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师角色的达尔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论文,导师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秋天，作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一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我选修了达尔的“民主及其批评者”(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的课程。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达尔。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民主及其批评者”是达尔“最有名气”的课程(达尔1991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就是在该课程的基本架构上完成的②)。尽管此前我并没有见过达尔，但是，对他的一些著作，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谁统治?》。而且，我也早有耳闻，他作为一个“多元主义者”，已经名声在外了。我曾经在纽约市立大学(CUNY)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师从一群才华横溢的左翼教授。我沉溺于新马克思主义，并且渴望学习任何我能学到的东西，同时也尽可能地参与讨论，特别是同“多元主义者”进行探讨。 首先，在达尔的课堂上，我见到的是，在面对质疑、批评以及争论时，他那平静的笑容和真诚的接受。在他的课堂上，我认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民主理论”富于挑战性，而且是令人感兴趣的。正是在达尔的课堂上，我才真正地与这个领域一流的专家探讨这一主题。其次，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认识到达尔的确提出了一些有难度的问题；而且，也让我见识了他深邃的思考和广博的知识，这些都在挑战人们贴在他身上的“多元主义者”的标签。最后，我很快认识到，这位具有世界级名气的“专家”非常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要求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权，而且，非常接地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达尔不是“企业自由主义者”(我青少年时期另一个贬义词)。他真正地做到了“民主”，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他帮助建立的政治科学系的布鲁斯特大厅(Brewster Hall)，甚至是在课堂以外的世界里。 我是一个来自皇后学院的精力充沛的、快人快语的左翼青年，第一代被卷入“激进民主”、“激进政治经济学”、“激进社会学”和“激进政治学”的大学生。在耶鲁大学，我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与达尔的课堂或他的办公室格格不入。他欢迎我的到访。他乐于接受我的怀疑和批评性的问题。他欢迎我这个集一丝不苟和热情幽默于一身的独特的家伙。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以及他下一年又讲授的“工人控制与民主”(Worker’s Control and Democracy)的课程中，我受益良多。我学到了大量的关于民主理论的知识，知晓了现实自由民主的运作方式和局限性，我的意思是指多头政体；而且，我也懂得了提出有难度问题的重要性，也懂得了把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但是，我仍然不信服达尔社会科学和经验主义或他的看似乐观的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利益较量的观点。 因此，我决定写博士论文，以批判这种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并提出一种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许多耶鲁大学的教授对这一选题表示不解，实际上是怀疑这一选题。只有一个人非常感兴趣，这个人就是鲍伯·达尔(Bob Dahl)③。因此，达尔指导我的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权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修订后被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以“权力与马克思主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观点”为名出版)。接下来，达尔花费了难以计数的时间阅读各种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对达尔而言，读起来并不容易。为了能和我一起谈论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他阅读了大量的材料，包括：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政治的权力和社会阶级》(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巴斯卡尔(Roy Bhaskar)的《科学的现实主义理论》(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而且，达尔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谈论我主要的理论上的反对者——他自己!我们会以第三人称来讨论这个家伙“达尔”，思考他论证的局限性，思考他可能如何回应我的论证。这不可思议，但的确发生了。 就这样，整整两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接下来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篇对达尔的民主理论进行“根本”批判的论文，而达尔是我最大的支持者!他倾其智识，真正地参与其中，以真挚的热情与尊重支持我。他并没溺爱我(而且，我也不是受人溺爱的那种类型)。他常常承认，我写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他有时会告诉我，我正在提出一个有力的论证——而且，他常常指导我使这种论证变得更有力。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完全认同我的论文。