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的历史情境——“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学术研讨会暨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亚洲论文,情境论文,社会生活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50周年华诞之际，2008年9月8日至10日，作为第三届海外中国学论坛的重要分会之一，“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在上海展览中心及杭州三台山庄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协办。42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地区的新老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着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以及“新人文”的主题作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本次会议于9月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开幕，首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致开幕词。之后，会议分两组进行了为期3天的讨论，共有37位学者就自己的论文作了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主持人、评论人还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C.Kirby)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所长王国斌(R.Bin Wong)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叶文心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主席王赓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焯然教授、台湾“中研院”的熊秉真研究员、王瑷玲研究员、蒲慕州研究员以及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的袁成毅教授等。
一 “新人文网络”中的城市文化研究
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与文学系的詹姆士·钱德勒(James chandler)教授的《英国城市浪漫主义：乡村与城市（约1800年）》一文，以代表英国现代诗里程碑的两本《抒情歌谣集》为中心，解析了18至19世纪英国城市与乡村的城市浪漫主义特色。同校语言学系的萨利科科·穆维恩(Salikoko S.Mufwene)教授以《语言以及“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为题，就语言对全球化中的城市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见解，即英语更多的是被当作商业用语在传播，在许多地方仅仅是一种补充，使用的人数有限，全球也并没有朝单一英语世界的方向转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余伟康教授的文章《社会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具体化》借助了“文化权力”、“制度仪式”、“场”三个社会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1949年后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具体化(reification)。他还认为中国的经验凸显出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反映不同社会政治与历史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的王安(Ann Waltner)教授则作了名为《城市中的传闻：城市背景下讲述昙阳子的故事》的报告，该研究通过明代昙阳子得道升天的故事，探究了消息和谣言的传播以及传播与城市交流模式之间的联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的《空间与功能的扩张：近代城市发展与城隍信仰的迁移》以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为例，说明海外城隍信仰的发展是在中国蜕变过程中的延续，并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经历了角色与功能的转变。他从这一空间与时间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海外华人城隍信仰在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转换。韩国汉阳大学林志弦(Lim Jie-Hyun)教授提交的《流动大学的跨国历史》一文从国族历史的编纂的角度指出，欧洲各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国家史”书写处于相当显著的地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亚洲国家提出了“流动大学的跨国史”倡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梁元生教授的文章《城墙和海水——近代沪港城市文化的发展与比较》，借助“城墙”与“海水”作为上海与香港的文化象征符号，以清新流畅的文笔描述了两座城市的文化形成与发展，比较了它们的文化特征，进而阐明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墙”与“海水”这两种环境的互动，即在两者冲突与共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今日沪、港两地的城市文化。同校的苏基朗教授作了《民国时期北京都市文化变迁的历史地理信息研究刍议》的研究报告，该项研究搜集了北京市档案馆、图书馆及博物馆等处的民国时期的各种数据，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抗战前北京城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从中考察近代都市在多元文化激荡下所呈现的文化变迁空间模式。这一“地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报告引起了众多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教授的文章《身历其境：清末民初中国城市与欧洲文学想象》，以清末民初来中国探险的西方旅行者的文学作品为观察视角，解读欧洲文学对中国城市的想象，指出这些作品都超过了单纯的游记描述，而呈现出对自我意义、人类文化与艺术追求关系的探索。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熊秉真研究员以《城乡想望：近世中国的秋兴图》为题，从明清市井的斗蟋蟀之风，上溯到古典至中古人与自然来往过程中的城乡相互倚生的文化想象。并通过近世中国游艺世界的城乡根源，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变迁在比较文化史上的意义所在。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王瑷玲研究员的文章《摭实用虚，如在心目——论明末清初时事剧中之当代意识、社会视野与文本建构》，以苏州的剧作家群为中心，详细分析了时事剧创作的时代背景、艺术手法等问题，认为时事剧在性质上可归属于历史剧中“正写实喻”的类型。