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人地关系历史变迁及其规律研究——以农业开发的历史考察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人论文,历史论文,中国论文,规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11-0078-13
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要受到一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人地之间的动态平衡。所谓“人地关系”，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适应、改变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影响、调节人类活动，从而产生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的互动过程。人地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同自然资源之间或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正如环境史家孟泽思所言：“人类利用环境，有时是为了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自然资源管理，有时则为了获得眼前利益而开发自然资源，或者把它们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①
中国东北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经济形态各具特色，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甚至狩猎业，多元并存。近现代以来，关内移民的不断涌入，农业开发的逐渐深入，使东北的人地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仍然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回顾东北农业开发的历程，总结人地关系发展的规律，对于东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极有意义。
东北人口增长与农业开发的互动历史
农业开发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扩展生存空间、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和生活场所的历史过程。人类每有一寸生存空间的拓展，总会想方设法利用好各种自然资源，使之尽可能多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以满足自身衣食住行之需。生存空间的不断拓展，促使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本领逐渐增强，反过来又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更高层次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农业系统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
1.考古农业时期
东北地区较早阶段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主要是辽西地区的查海—兴隆洼文化，其年代上限超过距今8000年；辽宁沈阳的新乐下层文化、辽南沿海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后洼下层文化和吉林农安的左家山一、二期文化等，其年代在距今7000—6000年，可划为新石器中期的晚段；属于新石器晚期较早阶段有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左家山三期文化、昂昂溪文化以及新开流文化等，年代在距今6000—5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包括小河沿文化、偏堡文化、小珠山上层文化和莺歌岭下层文化等，年代在距今5000—4000年间，最晚可到距今3500年。
(1)西部的东胡族。分布在东北西部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群，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其原始先民的生计方式②以种植业为主，兼以畜牧业和渔猎业。距今约7000年的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的铜钵好赉遗址，应当属于东胡族先世的文化遗存。从遗址出土文物的情况来看，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活动，原始种植业虽已出现，但在东胡族先民的生计方式中所占比例极小。③
(2)北部的肃慎族。肃慎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部族之一，他们居住在南接长白山、东濒大海、北面直达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活动范围甚为广泛。从已有的史料分析，在石器时代以后，镜泊湖畔的肃慎人就已经会把野猪驯养成家猪，并将其饲养起来，由此可以管窥肃慎的原始畜牧业状况。④
(3)中部的秽貊族。秽貊族先世的文化遗存，以位于齐齐哈尔市南郊的昂昂溪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距今5000年以上，大部分分布在松嫩平原各地。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当时原始先民已能用骨器、蚌镰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从考古发掘的骨鱼鳔、骨矛、骨镞、石镞、陶器以及陶器上的图案来看，秽貊族先民不仅渔猎生活比较丰富，畜牧业也有所发展。⑤
(4)南部的汉族。东北地区的南部及西南部，分布有汉族文化的遗存。发掘于辽宁省沈阳的新乐遗址，就是汉族先世的遗址，距今7200年左右。在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如斧、锛、凿、石铲、磨盘等，说明早在7000年前，这一地区就已有了原始定居农业的发生。⑥
2.燕秦汉魏时期
(1)东北南部地区。古代东北南部地区的农业经济起步甚早，特别是与中原接近的辽西、辽东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农业发展几乎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东北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还是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入，均没有改变这里种植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和本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多民族聚居、多种社会形态并存，以及自然条件的差异，东北南部各区域间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水平很不一致。总的看来，(燕)长城以南地区种植业比重大于畜牧、渔猎业，(燕)长城以北地区畜牧业、渔猎业比重大于种植业。
