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直选如何提升员工工会承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论文,员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推进和劳动关系市场化程度加深，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工会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性，并将基层工会组织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作为新形势下工会建设的重要目标，由此带出工会承诺的问题，即员工对工会的信赖和认可程度(Chan & Snape，2013)。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基层工会主席由企业指定或上级工会“委派”的现象，基层工会独立性弱、职工基础弱，无法有效团结工人，很难和企业抗衡。遇到问题的情况下，员工只能自己代表自己，他们并不相信基层工会可以帮助其解决劳动关系诉求(Kochan et al.，2008)。 针对上述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和地方工会做了许多探索。其中基层工会直选，通过员工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被认为是中国工会改革的亮点。然而，民主集中制背景下的基层工会直选能否提升基层工会代表性和增强工会凝聚力，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例如，尽管陈剩勇等(2004)和闻效仪(2014)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工会直选赢得员工信任和认可的可能性，但是Hui等(2015)仍然担忧工会直选的民主集中本质将限制基层工会的代表性、Chan(2009)直接预言工会直选“充满活力而又矛盾”的发展前景。尽管冯同庆(2009)和乐君杰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分别发现了工会直选有利于增强员工公民权利意识和维护员工权益，但是这些研究并未系统阐述基层工会直选如何提升工会凝聚力的作用机理。尽管李敏等(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工会直选对于员工心理契约破裂感知和工会承诺关系的显著影响，但并未对民主集中制背景下的基层工会直选如何体现程序民主，进而影响员工工会承诺提供嵌入情境的细节描述。 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工会直选如何体现程序民主进而提升员工工会承诺?本研究通过对比研究五家案例，探讨了基于程序民主理论的工会直选提升员工工会承诺的过程机制。本研究不仅能深入理解民主集中制背景下的工会直选促进工会承诺的机理，更有助于为提升工会凝聚力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从根基上奠定工会工作基础，提高工会工作效率。 二、概念界定和文献回顾 (一)工会直选的概念界定 何谓工会直选，理论界和实践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工会委员候选人如何产生以及工会主席如何产生(吴亚平，2008)。 第一，工会委员候选人如何产生。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基层工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由工会选举筹备委员会在征求工会会员民意的基础上集中提出。然而，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意在结合民主集中优势的候选人产生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问题(翟玉娟，2013)；部分学者却认为，由于工会会员的民主意识不够高，因此遵循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工会选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陈伟光，2012；闻效仪，2014)。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工会选举的操作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候选人民主产生方式，然而其推广性存在争议(翟玉娟，2013)。 第二，工会主席如何产生。部分学者认为工会直选主要是相对间接选举而言，直接选举强调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工会主席，间接选举是指由工会会员代表(或者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其中工会会员代表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由工会会员代表选举产生(Hui & Chan，2015)。部分学者则认为工会直选主要是相对工会主席委派制或任命制而言，只要会员代表和工会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无论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工会主席、会员代表选举产生工会主席或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工会主席等方式都对工会选举的程序民主有积极作用(吴亚平，2008)。 