月8日新华社消息，记者8日从国务院医改办获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建设的要求，2014年将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⑨以上关于资本收益分占的六个方面，转引自笔者发表在《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9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一文。 ⑩参见巫文强《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9期第9至17页。 (11)大众网2006年10月27日发布题为《山东建筑工最低日工资19元最高城市为30元》的信息称：本报(大众日报)济南10月26日讯记者今天从省建设厅获悉，日前，我省确定了建筑工人最低日工资标准。我省建筑工人最低日工资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5档，其中日工资不得低于19元。据悉，根据省政府第188号令《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我省将施工企业支付给生产工人的最低日工资标准分为30元/工日、26元/工日、23元/工日、21元/工日、19元/工日五档(详见附表)。其中，济南市的市中区、天桥区、历下区、槐荫区、历城区均属于30元/工日的县市区。同时，省建设厅还根据目前企业平均工资水平，按照工程定额人工费组成内容，调整了我省建筑、安装、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价目表中综合工日单价，由原来的28元/工日提高到36元/工日。 (12)参见巫文强《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9期。 (13)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2010年6月8日21时25分以《央视调查：高成本低奶价奶牛散养受重压》为题转发CCTV《经济信息联播》信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常常要饮用牛奶，因此，对于牛奶价格的变动，我们也都很关注，不过，对于奶牛养殖户的经营状况我们往往很少会注意。很长时间以来，玉米的价格一直在逐步上涨，而玉米又是重要的饲料原料，玉米价格的飙升让下游畜牧养殖业叫苦不迭。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日前在畜牧养殖大省山东采访时就发现，那里的不少奶牛养殖户正面临养殖成本飞涨，但原奶却又卖不上价的困境。记者：“这里是济南冷水沟村的一个奶牛养殖区，我身后的这个房子就是养殖区中的一个挤奶厅，每天早晨的这个时候，周围的农户都要把自家的奶牛带到这里来挤奶。今天鲜奶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2.6元，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一毛钱的涨幅，但是还是很难抵消近期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带给农户的成本压力。采访中很多农户都表示，他们现在的日子很难过，不仅利润在减少，有的甚至开始赔钱。”在养殖区里，记者碰到了从事奶牛养殖二十多年的李兴宝，他家现在养了120多头奶牛，可以说是这里最多的一家，但是说到由此带来的收入时，他却表示，和其他大多数养殖户一样都在赔钱。山东济南冷水沟村奶牛养殖区养殖户李兴宝：“一头牛平均产三十五六斤奶，它吃的料就达到十五六斤，二十来斤，你看它现在保不住本。”山东济南市水坡村奶牛养殖户：“一天我的这些牛(花费)将近150来块钱，我卖奶才有130来块钱，倒着赔呢。” (14)参见巫文强《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9期。 (15)美国原印第安纳大学，现纽约佩斯大学终身教授陈社英认为，中国国有资产流失与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原始积累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特别提示笔者注意。笔者认为，国有资产流失原因虽然复杂，方式也多种多样，但其中的机理是资本的产权变异，即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以各种各样隐蔽的、公开的(有文件依据)产权变异形式实现的，有着合理合法的外壳。公有资本能够被以合法形式占有是笔者关注的重点。 (16)中国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接着是国有土地资源收益的流失、矿产资源的流失以及由经营权体现着的国有资源私有化(或部门化)。 (17)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于2009年12月25日发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计算得出：“2008年二、三产业企业单位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情况为：企业资产方面，公有制经济企业资产为68.1万亿元，比重为32.8%，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资产为139.7万亿元，比重为67.2%；企业实收资本方面，公有制经济企业实收资本为12.4万亿元，比重为36.4%，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实收资本为21.7万亿元，比重为63.6%；工业从业人员方面，公有制经济工业从业人员为1443.2万人，比重为12.3%；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从业人员为1.02951亿人，比重为87.7%。”资料来源：巫文强《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载于《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6期第1-9页。 (18)参见拙著《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95页。 (19)温铁军：《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见温铁军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8页。 (20)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才算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也表明非公有资本积累条件的失灭。一些学者出于对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多元资本积累方式的偏好，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诟病比较多，认为建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没有能够正确看待资本。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客观的，与实际情况不符。自1950年国家调整工商业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生存的空间就已经逐步缩小，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存发展条件几近丧失。