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独特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独特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3)02-0035-05
是是非非说王朔，欲说还休，欲休还说，在阅读了王朔的一些作品及说王朔的许多文 字后，在此，想对王朔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贡献作一系统全面的肯定，但愿本文似拾人 牙慧而非拾人牙慧。
贡献之一：开创卖文之先河，率先与影视联姻，彻底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角色功 能和文化人格。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多作家、文艺家都饱受着来自物质、金钱方面的商品经济大潮 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在市场经济对文学生存发展的裹挟下，放弃 文学理想和操守的人属于少数，更多的作家、文艺家则在探索着、思考着，并积极寻找 文学得以变革发展的新坐标。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重新确立自身符合历史要求的角 色定位，在文学的审美视界、价值取向和写作方式方面进行了颇为悲壮的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历程。面对无可否认的文学脱离政治中心话语的事实，困惑和彷徨的心境 油然而生，甚至连自己今天在哪里、将走向何方也变得极不确定。于是，失落的强烈感 受与理想的朦胧常常泛上心头，他们急切地寻找着一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参照 物，此时此刻，王朔出现并崛起了。
王朔是首批出现的“文化个体户”之一，成了中国作家协会5000余名会员之中，继巴 金以后靠自己稿酬生存的惟一的一位文化个体户，他是当代作家中商品意识的第一个觉 醒者。[1]他毅然辞去公职，放弃“大锅饭”，坚定地走向以卖文为生的道路。他带头 组建文学商业团体“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公然宣称谁要戏就给谁写。他率先给自己的 作品开价，要求分享作品给电视台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他毫不留情地改变了作家传统 的生存方式、角色功能和文化人格。
王朔的出现，昭示了作家他可以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人格多伟大，道 德多完善，行为多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没必要有那么高的境界。 他把“文字”的价格炒了上去。“买”“卖”双方商讨稿价。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的稿 酬标准，从“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作家们由 此开始了神态自若的谈钱开价，鱼和熊掌兼得的局面不再是不可能的了。
再者，文学创作一路创作、一路辉煌、一路轰动的局面到1985年后已不再存在。1985 年以前，群众想说又不敢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在文学作品中均可说，作家便成了灵 魂工程师，大众的代言人。1985年以后，经济中心取代了政治中心，已没有什么说话禁 区了，于是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可轰动了，文坛上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各顶头上一方 天”，文学好像一条疯狗追得作家四处狂奔，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20年间要把西方20 0多年的历史演绎完毕，还得不断地借鉴西方正在发生的流派。小说读者已经很少，除 了为数很少的爱好者外，恐怕就是文学专业的学生以及研究、教学人员和从业人员了； 诗歌更是乏人问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对社会生活的 影响大大减弱，从文学萌发启蒙或思想解放运动的情形已是历史，人们阅读小说诗歌的 目的，有的是为工作，更多的是为娱乐，已很少有人为思考生活追求真理而阅读了。在 展望文学创作的前景时，如何更好地处理个人写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依然是创作的一 大问题。在展示个人的独特感受和思考的同时，如何获得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社会 效果，这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又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此外，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与新 的文学表现手段的关系也是不容忽略的。文学的传达方式从主要以书面文字为主开始转 向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和网络化，在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要求文学仅仅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存在，是不现实的，它必然要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 在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面对文学市场的这一新局面，王朔又率先启用了一个重要运作手段，就是使自己的小 说与影视联姻，利用电子传媒获取受众，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1989年以前，王朔已因 其系列作品在文坛上名声鹊起，拥有相当数量、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但影响面难以进一 步拓宽，因为王朔作品的审美趣味是属于市民阶层的，在这个阶层里则没有多少人愿意 花时间去读他的小说。而当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电视已成为一种主要的休息和消遣方 式，影视动态成为关注对象。作为作家的王朔，敏锐地发现了市场和科技正在影响着当 代艺术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影视作为扩大自己作品影响的突破口， 利用影视这一传播媒介使自己的作品渗透到每个家庭。例如，根据王朔的作品改编或他 直接参与编剧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部电视连续剧的播出，还有《阳光灿烂 的日子》等影片的上映，使王朔在影视界大获丰收，以至于1989年被誉为“王朔电影年 ”。[2]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王朔的现身说法，使许多作家们也开始乐于上电视做 专题，为自己的作品讲包装讲营销，甚至许多小说在写作时就已瞄准了影视市场，就是 为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而写的。
总之，与其说王朔是通过他的作品在文坛上走红，不如说他是通过对文学商品化的积 极努力这一经济性行为，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文坛上造成轰动效 应的。尽管，文学是特殊的商品，不可用金钱来定位，可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呢?
