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我国内需不足特异性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异性论文,内需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1)03-0020-06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一、内需不足特异性之表征
（一）巨大的市场与内需的萎缩并存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认为，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之后，一国经济才会步入加速发展期，而大约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1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加速将会结束，此后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我国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0多美元，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不很高，社会发育程度还比较低，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拥有近13亿人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但近年来，我国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与内需的萎缩并存的特异现象。这显然是一种低水平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在广大居民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的一种过剩。这种特异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是一种早熟型的相对过剩。
（二）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不同，近年来我国市场上出现的需求不足并非全面的生产过剩，而是表现为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局面。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无效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一些商品仍满足不了需求，有效供给不足。从近几年来国内贸易部对600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从1995年开始，供过于求的特征已经逐渐明显。当时，在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供过于求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供不应求的商品。而到了1998年，供不应求的商品所占的比重则已经下降为零，生产能力明显过剩。据1996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普查所涉及的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995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率在40%以上（注：数据来源：韩文秀，1998：买方市场下的宏观调控[J].管理世界，1998,5.）。与无效供给并存的是有效供给的不足，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当前经济理论界在讲到我国的需求形势时，一般都以国内贸易部对600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来证明我国的过剩形势。但实际上，国内贸易部所调查的600种主要商品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王振超，1999）。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虽然经过80年代的重点投入和加速发展，瓶颈制制约已经基本缓解，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比，仍然不能满足要求。1997年我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人均只有0.2千瓦，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公路密度，即使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0.3公里，赶不上印度0.5平方公里的水平。而且，在121万公里的公路总里程中，国道主干线只有10万公里，高速公路还不足5000公里。第二，价廉质优的产品供给不足。我国目前积压过剩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价格不合理的缘故。如广州市市区的商品房价格一般在每平方米5000～10000元，如此高的价格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只能是望房兴叹。小汽车的价格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甚至100多万，而且即使买得起车，名目繁多的行车费也让人望而却步。再比如，我国的钢材、原油，与国外相比，质次价高。如国产3厘米以下的冷轧板、2.5～3厘米的热轧板的价格分别为每吨3100元和2300元，而俄罗斯同样的钢材的价格分别只有2700元和1900元。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钢材销售困难、大量积压，而每年却要进口大量钢材（注：参见胡培兆，2000：供求失衡的市场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的缘故。第三，高科技产品供给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技术素质还很低。目前我国国有重点企业的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工业技术水平大约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由于生产的工艺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产品自然也就档次低、质量差。因此，目前我国市场上过剩的都是质量低、性能差、品种单一的产品，而电信、环保等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却需要大量进口。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每年生产的1亿多吨钢积压的不在少数，但同时却要进口各种高档钢材；我国是纺织服装世界第一大国，每年却要花60多亿美元进口各种高档面料。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创新能力低下并存，一方面使传统产品价格下跌不止，另一方面又缺乏带动价格回升的高新技术产品。
（三）经济高位运行与物价走低、市场低迷并存
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需求的波动与经济运行状况是相适应的。在经济增长时期，需求旺盛，物价水平相对较高；在经济低谷期，需求疲软，物价下跌。然而，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严重的内需不足及通货紧缩是在我国经济高位运行时期产生的，是在经济增长期出现的，是与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有所不同的，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与物价走低、市场低迷同时存在。1997、1998、1999三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不及前几年那么高，而且呈不断下降趋势，但是，平均的增长率也达到7.9%，这一增长率在世界各国中算是比较高的，而同一时期，我国的价格水平却严重走低，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平均为-1.6%（表一）。
表一 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物价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
二、内需不足特异性之机理
（一）国际背景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内需不足及通货紧缩有着深刻的全球背景。首先，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逐步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地区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波及。1997年7月2日，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然后像多米诺骨排一样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传播开来，它不仅涉及到韩国、台湾、澳洲，也使本来已经陷入泥潭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在1997年，整个亚洲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后，1998年，这场危机又先后传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对国际金融界的打击和震动不断加大，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其次，从1997年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已经日趋明显。