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絮语：学术素养与精神气质——以《易堂寻踪》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絮语论文,为例论文,素养论文,学者论文,气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9)01-0064-04
一
“学者散文”是文坛一道颇为惹眼的风景线和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发现，曾经甘于寂寞的学者在苦心经营学术之余，不少人开始出版个人随笔集或散文集，有的甚至一本接一本地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还有些学者文名远远超过了他的学术之名。平心而论，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要让那些一直处在“冷斋”的学者所写的散文成为热点，似乎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会抛开商业炒作的成分，瞥见热闹背后一些学者仍显寂寞的心境呢？
我宁愿把学者的散文或随笔看作他们在寂寞之余倾吐的絮语。可能多数人会同意，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信笔而写或刻意而作的絮语，更能够透露一个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消息，这一点恐怕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写点零星文字的原因。对此需要略略思忖的是，在学者的学术研究和他们的絮语之间、在众多絮语和它们背后的学者面孔之间，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虽说很多学者自称他们的涉足散文是“不务正业”，但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絮语对于他们自身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例如刘小枫在他的随笔集《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前言”里说，“这些不同风格和主题的小品文，是我摸索小品性的学术文体和思想表达方式的初步成果。思想和学术经常是片断性的，小品文也许是捕捉这些片断的最佳文体”[1]，便充分肯定其“小品性”写作的重要性。后来他在另一本随笔集《沉重的肉身》“前记”里，称他的小品文是一种“纬语”，并自认为“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2]，也算是道出了其间的一些甘苦。这些甘苦，也只有学者们自己心知肚明。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虽然同为不能纳入一般学术研究的“小品文”，但学者们的散文呈现出两种风格趋向：一则轻盈，一则涩重。当然，这种风格差异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就有了的，且体现在各种类别的写作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差异对于理解学者絮语背后的心境别有深意，它起码可以就学者们的絮语作出一种区分，一种超出一般风格意义的区分。轻盈自不待言，它仿佛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行文风格，他们在絮语里显得飘逸、挥洒自如，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虽然有时也不免显出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涩重，则带有太多“不自然”的因素，它总是显得繁复、隐晦和坚硬，充满语词间的错动与紧张感，这些都似乎得自某种刻意的阻滞，有点类似于克尔凯戈尔所说的“不是使这个世界变得简单，而是使之更加困难”的做法。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这两种类型都不乏代表作者。相比较而言，我爱涩重更甚于轻盈。
二
我注意到，在1980年代以《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论著蜚声学界，到了1990年代又转入“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女学者赵园，她近来的散文写作呈现蔚然之势，这也许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她在出版了《独语》（1996年）、《窗下》（1997年）两部散文集后，又于2001年接连出版了《红之羽》《易堂寻踪》这两部随笔集。在通读完赵园迄今为止的所有散文和随笔后，我毫不犹豫地将她的絮语归为“涩重”一类。这里，我感到格外重要的是《易堂寻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这本书。之所以感到这本书重要，倒不在于它以“随笔”的形式进行着“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赵园近十年来执着于其间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而是在读完之后我忽然觉得，正是有了这本书，赵园所有的随笔写作才获得了一个支撑，得以“立”起来而成一个整体；她所有的絮语才构成一种风格，并与她本人的学术研究产生对照，让人能够瞥见这些絮语背后的个体心境。