贡献之二：通过塑造一系列“痞子”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使文学大踏 步地走向感性化、世俗化。
中国的文学批评历来崇尚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家是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理论早 已耳熟能详，作家们实际上也确认了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政 治自觉均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更承认自己的任务、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 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境界也时有不高，那至少得在运 笔的瞬间“升华”到高境界来。于是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 被提高的过程。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读者真、善、美。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 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能照亮人间，那是作者的深思与 人格力量，也是时代的“制高点”所发射出来的光辉。
可惜，现实是残酷的，作家也得躲避崇高，[3]事实上，要让作家们的“铁肩”来担“ 道义”也真有些勉为其难，正好，此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王朔，他为作者和读者打开了一 扇窥视现实的新窗户，那就是塑造了一系列被批评界称之为“痞子”的形象。他们以玩 世不恭、纵情声色的生活行为，喧嚣躁动的生存心态一反传统市民循规蹈矩和谐安定的 生存方式，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市民中最底层人物，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有种种作案前科。他们百无聊赖，蔑视工作、学习、婚 姻、家庭、道德等一切规范和秩序，整天出入客厅、餐厅和舞厅、情场和赌场，怎么玩 得心跳就怎么玩，“一点儿正经也没有”。[4]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玩”字 来概括，就是“玩人生”，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
环顾生活四周，不难发现，王朔描写的这一市民阶层经过十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依托 文化市场，已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阶层。与之相适应的，他们也必然要求在文学 文化上表达自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要求在其起初，总是以对既有文学 文化的破坏消解为先导。王朔作品的出现，从80年代的反响中一直到90年代的风靡一时 ，正反映了在时代变动条件下这一市民阶层迅速崛起的客观事实。
从理论上说，只有取得了文学价值的时代性，才有可能具有长久的历史性。文学价值 的创造是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特定时代的社会，不能脱离特定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的。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需要作家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回答时代公众关注的问题。在文 学价值的时间结构中永恒性、长久性只是一个因素，而时效性、时代性却是另一个更为 有力的因素。在永恒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中，时代性是基础性，文学价值如若没有时代性 ，便会为时代所抛弃和淘汰，这样的文学也不会作为时代的珍品通过人类历史时间的链 条留传给后人，它将会没有机会获得永久性。王朔是深谙此道的，他对文学的性质和功 能作了世俗化的定位。他关注世俗人生，从不营造美好幻影，而是以平民叙事策略描摹 普通市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中所处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命运，以市民的价值观 来描绘世俗人生，营造一种真实自然的符合自身利益的空间。一个趋向物质化的时代所 衍化出的种种真实与平庸、丑恶与变异都尽在他的笔下。
在这个充满了欲望的噪动、堕落和虚无的世界里，王朔描绘出了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 市民——痞子的生存状态。他选取痞子这个常遭人鄙弃的人物形象作为作品的主人公， 借用痞子们无所顾忌的生存行为反叛传统的社会规范，昭示出一种商业化的行为准则，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惊世骇俗的。在传统社会下，痞子是个卑微的存在，王朔却以其代言 人自居，描绘他们的生存状态，并认同其生存方式和行为准则，让其笔下这些痞子形象 既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又指出了现实问题让人们思考，使文学大踏步地走向感 性化、世俗化，小说第一次在王朔笔下变得不那么沉重辛苦使命种种，不那么被耳提面 命地为万众所欣然接受。这便是王朔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这一独特贡献也 是评论界一致认可的。
