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香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战争论文,香港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 即1941年12月8日进攻香港，是时英国正忙于欧洲战争及保卫本土， 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3年零8个月的日占时期，面对日军的残酷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的领土、打击日本侵略者，继续在香港坚持抗日斗争。
一
香港战略地位之重要世人皆知。它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也是东西方各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道，南太平洋的重要港口。因此，英美一直将其与新加坡、马尼拉同视为远东三大根据地之一。而日本之欲占领香港，则是蓄谋已久的。所以，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后，日军便加强了对香港的封锁，千方百计要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割离开来。
由于香港因其特殊地位，它在中国的抗战期间曾起过积极和有力的作用。第一，香港民众积极声援和直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早在1935年夏，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一批民主人士和中共驻港代表宣侠文等，就发起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团结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统一战线，积极宣传抗日。1936年1月， 何思敬等又在香港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周楠、石辟澜、唐章等组织了“香港救国会”。以后，何思敬和陈汝棠、李章达等组织“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积极开展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七七”事变后，香港的热潮更加高涨。“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三天，香港60多个海员团体，联合恢复和组织香港海员工会，宣布海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拒绝为日本运输集抗日经费活动。香港的洋务、五金、煤炭、印刷等工会也纷纷宣布恢复和成立组织，表示一致抗日。
第二，是香港人民积极从物质上支援中国内地抗日战争。1938 年8月，广东省人民掀起“八一三”抗日救国献金运动，香港人民积极参加这次运动，捐出百万金的巨款支持抗日。1939年5月， 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救国，慕集款项和医药物资，运往中国内地支援抗日军队，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支援战地救护工作。香港许多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封锁线，曾多次从香港将捐献的资金、被服、军鞋、药品等，一批批运回中国内地，积极支持抗日战争。
第三，是成为中国南方宣传抗日的阵地。1939年2月， 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限制了中国人民抗日宣传活动，大批作家、艺术家、记者、教授、学者等，从内地纷纷流亡到香港，以香港的阵地继续开展抗日的宣传活动。一批政治性时事性的期刊如：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茅盾主办的《笔谈》、郁风主编的《耕耘》、马国亮主办的《大地昼夜》，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先后出版。这些爱国报刊，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主张恢复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保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合法权利，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1〕
二
攻占香港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据日本《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叙述：“大本营早在昭和15年（1940年）7 月末就已经为攻占香港要塞作了准备，动员攻城重炮兵，并将它派到了华南。12月2 日，发布大陆命令第572号（鹰）的电报，规定：‘第二、 三军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集结在佛山、三水附近的佐野兵团主力开始向英中国境线前进，严禁在白天行动，只在夜间秘密移动’”。〔2〕1941年11月6日，日本大本营发出了以第二十三军三十八师团为基干部队准备攻占香港的命令，并当月完成作战准备，还确定了从陆上正面进攻香港的作战方针。对香港的三面包围的完成，拥有绝对的海、陆、空优势，日军夺取香港，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香港战事只有18天时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2月8日至13日，战争开始到新界九龙全部沦陷；第二阶段是从18日至25 日，日军进攻港岛开始到港督投降。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以闪电式战术，突然袭击珍珠港， 一举摧毁美国在太平洋上这一重要海岸基地。几乎在同一时间，日军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发动进攻。约6小时后， 即当日上午8时30分， 日军轰炸机群突然对香港启德机场及港九各处战略要地进行猛轰滥炸。11日，日军西线部队攻占青衣岛。东线部队在10日强渡沙田海之后，12日又一举攻占启德机场，并于13日进入九龙市区，至此，由新界前线英军总指挥塞特力·瓦里斯准将负责，号称能坚守半年以上的“垃圾湾防线”已彻底为日军所摧毁。同日，驻港英军司令马尔比（C.M.Maltby）少将下令退守香港岛。整个九龙半岛全部被日军占领，宣告香港战事的第一阶段结束。
12月14日，九龙战事虽基本结束，港岛终被日军四面合围。日军随即对港岛展开全面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一面对岛上各处战略要点进行轰炸和炮击；另一面于13日和17日两次派军使渡海到港岛劝降，并挟持港督私人秘书等三名英籍女子为人质，但均为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所拒绝。18日，在劝降无效后，日军发动了对香港岛的佯攻，使香港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25日下午日军发动猛烈炮击，英军已无法守住阵地，港督终于扯起白旗，渡海至九龙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向日军酒井隆中将投降。是役，日军伤亡2700余人，英军死伤达4000余人，而遭受伤亡的香港同胞则不计其数。驻港英军余部9000人，连同港督都成了日军的阶下囚。从此，香港进入了3年多的日占时期。