《易堂寻踪》在作者看来，或许竟是一本意料之外的书，因为它的完成得自一次“稿约”提供的机缘。但这一写作机缘对于赵园而言，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易堂寻踪》实际上是对她在学术研究中舍弃的一些“生动的材料”的重新征用，她说，倘若没有这一机缘，那些生动的材料也就会一任其被舍弃。由此她悟察到了“出于特定目的的阅读会有何种取舍，在通常的论文、论著写作中，我所舍弃的是什么”。显然，被舍弃的往往是“‘感性’、‘个人’、‘日常’，丰富的差异、多样”，而这正是“‘学术方式’的代价”。如果说学术研究关注对象的“言论”，那么随笔写作则看重对象的“性情”、“行踪”及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与从事学术研究的“论说”相对，赵园将自己对这些生动材料的重新征用定位为“叙述”，为此她必须寻找适于“叙述”的文体乃至笔调。终于，她发现“随笔”这一“较为自由的文体”，正“有助于缓解‘做学术’的紧张，将被‘学术文体’筛除的零碎印象、感触，搜罗拾掇起来”。这里，赵园充分地觉识到了“论说”与“叙述”之间的“文体”差异。
因此，指出《易堂寻踪》之于赵园随笔写作的重要性是有理由的：似乎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赵园自觉地将随笔写作与学术研究勾连起来，认识到各自的意向、言说及文体边界。虽说在此之前赵园对散文有如是认识：“散文许诺了你以掺了水的‘诗意’装点琐屑平庸，使日常性显出可爱，制造一点为生存所需的有关‘美’的幻觉”（《独语·后记》），她甚至认为散文的平民化、散文将“意义”零碎化、将“历史”个人化和片断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经由这写作，放弃了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写作时的自我意识，确认了你的边缘位置”（《独语·自序》）；她也曾意识到学术与随笔之间的区别：“学术已扼杀了我们的有关能力——像张爱玲那样活跃的语言感觉，那样富于灵性的想象与联想……我们只会用常规的方式感觉与表达；我们的文字中缺少的，正是鲜活的生命味儿。”（《代价》）但是，《易堂寻踪》作为随笔却呈现出不一样的系统性，而恰好经由这种系统性，赵园本人获得了关于学术研究与随笔写作之间两组互补和互渗关系的独特见解：例如，在材料的取舍上，一个偏于理性、整体，一个偏于感性、零碎；在方式选择上一个偏于规范、严密，一个偏于自由、宽泛。可以说，通过这一有意识的随笔写作，赵园才显示出强烈的文体意识，随笔作为一种絮语所应有的“气味”、“颜色”都在她的考虑之列——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三
也许正是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加深了赵园文字的涩重感：作者“叙述”时拣词造句的犹豫、审慎，句与句之间的相互摩擦、印证，整个语气的舒缓、克制，作者对同一人物和事件从不同侧面进行描述所表现出的繁复等等，这些都使得赵园的絮语并不带有随笔所“应有”的轻松和悠然。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读赵园的随笔时，仍然不能在心目中祛除她作为学者身份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赵园在写作随笔时非得表现出学者的姿态来。另一方面，尽管《易堂寻踪》给人的感觉似乎在作一种文化寻思，但这种文化寻思显然不是去进行某种简单的旧地踏勘，然后发一通轻描淡写的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寻踪”，考察“在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选择”即人的“心路历程”。或者确如作者所说，这种文化寻思的重点乃在于“读人”（这令人想起赵园本人的系列随笔《读人》）——蕴含于各种陈迹和典籍中的“人性内容”。这样就把《易堂寻踪》同时下一般的所谓“文化散文”区别开来。
文体和命意的相互牵扯，使得这部随笔集在结构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易堂寻踪》有很清晰的时空线索，给人以一种沿着既定路线进行寻访的印象。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所有的时空线索对于赵园而言，不过是一架空壳而已。所到之处，诸如“南昌—赣州”“宁都”“南丰—星子”等旧地，寻访者无不走马观花似的浏览一遍后，便一头扎进对于故纸堆的考究与内心思辨中。作者强调说：“较之遗迹，我所要寻找的，毋宁说更是‘气息’，是一些不赖有实物指证的东西。我来到这里或许竟不是为了寻找，而是指望一个尘埋已久的故事，借诸其发生地的潮湿空气，在我的笔下苏醒”。这和她在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时“分辨不同的声音，对语义作分类处理，以便发现、确认思想的线索”的做法是一致的。我几乎毫不怀疑，赵园是凭藉了所谓“寻踪”，以便更好地去翻拣史籍、更好地串联起那些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及身处时代风云中的士人命运。这样，全书就形成了地域与文献相互参照、以“叙述”穿梭于现实与历史的基本格局。同时，《易堂寻踪》有一个相当严整的学术论文构架：首章《南昌—赣州》类乎“引子”，《宁都》一章类乎“综论”，接下来的《宁都·翠微峰（一）》《宁都·翠微峰（二）》《宁都·冠石》这篇幅较大、叙述详备的三章类乎“分论”，及至《南丰—星子》末章，则类乎“总结”和“尾声”了。这恐怕是作者长期的学术研究训练和思维习性使然，也不知她在写作此书时是否察觉？