贡献之三：以其随笔文章和批评文字转变了文学批评的某些范式，使文学批评更切近 批评的本义。
说实在的，现如今的文坛，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所谓的文学批评也是广告式的，充 斥着个人炒作互相吹捧的廉价颂词，以及赤裸裸的展销，远离文学实际而自欺欺人，简 直是大批的文化垃圾。[5]
但是，有人敢说真话，那就是王朔。就拿《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来说吧，从金庸到 鲁迅，从余秋雨到余杰，从陈凯歌到张艺谋，无论是江湖大腕，还是文坛小将，他一个 也不放过，四面出击，大作针砭。聪明的王朔在书中玩了个分身术——设计出一个名为 老侠的谈话对象，[6]于是有守有攻，忽软忽硬，指东打西，好不快意，好比周伯的双 手互搏，功击力猛增一倍。又如《我看鲁迅》，[7]文章采用了一些游戏笔墨，但不是 游戏之作，他是经过冥思苦想，精心构思的。文章包括了他阅读鲁迅作品的一些感悟、 一些内心体验，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怎样看待祥林嫂和阿Q这两类文学典型， 鲁迅后期杂文中的批评是不是文学，鲁迅的优点、缺点和历史局限性等等。或许你不赞 成他的恣肆和偏激，却也不能不欣赏他“寸铁杀人”的勇敢和抗命。也不得不承认：王 朔说出了很多真相，至少，他对鲁迅的看法很独到，摆脱、冲破了许多长期以来文人政 客们罩在鲁迅身上的已经生锈的光环对大众的思想所形成的定势和羁绊。他出语的巧劲 与狠劲，颇能激发我们探索真相的趣味。
王朔的文学批评除实话实说外，或许，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有一个显著的特 点，那就是立足于自己的创作进行文学批评，边反思自己的创作边切近批评的本义。
王朔的小说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其文学观念是各不相同的。[8]刚 开始写作时，他走的还是一条传统的路子，他说：“我开始写作时深受一种狭隘的文学 观影响，认为文学是一种辞典意义上的美，使用优美纯正的汉语书面语；要积极、向上 。”这种文学观念在其早期作品《等待》《海鸥的故事》《空中小姐》中得到了具体的 表现。此类作品通过虚构，想象，传达出优美伤感的情调。第二个阶段，他不再虚构， 而是转向写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的所做、所见、所闻，追求一种自由的表达，《浮出 水面》是以王朔个人的恋爱故事为素材写作而成的，《顽主》《橡皮人》等则以他所熟 悉的人物事件为表现对象，写来轻松自如，如鱼得水。第三个阶段，他的观念又发生了 转变，他要用小说来表现一种理念，表现他对于正统的蔑视和颠覆，《千万别把我当人 》《我是你爸爸》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从整体上来看，在第二种文学观念指导下写出的 第二阶段的作品最好，真正代表了王朔的风格，产生的影响也最大。
王朔边创作边更新定位自己的创作理念，最终推出一个较为成熟又让世人能接受的概 念：读者至上。90年代初，展望社会思潮，当他发现老百姓不满于当下人情关系冷漠而 又不爱看视死如归“玩深沉”的作品，便参与编写了反映伦理题材的通俗电视连续剧《 渴望》《爱你没商量》；不久，细察文化市场，当他同时发现众多劳心者正不堪承受特 定时空下特有的心灵重压，怨气、晦气重重，无处倾泄，于是便与冯小刚合写了喜剧样 式的肥皂剧《编辑部的故事》。煽情的《渴望》和调侃的《编辑部的故事》，一情致深 深，一妙语边珠，令京城老妪能解，令积怨者释怀，真正取悦了大众，迎合了大众的情 感需求，轰动了全国大城小镇。王朔自白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 留下了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9]他的这种意 识，愈到后来愈明确。他写什么、怎样写，一切是为了契合读者的口味和市场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趣味。也就是说，他寻求的是为了读者和市场而 写作，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趣味而写作；他要求的是自我适应读者和市场，而不是 读者和市场适应自我。他在《无知者无畏》一书中说：“大众文化中众是至高无上的， 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惟一尺度，你不能说我在这部作品中有种种观念上 的突破，手法上的创新而最终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那还叫失败。”“这就是大众文化的 游戏规则和职业道德!一旦决定了参加进来，你就要放弃自己的个性，艺术理想，甚至 创作风格。大众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作者自己的个性，除非这种个性恰巧正为大众所需 要。”[10]
纵观中国文坛，还真没有像王朔那样的作家，能一路创作又一路批评地连连得手又大 行其道。事实上，文学走向市场，必须接受读者的选择，只要读者不喜欢，作品就被拒 绝买和阅读，这对作家是严峻的挑战。在市场的环境里，读者大众对待文学作品就像对 待其他物质消费一样，更多地注重其娱乐性、消遣性。读者的这些消费口味，对作家的 生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作家起初无所适从，经过一段时间的茫然和困惑之后，作 家们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瞄准市场，开始从事小品文、大特写、通俗小说、影视剧等 “亚文学”的写作，甚至把经典性的文学名著改写、缩写为可以“速食”的文化快餐， 消解了其深厚的意蕴和艺术韵味，争取更多的读者，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读者需要什 么，我就生产什么，成了作家的创作时尚。“观众是上帝”，这些口号也许许多人嗤之 以鼻，认为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但许多平民百姓在这些口号中感受到了主体的众价 值，唤醒了主体意识。其间，王朔的独特贡献就是让自己和市场需要形成双向选择，并 且不断调整和转换，以至靠拢大众，得到大众的接受，他的文学批评与他的创作就是如 此地相得益彰，双向互动，对大众文化起推波助澜作用。