尽管工会直选的界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Friedman等(2015)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劳动关系改革延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试验性和地方分割性的特点，因此工会直选程序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企业允许保留一定的弹性(吴亚平，2008；闻效仪，2014)。 本研究从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区分工会直选的定义：狭义的工会直选是指工会主席(以及工会委员)由工会会员直接选举产生(Hui & Chan，2015)；广义的工会直选主要是相对于任命制或委派制的工会主席产生方式而言，重视会员代表民主产生、候选人民主产生和工会主席民主产生(闻效仪，2014；吴亚平，2008)。其一，会员代表民主产生。按照一定比例，以部门或车间为单位选举产生工会会员代表。其二，候选人民主产生。候选人可以由工会会员(或者会员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选举筹备委员会在工会会员推荐的基础上集中提出(一定要有民主推荐候选人的程序)。其三，工会主席民主产生。工会主席可以由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产生)选举产生。本研究将基于广义的工会直选定义开展研究(下同)。 (二)程序民主理论 “民主”源于古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意指“人民主权”，即由全体人民平等地参与国家政策制定、进行国家管理，重视大众权力和人民积极参与决策(Dahl，2012)。大多数学者认为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是民主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Levi et al.，2009)。程序民主体现了领导产生过程的民主程度，包括自治(enfranchisement)、一人一票和竞选领导三个方面的要素。正如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是对民主最狭义的理解，虽然民主有多种含义，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至少是最低要求。尽管选举不制定政策(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不解决争端(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然而选举能够使大众支持得到其同意的统治，这种统治反过来对大众(民意)负责(Sartori，2008)。 (三)基层工会直选与工会程序民主关系的相关研究 对于基层工会直选能否体现工会程序民主，进而提高基层工会代表性和凝聚力，已有研究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下的基层工会直选受到工会以外的上级工会、同级党委甚至管理层等诸多力量影响，程序民主程度有限，基层工会代表性有限。例如，浙江部分企业的工会直选受到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动，导致工会工作受制于企业管理层，难以持续发挥维护员工权益的作用。Hui等(2015)基于广东省两个案例企业的工会直选过程研究，认为由工会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企业工会主席的方式受到上级工会和管理层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和操控，这使得工会直选呈现间接性和类似民主的特征，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翟玉娟(2013)认为工会组织的性质和功能与国家机构不同，因此民主集中制能否成为基层工会的组织原则有待探讨。 第二，基层工会直选沿袭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符合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对于提升工会程序民主具有积极作用。吴亚平等学者认为，工会会员的民主意识不够高，工会选举过程明显受到会员宗族化和地域化意识的干扰，而上级工会对于工会直选的领导强化了基层工会的维权能力，因此部分企业的工会直选采取由工会选举筹备委员会集中提名候选人、并接受上级工会指导和工会会员监督的方式，使得工会直选的性质得到保障、民主得到贯穿(陈伟光，2012；冯同庆，2009)。总之，不管何种形式的工会直选程序，只要候选人是由工会会员或者会员代表民主选举，而不是上级工会或企业管理层直接指定，都符合工会民主选举的范畴(周驷耕，2013)。冯同庆(2009)、闻效仪(2014)和乐君杰等(2014)的实证研究的结论印证了上述观点。 (四)工会直选、程序民主和工会承诺之间关系的理论预设 程序民主理论提示我们，基层工会的代表性是与其产生过程的民主程度(程序民主)紧密一致的。工人通过工会领导产生过程的民主程度，确保工会的集体决策为他们负责；反过来，工人也会支持他们选举产生的工会，增强工会的集体决策能力，确保工会更好地为他们负责(Hyman，2008，Sartori，2008)。因此，本研究将基层工会直选所体现的程序民主分为会员控制和集体决策两个方面，会员控制强调工会领导产生过程的民意表达程度，集体决策体现了直选工会“集体代言人”的角色和能力。Howell(2008)研究指出基层工会直选有利于工会会员增强对基层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的控制程度，乐君杰等(2014)研究发现工会直选增强了基层工会的“代言-应答”功能。综上，本研究认为工会直选能够体现程序民主，进而提升员工工会承诺程度。