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对我国严怡民等情报学理论体系与前苏联米哈依洛夫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怡民理论体系与米氏理论体系的异同。前者结合我国情报工作、情报学的现状及情报学教育需要，纯理论与方法论并重是其主要特点，后者则侧重纯理论，但两者都是研究科学情报，以科学交流为核心理论。
关键词 情报学 理论研究 比较研究
在情报学的比较研究中，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比较是最困难的，这是因为情报学尚没有很成熟的理论体系，理论派别众多，观点庞杂纷乱，很不容易理出头绪。但是，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不仅可以发现各理论体系的异同及特点，更重要的是促进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对情报学理论体系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也曾对国外几个权威学派的理论体系进行过介绍和比较，但将国内与国外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很少见到，我国情报界应注重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把我国情报学理论体系与前苏联米哈依洛夫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 米哈依洛夫情报学理论体系
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A.Q.Muxaunob)被推崇为情报学和科学交流学派的宗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情报学家，他的论著有20多篇（册），代表作是1976年出版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该书的基本观点、理论和内容构成了米哈依洛夫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即科学交流情报学理论体系。
交流学是本世纪40年代形成的，是研究人类交流行为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米哈依洛夫把交流学与情报学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米哈依洛夫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所研究的情报是科学情报，以科学技术文献情报源为主，这是由前苏联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知道，米哈依洛夫是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是前苏联国家科技情报中心，研究和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文献情报或科学情报。他认为，“科学情报——这是在认识过程中所取得的，如实反映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现象和规律，并用于社会——历史实践的逻辑情报”[1]，该科学情报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情报，主要研究科学情报的结构和特性，以及科学文献情报交流及其规律。
米氏理论体系的理论建立在科学交流的基础之上。按照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技交流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科学交流是人类社会中提供、传递和获取科学情报的过程的总和，科学情报交流系统是一种循环系统，具有把情报创造者或生产者产生的新知识、新情报及时地传递给情报用户的社会功能作用，尤其是该交流系统中的正式交流过程，也即是科技情报工作子系统的有序情报传递，极大地解除了情报爆炸给人们利用情报带来的巨大困难，方便人们充分开发利用人类现有情报资源，发展新的科学研究，以产生出更新、更高层次的新知识、新情报。新的知识和情报一旦产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递交流与利用，这种循环往复地交流传递和吸收利用情报，极大地缩短了知识从产生到利用的时间，使很多被埋没的知识得到充分利用，避免重复科研和走弯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从而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促进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情报学是情报工作的理论总结，情报工作的实质就是情报的传递与交流，因此，米氏理论体系的理论建立在科学情报传递交流的基础之上是比较科学的。他把科学情报传递交流分为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并对其特点和模式进行探讨[2]。
米氏理论体系还包括了科学情报工作的部分内容，但主要是情报工作的原则、原理和方式方法的理论概括。米氏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大致归纳为：情报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情报学；科学交流（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与科学交流系统，科学情报的结构和特性；科学文献情报流及其规律；科学情报工作的规律、理论、方法、组织管理和历史；科学情报的分析与综合；情报系统的建设等。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一书于1980年被翻译成中文，并大量出版发行，这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活跃了长期禁锢的思想领域的辩论，尤其是学术界各个领域活跃了学术思想。80年代是我国情报学理论和情报工作研究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情报学理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重视的时期，所以米氏理论在那时传入我国对促进国内情报学理论研究影响深远。
2 严怡民等情报学理论体系
在国内众多的情报学理论中，严怡民及其研究生马费成等是从事情报学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严怡民教授及马费成教授1983年编写了《情报学概论》，1987年又编写了《情报学基础》，这两本情报学理论著作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及全国大部分图情专业所采用的教材，国内大批学员皆是接受了严怡民等情报学理论教育。80年代以来毕业的这些学员先后走上工作、研究和教学岗位，逐渐成为科研及工作的骨干力量，是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或潜在研究队伍，他们的情报学理论与严怡民等的理论体系是国内的一种流派，因而具有代表性。
