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LA年”的希望与期待——1996年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发展综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年中论文,学科论文,书馆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 文献信息处理
文献信息处理包括文献著录、分类、主题标引等，正如其工作之细致而繁杂一样，这部分理论研究的分支也较多、较细。
7.1 文献编目及其发展趋势
通过对比研究中、外大学图书馆的文献编目工作，沈国强详述了国外编目事业在六个方面对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影响：“（1）标准化、规范化。（2）编目的自动化、网络化。（3）目录形式、种类与载体的多样化。（4）集中编目、联合编目向联机（合作）编目发展。（5）西文文献编目的智能化研究。（6）体制、管理、结构与观念的现代化。”[（74）]李强同样采用对比手法，通过对中、美部分高校图书馆专业中分类、编目及相关课程的比较研究，分析出分类编目的现在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对专业编目人员的要求[（75）]。关于文献编目的发展趋势，1996年的一家之言是集中编目。编目方面的专家黄俊贵说：“集中编目是实现书目数据标准化、提高工作效率的必由之路。”[（76）]甘琳也探讨了以集中采编方式建立地区中央书目数据所涉及的若干问题[（77）]。而另一批人所倡导的则是联合编目。沈宝顺指出：“联机共享编目形式是大势所趋”[（78）]，罗军也撰文指明21世纪的编目模式即为联合编目[（79）]。
7.2 文献著录国家标准
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文献编目规则，《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已于1996年8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80）]。这是编目界的一件大事。由此又引发了一些有关国家文献著录标准的讨论。“作为中国编目理论与方法重要成果之一的文献著录国家标准，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孕育、产生和发展三个时期”。——罗健雄如此这般地详述了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文献编目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81）]。牟有静选择了《文献著录总则》作为入口，较简洁地分析了文献著录国家标准[（82）]。
7.3 在版编目
自1992年在版编目计划在中国推行以来，人们对其的关注就不曾消减过。96年内，有从宏观的角度着眼的，刘嘉即是从管理层面、思想意识层面和技术层面着手，对中国在版编目推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一一加以剖析，并提出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法[（83）]。赵美娣、朱亚菲阐明了在版编目计划从探索到试行的过程[（84）]。更多的文章则是分析在版编目数据上的一些错误[（85）]－[（89）]。
7.4 计算机编目
将计算机应用于编目之中意味着编目界的一次革命。张正勤论述了信息技术对西方图书馆编目的影响，并就我国加速图书馆编目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建议[（90）]。汤竞南、沈国琴分析的是计算机目录的读者界面[（91）]；杨晏平说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立不容忽视[（92）]；李正祥还讨论了图书馆的回溯编目[（93）]。
7.5 分类法
对《中图法》第三版加以探讨的文章仍是屡见不鲜。郭茂育、赵永森从主表研究、使用研究以及综合研究三个方面概述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94）]。文榕生和张玉麟通过回顾1990年以来我国文献分类法的发展状况，分析了现在国内使用较多的三部分类法以及和国际上分类法的发展动态[（95）]。
8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建设
1996年上半年，3月25日至29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情报技术组主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与深圳大学图书馆共同承办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深圳市和广州市召开[（96）]。1996年5月6日—8日，由文化部图书馆司、中国图书馆学会和美国IBM公司联合举办的“北京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图书馆召开[（97）]。两个会均显示了中国图书馆自动化、信息化所引起的普遍关注。
“中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图书馆信息管理自动化，主要实现图书采访、编目、流通、期刊等作业的计算机管理；二是图书馆信息检索自动化，主要是通过自建各种文献信息数据库与国内外的数据库系统联机或购买CD－ROM光盘数据库开展信息检索服务。”[（98）]沈英、张建勇从上述两个方面入手描摹了中国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张晓娟、王仲礼分别就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模式——数字图书馆展开论述[（99）]－[（100）]。秦世俊则将上海信息港建设与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挂起钩来，细述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101）]。
尽管对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众说纷坛，但最集中的热点也不过一二。它们是：
8.1 多媒体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由于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在我国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因此人们所围绕的话题较多的是关于多媒体技术将给图书馆带来的巨大影响。易定宏概括得较为精当：“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及其在出版发行行业及家庭中日趋广泛的应用，加之网络技术的日益完善，必将导致图书馆系统无论是其管理过程，还是服务都将出现历史性的革命，使其最终从封闭系统或半封闭系统向社会大系统实现彻底转变。”[（102）]王纯、刘喜莲、屈义华、陈汝龙等人之说大同此意[（103）]－[（106）]。除此之外，范青、马骄阳等还各自就图书馆引进多媒体技术的硬、软件配置提出了合理化建议[（107）]－[（108）]。
8.2 图书馆网络化
吴慰慈、罗志勇认为：“现代化的图书馆网络，应该是基于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图书馆自动化技术与图书馆事业的高度结合”[（109）]。他们还就图书馆现代化网络建设的若干问题逐一加以探讨。在网络化技术、通信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的前提下，中国校园网、局域网已向与更大的网络联网努力，马自卫即阐述了从传统Lan进入Internet的技术实现[（110）]；张长安和彭俊玲讨论的则是校园网中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发展策略与实施方案[（111）]。“图书馆与Internet”仍是96年的热门话题。张颖与贾宗铭、文铁峰、陈植等阐述的依旧是Internet对图书馆的影响与挑战[（112）]－[（114）]，嵇玥、李健英说明了利用E-mail获取Internet中信息的方法[（115）]－[（116）]。1996年8月1日至10月31日，OCLC对中国大陆图书馆提供免费检索FirstSerch服务，因而也出现了数篇有关于此的介绍性文章[（117）]－[（118）]。