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s》）所指出的，世界经济在经历了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首次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时期。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且使全球生产能力大量过剩、需求锐减，导致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首先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则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反映原油、农产品、贵重金属等17类主要商品价格变动情况的CRB期货指数，1999年2月底已降至184.89点，是1975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其次是产成品价格的下降。1997年8月到1998年8月的一年内，英国的产成品价格下降了0.8%，德国下降了3.5%。第三是消费品价格下跌。日本的批发价在1998年下降了4.4%，曾经以恶性通货膨胀著称的巴西，1998年消费价格也下降了1.8%。在欧元区，1998年夏天以来消费物价指数也一直在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98年发达国家的GDP平均指数仅上升1.6%，消费价格仅上升1.7%，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一些学者还认为，官方的消费价格指数总是夸大通货膨胀率，夸大的幅度通常为1个百分点，依此标准，日本、德国、法国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货紧缩（谢平、沈炳熙，1999）。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已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4.1%下降到1998年2.2%，世界经济在除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步入低谷，正在逐渐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大环境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政策因素
如果说，亚洲经济危机及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的大环境构成了此次需求不足及通货紧缩的国际大背景，那么，近年来我国宏观政策制定及操作上的一些失误则是导致需求严重萎缩、物价持续下跌的更直接的原因。近年来，我国的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方面出现了许多失误和不足，各项政策之间的搭配与衔接不当，导致效应相互冲减，影响了调控的效果。具体体现为：
第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欠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但在具体运用中要注意彼此之间的相互配合，否则，会产生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使调节作用互相抵消。我国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比如：面对不断下滑的总需求，我国政府一开始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1993年以来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连续7次大幅度降低银利利率，另一方面却坚持“缩减赤字政策”，不断压缩财政赤字，1997、1998年两年各减少财政赤字100亿。减息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财政增收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二者作用恰恰相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矛盾，一只手松一只手紧，使得降息的作用被基本抵消，没有能够发挥出来。直到1998年7月，政府管理层才意识到总需求萎缩问题的严重性，并下决心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及增发1000亿元国债。也正因为这种转变，才促成了1998年下半年的止跌回升。
第二，有关改革政策出台时机不当。首先是社会保障政策。旧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效率极低的体制。它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力，但却没有能够起到任何激励的作用，而且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仅仅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是必须改革的，必须引入市场机制，使社会保障更有效率，涵盖面也更广。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理预期，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选准时机。
我国目前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是要把原来由国家统包统揽的社会保障逐渐推向社会，推向市场。虽然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思路和目标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规律的，但就目前来讲，初始阶段的种种改革都是要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的。如果选不准时机，将会给老百姓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感和恐惧感，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感到恐惧感无疑会构成社会需求的强大的收缩力量。因此，在笔者看来，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在经济过热、需求膨胀，也就是说存在通货膨胀压力的时期，而我国政府在这一点上的操作恰恰相反。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但实质性操作却是近两三年的事。大约从1997年左右开始，住房、医疗这两项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居住和健康的制度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大规模的出售公有住房、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医疗保障的社会化等几项措施的出台，给近年来收入水平增长本来就已经减缓的广大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大家只好拼命地存钱、攒钱，以“买房”、“保命”。事实上，1996年下半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之后，我国就已经存在着需求不足的明显苗头。此时出台上述重大改革措施，无疑对需求疲软及通货紧缩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说不是根本上的原因，至少也是一种“雪上加霜”的不良效果。
其次是就业政策与机构改革政策。近几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推进，我国的就业形势一直非常严重，就业压力很大。据估计，1997年我国因下岗职工总数已达1151万人，如果把下岗职工与登记失业人口合计，我国1997年城镇的社会实际失业率为9.36%（注：杨来科，2000：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收入梗阻及其梳理，财经论丛第1期。）。大量职工下岗及失业，是我国经济及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国家在千方百计开拓再就业渠道，扩大就业量，以解决下岗及失业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在进行上述努力的同时，又在加快政府机构调整与改革，增加下岗者的人数。诚然，改革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工作人员，给政府机关“消肿”，是必须进行的，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步骤，但问题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需求严重萎缩，社会心理极其不稳定的时期，出台这些改革措施是不合时宜的，它必然和社会住房、医疗制度的改革措施一样，因出台时机不当而给经济的启动造成很大的压力。
第三，增加收入与征收利息税的效用相互冲减。1999年，在认识到需求不足及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普调性地增加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的工资，尽管增加的数量有限，但这项措施应当说对扩张消费需求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增加工资的同时，我国政府又开征了一项新的税种——利息税。这两项政策的作用又是互相冲减和矛盾的。普调工资，对于高收入者阶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什么刺激作用，但对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工薪阶层而言则影响甚大，工资的增加肯定会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但是，开征利息税，而且是非累进性质的利息税，对于高收入者阶层而言影响依然很小，但对于中下层收入者来说，却减少了他们的利息收入，影响了他们的消费。很显然，增加收入的扩张效应会被征收利息税所冲减。