因为，他确实并没有认同，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他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对话者来欢迎，把我作为一个个体来尊重；而且，在批判与支持之间，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衡，如果一个研究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想法并以有意义的方式完成论文，这是非常必要的。 1983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我找到了在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书的工作，并着手修订我的博士论文，以便将来作为一本书出版。在对论文进行修改时，我发现，我开始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重新思考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研究生阶段奠定了我论文写作的基础。我书中包含的最后一章是新增加的，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并没有这一部分。这一章和本书的其他章节之间蕴涵着一种扭曲的关系。在这一章里，我表达了一个观点：这一观点与其用“马克思主义”的来形容，不如用“民主主义”一词来形容能得到更好的阐释。我发现，我与达尔之间论争性的对话仍然在继续，这持久地成为我思考问题的模式。我认识到，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比我以前想象的，甚至比我当时意识到的可能还要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以后我经常经历的某事——发现我正在思考或写作的某种事物可能会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与达尔的谈话，追溯到达尔给我提出的问题，或追溯到通过同意或反对他的观点的艰难的思考过程而获得的某些事物。道格拉斯·马丁(Douglas Martin)在2014年2月7日《纽约时报》关于达尔的讣告上陈述道：鲍伯教导一代又一代学生如何思考政治与权力，因此，他的概念成为“标准”。鲍伯教导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提出了很多概念，并且和他的学生一起分享这些概念，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概念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标准。不存在“达尔的政治科学”，我们从达尔那里学到的是努力思考、努力工作、参与某一范围的争论；与关注概念、方法、理论一样，关注现实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并独立思考，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至今，当人们听说我是达尔的学生，而且《权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达尔的指导下完成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到很惊讶。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达尔。如果他们了解达尔，他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乐于帮助他的学生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关注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1986年，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组织会议庆祝达尔荣誉退休。我非常荣幸地受邀参加，并在会议上发言。我故意发表了挑动性的发言说，达尔一直都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是，不幸的是，在1960年代早期，一个短暂的时期，他偏离了他的主旨，写了他最“不幸”的书——《谁统治?》，正是因为这本书，他名声大震，使其以“多元主义者”而著称。非常幸运的是，我继续说，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错误，并且华丽转身，成为美国政治体制的批判者。 我们的交谈并不是很严肃。达尔很喜欢这种方式，他自始至终都笑容满面，而且，在恰当的时刻，他都会开怀大笑。从达尔撰写《谁统治?》一书就和他一起共事的一位同僚(我不会提他的名字)打断了我的谈话，大喊：“为什么你不带着你的社会主义回纽约去?”鲍伯没有为我辩护。他不需要为我辩护，我完全有能力应付，他知道这一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又能怎么做呢?此时，他诸多喜爱的学生中的一个正在同他喜爱的另外一个学生对峙，他能说什么呢?我从来没有问过他，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是高兴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正在争论他遗留下来的传统，而是因为我们在争论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正是达尔非常关注的事情。 我清晰地记得1986年在庆祝达尔荣誉退休纪念会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它发生在餐桌上。一群达尔早年的学生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个学生向鲍伯敬酒。他讲了一个关于“早年间”办公室秘书不合时宜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出于善意的，但仍然是一个不恰当的故事。我很震惊。然后紧接着，中间没有一秒停顿，我们桌上的一个人，艾伦·卡米索(Ellen Commisso)跳起来，献上了一个美好而又精彩的祝酒：“献给鲍伯·达尔，教导我民主和平等之人。我从达尔那里学到了平等对待女性。他永远不会觉得这样一个故事是好笑的。”在那一刻，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达尔不同代的学生，非常不同。正如我所坐的那张桌子，我和艾伦、珍妮弗·霍赫希尔德(Jennifer Hochschild)、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坐在一起，我开始明白，鲍伯真正地影响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自1960年代开始，鲍伯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变得更加引人关注。