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爱国[1]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研究》文中指出“青年社会组织是一种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青年民间组织”、“草根社会组织”和“青年自组织”等几种发展形态的青年社会组织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已由最初单一的社会参与功能向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国际参与等多方面功能转变。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是回应青年群体价值诉求和精神诉求的需要,是实现青年社会组织内生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来看,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首先是青年社会组织视野狭窄问题。青年社会组织发端于社会参与领域,很多研究都没有离开社会领域的视角,忽略了青年社会组织作为组织形态所具有的组织功能；还有的学者认为,青年社会组织应该独立于共青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寻求组织发展路径,忽略了我国现有的共青团组织体制和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有的学者高度关注青年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建设,忽略了青年社会组织自身内生性发展的动力。其次是对青年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认识不足。青年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较晚,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复杂的青年社会组织存在价值还没有认识到位,有关青年社会组织的相关理解非常模糊,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对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理解还存在偏差。第叁是共青团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关系问题。共青团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是平等地位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准确的阐述和解释。第四是组织功能与职能关系问题。不同类型的青年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职能,但不同类型的青年社会组织所发挥的功能有时候却很相似,发挥的能量也超出了职能的范围,大部分研究都限定在青年社会组织职能范围的研究,忽视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政府、社会和青年社会组织本身还没有找到青年社会组织实现内生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党和政府对解决目前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办法还略显不足；整个社会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一直保持原有的传统观念,对青年社会组织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就中国最大的青年组织来说,共青团组织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人们因此也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寄予厚望。现实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共青团如果不积极应对、不改革创新,就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且可能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①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形式多样,各种各样的青年社会组织缺乏政府引领和社会的关注,组织自身缺乏长远发展规划,很多青年社会组织诞生也快,消亡也快。因此,深入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实现过程,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目前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理论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实践上的困惑,本研究拟从人们尚未重视的组织功能视角入手,探究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对青年群体、青年社会组织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试图通过青年社会组织功能规律的探究来解决目前政府、社会和青年群体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困惑。正是缘于此,本研究从社会组织、组织功能、青年组织、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基本理论入手,寻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支撑；以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历史脉络、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为逻辑顺序,进一步揭示了青年社会组织的组织关联及与青年组织功能实现的关系,分析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存在机遇和挑战,提出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进一步实现的对策。总的来说,党和政府要做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实现的坚强后盾,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社会要充分发挥支持作用,青年社会组织本身要充分发挥自我革新作用,更要遵循组织功能的发展规律。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必将释放政府很多包袱,赢得社会和谐稳定,促进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青年社会组织是青年的天然港湾。青年社会组织承载着党和政府联系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的重要嘱托,承载着社会和青年群体的希望,也记录着每一位青年都抹不掉的青春记忆。在新的历史时期,青年社会组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探索自己内生性发展的动力,为实现中国梦凝聚青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要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青年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党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从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上,对群团组织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准确定位。各类青年社会组织迎来新的发展黄金期。因此,本研究以青年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引入组织功能及实现的概念,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相关组织进行了深度分析,并厘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深刻分析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实现遇到的瓶颈和自身问题,深刻认识到青年社会组织对共青团组织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实现青年社会组织的功能是青年社会组织实现内生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为共青团组织重生提供了契机。青年社会组织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表明：很多青年群体乐于加入青年社会组织,青年社会组织已成为青年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场所。