燕秦时期，由于燕国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东北南部地区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不断向(燕)长城⑦外渗透、扩展，逐步深入到吉林、长春地区。这一时期，燕长城以南主要有三个农业区，即以奈曼、敖汉、兴隆等地为代表的西部农业区，以辽阳、鞍山、抚顺等地为代表的中部农业区，以宽甸等地为代表的东部农业区，均是广泛使用铁器的发达农业经济区。⑧燕长城以北农业经济区，是以长蛇山、猴石山、西荒山等地为代表的吉长地区，这里的农业生产仍以石器为农具。在兼营畜牧、渔猎的部族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农业经济的成分。⑨汉东北郡制的设立，中原汉人的大量迁入，使得东北东南部首先得到开发，其时高粱的种植已成规模，所生产的粱、豆、粟，除用于自我消费外，还建立谷仓储藏起来。辽阳三道壕村落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高粱炭化粒，充分说明汉代东北东南部农业的发达。⑩西汉时期，东北南部设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四郡。其中辽西郡有35万人，辽东郡有27万人，玄菟郡有22万人，乐浪郡有40万人，共124万人，这也基本是其时东北汉人的总数。(11)自东汉以来，东北诸郡废除了不少县。郡县人口(基本是汉族人口)的减少，更为显著，如辽西郡从西汉72654户减到东汉的14150户，人口从西汉352335，减为东汉的81714；辽东郡户数从西汉55972，减为东汉的14150，人口从272539减至81714；玄菟郡户数从西汉的45600减为1594，人口从西汉的221845减为43136。(12)东汉时期，辽东、辽西地区因受战争的影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经济进步不大，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倒退。乌桓占有辽西时，大片农田成为牧场，直到曹魏统一北方，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才有所恢复和发展。
(2)东北西部地区。燕秦时期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相比较而言，家畜饲养业发展较快。渔猎业也较广泛地存在于各部族之中，它不仅是比较偏远落后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而且仍然是以渔猎为主居民的辅助经济。室韦是东北西部民族中最“贫弱”落后的一族，其生计方式在各部落之间略有差异。其中南室韦“夏则城居，冬逐水草”，营半游牧、半定居生活，虽略有种植业，但“田收甚薄”。北室韦无种植业，但山林“饶獐鹿”，居民以“射猎为务”。钵室韦等其他四部，社会经济发展比南、北室韦更为落后，大多以射猎为业。(13)乌洛侯居民散居于山河谷地之间，部众勇健，“好射猎”，人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养猪业较发达，已有农业，作物有豆、麦。(14)在乌洛侯之南的地豆于，以游牧为生，其地“多牛羊，出名马，皮毳为衣服，无五谷，惟食肉酪”(15)。契丹族“逐寒暑，随水草为牧”，狩猎是其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辅助手段。“名马文皮”是该部的著名特产。(16)与契丹毗邻而居的库莫奚部，以游牧为生，“随逐水草，颇同突厥”，也兼营射猎。其地也盛产“名马文皮”，牲畜非常繁盛。(17)汉魏时期，东北西部草原和大兴安岭山区东胡各族，大多以畜牧为主，以渔猎为辅。各部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乌桓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一带，到东汉后期，已尽据匈奴故地，其地东西方4000余里，南北7000余里，拥有人口百余万。终汉之世，乌桓鲜卑一直活动于西喇木伦河上游，畜牧迁徙。(18)东汉之后，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统治了东北西部地区。慕容氏在今辽西大凌河附近一带设置郡县，居处汉人。仅就民族成分而言，汉族与鲜卑族在前燕几乎平分秋色。勤劳的汉族居民和勇敢的鲜卑族人民，共同开创了东北西部地区农牧结合的先河。北魏时期，辽西为拓跋鲜卑部所有。拓跋氏眼界开阔，踌躇满志，不断致力于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学习与吸收。受他们影响，鲜卑人不断汉化，并最终融合于汉族之中。这个时期的东北西部的经济，开始以种植业为主导，间以一定规模的游牧。
(3)中东部地区。夫余在东北中部各族中经济最为发达。由于地处松嫩平原，土地平坦、肥沃，便于农业开发，夫余居民多营农业定居生活。夫余后裔豆莫娄族，其所居地“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居民“土著”，“地宜五谷”，(19)亦营定居农业生活。这一时期，东北部的勿吉已进入铁、铜、石器并用时代，农业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粟及麦稷，菜则有葵”(20)。史载勿吉人会“嚼米酝酒”(21)，说明粮食生产除供食用外，已有剩余。畜牧和狩猎仍是勿吉经济的主要部门，其畜牧以养猪为主，“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22)；勿吉人也养马，但不畜牛、羊。狩猎在其经济生活中继续占有一定的地位，“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23)。
3.隋唐辽金时期
隋唐以前，东北各区域的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开始出现经济形态的区域分化：南部的汉族以农耕为主，西部以畜牧为主，东北部农牧渔猎兼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造就了隋唐之前东北地区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就隋唐时期东北各族农业生产情况而论，除汉族而外，高句丽经济发展最为成熟。优越的地理环境、温暖的气候、充足的水利，使高句丽的种植业发展占尽天时地利。
早在汉魏之际，高句丽就结束了金石并用的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种植业生产。在高句丽遗址中，曾出土许多铁制农具，其中有犁地用的铁铧、收割用的铁镰、起土用的铁锸、铁锛、铁镬等。(24)5世纪时，高句丽占有辽东。中原汉人络绎不绝的迁入，为高句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必要的技术条件。隋唐时期，渤海人主要在长白山北部的河谷地带进行农业垦殖。渤海号称“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25)，需要有发达的农业作保障。8世纪中，渤海文王大钦茂由中京迁都到东京时，约有数万人迁到今宁安县一带。(26)在部民不断迁徙的过程中，经济得到了交流，文化得到了传播，加快了渤海各部族农业经济的发展。
