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间去——九十年代文学的主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潮论文,民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到民间去”到新文人传统
二十世纪初年，知识分子曾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李大钊，周作人，梁漱溟，顾颉刚诸知识界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这场文化运动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五四运动若干理性口号的具体实践方面，如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神圣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反传统、反儒学确立新的再生价值观……而其中心内涵乃是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虽以民间作榜样，实则是试图为新世纪勾画一个发展的蓝图。二十世纪初年的这场民间文化运动，影响显然十分深远，不说晏阳初的定县改革、梁漱溟的山东试验区、陶行知的晓庄示范，抗战时期鼓子词等民间形式的复活，京派乡土文学，海派鸳鸯蝴蝶四说是其直接体现，就是毛泽东这一代革命者亦将“到民间去”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的革命原则加以发扬，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纲领，五十年代工农兵热潮，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均一以贯之地体现“到民间去”的文化哲学。
新时期，大批学者对二十世纪这股浓盛的“到民间去”文化运动，用俄国“民粹主义”一语概括，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固然增添了到民间去的革命性，却也不可避免地将一场文化拯救运动狭隘化为一种功利性追求，最终在这样一个狭隘理解的前提下，将其作为一段政治历史加以抛弃。于是，我们看到，新时期第一个十年是一个不断以新文人传统精致文化取代民间文化的进程。在这个活动进程中，新时期文学以民间生存状态中不断提取若干抽象的观念加以阐述，如伤痕、如迷惘、如荒诞、如魔幻、如孤独、如本能。新时期文学在这样一些概念性的逻辑推导进程中一步步走向西方的智性文化。也就是说，新时期对二十世纪整个上半期民间正统、民间思维方式的抛弃是以建立西方智性的新文人话语为目的的，而这种追求乃是表象继承五四文化精神、自由主义文化哲学为前提。新时期文学的确短暂地建立了一种有效的新文人话语启蒙当代中国，但这种有效性很快随模仿西方现代主义而告终结，一个智性毁灭的新时期很快到场，其高峰体验是八五年左右的现代派文学和寻根文学。
对现代派这样一个文化横移的变种文学，认识它的非民间性、反民间性特征是容易的。它所塑造的人物，所表达的生活，所展示的环境影像，所宣称的理性哲学均是异域化的、西方性的。这就难怪它会陷入伪现代派的争议之中。对于寻根文学，人们的认识显然没有这般一致，有人认为寻根文学是最本土化、民间化的，它是国人心灵在异域文化观照下的一次大陈示、大暴露；有人认为寻根文学是最西方化的，它借一种根的展示将本土完全彻底西化了。尤其是韩少功《爸爸爸》所塑造的“鸡头寨文明”，完全是“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孔多镇”的东方幽灵。从“到民间去”的观点看寻根文学，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文学所抵达的民间显然不是本土生活中实存的民间，它只是一个西方性文人眼光窥伺后变形的民间，它所揭示的意义并非民间的而是西方的，鸡头寨的巫术氛围和亘古不变的文化观也许是本土事实，但其中所蕴藏的末世情调、精神病症状乃至生命活动规则却绝不是本土的。寻根文学所寻的根，假如的确是一个粗大的本土之根的话，它也是一八四○年以来殖民历史所造就的殖民之根，从这条根上读解本土，我们充满的是绝望、失语、孤独和毁灭。正因如此，韩少功等寻根作家一旦寻到这条根后，就陷入失语的绝境。