我敢打赌，没有多少人知道，鲍伯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是未来的女权主义法学学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麦金农的第一本书，《职业妇女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在达尔的推荐下，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第一次遇见达尔的时候。当时，我并不知道。多年后，我知道了这个故事。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 在鲍伯荣誉退休的庆祝会上，我的发言最终以“民主理论的困境”(Dilemmas of Democratic Theory)为题加以修改并出版在我的好友伊恩·夏皮罗和格兰特·勒赫(Grant Reher)主编的《权力、不平等及民主政治：纪念罗伯特·达尔论文集》(Power，Inequality，and Democratic Politics：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A.Dahl)中。我敢打赌，很少有人见过这本书，因为它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而且，它出版在顶尖级出版社将不再出版纪念文集的时刻。我刚刚又重新阅读了我的作品，我震撼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推敲，即使我不再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 那一作品的基本观点很简单：鲍伯很长时间都是美国多元主义现状的捍卫者，而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关于工人的控制、经济不平等以及美国民主的障碍的作品代表着背离，这一观点根本是错误的。自从他早期的学术研究开始，鲍伯就沿袭了左派的政治和理论传统，而且亦成为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对那些“阻碍”民主发展的方式大加挞伐。比如，他博士论文的名字就是《社会主义纲领与民主政治：一种分析》(Socialist Program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An Analysis)。1986年，达尔出版了《民主、自由与平等》(Democracy Liberty，and Equality)，这是一本论文集，包括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论文作品，说明了他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复杂关系的惊人的连续性。这本书包括了他1940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论民主社会主义》(On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批判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边际主义经济学，替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辩护；《工人控制工业与英国工党》(Worker’s Control of Industry and the British Labor Party)，其内容正如题目所言，这篇论文1947年最初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5，October，1947)；194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政党》(Marxist and Free Parties)，这篇文章写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年之际，达尔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思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批评，此文最初发表在《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s，Vol.10，No.4，1948)；以及一些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程序民主和现代“多头政体”困境主题的文章。 1986年，达尔出版了《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EconomicDemocracy)④一书，该书只不过是在使那些不熟悉他作品观点的人更加清晰地了解他所做的事情。这些一直都是他所关注的，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而当他在《争鸣》(Dissent)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如1984年发表的《车间民主》(Democracy in the Workplace)、1990年发表的《社会现实与自由市场》(Social Reality and Free Markets)、1993年发表的《体制的弊端》(The Ills of the System)时，他只是在继续探讨他一直感兴趣的主题。事实上，我清楚地记得某次和鲍伯谈论欧文·豪威(Irving Howe)自传《一线希望》(A Margin of Hope)的对话，对话发生在1984年该书出版后不久。鲍伯赞赏豪威，并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鲍伯非常高兴和我一起分享他的看法以及他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因为他知道，我是迈克尔·哈林顿的一个学生兼朋友，而哈林顿则是达尔非常尊重的一个人。 2003年，我被任命为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我所在系的系主任。多年来，我一直在和鲍伯通信，谈论我对这个系的失望。我认为，我给《争鸣》杂志写稿会更好些。我觉得，政治学学科已经变得过于专业化了(他同意我的观点)。而现在，我是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型的中西部政治科学系的主任。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鲍伯和他挚爱的妻子安(Ann)一起参观伯明顿，并在我们系做了颇具声望的讲座，即海尼曼讲座(Hyneman Lecture)。当时，鲍伯已经年近90，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伯明顿，而且，他已经不怎么再出行了。但他是查尔斯·海尼曼(Charles Hyneman)的朋友，而且他想谈谈詹姆斯·麦迪逊——关于美国民主的麦迪逊式批判，所以他来了。我可以肯定，他之所以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我，因为，我邀请了他，而且他知道，这对于我以及我的目标来说有多么重要!