日军攻占香港以后，最初实行军事统治。酒井隆中将设军政府司令部于九龙尖沙咀的半岛酒店。次年初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香港为日本殖民地，由陆军中将矶谷廉介出任香港总督（矶谷廉后来调往台湾，由田中久一继任，这是日占时期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督），平野茂为副督，以港岛汇丰银行大厦为总督府。并分别设立各级殖民统治机构。从此，香港被改名为“香岛”，1941年改为昭和16年，很多街道、店面也为之易名。总之，一切以日本化代替旧日的英国化。在这3年8个月中，日本在香港实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香港的中国居民被迫“疏散”的竟达100多万人，使全港人口自战前160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 日军占领香港后，将香港所有大公司、仓库全部贴上封条，摧毁战前所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工业（1941年约1250家，而1946年时仅有366家）； 外贸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大批物资却被日军运往日本，使香港市场更加百货奇缺；粮食实行配给，初时市民每人每天限额6两4，后减为3两， 再后米仓存粮告馨，只配给绿豆、浆粉，最后则完全停止配给，而黑市粮价暴涨，使许多市民饿、病而死；日军为搜刮钱物以支持侵略战争，在香港强行使用军票，即军用手票。总之，在日军统治时期，香港成为一片“废墟”，百物腾贵，饿殍载道，许多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流落他乡。据估计房屋被毁的19000单位，约有17万人无家可归。〔3〕
三
面对日军的暴行，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尤其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挺进港九地区，建立抗日游击基地，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在配合盟军作战、宣传发动群众、打击日伪、营救国际友人、维护社会治安、抢救文化名人等战斗活动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被王震同志赞誉为“南域先锋”。〔4〕
东江纵队的前身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2 日正式宣布成立。司令员为曾生，政治委员为林平，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东纵成立初期下辖7个大队， 其中港九大队主要活动在港九地区，大队长为蔡国梁，政委为陈达明，政训室主任黄高阳。港九独立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救滞留香港的一批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的精英。香港沦陷后，一批文化人（大多是1937年及其后陆续来港“避难”）无法离港，加之其曾在港坚持宣传抗日活动，这些人士就成了日军重点搜捕的对象。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批文化人的安危，周恩来迅即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指示“要不惜代价地抢救出这批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5 〕在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领导下，港九游击队立即进行周密的布置，自1942年1 月展开了营救工作。 艰巨的抢救工作一直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其中尤以1942年1—2月份的工作最为紧张、惊险，成效最为卓著。“在这场大营救中，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多人。”〔6〕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黎澍、胡风、戈宝权、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刘清扬、胡仲持、廖沫沙、金仲华、范长江、袁水拍、蔡楚生、任白戈、宋之的、张铁生、周钢鸣、叶浅予、胡蝶、黄药眠、梁漱溟、乔冠华等。此外，被营救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官员陈汝棠，以及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等。这次成功地抢救文化人的行动，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7〕它在战乱中保存了我们民族的一批精华，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增添了力量。
东纵在营救国际友人和配合盟军作战方面也作出相当突出的贡献。香港沦陷后，驻港英军9000余人和港英政府人员均被禁于香港七姐妹、深水、亚皆老街和赤柱4个集中营。 东纵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严酷环境下，积极开展营救国际友人、转送中国内地的工作，先后从各集中营救出为日军所囚禁的外国人士81人，〔8〕其中包括赖廉士上校（L.T.Ride）、京上校（G.King）、谭臣警察司（W.P.Thomson）、祁德尊上校（J.D.C.Clague）等英军官员。这些被营救出来的国际友人，都热情赞扬港九大队，决心为抗日出力。如赖廉士就担任了英军服务团的负责人（战后曾任港大校长），祁德尊任该团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赖廉士之子赖翼云（EdwinRide）在其所著《英军服务团与香港的抵抗运动》（《BAAG·Hong Resistance 1942—1945》）〔9〕一书中关于东纵与英军服务团的合作，以及盟军的高度评价都如实记述。
此外，东纵还多次成功营救盟军飞行员，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4年2月、5月和次年1月东纵先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第三舰队飞行员、指挥兼教官克尔中尉（Donald·W·Kerr）、勒夫哥中尉（William Lefkoe）等7人脱险。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受到盟军的高度评价，也引起国际舆论对东纵的重视。1944年7月， 美国的《美亚杂志》发表了《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的文章，介绍了东纵的战绩，并指出了敌后战场的重要与援助敌后游击队的必要。〔10〕被救的勒夫哥中尉更在信中称赞：“我们美国人曾经读过、研究过历史上伟大的军队，但是在所有历史上，在我们所有的学问中，却从未见过有象你们游击队这样勇敢的军队，终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你们伟大的工作。”〔11〕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中国政府未能收回香港主权，其中事由可归纳为如下诸多方面：