8.3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王玫分析了我国图书情报自动化系统的模式与发展现状，提出了提高图书情报系统管理层次的一种新思路[（119）]。张奇等则在对国内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点明了国内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120）]。
9 读者服务
为读者服务，首先就要从分析读者需求入手。翟秀云撰文从需求类型、需求深度、需求选择和需求心理四个方面，分析了当今读者需求的特点[（121）]。孙勇的文章则是对我国八十年代以来读者文献需求调研的一篇述评[（122）]。
关于图书馆服务，张怀涛、刘广普对其理论研究的进展进行了描述[（123）]。杨锐明提倡图书馆重心下移与开放式服务[（124）]，刘淑荣逐一申明了改革开放形势赋予读者工作的新内涵[（125）]。郭兴超提出用计量化手段评价现代图书馆的信息服务[（126）]。吴永臻提出“图书馆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127）]，也是时下较为敏感的议题。
10 期刊工作
1996年有关期刊工作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议题：
一是引文分析。包括对其他学科期刊的引文分析[（128）]－[（129）]，以及为数不少的关于本学科引文的分析[（130）]－[（133）]。赵凤廉、石磊认为引文分析法用于期刊建设的研究是颇有益处的[（134）]。对本学科的期刊作引文分析本无可厚非，但这些低水平重复研究很难对实际工作产生益处，此风不可长。
二是电子期刊。“近20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一种以电子媒体为载体的电子期刊应运而生，从其发展的势头来看，它将对传统的期刊系统和期刊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承欢本着这种想法，不仅介绍了三种类型的电子期刊，还说明了电子期刊对图书馆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135）]。邵晶等人探讨的则都是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获取电子期刊，实现期刊资源共享[（136）]－[（138）]。
11 目录学
96年目录学方面理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程焕文的《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程在此文中对被称作为中国目录学传统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139）]，不免令同业者瞠目。同是言及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和传统，李为则从我国目录学史的文化学术特征出发，提出了当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140）]。至于目录学的历史，马学博说“专科文献目录学乃目录学发展的必由之路”[（141）]。
此外，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中一个较重要的分支近年来时被论及。刘国华的《对近年来若干书目情报观的述评》对目录学界确立科学的学科体系将起到积极作用[（142）]。贺修铭和彭裴章则依据书目情报产品的客观现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分析了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变革的基本方向、内容和方式[（143）]。
12 情报学及情报事业
’96IFLA大会的暖风似乎并未吹拂到情报学和情报事业研究这块园地上来。与图书馆学中某些领域的热闹景象相比，竟显几分冷清。
12.1 “情报”的改名
近年来，在图书情报界，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是否改名以及改什么名，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96年这种讨论仍在继续。老前辈们的意见倒是基本一致，即无需改名，要“尊重自然语言‘约定俗成’的客观规律”[（144）]，情报学之名不可变也没必要变[（145）]。其他人也在呼吁要“维护情报学的正常发展”[（146）]。姚健较为温和的指出了目前“‘情报学’的情报概念是传统概念与非传统概念混合的矛盾概念”[（147）]。陈一阳建议将“情报”改为“资信”[（148）]，似有引进台湾用词之嫌。杨教坚决反对“大情报观”，指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也是有害的”[（149）]－[（150）]。
12.2 情报学研究
严怡民在对情报学研究现状进行基本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所面临的研究任务[（151）]。刘亦平认为我国情报学研究有待于摆脱只重实际而轻视思辩的历史传统，要避免扬汤止沸式的研究，加强对抽象系统理论建设的自觉性[（152）]。秦珂阐明了“运用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情报科学技术和情报事业”的看法[（153）]。
12.3 情报系统
刘春茂、徐久龄分四个部分对近年来的情报系统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和归纳[（154）]。吴新年在分析介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情报系统及其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就目前我国科技情报系统如何深化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55）]。
12.4 情报检索
赵勇生通过对情报检索过程的分析，建立了情报检索的认识模型，并阐述了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联系[（156）]。王以群、张中会运用系统理论，综合分析了情报联机检索人－机系统的效果，并提出一系列设想[（157）]。为了提高情报检索效率，学者们有许多想法，或提出“布尔检索与模糊检索并用”[（158）]，或提出将CD－ROM用于情报检索[（159）]。Internet对情报检索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对Internet上的信息资源进行检索也有专文论述[（160）]。检索技术的进步影响到了学者的观点，张琪玉提出了“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对应转换是情报检索语言走向自动化之路”[（161）]的论点。另有朱丽细述了国外情报检索语言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影响障碍[（162）]。
除上述12个专题以外，其他诸如图书馆与知识产权、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虽寥若晨星，仍时现眼前。碍于篇幅无法一一表述。
写完这篇平淡的综述，我们有些困惑：难道这就是“IFLA年”的中国图书情报学全景？面对一年来平静如水的理论研究，我们想借用文丰谈到的“三个缺少”[（163）]表达我们的期待：期待和谐的理论氛围，期待优秀的理论大家，期待科学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