但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起步晚,没有相关法律制度作保障和支撑,发展处于一种无序状态,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清晰的发展路径做指导、良好的社会氛围作支撑、健全的制度安排做保障。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实现是青年社会组织得以持续成长的基本路径。本文由导论,七个章节和结语构成,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导论。本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述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及不足。第一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组织关联及职能定位。青年社会组织不是单独存在的一种组织,与青年组织和社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本部分从组织的内涵、特征及类型等多种角度对叁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对比,厘清了叁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青年社会组织的内涵、特征及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青年组织和社会组织职能定位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影响,界定了青年社会组织的职能。有了清晰的职能定位,这为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实现的一般理论。本部分从与青年社会组织最密切的青年组织功能的相关基本概念和理论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青年组织功能的内涵、特征及类型,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内涵、特征及类型,并分析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实现的内涵和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一般性,从青年学的角度考察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观及西方相关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撑；从适应经济社会外部环境和内部改革的需要、拓宽社会治理体系参与主体的需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满足青年群体的需要等五方面论证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的现实依据。本部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铺垫。第叁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历史。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可能脱离青年组织而独立存在。该部分主要考察了与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相关联的青年组织的历史发展情况,追溯了青年组织及青年组织功能的发展历史,以青年组织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参与功能、经济参与功能、文化参与功能、社会参与功能及国际参与功能的历史发展状况为重要参考,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脉络。从青年组织功能的发展历史视角来看,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类型更加清晰明了,也为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参与的现状分析和趋势提供了历史依据。第四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状况。本部分从青年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功能、经济参与功能、文化参与功能、社会参与功能和国际参与功能等方面阐述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成就；也从青年组织功能的发展困境给青年社会组织带来的深刻影响及青年社会组织制度安排的缺失方面阐述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困境。第五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部分在前几章研究的基础上,从外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共青团组织的深刻变革及青年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方面阐述了青年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机遇。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外部组织及自身发展方面阐述了青年社会组织的所面临的挑战,这为下一步提出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趋势和对策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第六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的国外镜鉴。国外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青年社会组织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和运行模式。基于本文研究的基本视角,从国外青年社会组织的类型为切入点,对国外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现状做了基本分析和梳理。在此过程中,特别借鉴了“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的案例以及美国等青年社会组织较发达国家的案例。这些案例,为本文的结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鉴于以上基本观点,结合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从国外青年组织的发展视角,提出了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建议。第七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趋势。该部分在分析了共青团组织引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实现的必然性,整合部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间接式”政治参与逐渐受到重视、“网络式”经济参与会更加凸显、“渗入式”文化参与不可忽视、“主体式”社会参与成为重要形式及“合作式”国际参与日益扩大的观点。近些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青年社会组织将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将会在社会治理参与主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八章是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进一步实现的对策。本部分根据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和发展现状,在分析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发展机遇和困境的基础上,结合国外青年组织发展的经典案例分析,本研究从党和政府管理的宏观层面、共青团组织的组织层面以及青年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方面阐述了青年社会组织功能进一步实现的建议和对策。结语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几个基本结论,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了陈述。