首先，是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绝不肯轻易放弃其在香港的特权。自1842年《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后，经过100年经营， 香港已成为英国在远东的重要海军基地和经济中心，控制香港就可进一步控制远东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因此，1942年当英国得知中国要求收回香港时，内阁却坚持其侵略条约，“拒绝放弃”〔12〕在港地位；1943年、1945年的开罗和雅尔塔会议上，中、英、美三国首脑亦曾谈到香港问题，由于英国的阻挠，会议仍未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45年4月5日美国特使赫尔利在伦敦会见丘吉尔时提出英国放弃香港问题，丘吉尔又断然拒绝，并扬言誓死不应放弃香港；而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英国更不顾盟国之间已达成的协定，令太平洋舰队急驶香港海域，抢先入港受降。英国在香港主权问题的上述作为，充分说明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全然不顾盟国间的团结，无视国际舆论之谴责，顽固坚持其殖民主义立场。
其次，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妥协，是此次未能利用极有利的时机收回香港的重要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及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国内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日高，美国朝野的支持以及英国政界一些人士迫于形势而提出“有条件地”归还香港的主张等，甚至1942年9月15日， 英外交部指使驻华大使在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上“争取主动”，10月10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国民党政府却未能利用好这样的大好时机和如此有利的条件。当1942年11月英方拒绝将新界问题纳入中英新约时，中方谈判代表宋子文等就开始妥协，使英国态度更加强硬，终至不可挽回。这时蒋介石又急于派兵北上和中共争夺战略要地，在英国答应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转运站并交出侵港日军的装备后，国民党政府便以“委托受降”〔13〕方式再次妥协，使按盟军统一部署属中国军队受降范围的香港，被英国轻易重占。更使香港刚刚从日军奴役下解放出来，却又再陷入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中。
第三，美国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促使香港的回归成为泡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消极审慎迅速调整为积极支持，主动提出与中国结盟，率先废除不平等条约，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体系的做法，甚至直接批评英国不将香港归还中国。但这并非是为中国人民利益考虑，而只是作为其实现自身战略的一种手法。即使中国战时“能够迫使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14〕有效拖住和消耗日军，为美、英击败德、意法西斯提供保证而在战后成为美国在远东抗衡苏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控制世界政治格局的得力助手。因此，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军事作用“大大减少”之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就不断转弯。日本投降后，美国一改过去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支持，转而压中国政府在香港受降问题上向英国屈服。更有甚者，美国为了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尽快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竟以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与苏联私订密约。这些恰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达莱克的分析那样：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为了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构思的，它并没有特别地注意到中国”。〔15〕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香港历史再次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证明了一个不求革新、国力不振的国家，是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而要它“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最终实现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
〔2〕《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第438页。
〔3〕叶清伟：《香港沦陷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第163页。
〔4〕1983年11月， 王震同志为纪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而作的题词。
〔5〕〔10〕《港九大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24、106 页。
〔6〕〔7〕〔8〕《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第4、377页。
〔9〕BAAG.G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
〔11〕刘泽生：《香港古今》，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 年版， 第134页。
〔12〕英国内阁档案：Cab 65／28，战时内阁162（42）号决议。
〔13〕《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442页。
〔14〕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5〕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