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环境与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省域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外资银行论文,在华投资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9-9190(2010)10-0005-07 ［中图分类号］F831.2；F0615.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内地银行业全面开放，在华外资银行可以对大陆的所有客户开展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面对中国内地这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外资银行踌躇满志，通过注册本地法人、设立独立的分支机构、入股中资机构、成立外资独资银行、与中方合资建立新银行等形式加紧了在中国各省域市场的布局。从投资的角度看，外资银行投资的风险与效益既可能取决于其内部经营管理状况，也可能取决于其运行环境，前者属于金融主体的范畴，后者被国内学者诠释为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我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那么，外资银行在华配置经营网点的时候会否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呢？中国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由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制度文化四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各要素对外资银行机构在华投资的区域选择行为之影响是否会不同呢？目前，尚未发现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同的文献。
关于外资银行这一特殊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问题。Gray和Gray(1981)对美国的研究显示，银行业市场规模大小是外资银行进驻一国的决定性因子。Mutinellia和Piscitello(2001)对意大利的实证研究结论是：银行规模、国际化经验、跟随客户和接近国际金融中心等因素对外资银行至关重要。王唏(2005)通过运用OLS回归模型对322家样本银行进行分析发现，银行规模、国际化经验、母国对华直接投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Leung等(2003)运用生存检验方法，对1985～1996年期间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的时机进行研究，发现银行规模、国际化程度以及中国商业机会的增加和政治环境的改善都是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对外资银行如何在国内做出投资区域选择。国内学者谢守红和汪明峰(2004)从地区和城市这两个层次定性分析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王向荣(2006)从外资银行区位优势理论的角度定性探讨了跨国（外资）银行在广东发展的区位优势。贺灿飞和傅蓉(2009)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城市的布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张满银等(2010)则从省域布局的角度对外资银行投资行为进行了定量研究。
本文将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基础上纳入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内容并由此建立分析我国外资银行投资省域选择的框架，然后利用条件逻辑模型控制母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基础上分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外资银行总行和分支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之影响。
二、理论框架与数学模型
（一）理论框架
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区域选择问题根基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92)。Dunning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它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又被称为OLI模型。根据Dunning的解释，外资银行的所有权优势（又称垄断优势、专属优势）可理解为银行资金规模、国际化经营经验等；外资银行的内部化优势主要表现为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区位优势可理解为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政策、东道国的市场机会、东道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母国在东道国的经贸发展情况等，这些优势能够确保外资银行的预期收益，降低银行跨国经营的风险。
运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外资银行在华投资行为。首先，与内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拥有雄厚的资产与资本、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高水平金融人才以及银行管理经验等所有权优势，这利于克服外资银行对中国投资环境陌生的劣势。其次，目前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外资进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为保持与本国原有客户的商业关系，有可能将跟随其母国客户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再次，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构成了外资银行对内资银行的竞争力，怀揣不同目标和动机的外资银行选择投资中国内地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即中国内地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近30年来持续地高速增长、人口众多、银行业务市场前景广阔深深吸引了全球的金融财团、银行机构。
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空间布局上，制度因素可能是决定性的，银行业开放较早的东部沿海区域、全国金融中心（上海）、央行所在地（北京）往往是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首选地。随着中国政府于2006年年底全面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开始筹划在全国务省域布点，这时各省域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可能成为外资银行分支行设置的重点考虑因素。
金融生态是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周小川，2004）。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其次还包括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企业改革也是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方面。由于经济地理和历史传统、各个地方发展的路径、中国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分权体制等原因，金融生态环境只能放在地区层面进行研究。李扬等(2009)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包括对一个地区的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等多因素的综合测度。从外资银行角度来看，如果说它认为某个地方风险比较大，就有可能暂缓在该地区投资，或调度组织资金从高风险的地区（外资银行在该地区已经布点）流向低风险的地区，同时在利率浮动的设定上也考虑了地区风险和地区差异。就各个省市而言，地方政府不仅关心其金融生态环境，同时他们也更加注重金融企业客户的质量问题，也就是信用体系问题，强调本地区的企业客户要讲究诚信，要更好地建立地区信用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有可能形成这么一个结果：金融生态环境好的省域，各外资银行都愿意去布点，去开展业务，都把它作为自己战略布局的重点，而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省域收缩战线。
图1 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省域选择理论框架
（二）数学模型
条件逻辑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省域的选择行为。面对本研究所划定的中国内地省域，每一家外资银行都将会比较区域特质，以确定银行机构的最终选址。因此，外资银行的每一次决定（即外资银行机构选址）都是一个离散选择的结果，而各影响变量的重要性可由外资银行机构在研究样本省域的地理分布状况来推断。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机构的区位选择是以利润率（或效用值）最大化为指导准则的。对于外资银行i的第j家机构来说，它选择投资省域k的随机函数为：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用样本选取于中国银监会网站、《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公报》中截至2009年年底的外资银行经营机构。所用样本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剔除了外资银行代表处机构样本。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11月2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使得在华外资银行代表处机构普遍面临或关闭或升级为分行的境地，因此研究样本仅选取外资银行的总行、分行和支行机构。二是剔除了外资银行机构较少的样本。新疆、云南、河南、海南、安徽、吉林、黑龙江、湖南、广西和江西10省区的外资银行样本被剔除，取上海、北京、福建、广东、湖北、江苏、辽宁、山东、陕西、四川、天津、浙江、重庆等13个省域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最终研究样本为614个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