指引案例分析的预设理论框架见图1。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我们选择了多案例研究方法。理由如下：第一，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刻画动态历程和情境脉络，对研究问题进行情境嵌入下的细节描述，本研究探索民主集中制背景下的工会直选如何体现程序民主以提升员工工会承诺，属于回答特定情境下“how”的问题，非常适合选择案例研究方法。第二，案例研究有助于了解参与者的看法，有助于回答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员工工会承诺问题。第三，多案例研究有效地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从而使得结论的通则性更强(Yin，2014)。
图1 工会直选、程序民主与工会承诺之间的关系 (一)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具体考虑了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遵循多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和复制逻辑原则。本研究根据是否实现工会直选来选取研究案例，以满足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要求。第二，确保案例企业的代表性。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企业涉及食品行业和印刷行业等多个行业，包括港资、民营和日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第三，确保案例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团队在珠三角地区有着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最后，本研究选择了珠三角地区的5家案例企业作为多案例研究对象。案例企业的基本信息汇总以及访谈对象见表1。
图2 OM汽配企业工会选举流程
(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我们分别针对案例企业的工会主席(或者工会委员)、工会会员代表和管理层进行访谈，访谈时间为20-90分钟不等，方便进行数据三角验证。比如，我们问工会主席(或工会委员)：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的产生方式?工会选举方式是否影响工会代表和维护员工权益?事后管理层和员工如何看待工会?问工会会员代表：员工遇到问题是否找工会?为什么找工会?问管理层：管理层对工会的看法?在访谈中，我们请受访者尽量实事求是地阐述相关事件。我们在访谈结束后立即完成访谈记录的誊抄工作，共计10余万字。除了多角度的访谈之外，我们还通过实地观摩案例企业的工会直选、对上级工会和工会研究专家进行访谈以及参加劳动关系研讨微信群等方式对访谈数据进行补充。 本研究的案例数据分析包括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分析两大部分。案例内分析包括对每个案例企业进行详细描述以及通过归纳式的典型内容分析方法编码得出构念，并对构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用Chan等(2013)提到的工会承诺衡量方式，区分出员工工会承诺程度高和低的企业(见表1)；根据广义的工会直选定义，区分了案例企业工会主席是否由直选产生。跨案例分析侧重于根据案例类别进行跨案例比较，对比类别内的案例(实现工会直选)和类别间(实现/未实现工会直选)的案例，以识别它们的异同。同时，我们通过复制逻辑精炼工会直选体现的程序民主与员工工会承诺之间的关系。
图3 JS啤酒企业工会选举流程
图4 ZB化学企业工会选举流程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以程序民主理论为基础，来解释民主集中制背景下的工会直选所体现的程序民主(会员控制和集体决策)及其对应的工会承诺程度。下文将详细介绍案例数据出现的几种过程机制以及它们与员工工会承诺之间关系的事实依据。 (一)直选过程加深了员工对工会的积极认知 案例的对比数据显示，在工会直选的过程中，选举筹备委员会需要采用各种方式(例如，问卷调查等)征求会员意见，这有助于加深他们对工会以及会员权利义务的积极认知(特别是关于工会如何服务员工以及员工如何选举产生工会领导)，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工会选举的意愿，进而增强员工的工会承诺程度。一方面，工会会员的信息基础和参与意愿是程序民主的重要基础，有利于落实程序民主和充分发挥程序民主的作用(包括增强员工工会承诺程度)。另一方面，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人们倾向于保持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协调一致，因此会员对工会选举的积极认知和参与将促使其提升工会承诺，否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表2总结了各个案例企业员工对工会的认知情况。 案例数据显示，在实现工会直选的企业，员工对工会的认知较为积极。OM汽配企业(2011年以后)就是典型例子(具体流程见图2)。首先，换届选举筹备组的提前宣传引起了员工对工会的关注。换届选举筹备组提前半个月会在公司显眼的位置(例如，员工食堂)张贴横幅和布告栏，宣传工会换届选举事宜。这种大范围的宣传意在加强员工对OM汽配企业工会工作的认识，动员会员积极参与到会员代表和工会委员的选举工作中。其次，会员代表必须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涉及面广，确保所有一线会员认识和参与工会工作。