辽代的东北地区，包括辽上京道南部、中京道和东京道。尽管农业在圣宗朝以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可是在整个东北经济中，畜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辽上京地区和中京地区，亦即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长期以来是契丹族和奚族牧民放牧牲畜的场所。辽建国前，这一地区开始了小规模的农业垦殖。但是，那时候的种植业生产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也不很发达。阿保机建国后，契丹种植业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耕种面积迅速扩大。而这种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展，同大量的汉族移民和渤海族移民是分不开的。契丹在对外征服过程中，把大量汉族人口和渤海人口移入统治区内，集中安置。10世纪初，渤海遗民被契丹统治者由黑龙江迁到辽河流域的多达数10万人。(27)据邹逸麟先生统计，在辽上京、中京和东京灌溉和土壤条件较好的河流中上游地区，至少有三四十万汉族和渤海族移民。(28)在辽朝统治期间，农耕区域依然集中于东北南部和西部，中部只有在松花江流域和牡丹江沿岸地方才有部分农业耕作。原来渤海统治时期的松嫩平原、松花江流域和牡丹江、绥芬河沿岸的一些已经被垦熟的土地，由于渤海人的被强行南迁或被迫逃亡而大量荒芜。与契丹毗邻而居的奚族，活动于老哈河中上游以南、古北口以北的地区。(29)这里因自然环境宜农宜牧，且接近汉族农耕地区，农业发展较为成熟。《新五代史》载：西奚“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檫，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
金代东北，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迥然不同：西部、西南部是契丹、奚族聚居区，以畜牧为主业；南部是汉族移民、渤海遗民聚居区，以种植业为主；中北部、东部是女真人聚居区，以渔猎业为主，兼营种植业。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掠夺战争和民族大迁徙密切相关。在人力作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中原汉民的迁入显然能够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1127年灭北宋后，金政权将所俘获的宋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上京地区是金朝的肇兴之地，女真族利用中原汉人和渤海遗民不断开发拉林河流域和牡丹江流域，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也比较显著。此外，金朝统治者还调动女真猛安谋克军，在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河谷、平原屯田，使农耕区域不断扩大，向西北扩大至今嫩江流域，向东扩大至绥芬河、乌苏里江、图们江流域，向南扩大至松花江支流伊通河流域。
金朝统治期间，不仅东北南部、中部地区的农业在已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北部地区的农业也有了很大进步。金代东北农田集中分布在易于开垦的江河流域和平原地区，其农田开垦与分布情况大致如下：(30)(1)阿什河、拉林河流域地区：主要指上京会宁府及京畿地区。这是“金源文化”(31)的发源地，金初女真人农业经济的中心区域。(2)松花江中游以西、以南地区：主要指金肇州、隆州、信州和会宁府南部一带，是上京路农业经济的南界。这里为松辽平原一部分，宜于农业耕种。(3)牡丹江、图们江和绥芬河流域：这里多为山区或半山区，河流纵横，多有河谷冲积平原和台地之形成，有利于农田的开垦，是上京路农业经济的东南界。(4)嫩江至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地区：这里山地、平原相间，是上京路农业经济的北界。
有人根据《金史》的赋税记载，对金朝的农业耕地面积进行过粗略的估算：明昌四年(1193)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如果按每户10口计，上京等五路计有人口176万余。按照猛安谋克部女真户所输牛头税之规定“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推算，该五路当有耕地309760顷。(32)
4.蒙元明清时期
金亡后女真人依然占据着东北地区。元朝政府在东北设辽阳行省，其统治部民仍然以女真为主。元代女真人继续从事着且农耕且渔猎的生活，从嫩江流域至乌苏里江流域，均有女真农业耕作区域的分布。其时的农耕区域主要分布在如下几个地方：(33)(1)辽阳路及婆娑府：这一地区是辽阳行省最重要的农业区，区内主要农业中心为辽阳、沈州、懿州、盖州、金州和复州等地。(2)大宁路：这里是辽阳行省第二个重要的农业区，主要农业中心有大宁、瑞州、锦州、建州、兴中州、惠州、金源、兴州、松州等地。(3)咸平府：咸平是辽阳行省中部开发较早、比较好的农业区。(4)广宁府路：本区农耕在辽阳行省农业经济的地位仅次于辽阳、大宁及永平府地区。(5)开元路：本区在辽阳行省各路中是地域最广阔，农业却相当落后的地区，其农耕中心在松嫩平原。(6)水达达路：本区是辽阳行省农耕区的北界，农业经济相对落后。从整体来看，辽阳行省农耕最发达的地区是辽阳路、大宁路和永平路，最落后的地区是水达达路和开元路。
明朝统一中原之后，致力于东北南部地区的屯田。截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已垦农田的具体数字是12386顷。洪武二十四年(1391)共征得屯粮53万多石，按每50亩征粮15石计算，东北南部地区计有屯田17600多顷。西部大宁地区屯田成效更为显著，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统计，“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岁屯种所收麦谷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34)。
从《全辽志》中农田垦殖的记载来看，辽东半岛金、复、海、盖四卫及永宁监已垦田占全辽东垦田的51.11%，是当时开垦最好的地区；其次是辽西地区的十一卫，垦田面积占全辽东的25.23%；辽阳、沈阳两地的七个卫垦田面积占辽东的18.43%；开原、铁岭地区已垦农田最少，仅占全辽东的2.58%。如果从征粮数额看，辽西地区占全区的38.48%，位居各地区之首，可能当时粮食产量较高。(35)
兀良哈三卫盘踞在东北西南地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种植业发展尤为迅速。女真继续渔猎畜牧于东北部地区。有明一代野人女真始终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建州与海西女真的农业经济，相对发达一些。努尔哈赤统治女真期间，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开始大规模南迁，不断向汉族、朝鲜族聚居地靠近。与汉族、朝鲜族的经济交流，对女真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5世纪后半叶，是建州、海西女真从以渔猎、采集为主，逐渐转向发展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后金早期，建州女真的农业开垦区域，主要是在图们江流域、婆猪江至鸭绿江流域之间，此后不断东扩西拓。在巩固、发展建州控制区农业经济的同时，努尔哈赤还不断逼近辽东边墙，“近边住种，虽驱不退，开耕年广于一年，人牛日多于一日”(36)。1595年之际，建州女真的农耕区域已从鸭绿江边向西扩展到蔓遮川(新开河)、婆猪江(浑江)、于诸川(富尔江)、林古打川(苏子河)、小里川(苏子河上游)，所到之处，“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37)。至此，建州女真的农耕区域已广泛分布于整个东北东部地区。