然而，这种结构特点丝毫无损于《易堂寻踪》葆有“随笔”的特色，只不过“随笔”的随意性即“叙述”性受到了作者意图的“勘定”。同赵园的“读人”一样，我对《易堂寻踪》感兴趣的也是其“叙述”的方式。这里如果把它与赵园关于同一议题的学术著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相互参照起来阅读，是有意思的。尽管由于议题相同而取舍不同，二者有各自的“论说”或“叙述”方式、并没有越过彼此的文体边界，但事实上，两著在写作上有一种“互倾”的趋向，也就是都向对方倾斜了一点。可以说，能够将二者勾连起来的因素，除了议题本身而外，便是这一不易察觉的“互倾”趋向了；而这一趋向得以呈现的显著标志之一则是两著中一个极具倾诉色彩的人称——“你”的大量出现。“你”的运用实际上在赵园的絮语里是一以贯之的，它表明了一种独白或无对象倾诉的姿态，显示了写作者与对象的“情性”、精神世界展开“对话”的潜在要求。赵园曾这样描述“对话”所留下的深刻记忆：“有对话者，尤其是文人的幸运。这种幸运又鼓励了期待，鼓励了对交谈的依赖。正如酒徒的痛饮，一次通畅的倾谈之后，是反刍般的自语——耳际一派轰响，直炸到神经失去了控制。”（《夜话（之一）》）也许，“对话”中的言说和倾诉是一种无可避免的需要。可以看到，无论研究抑或随笔，赵园所进行的就是这样一种溶入了个人吁求和内心体验的写作。她曾说，“学术有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正是这一信念支持了她在研究和写作中个人“心力”的倾注，进而通过“心力”的“体验”促动“直觉”，将她与研究对象的联系“个人化且内在化了”。
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化”联系，在《易堂寻踪》里表现得格外明显。《易堂寻踪》的宗旨仍在于“读人”，它围绕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的“情性”和他们的错综关系，对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境况和历史风云，展开了扇形的“叙述”。由于体验的介入，作者对他们的谈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显示出复杂的意绪。尽管赵园深知，“文人（以及准文人）的惑于‘表达’，迷恋文字或言谈，不只使自己的生命偏枯，而且损害了他们对于人的适应能力”（《夜话（之一）》），但正如易堂人士择取“翠微峰”作为其栖歇之地，“很可能也为了寻求象喻，关于自己的人格、襟抱的象喻，为此不惜忍受诸种不便，支付本可不必付出的代价”，赵园同样无法抑制对一种象喻式言说或“叙述”的渴望。为此，她甚至不惜耗费浓墨渲染易堂人士的个人魅力、交游过程等等。闪现于《易堂寻踪》的，更多是对于人物命运的深重感喟：“在这小城中，甚至当年的废墟也片瓦无存，令你无从凭吊。血污，创伤，疤痕，丑陋、伤心惨目的一切，曾经刻画在砖石瓦砾上的，早已被岁月的潮水洗刷净尽。但赣州并不曾真的遗忘，它不过将‘既往’包藏在了‘当今’之中”。特别精彩的是关于死亡的沉思：“易堂故事到了伯子之死，就有了一点柱促弦急，动力像是消耗殆尽，这期间即使另有波澜，也不免平缓，……在我读来，愈趋平缓中，却渐渐有了悲凉意味，若有寒雾于水面上悄然升起。那是一种温柔而感伤的悲凉”；“很少有人能像遗民那样，保持着对于岁月流逝的极度敏感，如此持久而紧张地体验着‘时间’的。瓦解遗民群体，使这一族类最终消失的，确也是时间，是时间中无可避免的死亡。这是发生于天地间的大聚散。不止一‘族类’，一种人文风貌、文化意境，不也系于一代人、几代人的存殁？”这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感喟，使得这部随笔集通篇笼罩在涩重的浓雾之中。
四
在阅读赵园絮语的过程中，我的头脑里总是萦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涩重而不是轻盈？我想这恐怕与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是分不开的。涩重已无可改变，你如何希图一个精神涩重的人轻盈得飞翔起来呢？赵园自己就说，“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永远地丧失了游戏态度，永远地丧失了悠然、怡然”（《代价》）。悠然、雍容的写作姿态或许是令人羡慕的，但我感到，正是在涩重的意义上，赵园属于那种把研究与写作同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结合得很紧的人。
在根本上，这个时代的学者是无法摆脱寂寞的，只不过有些人用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喧哗掩饰了这种寂寞。生活对于每个人而言并非总是阳光明媚，他应该允许自己内心保留一些东西：对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的迟疑、恐慌乃至迷惘。这令我想起一位学者谈论的一个问题，即“在知识和价值、观念上，中国知识分子倡导和认肯了不少，但行动上把这些知识和观念、价值落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却太少，这必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正面精神和人格史上缺席”[3]。
的确，不必讳言，学术研究与自身精神、人格建树的分离是当代学者的一个普遍问题，只有少数学者能够做到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作为其“躬身自问”的方式。在我看来，赵园无疑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她的絮语会给人带来多重启示。
收稿日期：2008-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