贡献之四：运用口语进行写作，成功地拓展了新时期小说的语言技巧。
有人称：王朔是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 生在民间的、真正的中国民间的语言，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 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 他的颠覆性写作完全来源于他对语言的良好直觉，他的颠覆性姿态不是假装出来的，是 根源于他在语言上的本能。[11]这话不无道理。从理论上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 小说一旦形成，其语言便是它的有机体。一个作家的艺术追索、创作个性最终都要在语 言上得到体现。同样，一个作家的最终成功就在于找到最合他脾胃、最适宜表现他的具 有特定文化背景之韵味的题材的那种语言。每个作家都应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感 情、审美趣味、艺术个性在叙述语言上作出不倦的革新、创造。[12]王朔便如此。
在王朔笔下，一切都被戏谑化了：或正话反说，或真话假说，或反讽自嘲，或黑色幽 默，他常常巧口利辞、机锋迭出、妙语边珠；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王朔都能把它们化 为有时是轻松、有时是沉重的一笑。这是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叙述风格。这种语 言艺术受到了活得很苦、很累而期望活得更轻松、更潇洒的人的一致青睐。如在小说《 一点正经没有》中，马青、吴胖子如此奚落一位台湾女士：
“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呵?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
“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哪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 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还不了解中国?混多少年了?”
“看来你们对民族前途十分悲观啦?”
“悲观?——一点也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 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 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这一段插科打诨，几乎都是民间口语，群众语言，在说轻知重中使作品呈现出克制反 讽的意味，在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存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在斥责李登辉妄图用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时，针砭了大陆的吃大锅饭的弊病。在表面上似乎自豪地说中华民族 的优越性时，却提示中国社会吃大锅饭、混饭吃的弊端，嘲弄了历来的对于中国古老文 明的自诩，充满了反讽色彩。
80年代以来，北京流行“侃大山”，“侃”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话题广泛、 具有很大随意性的开放性的语言方式，是街谈巷语。它可以娱乐社会，干预生活，缓解 敌意，净化灵魂，彻悟人生，是一种横溢的才华，是一种积极生命的状态。王朔以敏锐 的目光发现了“侃”的价值，并把它引入文学的舞台，给人以新鲜感和快感。王朔的语 言就像黑话流传在街堂里巷、乡野民间。什么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浮出海面过把 瘾就死，什么顽主橡皮人我是你爸爸，什么我是狼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随 之，王朔的言论也具有了某种判断的含义，比如“作家都是流氓”、“无知者无畏”、 “要是坏人都承认自己是坏人，那天下也就太平了”，还有“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 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儿使坏”等等等等。平民语言在畅销中合法化，从容 不迫地登堂入室占领了早该拥有的一席之地，而且在相当范围之内，影响了大批青年人 的行为及语言方式。
行文至此，写下王朔的四大独特贡献后，我不得不由衷地敬佩王朔，敬佩他总能这样 不断地让自己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立足之地。且不说1998年以前他是如何的红火，单说 1998年以后，他几乎是每年爆一个甚至几个冷门，总是在人们快将他遗忘的时候，他便 登场了，这不?1998年出版小说《看上去很美》，一本他最心疼，简直是用最美丽的生 命去酝酿的作品；1999年底，一篇《我看金庸》，掀起了一场文坛之争；2000年1月， 他趁热打铁，出版专著《无知者无畏》，于2000年3月又发表《我看鲁迅》，2000年8月 出版《美人赠我蒙汗药》；2001年，他建起了“文化在中国”网站；[13]2002年，改编 《过把瘾就死》为电影《我爱你》，拍完电影又闹了一段与演员徐静蕾的绯闻。
我们期待王朔的下一个冷门，让他再度“咸鱼翻身”，更企盼着中国文坛多几个王朔 。
收稿日期：2002-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