在后续的选举程序中，会员代表及时与所在车间的工会会员沟通，保证其决定代表大多数工会会员的意见。因此，在OM汽配企业，员工对工会是做什么的非常了解，当员工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会第一时间想到找工会。最后，员工对工会选举参与热情很高。选举当天，笔者在员工食堂随机问了几位一线员工(他们是工会会员，但并没有作为工会会员代表参加最终的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选举)对工会换届选举的看法，他们都知道今天选举产生工会领导，关心谁当选了工会主席。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YH精密企业。工会是为了应付当地政府和上级工会考核而设置的“形象机构”。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由总经理指定，大多由经理级别的管理层担任，没有任何员工参与或与员工沟通的过程。员工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工会会员，更不要谈了解和承诺于工会。综上，我们提出： 命题1：和未实现工会直选的企业相比，实现工会直选企业的员工对工会的认知更为积极，工会承诺程度更高。 (二)工会直选有利于员工选举熟悉和信任的工会领导 本研究通过对比案例发现，工会直选有利于员工选举自己熟悉和信任的工会领导，进而增强员工工会承诺，表现在工会主席(委员)候选人和工会主席(委员)产生两方面。表3总结了对各案例企业的证据和评价。 首先，工会主席(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涌现了有工会工作意愿、工作能力和受员工欢迎的候选人。尤为重要的是，由员工推选产生的工会领导具有独特的领导魅力，能够成为联系会员群体的精神纽带，这种联系更多的体现为对群体和社会公正的信仰，有助于员工对工会组织产生自豪感和认同感。如图4所示，ZB化学企业的工会委员候选人强调自荐和部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每个部门都会产生候选人，最终选举产生的工会委员大多来自一线生产部门；工会工作与员工实质性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员工觉得工会是替他们说话的，归属感很强，正如被访谈的工会委员所说：“现任的工会主席很有人格魅力，已经连任三届了。”如图2所示，在OM汽配企业(2011年以后)的工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完全放开，采取自荐、工会小组推荐和部门主管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在第三届工会换届选举的竞选演讲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工会委员候选人致力于工会工作的决心，也感受到了直选产生的工会领导对工会会员价值观的影响：“在我眼中，工会是全心全意为员工服务的组织。以前我对工会没有这种认识的，我觉得干工会就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在第二届工会主席的影响下，我对工会才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工会直选强调工会主席(委员)民主产生，使得工会主席(委员)有更强的压力和动力维护员工权益。例如，OM汽配企业工会主席在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他从当选工会主席的第一天开始就给自己树立为员工维护权益和对得起工会的目标，因此任期内他一直坚守着服务员工的初衷。投票选举工会主席(委员)的工会会员代表们也是全心全力反映工会会员的意见。正如OM汽配企业的某工会代表所说“之所以能够受到部门员工的推选，是由于员工非常认可我，因此工会会员代表承担了巨大压力，不能很好地反映员工诉求的话，员工会直接怪罪于他们和工会。”而在未实现工会直选的企业，工会主席(委员)以及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缺乏民意基础。在ZH印刷企业(如表1所示)，尽管工会干事是由员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但是工会主席是公司从工会干事中指定产生的，由行政经理担任。因此，员工觉得工会选举就是走形式，工会没什么作用，有问题一般不会找工会。 值得注意的是，案例数据还显示，民主集中制背景下的工会直选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集中，但是这并不影响员工感知到的工会选举民意表达程度。其一，实现工会直选的案例企业选举程序存在差异，但是这种程序差异是和工会工作基础相互匹配的。在OM汽配企业(如图2所示)，第二届和第三届工会换届选举程序差异的原因在于工会已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会员和会员代表对工会选举已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了解手中选票的价值。其二，工会直选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上级工会或同级党委审查选举程序和候选人名单、管理层关注候选人名单和候选人名单中一线员工占少数等现象，但是这些“干预”对工会选举的影响程度有限，选举还是以会员的自由投票为基础。在JS啤酒企业，尽管直选产生的工会委员一线员工较少，但是工会选举过程仍然是非常民主的。正如工会主席所说“从不操控选举过程，员工想选谁就选谁……试过增加几名一线员工作为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候选人，但选举还是一样，仍然是中基层管理者为主，这说明他们有员工信任基础!”OM汽配企业的工会主席认为“上级工会的审查主要是走流程，更多的是协助和指导，而非介入……员工对工会委员候选人没有统一意见，有利于企业和工会双方开展工作的选举方案也是员工希望的。” 考虑到上述三方面的论述，我们提出： 命题2：和未实现工会直选的企业相比，实现工会直选企业的员工更有可能选举自己熟悉和信任的领导，工会承诺程度更高。 (三)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和管理层平等协商 本研究通过对比案例发现，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能够促进管理层对员工意见给予积极主动地回应，因此工会能够更有效地代表和维护员工权益，进而提升员工的工会承诺程度。表4总结了对各案例企业的证据和评价。