任艳妮[2]2015年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传统的一元主导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竞争的信息社会环境。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尤其是对新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大学生,传媒的影响力更加明显和深远。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培养和训练人的思想品德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要想在这种复杂多变的传媒环境中发挥引导思想、培养道德品质、规范行为习惯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将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融入学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础,借鉴传播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结合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现状与问题的实证调研,提炼归纳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与接受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根据传播要素及传播过程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情况,构建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具体研究内容从以下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绪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核心概念等进行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展开打好基础,做好铺垫。第二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基础。任何科学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基础上进行和展开的。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问题研究主要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个层面展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和接受程度如何是评价有效性的最终标准。第叁章,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路径依赖及嬗变。本文以传播要素为横轴,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历史为纵轴,分析和总结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历史特征和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自由、开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固定模式和传统的路径依赖逐渐失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凸显。第四章,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行为,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本章重点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静态层面——传播要素对有效性的影响,动态层面——传播过程环节对有效性的影响。当然,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环境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对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传播结果的有效性。第五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素的优化。主要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传播要素本身应该具备的积极属性及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如何继续提升和优化这些积极属性以实现有效传播。第六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及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因此,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在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考察,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了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因素及提高有效性的路径问题。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鉴传播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需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同时,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突出了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在信息传播系统中,教育者(传播者)和受教育者(受众)都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双方地位平等,关系紧密,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与否直接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成败。因此,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就是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大学生的个体需要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从而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第二,初步构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往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分析研究多采用本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在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者的统一。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的要素构成、效能发挥、运行过程和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系统的传播障碍,寻找消除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由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初步构建了传播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理论框架。第叁,构建了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模式,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新尝试和探索。目前理论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都倾向于建立一种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笔者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种传播模式,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传播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展现出所有的传播活动。因此,本文分别探讨了不同信息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张欣[3]2016年在《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的到来,使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为主体的新发展动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指向。当知识取代物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和来源,当日益复杂化的公共治理问题使原有治理形式和方法面临功能失调,以新思维重构社会发展新动能,以新方法应对复杂化的新问题便成为时代对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在我国体现的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公共治理不仅要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所带来的全球性时代课题,更要面对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课题。