（三）体制转轨因素
不能否认，个人或政府在决定经济绩效的问题上起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一般而言，或者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有许多并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弊端。那么，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严重的而又具有特异性的内需不足现象到底存在哪些体制性的根源？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的不彻底提高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出现的可能性。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性，市场机制运行的不规范性，市场信息的不充分性，从而市场供求的波动性比之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而言要强得多（注：参见杨来科：转轨时期我国的需求问题研究第三章，厦门大学博士论文。）；加上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运行下的经济总量比较小，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基数都比较小，从而在转轨时期无论是总需求抑或是总供给的增长速度都比较快。而高增长一般都会伴随着稳定度的降低，从而使转轨时期的总量变动不仅剧烈而且不均衡，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第二，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市场导向性的政策工具，而是缺少将这些政策工具的作用传达到现实经济活动中去的媒介机制。目前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转轨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和完善之前，计划经济的作用和痕迹始终是存在的。实际上，市场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惯例和规则发生作用的，这种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而且要发育和生成。在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就之前，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宏观政策传导机制难以发挥有力的作用，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时机和作用效果。
第三，市场的残缺性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限性。价格的双轨制运行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并不能像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那样作出反应。首先是价格机制作用的有限性。渐进式改革采取了体制外增量改革的双轨过渡模式，从而形成了经济运行中普遍的双轨制。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是在旧体制之外，在增量部分发挥作用的，而存量部分则仍按计划体制运行。从而价格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价格的双轨并行，两条轨道自然会可能产生串轨、摩擦、碰撞等现象，使两条轨道的运行效率均受影响。此外，据有关方面估计，经过多年的价格调整与改革，目前仍有10%左右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而在尚未放开的生产资料价格中，主要是石油、煤炭、电力、交通和一些基本的原材料的价格。这些物品属于每一生产部门都要使用的投入品，这部分商品的价格未放开，整个价格体系就仍然处于十分严重的扭曲之中。这无疑影响和削弱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其次是竞争机制作用的有限性。所有制的双轨制，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借助于国家的权力对许多产业进行垄断经营，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同时，价格的双轨运行，使得经济当事人倾向于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收益，而这种寻租的机会越多，就越不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和规范市场行为。
第四、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法制不健全、规则不完善，市场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市场交易不透明、不规范，这些都加剧了市场的无序性，也增加了政府管理和调控经济的成本和难度。本来，制度和规则的存在，可以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从而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但是，转轨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各种有关法律法规都很不健全，加之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人们心中还没有形成，因而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都极不规范。市场上非法经营现象十分严重，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无证经营、偷税漏税、商业欺诈现象无处不在。许多人倾向于通过不正当或非法途径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同时，在转轨时期，市场信息来源不确定，导致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不对称。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下，市场外交易增加，各种非货币媒介如权力、关系的经济作用上升，从而导致市场退化，规则失效，使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市场更加扭曲；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对比价结构的认识能力降低，形成不对称的市场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因而政府常常对市场的运行秩序无能为力，只能借用行政手段。而行政干预本身也是违反市场操作规则的，其结果又常常导致体制的复归、市场化进程的延缓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内需不足特异性之消除
虽然，经过两年多的治理和调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已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这种效果的产生和得来并不容易，它一方面得益于国际形势的改善，另一方面则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条件下实现的。而且，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结果并不牢固，问题还可能再出现。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特异性。
第一，加速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步伐，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来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我国近年来出现的需求不足及通货紧缩，从很大程度上讲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所致。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特异性的需求问题，就必须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加速我国的经济转轨。只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地建立和完善起来，只有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真正有效地发挥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内需问题产生的深层体制根源，也才能解决因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的市场问题。
第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微调性。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决策层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重政策的前瞻性、微调性和灵活性。前瞻性是指政策的制定应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要在发生大的经济波动之前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以事前的预防代替事后的治理。微调性是指，政策的力度不能过猛，避免造成政策性的大波动。当然“微调”必须建立在“前瞻”的基础上，只有在正确预见的基础上实行微调，才能不至于产生大的损失。灵活性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控政策，不应该持续时间过长，也不适合制定长期的目标。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因而应当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当地灵活调整。具体说来，现阶段我国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应当注意处理好几方面关系：一是要处理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启动内需与扩大出口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改革的深化与居民心理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消费与投资政策之间的关系，五是要处理好政策的短期性与长期性之间的关系。