海西女真的农耕区域，主要在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中游之间以及辉发河流域。后金时期，不仅建州、海西等部，连一些野人女真部落也开始出现了种植业生产。诸兀狄哈中，居于绥芬河上游的尼麻车“最强”，都骨部居其西北，弘治四年(1491)时两部已出现种植业生产。在豆满江之北濒绥芬河而居的南部兀狄哈，弘治六年(1493)要求朝鲜用牛马和铁制农具等换回他们所掠的朝鲜人口，说明该部也有了种植业生产。(38)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土地急遽扩大，人口迅速增多。尤其是在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的辽河平原之后，女真族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为了解决两种民族文化、两种经济形态的矛盾，后金统治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田再分配和人口大迁徙，对农业垦区与劳力配置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
清代前期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基本是以内地进入东北的汉族移民为主力发展起来的。关内移民对于东北土地的开垦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个是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大力鼓励招垦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内地汉人纷纷出关垦荒，不仅基本改变了清初东北人户凋敝、土地荒芜的荒凉景象，而且初步奠定了东北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为康熙后期、特别是雍正年间连续多年的农业大丰收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第一次使东北地区成为全国主要商品粮产区之一；另一个是自乾隆年间开始的严格限制汉人出关开荒的封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广大汉族农民冲破重重阻力，历尽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地把农业垦区自南向北推进，保证了东北农业稳步向前发展。
17、18世纪，“从龙入关”的满族人以及先后被征调到关内各地的蒙古、索伦、达斡尔、锡伯、鄂伦春等族部民多达数10万人。(39)此后，出于充实边疆的考虑，清朝政府又将全国各地的八旗兵及流配犯调遣到黑龙江地区，其总数将近10万人。(40)
乾隆年间开始对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事实上并没有阻挡住关内人口向东北的流动。此期进入东北地区的流民以山东、直隶两地为多，山东流民大多“泛海”，直隶流民大部“闯关”，由两条线路向东北地区流徙。“泛海”和“闯关”的流民，进人东北后大部分先是定居于辽河流域，之后渐次北进吉林和黑龙江。乾隆三十六年(1771)吉林将军境内民人13202丁、男妇56763口；黑龙江境内，有民人23905丁；盛京将军境内，乾隆六年(1741)民人户口为60057户、男妇3596221口；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人821667口。(41)
学者对清代以来一些年份中原迁入东北(奉天、吉林以及黑龙江地区)的人口数量做了一个统计，列表如下(表1)：
清代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开发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东北封禁之初，乾隆六年(1741)，盛京地区仅有人口359600人，40年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加到792093人，翻了一番还多。又40年后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再翻一番，达到1757248人，道光二十年(1840)又增至2158600人。从道光三十年(1850)至宣统二年(1910)，东北人口由289.9万人增长为2158.22万人，60年间净增1868.4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0万人。(42)
从有记载可查的民地开垦面积看，雍正十二年(1734)盛京民地为2624657亩，嘉庆十七年(1812)为3763090亩，增加了100多万亩。(43)
一向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在清廷推行招垦令期间，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汉族移民。关于这一时期的移民数量，由于资料限制，很难进行精确统计，只能根据部分统计数字，管中窥豹。例如在赤峰县的汉族户口，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有6324户、22378口，道光七年(1827)时，已发展到14999户、112604口。(44)
由于汉族移民的到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种植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其中古北口、喜峰口以北，西喇木伦河以南地方，以原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等旗境内土地垦辟较多，种植业发展最快。内蒙古东部蒙旗最早形成的农牧交错地带，最初分布在沿长城以北的卓素图盟与昭乌达盟的南部；经过康、乾两朝的土地招垦，昭乌达盟的南部地区已经完成了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耕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昭乌达盟的北部腹地。
5.近代以来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灾害连年，关内汉民不断涌入东北。他们中有的“越关”，有的“泛海”，呼朋引伴，逡巡而进，先是淘黄金，后是放木排，最终购置一块土地，辛勤耕种，努力经营，成为了东北肥田沃土的守望者。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10年多时间里，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特别迅速。东三省人口增长指数如以1908年为100，1913年为112，1918为126，1923年为142，1928年为163，1930年达172。(45)特别在1923年以后，关内移民进入东北者日趋增多。到1930年已由1918年的2100余万增至2800余万。下面是1923-1930年东北移民人口数(表2)。
东北的耕地面积也在迅速的增加。据资料记载，1924年东北共有耕地面积为12222万亩，到1929年增至20015万亩，增长63.8%，平均每年增加1558.6万亩；据另一资料记载，1930年时，辽吉黑热4省共有耕地23869万余亩，仍有荒地20710万余亩。其中荒地最多者是黑龙江省，为13165万余亩，比耕地面积7577万亩还多出5588万余亩，而辽宁、吉林、热河三省荒地面积都少于耕地面积。(46)下面是1930年东三省耕地与荒地统计(表3)。
这一时期，大量朝鲜移民进入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开拓水田，聚居务农。到1931年，东北朝鲜移民达到3万余人。(47)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俄国人也涌入东北地区，从事农牧业。仅哈尔滨一地，1918年俄国人就有6万多人，1922年增加到15万之多。(48)此外，日本按照“二十年内向东北移民一百万户”的计划，向东北地区输送了成批的农业移民。
伪满时期，东北已是市镇林立，人烟繁盛之地了。在日益增长人口的压力之下，在伪满“出荷”政策的催逼之下，东北的土地不仅大部得到垦殖，而且土地地力被超强度地榨取。以下两表是1932年-1937年间东北人口的增长情况和东北土地的垦殖情况(表4，表5)。
