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海[1]2002年在《21世纪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方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在全球范围迅速兴起的知识经济，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处在人力资本最高层次的人才资本，特别是领导人才资本，是能够在更高数量级上创造价值的最宝贵的资本。培植和开发利用领导人才资源，推动领导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乃至谋求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遵循人力资本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把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才资源开发理论引入领导人才的研究中，对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首先概要地阐述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对人才和领导人才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知识经济呼唤具有时代特征的领导管理人才。其次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领导人才”内涵以及其影响因素，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领导人才的研究领域，提出了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叁是借鉴领导干部考察测评的方法，构建和探讨了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首次提出了领导人才潜力指标的概念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是建立了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提出了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指标间协调度等概念。第五是通过对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影响要素的研究和分析，探讨了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提出促使领导者或管理者的潜能不断得到挖掘、利用和发挥，人的素质不断得以捉高的方法策略，指出教育是实现自觉选择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学习和培训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等新的理念。最后结合作者的工作实际，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剖析了江苏省高校领导班子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江苏省高校领导干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的途径。
罗崇敏[2]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叁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叁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叁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于霞[3]2013年在《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叁农”问题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总称。“叁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关注的重要问题。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十年,中国共产党连续出台了九个关于“叁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形成了党的“叁农”理论创新成果,在解决“叁农”问题和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政策,明确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要重视“叁农”问题、如何重视“叁农”问题、怎样解决“叁农”问题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叁农”问题的解决之路,为新时期“叁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对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展开研究。本文构建了十六大以来党解决“叁农”问题的理论架构；强调了十六大以来党解决“叁农”问题的关键思路和重点问题；阐述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本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阐释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背景,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研究的成果,简述了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基础。第一,概述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经典作家关于“叁农”问题的重要论述；毛泽东关于“叁农”问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叁农”问题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叁农”问题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第二,分析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两大历史条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模式；中国“叁农”问题的历史演变。第叁,阐释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两大现实基础：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物质基础；十六大以来中国“叁农”问题面临的挑战。第叁部分,十六大以来党解决“叁农”问题的宏观战略。第一,阐述了“重中之重”的定位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的确立。第二,阐释了“两个趋向”的判断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两个趋向”的判断；“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第叁,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内涵；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第四部分,十六大以来党解决“叁农”问题的具体政策。第一,梳理了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的四大路径：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第二,归纳了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两大措施：稳定农村上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第叁,总结了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五大举措：农村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公共财政范围；推进新农合的实施和农村卫生体系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农保制度的实施；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第四,概括了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四大途径：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保障农民工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权益；保障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权益。第五部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评析。第一,概括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五大基本特征：时代性；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协调性。第二,总结归纳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四大理论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吗克思主义农业发展道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一体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维护农民权益的思想。第叁,阐析了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的叁大时代价值：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叁农”政策的未来走向。第一,分析了推进要素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的叁大走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人才资源向农村配置；推动金融资源和财政支出向农村配置。第二,分析了健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叁大取向：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第叁,分析了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改革的四大趋势：保持特色打造农村文化品牌：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农村文化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第四,分析了推进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叁大走势：增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能力；改乡级政权为派出机构；提高农村基层政府执行能力。
武小龙[4]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马利凯[5]2016年在《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文中提出当今时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的逐步深入,质量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高等教育领域均兴起重点建设的高潮,然而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和质量观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尚有差距,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我国高等教育重构新的管理模式和质量观,抓好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国家所需、人民所需、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本文以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围绕“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现状如何?存在哪些治理问题?治理理论如何有效保障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的持续提升?”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进行理论阐释,厘清质量保障体系中质量目标、投入保障、组织运行以及质量控制等要素的关系,建立起合理的分析框架,为运用这—理论解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创造前提条件。为了便于全方位、立体式了解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发展脉络,深度分析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相关政策文本,访谈了国内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相关主管部门以及部分重点建设高校的相关主管部门的人员,在宏观方面,选择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最具代表性的“985工程”“211工程”,在微观方面,选择J研究型大学“985工程”建设为案例,宏观与微观结合描述出国家和高校两个层面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的现状,并从治理视角对其中存在的重点建设价值目标导向性模糊、建设效益不均衡加剧、组织结构责权利不明、管理机制程式化严重等问题作出透彻剖析。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具有社会情况、地缘的相近关系,通过分析以上诸国和地区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状况,找出其共同特点及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提供区域借鉴和思考,再针对当前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存在的缺陷,基于治理理论提出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的重构建议:在价值导向方面,树立正确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观,立足人类发展,实现由“知识传播”向“文明进步”转变;瞄向高教强国,实现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坚持立德树人,实现由“利益相关”向“主体价值”转变;在路径与政策改革方面,实现“模式重塑、制度再建、路径纠偏、手段多元”;保持“发展方向”与“治理路径”统一,“关键环节”与“重点突破”结合,“资源公平”与“建设效益”并重,“规则联盟”与“多元治理”互动。在制定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和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实践中,克服传统政府作为管理唯一主体的弊端,运用治理的理念和思路,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等多种社会团体和资源的力量,形成网络化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格局,可使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各利益相关体共同参与建设,形成多元、协调、统一的“善治”氛围,打造“统一领导、多元治理、和谐善治、科学发展”的治理结构基本模式,最终必将实现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质量目标,增进国家公共利益的获得。