到了1955年秋天，纯粹私营工业企业自产自销的工业产值，只有9.2%；“纯粹私商的销售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在32个大城市中只剩下25%，在农村集镇中只剩下18%，在批发上只剩9%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430页。)“1954年以来……原材料已经由国家控制，有关部门在原材料分配使用方面，又是优先照顾国营企业，其次是公私合营企业。在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生产任务还不足的情况下，就很少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因而很少分配给私营企业原材料，致使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火，甚至关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431页。)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失去了生存条件，需要国家加快改造。其中可能出现简单化的做法，但总体的趋势是不得不进行改造。不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损失更加惨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现代工商业中的非公有资本积累条件就已基本失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可以说是完全失灭了。 (2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园林业等名义发展的城市工商业资本，它们尽管冠以农字头，领着农业产业化龙头补贴，它们实际上不是农民投资，更不是农业资本积累下发展起来的。在农村中许多已经产业化了的种养业，尽管与城市工商业资本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如蒙牛乳业中的养殖户与蒙牛集团的关系，但农民的投资都还主要是转化和积累活劳动而已。 (22)笔者在曾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安排与人的全面发展》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实行的应该是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市场经济”，“实行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参见《2008年度(第六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下)》686-692页和《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7期5-8页。 (23)参见拙文《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载于《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6期第1至9页。 (24)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2009中国行业年度报告系列之农业》，第6至7页。 (25)资料来源：人民网2013年6月17日6时24分以《人民日报：“高房价有利穷人”是歪理邪说》为题转发《人民日报》文章。 (26)劳动力市场化也是一种不给一部分劳动者买房钱的机制。一个劳动者失去了工作，他(或她)连吃饭都成问题，买房就更谈不上。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淘汰机制要求，必须有一部分劳动者被淘汰出局，无论你是否有劳动能力。 (27)这里的“生产”是广义上说的，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活动中，主要是服务为主。市场化就是把这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的提供与消费，看成与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引入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产业化经营。 (28)据搜狐网教育报道，2006年4月29日7时5分以“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为题转发中国证券网和《上海证券报》张维迎的署名文章《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文章后面说明，本文系作者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本报略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从行文上看，主要精神不违背张维迎的意愿。 (29)有钱人会通过价格竞争的办法获得更好的服务(或产品)，特别在这些服务(或产品)对他来说是刚性需求的时候，是市场经济逻辑基础上的设想。这种设想还有一个前提叫“稀缺”，即市场上能够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不足以满足需求。由此可见，其正确性是有条件的。然而，要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政府和资本双导型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参与消费的有钱人足够多，才会有足够的钱来补贴穷人。当然，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是看不见中国穷人太多、富人又太过想多赚钱这一点的，所以，这些研究对于中国而言，不具有权威性，参考价值太小。 (30)笔者想起自己读初中时，连晚自修用的煤油灯都买不起，是自己用墨水瓶和废旧铁瓶盖制作而成的。换成今天的读书“消费”水平，笔者是注定上不起学的。所以，在笔者看来，让学生有老师、有教室、有课桌、有书本、有宿舍住、有饭吃，哪怕条件差一点，他就能读成书，能成才。这跟学生本人的父母有没有钱关系不大。笔者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豪华运动场、豪华教学楼、高级道路、豪华学生公寓、现代化的校园等，跟学生成才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1)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谈到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管束，但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要主导和管束资本这样的意思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二十二章描述资本家主观动机的时候，马克思这样写道：“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资本论(第一卷下)》，人民出版社，第64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32)关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参见本书第五章的相关注释。 (33)一些开发政策给予私人资本、外来资本免税、免土地使用费，给予优先立项，甚至下马别的项目来保障，不惜动用行政资源“保驾护航”，等等，都属于超公有、超国民待遇。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