1949年以后，东北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调集了10余万专业官兵、荣复军人进入垦区，同时从山东、北京等省、市组织了10万多支边青年以及数以万计的随迁家属，开垦“北大荒”。“北大荒”，原本泛指东北原始大荒原，土地面积有5.54万平方公里。岁月更迭，沧桑巨变，而今的“北大荒”，其范围逐渐缩小为黑龙江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小兴安岭南麓一带的亘古荒原。历史发展到今天，“北大荒”已经发展成为了“北大仓”。当年“北大荒”的莽莽荒原，如今已成为我国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60多年来，拓荒者在这片苦寒地带开垦出3600多万亩良田，把大荒原变成全国机械化程度最高、耕地面积最大的农耕经济区域，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200多亿斤。(49)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一跃而成为了国家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战略基地，为全国各地输送着优质稻米、多性能玉米以及高蛋白大豆等粮食产品。除国家着意保护的一些自然生态区外，东北几乎所有的土地资源均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辽宁省地处东北西南部，辽河平原纵贯其间，沃野千里，稻浪翻滚；吉林省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黑龙江省是我国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后备土地资源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0倍，耕地面积均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东北地区共有耕地面积2129.71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7.44%。南部的辽河平原，中西部的松嫩平原，东北部的三江平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每年为国家输送粮食上亿吨。
东北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及趋势分析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自然界所左右，但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也可反作用于自然界。正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不断互动，社会经济得以发展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会或深或浅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历史时期气候条件的突变，固然对人地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人类历史上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及深度利用，将引发人地关系更为深刻的变化。“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较长时期的相互作用，形成生态环境时空变化的累积效应。考察人地关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可为今天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1.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平衡
(1)区域间的不平衡。中国东北地区，山川纵横，土地广袤，地理环境复杂多变。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地形地貌存在空间异质性、降水温度存在时空异质性、自然灾害具有时空不确定性等几大方面。东北自然因素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特点，造就了历史时期迥然有别的人地作用方式和参差不齐的人地关系范式。(50)
东北地区山地、丘陵、滩地、平原，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有史以来，东北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先后有数以百计的部落、部落联盟和部族逐鹿于这方舞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按照各个地区地理环境及民族布局的特点，将东北划分为东和东北部、西和西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几大区域。几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形态略有差别，人地关系范式也不尽相同。
东部和东北部有号称白山黑水的长白山区、广袤的三江平原和黑龙江流域，这一地域长期保持茂密的森林草原生态，历代延续了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西部和西北部以大片草原通往蒙古高原，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接触较多，较早发展了牧业。中部为著名的东北大平原，四周有高山大川作屏障，中间贯穿着辽河、松花江、嫩江等大小河流，是诸种经济形态的过渡地区。南部地区，又称燕辽地区，是东北文化区内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是东北地区最先与农业区接触、较早出现农耕的一个地区。
(2)民族间的不平衡。东北地区民族众多，学界将古代东北地区的民族，大致区分为四大族系：(51)南部，是农耕民族的栖居地；西部，曾是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各游牧民族的发源地；东部，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赫哲、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民族的渔猎场所；中部，曾生活过汉族、夫余、渤海、高句丽等民族。
秽貊族系早期的活动范围，东北到达张广才岭，东南到达图们江流域，西北到达嫩江下游，西南到达鸭绿江流域。貊与秽的活动范围也不尽相同：貊在秽之西北，其分布自嫩江下游，历东辽河、辉河、太子河至鸭绿江；秽在貊之东南，分布在今松花江流域，东南至图们江流域等地。自然环境的迥别，造成了人地关系范式的不同：秽以农业为主，貊则以畜牧、渔猎为主；秽以牧猪为主，貊则以牧羊为主。古肃慎生活在松花江以东的牡丹江流域，莺歌岭上层是其文化遗存；古挹娄生活在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之间，滚兔岭城址是其文化遗存。及至勿吉、靺鞨时期，两者的地望也不尽相同，勿吉的西界仅到松花江北流段，而靺鞨的西界远远超过了松花江。勿吉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种植业。《魏书·勿吉传》载；“佃则偶耕，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此时勿吉还没有使用牛耕，依然沿袭传统的偶耕方式。勿吉的畜牧业，以养猪、养马为主。《魏书·勿吉传》载：“其国无牛，有马，多猪，无羊”。靺鞨尽管也经营农业，但晚近、落后于勿吉。《隋书·靺鞨传》载：“相与偶耕，土多粟麦稷”；《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亦载：“有粟麦”，“田以偶耕”。《隋书·靺鞨传》载：“其畜多猪”；《旧唐书·靺鞨传》亦载：“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所有这些无不说明，靺鞨农业发展迥异于勿吉，从而表现为各部族人地关系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平衡。