他深爱着他过去的学生，我知道，在达尔诸多的学生中，我并不是唯一受惠的。他的谈话棒极了。两顿晚宴，几顿午餐，一些招待会，我的每一位同事都得以结识达尔，并和他一起聊一会儿。他是如此投入，如此迷人。 有三件事令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他对我的家人是那么的友善、和蔼可亲。他一直在询问我的孩子们。现在，他见到了他们。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而且，和他与安一起的时间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件事是在一次晚宴期间，他和安在一边同林·奥斯特罗姆(Lin Ostrom)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聊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谈论自治，谈论鲍伯在阿拉斯加的成长经历，也涉及文森特作为阿拉斯加宪法改革顾问的经历。他们不能算是老朋友，只是曾经的同事而已。他们彼此并不太熟。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共同拥有一些强烈的信条；他们为政治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的时光正在流逝。这是一个非凡的、感人的时刻。 第三件事是我们研究生的反应。他们简直无法相信，鲍伯是如此的思维敏捷、知识广博、思想开放，真正的开放。他完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代表着政治科学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 鲍伯的到访是我作为政治科学家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一刻。 后来几年，我与鲍伯每年通几次信。我曾经在一次APSA⑤组织的会议上遇见他。当我的好友伊恩·夏皮罗邀请我到耶鲁大学讲学时，我拜访过他几次。在最近几年里，我们的联系减少了。我最后一次来纽黑文时，鲍伯没能见到我。 听闻鲍伯辞世的消息，我并不惊讶。他年龄大了，度过了一个漫长而丰富的人生。在他所在的领域中，他是一座标志性的高峰。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有异乎寻常的经历：年轻时在阿拉斯加，后来二战期间在步兵营担任“先头侦察兵”。他曾多次深入敌后侦察。“侦察”这个词看起来比较适合于他。 鲍伯·达尔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为政治科学学科贡献丰硕的政治科学家之一。后来他开始担心这种贡献的局限性以及担忧已经出现的一些状况。鲍伯最初讨论这个问题是比较早的，而且相当有先见之明：1961年他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政治科学的行为主义方法：一个成功抗议的丰碑的墓志铭》(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An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鲍伯是一个引以为傲的行为主义革命的领袖。他相信某种科学的严谨性，而且，他还认为，定量方法是政治分析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他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以“问题为中心”的政治科学家。他的研究主题范围广泛——城市政治、核武器控制、民主合法性的规范基础、经济民主、政党、比较视域下的民主与民主化。他使用了许多方法，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述。他的重要著述对政治科学的三个分支学科有重大影响——《民主理论的前言》(政治理论)、《谁统治?》(美国政治)、《多头政体》(比较政治)。实际上，他的作品跨越并连接着传统的分支学科，没有任何一个分支学科能够涵盖他的思考。他的作品主要由三个坚定的信念所驱动：民主化问题，即民主的制度化和深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政治科学应该是广泛的，并要思考我们时代重大的问题，且应富有创造性地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我们的时代问题；政治科学研究，如果能够明确构思，写得很好，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所以，我将从我个人角度结束我的这篇小文。珍妮弗·霍赫希尔德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跟随鲍伯·达尔学习，而我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师从鲍伯。在《政治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的历史上，最早的前三位编辑中就有两位编辑是鲍伯的学生，这只是一个巧合吗?1986年，在鲍伯的退休晚宴上，珍妮弗和我坐在一起，然后，为他1988年纪念文集贡献了文章。我们都没有料到她会创办像《政治展望》这样的杂志，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编辑。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鲍伯的学生，和许多出席鲍伯退休晚宴的其他学生一样，来自不同时代，都是特殊政治科学遗产的承载者。这样想很谦卑，但它也给予我们力量。鲍伯·达尔是一位卓越的政治科学家，也是一位朴实的人和公民。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在他丰富多彩的一生当中，他留给我们理念、价值，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开拓了一条可供追求的人生之路。我们都将怀念他。对于有幸了解他、追随他学习的我们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学生，对于所有参与由他帮助创立的现代政治科学学科的人而言，他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注释： ①本文译自Jeff Isaac,“Robert Dahl as Mentor,”The Washington Post,2014.2.11。以下所有注释均由译者添加。 ②达尔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应出版于1989年。 ③达尔的爱称。 ④达尔的《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应出版于1985年。 ⑤APSA是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