至此，我们看到，新文人话语的“新”主要体现在其西方性维度上。文人话语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型语式，它经屈原、庄子、扬雄、枚乘首次阐发，曹植、鲍照、竹林七贤而至唐宋八大家，基本奠定以儒学为政治纲领，以老庄为生命归依，以文言文为规范表达符号，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追求的文人话语体系，文人话语在晚明进入狂放，清一代进入没落，近代即趋于解体。新文人话语是建立一八四○年后进入的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它经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大力推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激进宣扬，在梁实秋、徐志摩、胡风、周扬、废名手里已运作完善。新文人话语以民主、自由为政治纲领，以科学进化为生命归依，以白话文为规范表达符号，以启蒙救亡人道为人生追求。新文人话语于三、四十年代繁荣发达，随民间意识形态化的共和国时代抵达而趋于没落。我们看到，当代文学十七年中，新文人热衷的人性抒情，小资产者生活表现的闲适品味统统被打入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冷宫，而不复存在，新农民新军人新党员新干部成为此期文学主流。随着新时期十年再度西化高潮的到来，新文人话语从两个方向得以复活并成为主流话语。一个方向是由伤痕、反思文学所代表的政治性新文人传统复活。在这个复活中，人性、人道话语四处充斥，民主、自由意识随处可见，启蒙的话题再度提出，鲁迅一代的思考和新时期文人的思想极为合拍。另一个方向的新文人传统复活虽未有潮流式景观，但邓友梅对人物化文物的把玩，陆文夫对文物化人物的品评，汪曾祺对流落民间江湖化石型人物的叹赏，贾平凹对明清文人情趣的追恋，仍为我们勾勒了一条清晰的新文人闲适传统逐步回归、确立的发展路线。新文人传统第二个方向的西化性也许不如第一个明显，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但由于其立场的第一方向性，对民间更多持把玩，叹赏心态而不是持民间正统、民间生命力观念，故它恰是新文人传统确立后的典型特征，是新文人作为本土拯救最大危害的集中体现。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最新文人化的群体。将寻根、反思作为新文人传统复活的理性基础，邓友梅、陆文夫、汪曾祺、贾平凹看作最清晰的新文人传统复活关节。这是大多数人能够赞同的，但将先锋文学也纳入这一群体考察，却稍为困难。不过，先锋文学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有人极端地说，先锋文学不过就是西方五本书的复写、扩充，这正说明先锋文学的极端西方性。也就是说，先锋文学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已具有了充足的新文人形态，关键是它在这个意识形态下的书写特征，如果它的书写特征亦是新文人化的，它就完全是一个新文人群体。在我们看来，先锋文学的书写特征正是新文人化的。第一，本土颓丧。先锋文学对待本土的历史态度是非常阴暗的，认为它不过是一个颓丧的寓言：本土、人性、生命、性、群体规范和组织乃至暴力都在颓丧和走向颓丧的进程中挣扎和毁灭。先锋文学的这一本土观念正是西方对待本土的态度，西方文人认为，本土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早已腐化堕落、四分五裂，任何新产生的东西都是带有病毒元素的事物，不可能新生。连人民共和国这一与新建、资产意识形态决裂的新国家也不例外。第二，本土的神秘。西方对于东方本土的一个持久观念是，东方是个奇异的国度，一切均不可思议。先锋文学继承这个不可思议的东方观念将东方完全彻底神秘化，《迷舟》《大年》《青黄》《风琴》《鲜血梅花》《劫数难逃》典型地构筑了一部东方神秘史。东方作为一个有自己文化的区域，其不可思议性本来自其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它是自在理性的自在运作，它的不可思议中正包含了本土人民充足的生命。如今先锋文学重复西方观念，只重视其神秘的不可思议，却忽视其生命理性，导致的结局只能是抛弃而不是认识、继承、发扬和分析。
总之，在我们看来，新文人传统试图借西方性激活本土，启蒙本土，虽有其漫长的殖民现实作根据，但由于忽视民间本土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它在二十世纪中、晚期的两次复活都是悲剧性的、阶段性的；正如现代新文人话语必将被民间意识形态取代一样，新时期复活的新文人话语也必将被九十年代的民间话语所取代。
“新民间社会”：浪子和市民