如何有效回应时代对知识、信息和思想的要求,如何以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资源应对我国公共治理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以“智”为中轴的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本文提出“智治”概念作为公共治理的新理念,强调以“智治”的视角重新审视公共治理,进而对公共治理的主体、理念和方法进行再思考。本文在提出“以智咨治,以智启治、以智辅治、以智治治”公共治理新思维的基础上,强调通过“智治”模式实现公共治理由传统工具化治理向当代价值化治理的有效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公共治理内在所要求多中心、网络化和合作化的内在本质相契合,更是对公共治理新资源、新方法和新能力的积极探索。智治的本质—智慧与治理的关系要求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实现对公共治理的有效支持,从而构建“智”与“治”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下的创新治理、知识治理、动态治理和智慧治理。然而,作为智治前提的“智”(知识、信息、方法、技术和创新思想等)从何而来便成为有效实施智治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了望者和观察者,作为专业领域的探索者和权威者,作为思想之库、知识之库和智慧之库,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智库在公共治理的智治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这使得对于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实现和扩展成为了有效实现智治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聚散效应”的分析,系统阐述了智库在公共治理中问题域、方法域和资源域中“聚焦问题、聚集资源、聚汇方法”的内聚效应以及“空心Y域”(治理力扩散)、“Y域”(治理力形成增长极带来的扩散)和“治理场域及其能量”(经验化治理向知识化治理、工具化治理向价值化治理以及他治向共治和自治的转变)的叁阶扩散效应,从而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定位和系统分析。在明确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结构、能力和需求等多元化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在公共治理中有效实现和扩展功能的内外困境及其成因。对于如何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智库面临的困境,从而实现智库功能的发挥和能量的释放,本文采取比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西方各国智库发展的审视和经验教训的借鉴,给予我国智库当前困境的解决和有效发展以新思维。西方智库的发展和繁荣是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给予我国智库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最核心的启示在于:强调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系统化,智库功能实现和扩展的综合化以及以“智”与“治”有效互动为内核的智库与公共治理发展的协同化。在充分借鉴西方智库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智库制度化建设,促进智库多元化发展,推进智库市场化运行以及完善智库社会化服务的智库功能实现路径。试图通过对我国智库外部环境的塑造、内部能力的提升和服务面向的扩展充分保障我国智库功能的实现与扩展,进而实现智库与公共治理的协同发展,最终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徐小容[4]2016年在《以“共治”求“善治”：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逻辑》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逐步过渡到“提优增质”的新发展阶段,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为顺应这一发展变化,也应当调整姿态,通过增幅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而实现本身的“提优增质”。然而,近年来持续存在的“就业难”与“技工荒”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得社会各界开始不断审视并诘问职业教育质量及其质量管理工作。事实上,职业教育的核心工作在于职业教育教学,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核心也相应地落到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管理上。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责任和实现机制,主要以职业学校“自系统”实现的质量管理为主,但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系统”式质量管理,又往往因受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而存在“闭门造车”之嫌,以致于职业学校在教学质量管理上出现低效循环的问题。为此,推进在职教教学质量管理领域的变革,使其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管理走向多元治理,便成为未来职教教学质量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要实现在职教教学领域的质量治理,势必要着眼于职教教学系统本身。而受职业教育本身“跨界”性特质的影响,职业教育教学系统区别于普通教育教学系统而具半开放性,这不仅为多元、多维主体共同参与质量治理提供了契机和现实可能性,也为多元力量共同推进职教领域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沟通合作的平台。在“大职教”观视域下,推进对职教教学系统的质量治理,势必需要着手于从宏观层面的以职业学校为核心的集政府、行业企业、评估机构、社会其他力量共同参与的教育教学质量治理;中观层面以机构部门为核心的集教务处、教学委员会、督导处等构成的学校教学质量治理;微观层面的以课堂为核心的集职教教师、学生、教学指导人员等共同构成的教师教学质量治理。然而,为何要实现在职教教学质量上的治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是什么?实践中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的状况如何?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发展向何处?通过何种力量推进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如何过程性地实现职教教学质量治理?职教教学质量治理要达成何种状态?如何保障职教教学质量的治理实现?等问题便构成了本研究包括“缘何”、“是何”、“何状”、“何向”、“何人”、“何以”、“何态”和“如何”等八大问题域,为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统一的基础上,以“公共性”向“善性”的发展为主线,逐级展开对职教教学质量的治理研究。若从研究的核心领域来看,则本研究主要着力于四大板块的研究,即“共治求善治”的逻辑研究、“共治生善者”的主体研究、“共治保善于”的过程研究、“共治成善态”的效果研究,以保证职教教学质量在“共治”中逐渐向善治发展,从而最终进入发展的“善态”。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共治求善治”的逻辑研究。“共治求善治”的逻辑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引领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理性逻辑,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在于探讨了“公共”与“理性”的逻辑因应,并设定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经由“公共性”逻辑起点,到“善性”逻辑终点的过程性发展,通过指明指引从起点到终点的逻辑向道,以最终确立职教教学质量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以“共治”求“善治”的“善道”,从而为全文在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发展线索奠定基础。第二,“共治生善者”的主体研究。“共治生善者”的主体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推进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内外部治理主体及其作用关系,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治理主体形成一致力量,共同致力于职教教学质量的提升。