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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张炜在报刊上的文章《文学的天敌及其他》、《精神的背景》等，有些疑惑，写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关于作家的复杂性和宽容
我和张炜的分歧主要是他对“学院式批评”的态度和关于当前文化“大背景”的看法。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对张炜文章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先说一点看法。
张炜说：“通常作家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人，……我们没法不对艺术家给予宽容。”又说：“艺术是无常理常规可遵循的。有人总是给艺术制定一些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实大半是简单化了的，有的甚至直接就是错的和极为荒谬的。”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很对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动不动就要给艺术制定什么方法原则来横加干涉的批评，至今仍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我看来，有此爱好的除了文学批评家以外，还有其他很多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的人，也很乐此不疲。
但是文艺创作虽然有很多的复杂性和无常理常规可寻，但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作家除了创作之外，在其他方面也还有许多规则是要遵循的。例如当作家也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就应当与批评家同等看待，而不能因为强调自己是“更其复杂的人”，就只要求别人给自己以宽容，而自己却不给别人以宽容。
在谈到文艺批评的好坏时，张炜说：“作家用意境和情节人物之类完成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概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不读一些所谓的文评大论。”接着便提出具体要求说：“我们理想中的文学评论最好是这样的：它尽可能不去概括和发掘什么大义，不做结论，而只是展现赏读的细致微妙的过程。文学阅读中的大多数时候一有结论就是错的。”
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不过我还是想补充几句，即文学评论除了上述对具体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以外——这只是文评样式的一种，叫做“作品赏析”——还应该包括从宏观或微观上对作品的流派风格、艺术类型、审美特征、形式内容、批评方法以及各种文学潮流、历史沿革等等，进行同样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样一来就会不乏所谓的“文评大论”，而且也不一定大多时候“一有结论就是错的”。
二、“一篙子打翻一船人”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看张炜是怎样对“学院式批评”批判的吧——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当前学院式批评中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弊端，例如张炜在文章中批评的，它们“只是一种在内部自我繁衍的东西，它寄生于文学，却与文学毫无关系”（“毫无”似乎言重了些）；“它们在使用概念、推导方法，以至于词汇运用方面，都沿着一条僵死刻板的学术轨迹行进”等，这些都是值得重视和改进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张炜在谈到学院式批评，大多都是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激愤之词和无可验证的全称判断。像“现在的学院式批评是让人痛苦不堪的，文学和这种批评纠缠在一起没有前途”；“它们一直致力于创造的所谓‘体系’、可以传授的不无神秘的所谓方法，讲白了都是文学的天敌”；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学院式批评中，更多的是在进行一些人世间最无聊最不幸的工作，捏造和呓语”；等等。这样一下子就把文学和批评的关系定成了“敌我矛盾”，而且“一篙子打翻了一船人”，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值得商榷的还有认为学院式“这种文学的研究和文学的实践由于没有血肉生命，最终并不进入活泼生动的生命世界”。这在我看来似乎也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文学批评固然也可以要求它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但它毕竟不是以创造血肉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创作，所以要它必须进入“活泼生动的生命世界”，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了。
除此之外，他在批判“学院式批评”的同时，还捎带上了所谓学院式批评的“孪生兄弟”——“与网络时代极为适应的崩克式话语游戏”。据说这是一类“完全不再顾及基本的道德底线与艺术规范——作者在这里也强调‘规范’了——也没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见解和人生立场，只图一时的利欲或达到话语快感，一种姿态自赏和自慰仪式”的人群。他们渴望“颠覆”，却完全没有起码的生活阅历和艺术感受能力。
对于这班人的人生立场、道德底线和学术见解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似乎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与网络时代的极为适应的特点”，将预示着它有很大的应变性和潜能，前途未可小觑——这且姑妄由之。现在值得重视的倒是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们的批评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么我们的一部分文学也同样如此。它们之间的共生性正在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就奇怪了，说了半天，原来文学与批评不仅不是“天敌”，而且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荣俱荣，一亡俱亡，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共生性”关系，真是令人高兴——当然，这也许不包括学院式批评？
三、关于“文化背景”的两个误区
作者在谈到关于当前精神文化的背景时，总是一方面说：“空前巨大的诱惑是空前巨大成功的条件和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就不会产生世纪的巨人。世纪的巨人是以世纪的喧嚣为前提的……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也许是文学的最好时期。”一方面又说，“八面来风，网络交织，不爱热闹的人一颗心早就吵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文学必会惊世。”而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必须“鼓足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成为一个站在背景前面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
由此可见，他在如何对待个人和时代背景的关系问题上，一直还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心态——他一方面感到“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精神”，因为越是在喧嚣、震荡、芜杂、痛苦、绝望的背景下，就越能让艺术家参照到各种例证、各种可能性。以至“以往需要十几年才能观察到的事物，现在只要一年就差不多了”。因此认为让人们“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方面又宣称，在“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堡垒”面前，精神和文学要和它作一次彻底的决裂。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我以为这里存在着两个误区：
其一，作者认为把人们化入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就等同于和这个非常芜杂媚俗的背景同流合污，等同于成为背景中的最大公约数、和声；而只有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成为精神上、行为上的孤独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和志士仁人。其实我们知道，无论从哲学的意义上还是从现实生活的意义上说，个人总是总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并不是它的平均数和最大公约数。再说，即使你真的从这个背景里走出去，那么原来背景中的一切喧嚣、芜杂、诱惑、信息……都已离你而去，哪来的什么一年等于十几年的感受？哪来的怨声多大、载道就多大的产生世纪巨人的奇迹？所以那些动不动就要与时代的大背景来“一次彻底决绝”的举动和想法，并非是什么真正的明智之举。马克思不是也说过，一切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里生长起来的吗？
其二，对于“大背景”中的事物要有一分为二和发展的观点。这样放眼望去，也许就并非总是一片沙漠和“消极悲观的黄昏”——例如就拿我国当前面临的商品大潮来说吧，一方面它的确给我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诸如分配不公、道德败坏、精神空虚、文化粗俗、物欲横流等（当然这一切也不能都算在商品经济的头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和忧虑；但另一方面，它也是我国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大家在吃尽了以往“大锅饭”的苦头以后决心“奔小康”的正确选择。所以权衡利弊得失，只能采取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方式，逐步加以改进完善，而不必悲观失望。
况且，倘若如前所说，“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文学必会惊世”，也很有些令人费解。人们不是常说，心灵是文学的住所。心都死了，文学还住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