新文人化的写作运动到八七年式微，八九年文学开始转型。由于先锋文学正处于新文人至民间的转型期，因而，它一方面是新文人化的，一方面是民间化的。在我们看来，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到民间去”文学运动，从王朔开始，新写实发扬，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已成一股潮流。
王朔和他的民间浪子 九十年代以前，王朔的民间浪子人物是个倍受攻击的群体，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些意识形态化的痞子：随着九十年代意识形态色彩的淡薄和到民间去的文化潮流涌动，人们看到，王朔的民间浪子其实只是新时期民间人物生活的写实，尤其是那些失去公职，靠挣钱吃饭的民间游民的写照。这样的民间人物在历史形态的民间已有漫长的存在记载，从周处、竹林七贤、李白、关汉卿、施耐庵、李贽、冯梦龙到济公、西门庆、徐文长、唐伯虎这样一些人物的民间传说中，我们大致可以窥伺到民间浪子生存的样态。王朔和他的民间浪子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告知人们，除主流文化那样显性的人物生存故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别样的亚文化人物生存区域，不说这个区域是将取代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滋生地，起码它的独特民间真实性却是不容忽视的。
新写实和民间的市民化浪潮 新写实对当代历史的贡献并不在于它对写实有了多么引人侧目的看法，而在于它通过客观、原生态的写作方式发现了一个生动的民间市民化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看到刘震云“单位”中人正在变成一群新市民，他们正在把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场所变成一个利益往来繁复的市场，一个充满世俗愿望和偏见的市民社会。面对这个社会，既往的意识形态原则显然失效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权力规则、利益分配体系必须呼之欲出。公务员制度是否正是这样一种适应单位民间社会化的举措呢？而池莉、方方笔下的职工市民化也许没有单位中人来得触目惊心，因为这群职工原本就有市民祖宗的血液，他们原本就生存在一个市民和意识形态化职工的边缘上。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市民本性就暴露无遗了。印家厚也许还是一个困惑于职工身份和市民角色原欲之间的边缘人，因此他苦恼，庄建非、赵胜天、七哥，公汽司机、售票员、三班倒工人却已完全自觉将自己融入市民人生中。他们谈生存利益谈他人是非短长谈奇闻逸事的兴致远比谈政治学习、努力向上、思想改造和追求崇高理想要大得多。这样，他们自然构成了民间新文化的主体。其实，早在五十年代，陆文夫、王蒙等年轻人就已注意到职工中的市民化倾向，只是在他们要真切审视这一群体化现象时，遭受意识形态打击而未能进行，或者干脆将这种现象纳入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性格类型加以写作。新写实揭开罩在城市职工身上的意识形态面纱，让我们真切看到真实的民间市民生活境况。新写实不可宽容的缺陷是将民间人物的实存生活加以完全的意识形态剥离，把民间人物新的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生活简化为人类本性的流露，这就使新写实很快从唯物主义的民间写实坠入唯心主义的虚夸泥坑，将民间人物当成一些本能的符号随意处置。最失败的代表是新变后的刘震云。《故乡相处流处》完全是一则后现代文本，民间社会不复存在，政治变成装饰，深度空间随平面化的到来，缺乏任何历史、人性因素，不断的复制和模仿，戏拟零散化了民间生命真相……后期的刘震云使前期的他重复了二十世纪文人不可克服的悲剧命运：反西方、皈依民间终以归顺西方，取消民间为结局。新写实文学运动在它起点的地方沦丧。