主要研究内容在于探讨如何实现在职教教学质量共治中“善者”的生成,具体通过确立治理主体在身份上、文化上、价值上的对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归属认同,进而明晰各治理主体在质量治理上的间性关系及各自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再而通过组构治理主体之间在职教教学质量治理上的“产学研用”共同体,并建立相应的对各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和外在行为进行规制的权责秩序、过程秩序、课程秩序和课堂教学秩序,从而确保各治理主体在内在意识层面对质量治理的认同,和外部行为层面对质量治理的行为协同,从而最终以保证“善举者”和“善治者”的过程性生成。第叁,“共治保善于”的过程研究。“共治保善于”的过程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在职教教学质量生成的整个过程中,全方位确保职教教学质量共治的有效实现,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治理过程的高效率运作。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在于沿着职业学校教学输入质量、教学过程质量和教学输出质量这一整体过程,通过充分整合内外部力量,以建构“输入共担”、“过程共理”、“输出共保”的整体共治格局,具体实现以共谋职教教学目标、共商职教教学内容、共议职教教学方法、共理职教教学过程和共评职教教学的质量,以提升各治理主体在教学质量治理上的能力,并逐步在各阶段质量目标的共同保证中,最终推进“善于”治理的实现。第四,“共治成善态”的效果研究。“共治成善态”的效果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提升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效率和效益,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共治进入良性的发展循环态中。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在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后,对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结果生成的效果治理,以推进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工作从“点”状治理,逐渐发展成一种“线”状,进而到“环”状的治理发展循环,并通过建构一种针对治理工作本身治理的“元治理”机制,以及对治理各种关系的协调协同机制,以促使职教教学质量共治能够产生持续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而使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在良性循环发展过程中走向“善态”。总之,本研究构建了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理论框架;指明了职教教学质量的发展逻辑、明晰了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和间性关系;明确了各自在职教教学质量治理上的责任、义务、作用;建构了针对职教教学系统特性的质量共治体系;以及创造了针对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元治理”机制,这些研究从理论层面对于后续研究者认清职教教学质量管理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势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基础,从实践层面也为职教教学质量管理的改革提供参考。诚然,推进职教教学质量的共治发展之路仍艰辛,向善治发展也更漫长,但推进在职教教学质量上的共治愿景已然成雏。
冯涛[5]2015年在《软件定义网络（SDN）网络管理关键技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看,软件定义网络已经成为促进网络创新和重构网络体系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软件定义网络具有的转发与控制分离、基于全局视图的集中控制等特点,显着提高了网络管理的灵活性和网络资源使用的效率。但是,SDN的开放性也引入了功能服务动态构建、多租户资源调配和混合SDN路由管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SDN网络管理技术的发展。本文归纳总结了SDN管理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对SDN网络管理模型、网络资源调度管理技术和混合SDN路由视图服务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设计实现并现网部署了基于SDN的真实地址验证管理系统和SDN网络资源动态调度管理系统。本文研究内容包括:(1)针对SDN网络管理模型缺乏、网络功能动态组合困难的问题,提出了基于NFV的SDN网络管理框架和管理模型,设计了对等模式的服务功能链构建机制,验证了该模型和机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处理时效性。(2)针对SDN资源管理中流表与带宽联合分配和调度效率低的问题,提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SDN网络资源联合管理模型和调度算法,设计了SDN虚拟转发空间,通过实际数据评估和原型系统验证了该管理模型和调度算法具有较高的网络利用率和缓冲替换效率,同时能够有效降低网络延时和提升流表命中率。(3)针对混合SDN路由管理中视图构建难的问题,提出了混合SDN路由管理中的路由视图服务技术,设计了开放传统分布式路由平面的Open Route Flow协议,实验证明该协议具有较低的路由状态传输协议负载、路由状态处理负载和路由状态感知延迟。(4)针对传统架构下域内真实地址验证管理系统的接口协议种类复杂、网络状态感知迟缓、过滤效果存在误判、网络功能无法复用等问题,设计并实现了基于SDN的域内真实地址验证管理系统,并在CERNET的25所高校进行了实际部署和功能验证。(5)针对新型网络体系结构下,缺乏为多种异构网络应用提供SDN网络资源动态调度和统一管理的平台等问题,设计并实现了SDN网络资源动态调度管理平台,并在全国13个节点进行了实际部署和功能验证。
邓沛琦[6]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欧晓彦[7]2016年在《习近平改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始终把改革作为化解前进道路上难题和挑战的唯一方法,强调要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以抓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题,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改革思想。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解决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它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关于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回溯式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改革思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习近平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察中形成的。多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习近平深刻了解和体会到中国百姓的生活现状,使他在今后几十年从政生涯中形成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共产党执政使命担当的忧患意识,这是产生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思想根源。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了如指掌,这些思想中关于改革的相关理论,为习近平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支撑,是理论基础。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各届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改革实践,其改革实践成果为习近平改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叁十多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新危机和矛盾,亟待新的理论来指导和化解这些危机和矛盾,习近平改革思想正是为了满足当前国家发展的理论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化解现实危机和挑战的结果。习近平改革思想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本研究把习近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改革必然论、改革方向论、改革目标论、改革方法论和改革主体论五个部分。从内容结构来看,改革必然论阐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立论依据和历史背景,改革方向论论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精神实质,改革目标论叙述了改革的“总支点”和战略任务,改革方法论阐明了习近平抵御改革风险、防范于未然的思想,而改革主体论则道出了改革的出发点和成功保证。