OM汽配企业的高温津贴事件即是典型例证。2012年，公司经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即不给员工发放高温津贴，理由是公司安装了空调、工作环境明亮舒适。在收到公司经营委员会的决定之后，工会马上认识到“这是关乎员工利益的事情，需要争取员工的意见”。于是，工会组织一次全体员工的意见调查，结果大部分员工反对这个决定，其一是因为公司往年都会发放高温补贴，其二是周边同类企业都会发放高温补贴。工会将员工不同意的调查结果反馈给公司经营委员会，但企业仍然不肯让步。工会及时向全体员工发布工会和企业的沟通结果，取得了全体员工对工会维权的大力支持，并告知企业经营委员会“如果企业强烈取消高温津贴，那么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企业承担。”通过工会的努力，企业管理层了解了员工对高温津贴变化的不满，他们也担心员工不满所引发的怠工或者停工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产品质量和企业长远发展。权衡利弊之后，企业经营委员会决定继续给员工发放高温补贴。这次事情中，员工的高度参与和支持成为工会谈判力量的基础，集体协商的成效增强了员工对工会维权的积极认知和感受，进而增强了其工会承诺程度。闻效仪(2014)也发现工会直选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更有成效，员工对工会的认知和感受大幅提升。 与此相反，2011年以前的OM汽配企业工会没有能力代表员工和资方进行平等谈判。2010年7月，OM汽配企业一线员工提出的“涨薪要求”被管理层多次忽略后，员工忍无可忍，只能以集体“游园厂区”的方式表达不满。当时的一名工会委员回忆道：“我们工会很无奈，员工不信任我们，资方不重视我们。我们希望通过员工的自发集体停工行动，争取管理层对工会的重视。”因此，我们提出： 命题3：和未实现直选的工会相比，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更强的民意基础和管理层平等协商，员工的工会承诺程度更高。 (四)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和管理层有序协商 本研究通过对比案例发现，直选产生的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在员工心目中拥有比较高的威信，能够有效地整合员工诉求、引导员工全面地看待劳资集体协商；因此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能够与管理层进行有序协商，进而提高管理效率，这有助于改变管理层对工会的认知，促进工会更有效地代表和维护员工的权益，进而提升员工的工会承诺程度。表5总结了对各案例企业的证据和评价。 案例数据显示，直选产生的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在员工心目中拥有比较高的威信，能够组织员工有序地与管理层进行协商。例如，JS啤酒企业工会就曾以临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引导员工避免罢工，来解决劳资纠纷。正如该公司工会主席所描述的：“通过职代会的决议，工会委员与管理层进行协商而非罢工的形式落实了员工诉求。这件事情进一步改善了工会和管理层的关系，管理层比较尊重工会的地位。”OM汽配企业的工会主席也非常注重引导员工有序地与企业协商，保证劳资双方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该公司工会主席介绍说：“每年的工资集体谈判，总有员工的诉求没被采纳而导致员工不满甚至动摇对工会的信任。我会主动做员工工作，引导他们要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幸好我和工会的威信在员工心目中还比较高……企业管理层不敢轻视工会的建议，他们知道工会的影响力。” 在没有实现工会直选的企业，我们发现工会很难代表员工的意见，劳资冲突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无序的状态。例如，在2010年OM汽配企业停工事件以及2009年ZH印刷企业停工事件中，员工都是因为没有规范化的集体发言渠道而被迫采取停工这种劳资俱损的方式争取权益。综上，我们提出： 命题4：和未实现直选的工会相比，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更强的组织化程度和管理层平等协商，员工的工会承诺程度更高。