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戴景贤教授提交的《城市文明与早期近代学术群体——论清乾隆、嘉庆时期吴、皖之学之兴起及其影响》一文意在说明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近代”的社会特征，所以他将清代中期新社会条件支撑下的智识阶层的活动与发展——吴、皖之学的兴起——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在吴、皖不同的区域条件下，两地学者所呈现的不同活动样态以及皖学通过吴学扩大影响的方式。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葛涛副研究员的文章《“百代”沉浮——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将民国时代最负盛名的唱片品牌——上海百代唱片的盛衰历程及其原因作了详细的论述，并将其视为民国时期中国唱片的象征，从中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城市社会生活的某些规律特征。历史所邵建的研究报告《近代城市用语的形成与分类》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近代城市用语的形成、分类以及词汇的出现方式做了详细的考释，指出研究这些用语的翻译、变化、形成对于理解近代城市的文化生活及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二 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宽广视阈
日本亚太研究学会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教授的文章《从口岸市场到内地地方市场——19世纪中叶的镇江与九江》以两处口岸为例，基于1868年至1882年15年间开放口岸及内地市场各自的贸易统计数据，重新审视了开放口岸的城市市场与内地乡村市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能包含遥远内陆市场的新型开放口岸的市场模式。美国俄勒冈大学顾德曼(Bryna Goodman)教授关于1920年代初期上海股票交易所倒闭事件的研究成果《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问题》并没有从传统的经济学角度去分析这次昙花一现的“繁荣”，而是探讨了在这场早期中国对于大众化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试验中，政治因素——主要是上海的半殖民地性质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香港大学李培德教授将研究视阈从银行高层转移到了中下层职员，其《控制与反控制：19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员生活和舞弊问题》一文指出：近代中国的银行家在培养职员方面往往只强调机构（银行）而忽视个人，这种高层纪律式的人事管理方法和完全中央集权的总经理制度导致了职员不听指挥的局面，而对私人空间的过分干预却会引来诸如舞弊行为等反弹现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商业实践、地域网络和中山商人的移民模式》，他从空间和生活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山商人及其开设的百货公司，意在说明这些百货公司在推动上海新的消费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陶水木教授的《胡雪岩的破产与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对胡雪岩破产与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演进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研究认为，由于经营方针的失策以及晚清金融环境的落后，导致了胡雪岩的破产并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深刻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特殊国情下经济发展之艰难。丁贤勇副教授的论文《中心·边缘·腹地：新式交通与民国杭州城市空间的扩展》选择民国时期的杭州为个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从城市中心区块的变化、城市边缘的向外伸展以及腹地范围的变动等方面，探讨了铁路、公路、轮船航运等新式交通与城市空间变化之间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众多学者也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马军研究员的《1945至1949年上海米业的内部纷争》运用大量未刊档案，详尽地勾勒出战后上海米业内部纷争的实态，认为同业组织和职业工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有力作用，相对而言政府却并未体现出较高的效率。同时指出这些内部纷争都属于划分势力范围和分割利益的范畴。金大陆研究员的文章《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研究了上海文革时期与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密切相关的蔬菜供应问题，指出这其中存在着两条敏感的波动线，即“民众—生活”的波动线和“社会—管理”的波动线。他认为既不能忽视蔬菜供应“优质服务”背后的政治主导，也不能否定这种政治主导下的优质服务。
道契与近代上海的土地制度、房产市场及至城市建设密不可分，马学强研究员对新发现的法册道契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近代上海法租界与法册道契研究》一文中就法册道契与法租界、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的关系以及道契本身的格式演变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宋钻友研究员的报告《香港、上海、天津三城之间的商业联系(1930-1950)——公和号档案文书介绍》对广东药材商号“公和号”的档案文书作了详细介绍，认为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广东商帮以及香港、上海、天津之间商业联系的宝贵史料。
张秀莉博士以《华商在近代上海外商企业中的投资和经营(1843-1927)》为题，通过详细的史料挖掘，梳理了1843至1927年间华商在上海外商企业中的投资情况。从中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外商企业的资本来源，华商如何应对、学习、接受，以及华商将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移植到上海及其他地区的过程。唐巧天博士的文章《埠际贸易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则建立在充分的海关数据基础之上，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解析了埠际贸易的复杂体系，并以埠际贸易的不同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经济功能的影响，从而对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形成进行了考察。徐涛的《近代上海自行车同业组织研究》一文对近代上海基于社会分工和技术专业化的新兴行业同业组织——民族自行车产业同业公会的组织规模、社会功用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耙梳。