2.时间序列上的参差不齐
(1)层次高低有别。历史早期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是典型的森林、草原风貌，活动着以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游牧为辅的多个部落。森林、草原以及河谷三种环境中的生存人群，其各自生计方式以及各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互动，渐成固定模式(人地关系范式)，在此后人地关系演变历史中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渔猎区的先民，通过对动植物资源的攫取，获得简单的衣食之需；牧业区的居民，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取得了生存必需的条件；农业区的居民，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不断改造，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并取得了较高的生产能力。
倘论采集、渔猎与畜牧、农耕经济方式下人地关系的发展程度，前两者远没有后两者成熟。迫于生计，东北早期部落人群开始根据季节的变化，在有限的生活空间里不断地迁徙，从事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创造和发展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地关系范式。这种人地关系范式，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很难持续发展，最终为畜牧或农耕所取代。畜牧与农耕是依据各自生态环境发展出的较高层次人地关系范式。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逐水而居，或耕或牧，表现为对水、土等自然资源的强烈依赖。因而农耕和牧业的发展，都需以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前提。游牧的形成尽管滞后于农耕，但游牧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互动共生，相辅相成。畜牧经济伊始，由于人少地广，牲畜数量较少，定居地周边的水草就足以解决牲畜的饲养问题。当牲畜数量增加到原有定居环境周围的草场难以容纳时，牲畜与草场、人与自然的矛盾分外突出，人们就不得不开辟新的草场，形成了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经济或游牧生活。农耕则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时空变易性来进行粮食生产的全新人地关系范式。传统农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地理气候条件成了农耕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耕作区位于平原、河谷地带时，农业开发还相对容易一些。当易开发土地利用饱和之后，新增土地只能从那些较难开发的资源中找寻。因荒地辟为良田的投入成本较大，固有的耕作技术又很难突破环境利用的阀限，农耕开发将变得不可持续。农业科技的进步尽管能够暂时缓解农耕经济方式下的人地矛盾，但生态环境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2)速度快慢不一。在中国东北这个辽阔的舞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继代兴。勃兴于东北的各个民族，在人地关系的发展上快慢不一。大体上是东北地区西部、南部，接近汉族、朝鲜族的民族，人地关系互动节奏要快一些；而分布于东北东部以及北部的民族，人地互动节奏较慢一些。
清代东北地区，存在着多种人地关系范式：满族、朝鲜族主要从事种植业；蒙古族主要从事游牧业；鄂伦春、赫哲等族，则以渔猎业为生；达斡尔族兼营畜牧、农耕、狩猎业。满族早期的生产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除种植业外，还有狩猎、畜牧、捕鱼等经济方式。随着满族的入主中原，经济方式的农耕化程度不断加深，最终湮没于农耕文化的汪洋之中。朝鲜族是东北水田生产的开拓者，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以来迁入东北的朝鲜族农民，开荒种地，引水灌田，种植水稻，开创了东北栽培水稻的历史。鄂伦春族很早就懂农业，同治八年(1869)在摩尔根城附近，少数鄂伦春人就开始农田耕种。直到20世纪初叶，种植业才成为鄂伦春人的主要经济方式。达斡尔族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早在黑龙江北岸时，农业生产就占主导地位。民国时期南迁嫩江后，他们利用较先进的生产工具，种植农作物和油料作物。农业生产是赫哲族的辅助经济，大约在咸丰年间，始有种植业的出现，但一直未占主导地位。即便有所耕作(在宅旁地种植蔬菜和烟叶之类的经济作物)，种植技术也极其粗放。农耕文化因其丰富的内涵力和巨大的包容性，不断同化、消融着从事其他经济方式的民族，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统治了东北地区的经济舞台。我们可以从各民族进入农耕时间的早晚，约略知道东北人地关系演变在时间序列上的参差错落。
3.人地作用方式的单一化倾向
(1)人地作用方式的单一化。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就是各民族的杂居之地，由于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使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形式互相影响，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东北文化。东北文化的这种多元性，积久而养成多元的人地关系范式：燕文化和古朝鲜文化背景下的农耕经济方式；东胡系鲜卑文化、契丹文化以及蒙古文化背景下的畜牧经济方式；秽貊系夫余文化以及高句丽文化背景下的农牧经济方式；肃慎系渤海文化、女真文化以及满洲文化背景下的农牧渔猎相结合的经济方式。辽金之前，中国东北地区土旷人稀，农耕开发只局限于辽河流域的河谷地带，东北腹地的松嫩平原虽有插花式的农耕活动，但时兴时废，时断时续。辽金元明时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垦不断向北推进，但规模不大，程度不深。史入清代，尤其是清中期招垦政策实施以来，东北的荒地不仅得到了大面积开垦，牧场、围场甚或山野林地，日益得到垦殖，形成农耕经济对畜牧经济、渔猎经济等人地关系范式的不断包抄与逐渐挤压，出现人地作用方式逐渐单一化的倾向。
(2)人地作用方式的趋同化。在早期人类社会，单一的人地关系范式难以维持日益增长人口的生计所需，因此，农业民族必以采集、狩猎、捕捞等人地关系范式为补充，狩猎民族和渔业民族亦然。纯粹的农业民族、狩猎民族、渔业民族那时也许并不存在。这种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所形成的多元人地关系范式，使得那些具有边缘效应的地带(如农牧交错带、森林草原过渡带、滩涂沼泽地带等)，成为东北早期先民的理想生存环境。试想，当一个生态环境条件良好、且平原、低山、丘陵、湖泊等景观并存时，生活在该环境的人们可耕、可牧、可渔、可猎，生活该是何等的惬意。