柳友荣[6]2011年在《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1998年来,我国出现了一大批专科学校自主申办,教育部批准升格的本科院校。由于此类院校大都在办学定位上为“应用型”,因此,通常称之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一种全新类型的高等教育,作为“新大学”,它的出现和发展也不过短短的12年历史。此类院校究竟如何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截止2009年共240所“新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界非常关心的问题。本研究围绕“新大学”如何界定、“新大学”产生和崛起的原因、“应用型本科教育”概念内涵和特征、发展良好的“新大学”所具备的特征等问题,通过文献分析、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探讨中国“新大学”持续发展的路径和策略框架。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双能型教师”等一系列指称模糊、内涵混乱的概念。并把“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或曰新大学)界定为：1998年至今,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设置的,以本科教育为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新型的院校。这些升格的本科院校主要由单科性或职业性高等专科学校升格、师范类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以及前两种合并升格等叁种类型。如此定义“新大学”基于叁点考虑：其一,1998年,我国在国家层面上开始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教育运动,而不是试验；其二,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都是经过教育部正式批准,并获得“准入资格”的本科大学；其叁,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区域,以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区别于传统精英教育大学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应用型人才。然后,从与英国新大学及美国赠地学院的比较,以及对合肥学院、行知联盟的个案分析中得出：其一,“新大学”与英国新大学及美国赠地学院的共同特点是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背景下生发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其办学主体都是城市,服务面向都是地方,人才培养规格都是应用型。但是,中国“新大学”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它是在政府政策导向下“自上而下”设置,是对原有较低层次教育资源的提升,因而,中国“新大学”在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上,先天具有了在教育模式、师资队伍等方面的“排异反映”。其二,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应用型高校走出暂时困境的有效战略,联盟的生命力取决于政府政策层面上的支持；“新大学”应走应用型、地方性、国际化之路；“新大学”区别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的根本所在是改变学科导向型的课程设置为专业导向型,课程建设应以模块化为目标；“新大学”必须高度重视“双能型”的师资队伍建设。真正的“新大学”还要求办学定位地方化,培养目标应用型,课程设置职业化,课程组织模块化等等。本研究还采用自编“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状况调查问卷”,选取120所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负责人实施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发展良好的“新大学”具备的主要特点是：(1)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院校；(2)服务面向定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3)办学规模、学科与专业发展适度；(4)人才培养定位和方案、课程结构和内容应充分体现“应用型”这一类型上的差异。研究还显示,发展良好的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些支持既有宏观政策层面上的,也有具体人才培养策略上的。最后,本研究提出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策略框架,并将此归纳为宏观战略、中观方略、微观策略叁个层面。宏观策略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中观策略层面包括内涵式发展方略和生态学发展方略；微观策略层面是由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学科与专业、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管理机制与体制、社会支持等七个方面共同构成。“新大学”应坚持对外“联盟”,对内推进管理机构“扁平化”,藉以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加强专业的柔性机制,减少核心课程设置；增加课程教学的“职业元素”,采取模块化教学；扩大“双能型”教师队伍比例。
王连芳[7]2012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和意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整个地球的经济快速增长，财富急剧增多，而且使世界某些地区确实变的繁荣昌盛，但是正是以矿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化发展造成了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伴随着自然对人类实施的种种报复和严厉的惩罚，人类逐渐加深了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切忧思。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共产党人不断地对资源的利用、环境的保护和人口的控制等方面提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方法。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提倡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对于中国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和世界范围生态危机的解决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的产生、发展和界定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不但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传统生态文明观和国内外几种比较流行的生态文明观，尤其是毛泽东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水利建设、环境保护、勤俭节约、发展可再生资源等重要思想，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来源。面对建设国家的历史任务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生态问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我国实际国情，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口控制等现实状况。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表现在：注重加强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思想，绿化祖国和发展森林资源思想，统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节约使用思想，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思想，持续发展思想等方面，这些在邓小平的多部着作和多次谈话中都明确的表现了出来，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和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等战略思想，重视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以科技和法制为保障的战略思想，重视对中国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珍惜并要求可持续利用资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分符合生态文明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要求。同时江泽民重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和国际化交流，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利用国际资源也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胡锦涛对生态文明思想做出了科学的解释，阐述了生态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现阶段生态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重要意义，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发展目标的相关分析，彰显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具有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启示。他们的生态文明思想基础是统一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限制，存在着社会发展不全面和不协调、生态文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的不到位等问题，这些经验教训值得现阶段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建设作为参考和借鉴。同时，现阶段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较多的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问题、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问题、农业和工业对生态破坏问题等依然亟待解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以及部分相关解决措施的提出，理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科学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步，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曾群[8]2005年在《汉江中下游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作为人类所需要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既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又是重要的环境要素。水资源是生态环境中最活跃的自然资源,同时还是战略性经济资源,对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的结果,水资源危机已被许多科学家和政治家所关注,产生了“19世纪争煤,20世纪争油,21世纪争水”的说法。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需求关系,已引起国家的关注和重视。