通过对内容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以社会生产力理论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逻辑起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国际形势的变幻为立论依据,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精神实质,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方向,以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改革目标,以完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党建制度为战略任务,以抵御和防范改革风险、落实各改革举措为根本保障,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及以依靠人民力量为成功保证,它们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有机理论体系。从逻辑结构来看,习近平改革思想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改革必然论回答了“为什么改”的问题,改革方向论和改革目标论回答了“改什么”的问题,改革方法论和改革主体论回答了“怎样改”的问题,这五个组成部分按照“为什么改”、“改什么”、“怎样改”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的、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此外,从理论层次看,习近平改革思想既包括基础理论,又包括应用理论,这些理论有力地指导着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作为指导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改革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从实践价值角度看,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推进器和加速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价值角度看,它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鉴于此,我们必须深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精神,用其理论武装头脑,指导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
苏江瑜[8]2008年在《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社会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呈全面增长趋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态势不断扩大,这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政府将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主导功能,“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但在国内外理论界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系统论述还很少,本文将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问题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本文结合公共需求与私人需求观点、公共财政理论、社会公平与先富、共富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相关思想,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在分析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财政体制不完善、政府职能不清、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分割未消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地区差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歧视性供给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政策体系、完善财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扩大社会参与和制定法律法规等。最后,本文选取了辽宁省鞍山市推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情况作为案例,进行调研和访谈,由此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加快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
史姗姗[9]2014年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的生产、交流活动催生了话语,而话语也推动了生产交流活动的开展。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话语搭建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沟通桥梁,然而,它绝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一开始,话语就是为了表现人的思想而产生、形成的,话语如何说、说什么话语、话语作为交流工具的目的何在,完完全全都要受到思想的支配。当话语成为一种价值性的工具、“现实意识的表现”时,它就必然会为意识形态所注意,运用话语表达一定价值观的权利、权力、能力即“话语权”,就必定会成为意识形态交锋争夺的对象。一句话,对话语和话语权的争夺,皆意在话语所承载的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塑造人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有着维护和建设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而为了保证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在多元、多样及多变的社会话语场中占据话语主导权,并且通过话语主导,实现思想与行为的主导。从话语丰富的意义世界出发,用话语的角度解析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为巩固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软实力,提供了一个新视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思路循序展开,依次回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有哪些研究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本质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内容结构如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怎样生成的”和“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等问题,以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两个方面相互结合、互为支撑的系统认识。第一部分梳理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的思想资源。本文整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利益基础、教育阶级性、话语科学性、舆论主导权、口号理论、外宣主动权等方面提供的相关思想资源；考察了中国古代“内圣外王、上行下效”,“礼乐结合、化民成俗”,“宣之使言、疏导结合”,“师之所存、道之所存”,“善于其言、说服有道”的思想；梳理了国外学者的话语权力、话语交往、文化霸权、批判教育、符号暴力等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有益的相关理论学说。第二部分着重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本质内涵进行研究。论文对话语与言语、话语与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区辨与内涵解析,进而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基本定义。在给出定义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导权,这一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力“叁位一体”的结合,并进一步概括和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主导性、阶级性、育人性、交互性、创造性、软质性、差异性等本质特征,从而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质内涵的认识。