在东北历史上，汉、满、蒙等各族人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夙兴夜寐，共同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东北农业文明。可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农业文明的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从此竟分道扬镳，背道而驰。以北方民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和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有人地矛盾的日益加深和人地冲突的不断激化，我不知道传统渔猎区、畜牧区的迅速农耕化引发的人地关系范式的日益趋同，对东北“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福还是祸！
4.人地关系范式的耦合化趋势
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渐相耦合，因其蕴涵无穷的生产潜力，成为东北人地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未来东北人地关系的范式，将走向农耕系统、畜牧系统乃至林业系统、渔业系统的相互耦合，形成“社会—经济—自然”巨系统下农林牧渔各业协调发展的耦合体系。当然，这种多元人地关系范式的高度耦合，需要以边缘生态环境为前提，需要以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为背景。
(1)边缘效应——耦合否定之否定。人地冲突是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下的必然产物。那些边缘效应显著的生态系统，与早期的多元人地关系范式，相宜而又相契。随着人地作用方式的不断趋同，人地矛盾问题便日渐凸显出来，最终演变成剧烈的人地冲突。人地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与不断消减的生存资源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具有边缘效应的生态过渡带，成了人地矛盾累积乃至人地冲突爆发的前沿阵地。
具有边缘效应的生态过渡带与早期人类社会之间，存在以下三种互动方式：首先，生物多样性的增加、种群密度的提高，造就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理想生境”；其次，过渡带的生态波动性，常对人类生存造成胁迫，历练了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再次，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一旦耦合，极容易引发共振现象，使“人—地”系统承载力超越临界阈值而趋向奔溃。
生态交错带处在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诸系统之间，固然受着四面夹攻、多方掣肘，但也蕴涵着无穷的生态潜力。生态交错带可博取各种生态系统之长处、杂糅各种人地关系范式之优势，发挥出1+1＞2的经济、生态功能。为此，要在农业资源现有禀赋的基础上，进行区域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时序搭配的时间结构、多区域组合的空间结构、多物种依存的物种结构，唯有如此，发挥1+1＞2的整体效应才有可能。
生态过渡带的种种边缘效应，为人地之间的渐相耦合，准备了物质前提。在各种人地作用方式不断耦合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之上的人地关系范式，也逐渐耦合，最终汇入天人合一、人地和谐的历史潮流之中。
(2)文化融合——耦合背景之背景。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经济上是高度互补的。这种互补性的形成，有赖于农牧交错带多元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人地关系范式耦合的生态背景。在“农田—草原”耦合系统中，牧业以农耕为基础，农耕以牧业为补充。自此，结束了单纯依靠游牧或单纯依靠农耕为业的历史，开创了农牧结合背景下人地关系范式耦合的先河。
农牧生态系统的耦合，密切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人类早期，中原文化向北扩展较为顺利，远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肃慎族曾向周王朝贡矢，东北各游牧民族很早加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家庭中，后经元朝、清朝两个少数民族所建的王朝，使他们进一步被纳入中华文化圈。进入近代，汉族移民大量入迁，更传播着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因其丰富的内涵力和巨大的包容性，消融、瓦解着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最终形成了农耕文化的大一统，这是人地关系范式耦合的文化背景。
在中华文化从源地向四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贸易是十分有效的交流途径。东北各民族之间互相贸易，共通有无，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为人地关系范式的渐相耦合，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人口迁移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人口迁徙往往导致某种文化从一个地区扩散、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影响、濡染该地居民的思想意识乃至人地观念，为人地关系范式的渐相耦合，准备了思想条件。由此蓄势，一旦遭遇人地冲突的激化乃至爆发，便会迅速形成反馈，促成多元人地关系范式的最终耦合。
简短结语
人类对资源利用欲求的不断膨胀，造成东北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自我修复的历史拉锯战：在原始采集、渔猎时期，人地尚能维持较好的平衡关系；进入农耕社会以后，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扰动程度逐渐加深，人地矛盾日益加深并不断激化。(52)
历史时期的气候突变对自然环境的扰动，打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业已存在的平衡关系；人类对环境的主动改造及深度开发，使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负反馈逐渐放大，最终导致人地关系的严重失衡。东北人地矛盾的日益激化，迫使人们放慢经济发展匆忙的步履，对历史时期经济开发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过程中，人类所采用的环境行为一定要适应环境条件。人类应该不断调整环境行为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系统。“在做到认识自然伟大的同时，又不能过分地忽视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来不断地调节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53)否则，人类终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注释：