五、讨论 本研究借鉴了程序民主理论，从民主集中制背景下广义的工会直选概念界定出发，探索工会直选如何体现程序民主，进而提升员工工会承诺。具体来说，基层工会直选可以从员工积极控制和工会集体决策两方面体现程序民主，从而提升员工工会承诺。员工积极控制体现在直选过程有利于员工对工会的积极认知，同时有利于员工选举自己熟悉和信任的工会领导。工会集体决策体现在：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与管理层平等协商，同时具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与管理层有序协商(见图5)。 (一)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广义的工会直选定义出发研究中国工会直选的程序民主程度。在梳理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应该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工会直选定义，并认为广义的工会直选界定更符合中国国情，案例研究结论也支持上述观点。例如，本研究发现工会直选程序差异体现了工会工作基础(特别是会员对于工会选举认知)成熟度的差异，印证了冯同庆(2009)关于工会直选增强了员工公民权利意识的研究结论；又如，一定程度的集中并没有影响员工感知到的工会领导选举过程民意表达程度，因为多方酝酿协商也有利于工会开展工作，并且员工更关注工会工作结果而非过程，这也印证了吴亚平(2008)和闻效仪(2014)关于工人权利意识和本身成熟度的担忧，说明Friedman等(2015)关于中国劳动关系改革延续了中国改革开放渐进性的观点以及吴亚平(2008)关于中国工会选举应该循序渐进推进的观点非常合理，而Hui等(2015)基于狭义的工会直选定义探讨基层工会直选的民主程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从员工工会承诺的视角出发检验基层工会直选的影响效应。回顾工会直选影响效应的已有研究，只有少数实证研究从员工权利意识、工会维权职能履行等方面检验了直选工会的积极效应。本研究从员工工会承诺的视角出发检验基层工会直选能否提高基层工会的代表性，响应了Gall等(2012)的号召，即从微观层面的员工工会承诺出发探讨工会改革措施的有效性。结合基层工会改革措施和员工工会承诺的研究思路也为转型背景下中国工会改革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提供了启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随着党和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以及工会工作创新改革的启动，员工对待工会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我们应该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员工的工会承诺程度(Chan & Snape，2013)。 第三，从程序民主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工会直选对工会承诺的影响机制。纵观我国工会直选的已有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机制摸索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基于程序民主理论，本研究统合了陈胜勇(2004)和冯同庆(2009)等学者关于工会直选积极效应的理论阐述，并将工会直选所体现的程序民主细化为员工积极控制和工会集体决策等四种作用机制。同时，我们也对以往研究结论进行了深化。例如，本研究发现直选产生的工会领导对会员的态度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这是以往工会直选实证研究所忽略的作用机制，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关注直选工会主席的领导力来源、表现及其影响效应。又如，本研究发现工会直选有利于提高工会集体决策的能力，即直选产生的工会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与管理层平等协商、同时具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与管理层有序协商，揭示了直选工会能够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过程机制(乐君杰等，2014)。
图5 基于程序民主理论视角的工会直选提升员工工会承诺的理论模型
(二)实践启示 推进基层工会主席民主产生机制对于提高基层工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的双重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劳动关系改革的渐进式特征以及员工民主意识的不成熟等制度文化背景，因此基层工会直选的推进应该遵循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保证工会会员代表和工会委员候选人民主产生的前提下，工会主席选举程序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确保选举产生的工会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其次，参与民主是更深层次的程序民主(Levi et al.，2009)，因此工会工作更要重视选举之后的会员参与程度。 (三)本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的案例来源于珠三角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劳动关系冲突较为激烈，工会改革的动力更强，因此本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讨论。第二，基于考虑情境性和过程性的多案例研究方法，本研究总结了基于程序民主理论的工会直选提升员工工会承诺的过程机制，但是这些机制能否发生作用可能受到其他情境因素的影响。例如，尽管本研究认为程序民主有助于触发员工工会承诺的形成机制，但是员工工会承诺的形成过程是复杂和动态的，即使有程序民主，也未必立即有工会承诺，从程序民主到工会承诺形成之间可能还存在包含时间性等问题在内的微观机制，而这正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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