由于外资银行机构在确定保留或新落户某一地区之前往往会关注上一年度该区域金融经济情况，因此，对应上述外资银行经营机构，我们取上一年（2008年）的区域金融经济数据。外贸数据和外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商务年鉴》，金融生态数据来自李扬和张涛主编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8～2009)》，外资银行母行数据来源于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全球1000强银行排名及外资银行母行所在国银行监管当局网站。
实证采用条件逻辑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外资银行i第j家机构是否选择了k省域，选择是则被解释变量取1，否则为0。解释变量中，我们主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因素，采用李扬等(2009)所构建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及其要素得分。除了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外，外资银行机构选择某省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母行是否具有专属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参照王唏(2005)、贺灿飞等(2009)等文献，我们选取了银行实力、资本充足率等变量，并在条件逻辑模型中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
（二）实证结果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测试。发现外资银行特性变量与区域特性变量之间基本不显著相关，而区域变量相关性较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取了分别估计的方法。
其次，运用公式(4)对全部外资银行经营机构、外资银行总行机构、外资银行分支行机构分别进行了考察。检验结果（见表2～表4）显示各模型高度显著，除资本充足率变量外各变量对于外资银行经营机构的区域选择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解释变量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外资银行倾向于选择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省域。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正在对外资银行经营机构的投资区域选择产生着明显的影响。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变量也多呈现较明显的正相关，经济发达的省域明显受到外资银行机构的青睐；追随银行业的集聚效应，外资银行机构倾向于选择那些金融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域；政府治理变量的回归系数最高，对于外资银行经营机构的省域选择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制度与诚信文化变量在全部外资银行经营机构样本和外资银行总行机构样本的检验中其回归系数为正，而在外资银行分支行机构样本的检验中其回归系数却显著为负，这说明外资银行总行机构依然倾向于选择那些制度规范、社会诚信文化较好的区域，而其在布局分支行营业机构时却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制度与诚信文化条件稍差的区域开始受到外资银行的青睐。历史上中国内地实施的外资银行渐进式准入制度一直在引导着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贺灿飞等，2009），早期外资银行的分支行机构一般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开放地区。2006年12月11日中国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在承诺和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外资法人银行可经营全面外汇和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分行在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伴随着人民币业务的全面地域开放，加上中央政府持续实施区域倾斜开发政策，外资银行经营机构在华布局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凭借丰富的理财经验，优质成熟的理财业务，外资银行分支行机构开始向大陆内陆省域扩张，尽管内陆部分省域的制度与诚信文化氛围不是特别理想，但这不妨碍外资银行扩张其地域经营范围与中资银行争夺高端客户市场。
控制变量中，银行实力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母行实力强的外资银行机构倾向于在中国大陆投资，并易于突破地域差异限制而开始在内陆省域布设营业网点，实力较小的外资银行机构在大陆的网点少且倾向于选择东部沿海发达省域。与银行实力变量不同，同样表征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的资本充足率变量却不显著。虽然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Leung et al.,2003)，可以抵御包括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在内的各种风险，但正因为其经营稳健，因此选择不到海外或不熟悉的市场投资以保持其资本金优势（王唏，2005）。省域外贸额变量和实际利用外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内部化优势的影响也得到验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越多、外贸越发达的省域越容易受到外资银行经营机构的青睐。文化地理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在华投资的外资银行多来源于与中国相邻或文化相近的国家和地区。金融区位优势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上海、北京两大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多为外资银行机构的首选地，尤其是初到中国内地投资的外资银行机构。
再次，为进一步验证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各要素对外资银行经营机构的区域选择影响，我们对全部外资银行机构样本做敏感性检测。对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制度与诚信文化变量数据做调整，如其值高于该变量的全国均值，则重新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从而得到新的研究样本。运用公式(4)对新样本数据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各模型依然高度显著（见表5）。
最后，将上述13个省域作为研究样本的检验结果推广到大陆各省域，运用公式(5)使用表2的结果测算出各省域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各要素对外资银行经营机构选址的平均边际效应，即表6中的经济基础等变量每增加10个百分点，外资银行选择各省域的概率的增加值。
四、结论
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在华投资的省域选择问题既遵循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又明显受到中国内地省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影响。本文以2009年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经营机构为研究样本，利用条件逻辑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在华投资的省域选择，主要分析结论有：第一，对应中国内地区域差异较大的金融生态环境，外资银行机构在华投资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与金融生态指数一致，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也同样对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在华投资的省域选择行为产生着正向影响，但值得注意到是，受到潜在银行业务市场、区域优惠政策等因素的吸引，近年来外资银行分支行机构有向制度与诚信文化条件稍差的内陆省域布局的倾向，这给内陆省域带到了发展契机；同时，外资银行机构的进驻也可能为这些落后区域的制度建设与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带来革新压力，进而逐步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第二，母行实力、文化地理距离明显影响着外资银行机构的在华投资决策。全球大银行或来自中国内地周边地区的外资银行倾向于选择在华投资，并开始由沿海向内陆省域扩张。第三，对外开放度较高的省域，外商投资企业集聚且对外进出口活跃，这些省域依然是外资银行机构的投资重点区域。第四，金融管理机构集聚的北京和金融市场发达的上海受到外资银行机构的青睐，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收稿日期］ 2010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