第三，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以结构的优化来带动总量的平衡。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需求问题虽然表现为一种总量上的失衡，但其根本还在于经济结构的偏差。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总量问题，必须从结构入手。
首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具体从三方面入手：1)要继续加大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前的生产过剩既是总体性的，也是结构性的，是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所以，我国目前要在启动需求的同时，也要注重弥合短缺，增加有效供给。应该继续加大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继续加快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产业化，增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经济学的理论证明，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而私人收益却小于社会收益。所以，公共产品一般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是由政府出资兴建或提供的。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公共产品的投资和生产不仅可以提高产出水平，增加社会就业，还可以弥补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2)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升我国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同时也为私人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是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层次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仅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度，而且也不利于我国最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投资的增长。我国目前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失业及下岗人数巨大、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民间投资不旺等，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将为我国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比较大的空间。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是最能吸纳失业及下岗人口的领域；同时，第三产业也是私营及个体经济最能发挥作用的产业。所以，我国目前应当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第三产业中向私人资本开放的领域，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大的投资天地。事实上，我国的第三产业中有许多领域仍然没有向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开放。比如：目前的铁路及航空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科技服务业以及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等，都尚未对私人领域开放，或者开放的程度很低。这不仅不利于在这些领域形成竞争机制，提高经济效率，而且也限制了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影响的将是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整体水平及竞争力。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如果不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及提高其竞争力，不久的将来，我国所面临的就可能不仅仅是当前的市场需求不足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市场的问题。3)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初步告别全面短缺的发展阶段，在原有经济结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大。新的发展空间，要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生产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大、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摆脱较低技术与产业层面上的需求约束，在更高的技术层面上开拓新的需求空间。4)压缩和淘汰过剩、过时的生产能力。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价值下跌时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在这一时期，传统的行业随着经济的衰退而衰退，而新兴的行业却随经济衰退而突飞猛进。当前正是我们淘汰过剩的、落后的生产能力的有利时机，应当坚决关闭那些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规模经济、严重亏损的企业，例如小造纸厂、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煤矿、小发电厂、小炼油厂等（胡鞍钢，1999）；同时，大力压缩那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的长线部门的生产能力。
再次是优化产品结构，提供更多的优势优价产品，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低劣的质量、畸高的价格、落后的款式，是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货不对路的情况下，理性的消费者“宁缺勿滥”的消费倾向明显。因此，要启动消费需求，除了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之外，优化产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国政府应当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力度，净化市场环境；从企业的角度讲，则应该努力进行产品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合消费需求的产品。只有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只有产品符合消费者的品，才能有市场需求。
第四，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以制度约束市场行为，规范市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以制度来规范市场。法制不健全，则市场永远难以有序。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的立法。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轨之所以造成大的经济衰退和经济、社会震荡，就是因为在新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过早地而且是彻底地摧毁了旧体制，从而导致出现了一个制度“真空”，造成了经济的严重无序化。中国的经济转轨虽然走了一条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特殊路径，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过渡方式，通过双轨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避免了大的制度真空，但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培育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在转轨期间，必须积极地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再造，尽快地建立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关法则、法规，以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转。
收稿日期：200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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