①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赵珍译，曹荣湘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考古农业时期，尚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类型，故以生计方式指称先民获得生计所需的劳动手段。
③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④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114-115页。
⑤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14页。
⑥郭大顺、秋山进午：《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128页。
⑦考古资料表明，燕长城在东北境内的走向，大体是从河北省围场县，进入建平县、敖汉旗、北票县，至今铁岭市后南折，经清原、新宾、桓仁等县，到宽甸，然后过鸭绿江，沿大宁江东岸一直到大宁江、清川江入海处。参见冯永谦：《东北古代长城考辨》，载《东北亚历史与文化》，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
⑧佟冬：《中国东北史》第1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⑨佟冬：《中国东北史》第1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⑩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1)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1，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2)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1，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13)《三国志·魏书》卷100《失韦传》；《北史》卷94《室韦传》。
(14)《三国志·魏书》卷100《乌洛侯传》。
(15)《三国志·魏书》卷100《豆地于传》。
(16)《三国志·魏书》卷100《契丹传》；《北史》卷94《契丹传》；《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17)《三国志·魏书》卷100《库莫奚传》；《北史》卷94《奚传》。
(18)《三国志·魏书》卷100《鲜卑传》。
(19)《三国志·魏书》卷100《豆莫娄国传》。
(20)《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北史》卷94《勿吉传》。
(21)《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北史》卷94《勿吉传》。
(22)《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北史》卷94《勿吉传》。
(23)《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北史》卷94《勿吉传》。
(24)佟冬：《中国东北史》第2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25)《旧唐书》卷199《渤海靺鞨传》。
(26)魏国忠：《东北民族史研究》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1页。
(27)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8)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9)约当于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和承德市地区。
(30)佟冬：《中国东北史》第2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683-691页。
(31)金源文化指的是女真人及其后继者满族等共同创造的一脉相传的民族文化，其地域范围大致在今天哈尔滨、阿城地区。
(32)佟冬：《中国东北史》第2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691页。
(33)佟冬：《中国东北史》第2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15-317页。
(34)佟冬：《中国东北史》第4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944页。
(35)佟冬：《中国东北史》第4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968页。
(36)《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58“中宗二十二年三月甲辰”。
(37)《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77“世宗十九年六月己巳”。
(38)佟冬：《中国东北史》第4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979页。
(39)魏国忠：《东北民族史研究》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0页。
(40)魏国忠：《东北民族史研究》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1页。
(41)《热河志》卷91《食货志》；北条太洋：《热河》，林定平译，《边事研究》第1卷第4期，1935年3月15日。
(42)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43)李为、张平宇、宋玉祥：《清代东北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动因分析》，《地理科学》2005第1期。
(44)《中国经济年鉴》，1935年，第7、9页。
(45)高桥龟田：《满洲经济》。第7页；伪满中央银行调查课：《最近の满洲经济》，康德六年九月，第9页。
(46)《东北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第108页。
(47)衣保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0-14页。
(48)孔经纬：《东北经济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49)曾向荣、窦丰昌：《北大荒，一年提供200亿斤粮食》，《广州日报》2009年7月22日，B版。
(50)范式是指以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人地关系范式是指以“人—地”系统理论为范例，来表示人地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即用不同经济类型来区分人地作用方式。
(51)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52)2005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把农业称作是“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多样性破坏最大的一种”，转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1期。
(53)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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