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江水资源是汉江中下游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加之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动工兴建,汉江中下游水资源承载能力越来越重,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该地区潜伏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因此,研究汉江中下游地区水环境,揭示水环境对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原因,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在参加国家水利部下达、由湖北省水利厅实施的“湖北省汉江流域中下游水利现代化建设试点规划”项目的基础上,以汉江中下游地区水环境为研究对象,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应用RS/GIS技术和系统分析等方法,对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变化及影响因素、水环境功能、水功能区划分、水环境生态建设、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资源产业化开发等方面进行专项探讨和综合分析。 全文共包括叁大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有关理论与研究进展、研究区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等背景。本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水环境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运用,可以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科学内容,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的范围是汉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以汉江干流为主要水源的核心区和非干流供水的辐射区。在理论上,认为应以系统的观点来认识水环境的内涵,从动态性、综合性和差异性来研究水环境;水环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需水量关乎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必须首先满足基本生态需水”;水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基础,才能走上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道路。以往的研究成果多关注中国水环境态势、水量、水质、水环境变化状况、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水域生态等方面,综合地研究一个区域的水环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少的。而本文力图从综合的角度研究水环境问题,通过对汉江中下游水环境的研究,提出汉江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水环境优化对策,为汉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其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是,在大量综合、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以水环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为指导,分析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变化的过程与规律,揭示该区面临的主要水环境问题;分析汉江中下游水量、水质,对汉江中
孙智宇[9]2007年在《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新兴的、众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海洋经济综合了地理学、经济学、资源学、环境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基础科学及其内部分支学科的理论知识,目前,关于海洋经济的研究还未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脉络,研究尚处于形成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我国20多年来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变化轨迹,为确定海洋经济研究的正确方向提供依据,以此来填补我国海洋经济学科研究的理论空白。本文收集到1390多篇论文,250多部着作、调查报告、研究报告、论文集、工具书等文献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整理之后进行判断,本文将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粗略地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1990);第二阶段,初步形成阶段(1991-2000);第叁阶段,逐步完善阶段(2001-至今)。再将各阶段的资料按研究成果的形式和研究领域(范围和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大致上是从海洋经济理论研究、海洋产业研究、海洋区域经济研究、海洋开发战略和管理问题研究、海洋环境问题研究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继而分析出各阶段的主要研究特点、研究重点领域和内容、主要研究人员、研究的缺陷和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叁个阶段的情况进行整体的分析,从而理清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发展脉络。最后,对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虽然有几位专家学者曾对海洋经济研究与发展展望进行了探讨,但基本上没有以全面而系统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本文尝试对20多年来海洋经济研究取得的各种成果进行统计分析,是本学科中第一篇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本项研究工作是具有重大开创性意义的。
崔海伟[10]2013年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体现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生态代价的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科学发展已变成中央、地方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共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一诉求提供了坚强保障。然而，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给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追求发展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的污染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不满。近年来，因为此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中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动摇着中共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地领导国家发展是一个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重要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确立一个重大决策，体现了一个中共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到初步实施的整个过程全面反应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正视本国国情，运用战略思维制定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把握中共制定战略的决策历程和采取地措施；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前十年的成就和问题；再就是，通过对这一战略的梳理和分析，试图为长期执政的中共如何科学地领导发展，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从中共党史上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1992-2002年）全面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就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而言，这十年是战略长期推进中的一个初始阶段。2002年，朱镕基在南非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关于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十年的大体状况。这两个方面都强烈地体现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尽可能全面地而又详尽地获取这十年间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历史资料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查阅档案、文献、报纸等各种资料，理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并进行分析和总结，力图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中共制定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体现出国内外各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中共对发展问题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系统地阐述这些内容同样需要各种史料的支撑。因此，查阅历史资料并进行史料的分析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初发端于西方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制定和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中共和中国政府注意借鉴西方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中外专家共同参与制定的过程。战略实施注意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成功经验。要正确地分析这些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作为一篇党史论文，本文还试图运用战略学的分析框架，注意从战略预判、战略形成、战略实施、战略评估几个维度进行剖析。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历史学和战略学研究方法交叉运用的一次尝试。总结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二是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并作出较为客观地评估。叁是提出中共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应考虑的几个维度。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已有六十余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旅途。这段旅途因为其特有的内涵、长远地战略立意以及现实的影响力必将越来越得到人民的关切。它曾经也将会继续全方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梦想虽然遥远，但我们已在路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经之路。这并非是一次普通的回顾，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1]. 21世纪领导人才可持续发展方略研究[D]. 苏春海. 河海大学. 2002
[2].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3]. 十六大以来党的“叁农”理论创新研究[D]. 于霞. 大连海事大学. 2013
[4].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5]. 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D]. 马利凯. 吉林大学. 2016
[6]. 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D]. 柳友荣. 南京大学. 2011
[7].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王连芳. 河北大学. 2012
[8]. 汉江中下游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 曾群.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9]. 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 孙智宇. 辽宁师范大学. 2007
[10].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D]. 崔海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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