严怡民等根据美国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前苏联米哈依洛夫及英国布鲁克斯(B.C.Brooks)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结合我国情报学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其情报学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为：a.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情报概念，情报学研究对象和内容，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产生与发展等；b.情报交流，包括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正式过程中文献情报流的规律及其利用，文献情报的组织、加工整理和检索等；c.情报用户及其情报需求，包括情报用户的类型及需求特点，用户需求评价及需求的研究方法等；d.情报系统的设计、运行与评价、管理等[2]。在1987年的《情报学基础》一书中主要加强了情报工作的章节内容，但基本理论体系是一致的。
关于情报概念的观点，严怡民等认为，“情报就是作为人们传递交流对象的知识”，这一观点被上海科技情报所编辑的《科技情报工作手册》收入，并认为是较能被人们接受的观点[3]。这一情报概念综合了情报的知识性和传递性，随后严怡民等又把情报的效用性综合起来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情报观点，即“情报就是作为交流对象的有用知识”[4]，该情报定义是情报知识性、传递性和效用性的综合。众所周知，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而知识正是情报之本质属性，传递不仅是情报基本属性，也是情报工作本质或实质，情报效用则是情报的社会功能及情报活动目的所在，因此，从情报三大基本属性对情报进行综合，从而提出情报观点，这是对情报这一特殊事物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严怡民等从知识的角度对情报下定义，所探讨的情报是科学情报，主要对文献情报而言，虽然与米哈依洛夫的情报概念提法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所指的情报客观事物或研究的客体都是科学情报，主要是文献情报。但提法不同也表明对情报概念内涵的概括有差异，米哈依洛夫对情报概念的陈述重点是对其本质属性——知识性的概括，包括知识的来源、范围及实质、途径等，而严怡民等的陈述更为概括和简明，并且把知识放在首位也一目了然，同时强调了情报的传递交流和效用功能，这种观点更强调了情报的开发利用，发挥其社会功能作用。从情报观点可以看出，严怡民等吸收了英国布鲁克斯的情报思想，即“知识利用学派”的某些情报理论思想。
关于情报交流传递的观点，严怡民等更多地借鉴和吸收了米氏理论观点，从上述严怡民等理论体系的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因此，在科学交流思想方面是大同小异，表现在强调科学交流在整个情报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致形成了以科学交流为主要特征的情报学理论，其理论核心是认为情报活动是科学交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提高科学交流效率是科技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也是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包括知识情报的交流过程，改进情报交流手段，消除交流障碍，提高交流传递质量，以及寻求科学交流的共同规律等。但关于情报交流观点，严怡民等对正式过程的传递模式研究较多，而米氏理论体系对科学交流系统的一般规律探讨较深，在情报交流过程中，情报的生产环节是一个重要环节，马费成提出了情报生产的理论，并纳入和充实到情报交流的理论内容。严怡民等编写的《情报学基础》于1987年出版，比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晚10年，在科学交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在米氏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充实。
关于情报学的理论观点，严怡民等首先引用了米哈依洛夫的观点，即情报学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和整个情报交流活动的研究对象，是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中的规律性的学科。同时，严怡民等根据我国情报工作实际及情报学研究状况认为，情报学具体是研究有关情报的搜集、整理、存贮、检索、报导服务和分析研究的原理原则与方式方法的科学，这种情报学观点与我国科技情报系统的情报学观点相同，侧重于科技情报实际工作，可以认为是一种实用情报学理论观点，而且在《情报学基础》一书中，对于上述情报工作内容，几乎对每一个工作内容环节都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更加突出了严怡民等情报学理论体系理论与实用并重的特点。米哈依洛夫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主要特点是侧重理论，这是两者的区别之一。关于情报工作的理论，严怡民等理论体系主要是结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各家观点，例如，有关情报检索的理论采用了陈光祚的观点或以陈光祚的观点为主；有关检索语言或情报组织的理论采用了张琪玉的观点；有关情报编译报导及分析研究是采用王昌亚等的观点，如此等等，可见严怡民等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情报学家观点的综合，代表了我国情报学研究的一个理论体系，这是一个较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国内的其他情报学理论体系相比较，这个理论体系更充分地发挥了高校情报学基础理论课是各门情报专业课理论的概论和基础的作用，使之与各门专业课内容保持了一致，于是形成了武汉大学一个完整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严怡民等情报理论体系更多地考虑情报学高等教育的特点，与米氏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情报学专著的特点是不同的，米氏理论更多地反映了前苏联情报系统的理论研究状况。
3 关于情报用户的观点
情报用户是科学情报交流系统的主体[5]，米哈依洛夫也在其广义科学交流系统图上把情报用户作为一个用户子系统标示出来，但《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只对科学情报用户主要类型及需求作少量探讨，而严怡民等情报学理论体系很重视科学情报用户的研究，在《情报学概论》和《情报学基础》这两本著作中都以一章的篇幅专论情报用户。在情报用户的研究方面，严怡民还出版了专著《情报用户研究》，对我国情报用户研究理论是一次较大的综合，严怡民的学生匡兴华也对情报用户有专门研究，并同马费成一起参与了《情报学概论》的部分编写工作。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严怡民等情报学理论体系主要有几个特点：a.研究的情报主要是科学情报或文献情报；b.情报学理论核心是科学情报交流；c.情报理论与情报工作原理原则、方式方法并重，即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并重；d.情报学理论体系是武汉大学图情学院各家理论的综合，尤其是情报实用理论方面；e.情报学纯理论方面更多地借鉴了米氏理论体系的内容，严怡民及其学生也在纯理论方面有所发展和创新，尤其在情报用户研究方面弥补了米氏理论体系的不足。如此看来，严怡民等理论体系也属于科学交流学派的理论体系，具有米氏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其一是研究科学情报，其二是以科学交流理论为核心和基础[6]，但也结合了我国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实际及研究现状，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式的科学交流学派情报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