三 城市与社会的深入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王国斌(R.Bin Wong)教授的文章《历史与比较视野下近代中国变化的城市—乡村联系》就中国的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首先梳理城乡关系从明清到当代的变化方式，探讨了这一变化方式与近代欧洲模式的异同。进而指出中国的城乡关系变化不同于欧洲的发展道路，要解决中国现有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应该从自身的城乡经济关系入手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四川大学何一民教授的《区域中心—省会城市：城市史研究的新亮点》通过对清代以来省会城市性质及其影响的分析，说明作为中国现代因素成长中心的省会城市在晚清时代突破了自然经济状态，带动了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从而使各省区逐渐形成了以省城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通过上述研究，他强调了研究省会城市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为当今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经验。
城市空间问题近年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来自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发表了《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检讨已有的公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了各种研究视角的长短和各种解读版本的优劣，并进一步探讨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及其空间所在——如空间视野下的公园研究、对民众公园观的研究、公园与城市生态关系的研究以及空间理论研究等。南京大学陈蕴茜副教授的文章《近代城市空间重组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江苏南通更俗剧场为中心的考察》（与齐旭合著），以江苏南通更俗剧场这一作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规训的空间为例，通过严密的论证指出由于精英们低估了大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未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因而导致剧场日渐衰落。台湾东海大学郭奇正教授的文章也是关于城市空间的议题，其《住宅改革与社会阶层区辨的空间文化形式——以租界上海为对象》一文以上海租界从清末到1930年代解决住房拥挤问题的住宅改革入手，对都市空间形式的建构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还通过比对欧美城市解决住宅危机与住宅改革的经验，梳理了工业革命以降新兴城市住宅问题的本质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来医疗疾病史研究蓬勃兴起，本次会议有两篇文章对此作了深入研讨。南京大学胡成教授的《性病预防、道德风化与文明形象——以上海租界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观察(1918-1925)》以上海租界的废娼运动为中心，指出此类运动并非只具有公共卫生或市政现代化的意义，同时也表明了西方道德改良人士对西方在华文明形象及其长期宣称的“以身作则”对华人进行的道德规训和灵魂拯救，缺乏必要底气和自信。外来宗教对近代中国卫生事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博士的《慈善、福音与政治：传教士与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从传教士的角度，并以杭州广济医院救治麻风病人作为实例解析，认为医疗传教士作为公共卫生系统的建构者和公共领域的促进者，不仅有效地承担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而且确立了麻风救治的新理念：疗身与疗灵。
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的《上海与天津清末地方自治的比较——从城市管理机构建立角度》从建立城市管理机构的角度比较了清末上海和天津地方自治的异同，指出上海更多地融入了西方城市的管理理念与方法。而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而不触动其财政和统治根基，无心建立城市行政管理机制，所以天津的“东方”模式更符合朝廷的意图。上海社科院图书馆的张生同样着眼于清末，他的研究报告《请减房租事务所与沪北、南市罢市风潮(1910.10-1911.1)》将1910年末至1911年初的房客减租运动及罢市风潮的视为一种变种的商民运动，认为从中可以继续考量房客以街区、社区为基础形成的上海新型地缘网络存在的可能性。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以《异质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近代上海跨种族婚姻与混血儿问题》为题，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近代上海跨种族婚姻与混血儿问题，指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通过跨种族婚姻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其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得以充分展开，异质文化相互理解、调和、融合的方式也会得到全面的展现。这一问题还折射出中外文化交流从思想深处而言仍然存在较多的隔阂。该报告见微知著，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关注的目光。
会议闭幕式由熊月之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熊秉真研究员以及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首先由袁成毅教授简要介绍了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的情况。熊秉真研究员介绍了由哈佛燕京社唯一资助的团体——“亚洲新人文联网”的相关情况，并期盼新人文知识工作者的出现，同时提出大家应该努力为年轻学者创造一个憧憬的环境。熊月之研究员对会议的内容和论文的质量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与会学者虽然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研究，但完全超越了这一主题的藩篱。不同学科、不同论点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虽不同“学”，然“理”相通，尤其是“新人文网络”的引入，使得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实现共同发展。最后由周武研究员致闭幕词，略谓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学术的交流，而交流之重要途径即为举办学术会议，表达了再次举办相关会议的诚挚期望。他还以“新”、“广”、“深”三个词精辟独到地概括了本次会议论文的特点——“新”体现在选题之新，如熊月之的混血儿研究，熊秉真的“秋兴图”研究等等；“广”体现在研究地域之广与论式之广，即研究范围与方法的不断拓展；“深”则体现在主题的不断深化。周武研究员卓有见地的归纳和评说，为整场会议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为第三届海外中国学论坛中时间跨度最长与空间跨度最广的分会，本次研讨会在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拓展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专家学者与学界新锐都作了精彩的报告，评论人以及与会者踊跃发言，会场上新见迭出，异彩纷呈。本次会议不仅加大了对城市史与新人文史的研究力度，更促进了中外学术的广泛交流，是为海外中国学论坛中一次相当成功的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