第叁部分集中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重大价值。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下开放的话语空间形成挑战,市场化条件下异质的话语立场带来考验,信息化浪潮中扁平的话语信道增添变数,个性化发展中多样的话语形态抛出难题；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条件下话语格局发生变化,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坚守与重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挑战与机遇交织的复杂时代背景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在抢占思想政治教育制高点、巩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软实力等方面的重大价值进一步凸显。第四部分集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结构展开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造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传播权、思想政治教育议题的设置权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运用权五个要素构成,上述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结合,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内容结构。文章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成要素的“缺项”、“并列”、“倒置”等结构缺陷,提倡建立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造权为核心,系统推进要素间整合互动的优化策略。第五部分深入考察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过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既要究其就里,弄清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为何物的问题；又要探其本源,回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由何来的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来源主要包括利益型来源、角色型来源以及能力型来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历经萌生、确立与完善叁个阶段,其中利益型来源是最根本的来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遵循价值主导规律、优势积累规律、信息势差规律、整合共生规律以及实践生成规律等客观规律。第六部分总结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主要路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整体统筹和系统把握,必须坚定方向、凝聚力量、抓住重点、积蓄动力、巧用策略,主要从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正确导向,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力量整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阵地建设,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创新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运用艺术等方面加以推进。
叶云[10]2016年在《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优化技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支撑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政策、标准和技术正在日益增加,然而追溯体系建设至今还未出现公共型的服务平台,无法真正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大量的研究仍停留在追溯系统构建与实现技术层面,追溯系统几乎都无法同时适用于多种产品,追溯结果过于主观无法判定质量是否安全,企业应用追溯系统时投入大、成本高导致意愿不高难以推广,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本文针对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在适用范围、追溯精度、追溯成本等方面的存在问题,从追溯信息指标模型、多品种动态扩展、追溯精度提升、多方式混合识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构建了追溯系统并进行了示范应用,主要研究结果包括:(1)构建了农产品追溯信息指标模型。选择牦牛肉、乳制品、胡萝卜3类青海特色农产品作为对象研究多品种的追溯信息指标。通过文献阅读和标准引用初步分析出农产品的追溯单元,结合HACCP质量体系和生产工艺流程,对农产品进行了危害性分析得出关键控制点,结合安全因素分析出农产品的质量检测指标。综合追溯单元、HACCP分析、质量检测指标3项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估法分析得出科学的适用于农产品质量追溯的追溯信息指标,为追溯系统优化技术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也为农产品追溯信息指标分析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指标分析方法。(2)针对追溯系统适用范围窄的问题,研究了追溯系统多品种动态扩展技术。分析了追溯信息指标模型的数据结构特征,对比了常见的4种动态扩展数据模型的优劣,提出了一种EAV与XML结合的动态扩展数据模型,对该数据模型的系统功能模块进行了技术实现,开发了可视化的软件功能。通过对该模型进行系统查询效率和数据库性能实验后发现:该模型的系统查询时间较EAV数据模型缩短近30%,效率提升42%;较XML数据类型缩短近58%,效率提升138%;当系统数据量逐渐增大时,该模型的系统性能仍然保持最佳。EAV与XML结合的数据模型有效地解决了追溯系统适应多品种的问题,提升了追溯系统的适用范围和系统性能。(3)针对追溯系统精度低、成本高的问题,研究了基于位置服务的追溯精度优化技术。通过分析农产品追溯信息的特点,针对追溯信息中的产地环境信息,分析了各类环境数据的可用来源和数据特征,制订了数据匹配的最小空间单元和实现方法,整合了政府监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数据形成产地环境基础数据库。基于“天地图”的空间数据引擎和API开发接口,运用LBS技术实现了产地环境信息的自动获取,开发了信息自动获取和结果展示的软件功能。通过追溯系统之间的精度对比发现,该技术显着提高了追溯系统的宽度、深度、精确度,从而整体提升了系统追溯精度。通过真实样本分析发现,追溯精度提升后对于追溯结果判定的有效率高达72.5%。本技术在提升系统追溯精度,降低应用成本的同时,也为判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有效的依据。(4)针对农产品追溯码标准不一、实用性低的问题,研究了追溯码多方式混合识别技术。通过分析追溯码在产品附加和识别中的存在问题,结合不同生产周期和包装方式下的企业应用场景,设计了一种追溯码多方式混合识别方法。该方法分别用EAN-13条形码、固定二维码和批次二维码来标识农产品,通过与生产日期的结合,设计了多方式混合识别的技术实现流程,开发了不同应用场景下农产品追溯码的附加、扫描和识别软件功能。该技术对企业快速应用追溯系统、降低企业应用成本有显着作用。(5)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进行了示范应用。以建立适用面广、追溯精度高、实用性强、性能稳定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目标,应用各项系统优化技术,设计了追溯系统框架结构、追溯流程、软件功能,集成构建了追溯系统,展示了应用优化技术后的系统功能。通过系统在青海省3年的示范应用,总结了系统应用后的数据、性能、成果等情况。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及其实现研究[D]. 龚爱国. 山东大学. 2016
[2].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D]. 任艳妮. 西北工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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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优化技术研究[D]. 叶云. 华南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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