先锋和乡村民间社会 民间在先锋那里是以史的形态存在着的。先锋在这种历史形态的民间社会中，继承了新时期《红高粱》、《灵旗》、《马蹄声碎》的写史传统，实际是通过解构意识形态化的乡村民间社会而重建了一个新型的西方化的乡村民间社会。先锋文化的这种双重态度——一方面是西方化的，一方面又认识到民间的文化价值地位——典型地体现转型期价值二元特征。在先锋文人的民间社会中，地主、长工、土匪、妓女、流浪者占据突出地位，由长工——地主构成的乡村家族组织故事，由土匪——流浪者构筑的乡村平民生活故事，由妓女—术士所构筑的乡村罪孽情感故事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既有的人们对乡村民间社会的认识。从观念的意义上而言，先锋的乡村民间社会是神秘的、阴暗的、颓败的，充满了本能的喧嚣，乡村在此丧失了中古文人笔下的田园牧歌情调、当代十七年笔下的鲜红革命色彩印迹。乡村社会成为近代理性寓言，这个寓言和鲁迅、茅盾对半殖民地乡村状况的批判有不谋而合的结论。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先锋文人所写作的乡村民间就是一八四○年以来作为农业文明典型代表的乡村民间社会崩溃、腐烂的文化寓言。这个寓言的确立，显然使试图再在乡村社会寻找社会典范的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们成为不可能。中国必须变化，乡土必须变化，这个变化只能由新的乡土民间去承担。
九十年代：风潮性的民间主义
九十年代的“到民间去”显然不再象八十年代那样既充满含混论调又是某群人的独特行为，九十年代的到民间去，正成为此期文学大量的实践，旗帜和口号没有了，创作实绩却兀然耸立。
陕西人的“民间风俗”正统观 陕西人以“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来突出民间社会风俗的合法性特征。《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是两部以民间风俗化意识形态写作近代以降百年历史的书籍，这种风俗化意识形态完全改写了由《子夜》、《红旗谱》所奠定的革命意识形态历史。《白鹿原》告诉我们，党派斗争对于历史、人性、社会组织、文化的改变远远赶不上白嘉轩、朱先生、鹿三对民间传统的固化作用；《最后一个匈奴》通过人物身份的意识形态错综背景说明，历史的变迁远不是革命意识形态所简单概括的那样明了、主线分明，历史在民间的眼光中是那般错综又令人茫然。《骚土》、《热爱生命》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性，却以民间开放的性风俗展示出一幅幅民间社会画卷。这个特征实则也是陕西人的共识。有人以媚俗的角度指责陕西人的这几部性风俗作品，其实，性风俗的开放与渴望正是民间社会的一种传统性存在。民歌、民谣、民间叙事很少脱离性风俗话题，民间人物虽不是为性而活，但性所构成的民间推力却是显著的现象。深入民间，必然要正视民间的这种性风俗。要正视漫长历史中性在民间的地位与作用。从这个角度言，《废都》的主人公若不是名人、闲人而是西门庆式的民间浪子，那么《废都》的价值要比现在大得多。相反，商业社会是个没有性风俗的地方，商业社会中的性除了赤裸裸的本能刺激再无其它——《废都》证明这一点——亦即，商业社会对于民间的性风俗是持取消态度的，陕西人强调这一点，既揭示民间真实的生存状态，又寓含对商业社会的反击。
何顿等“新生代”和民间人文主义 何顿等新生代作家尚未成气候，但有限的几部作品却揭示出他们对于民间人文主义成长关注的热情，这是九十年代描写现实民间社会的倾向。何顿等人的民间人物既有王朔式的浪子，写实式的市民化单位职工，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商人。在这个复杂的民间社会中，何顿等人揭示了一种建立在新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新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心态模式，这些个新的变化可以总括成一个名词即“民间的人文主义”涌动。这种民间人文主义主要内容包括：①善于创新。②重视自由。③敢于冒险。④主张宽容。⑤重视理性。⑥崇拜财富。⑦要求享受。从这个民间人文主义内容看，它既是市民人生价值观的概括又是现实中逐渐成长的关于人的认识的新观念，它表明现实的民间正在起质的变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呼之欲出，世纪末的本土文学有理由对之进行极大的关注。从系列链条的角度看何顿等新生代作家完成了关于现实民间变化的描写逻辑，以王朔的浪子经新写实的市民化到新生代的商人，完整地勾勒了一个民间新社会成长、发展、壮大的动态进程，可以说，这将是当代文学对未来的最大贡献。
张炜、张承志和民间文化保守主义 关于民间的激进精神，近代以来的革命实践已经强调得无以复加了，而关于民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却似乎是一个永不受欢迎的话题。现、当代文学中的激进主人公从汪中、短裤党，经朱老忠到王金生、刘雨生、梁生宝早已完全改写了民间社会的人民生存状态，把民间定位为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进革命精神的温床，关于民间社会是激进还是保守我们暂且不论，张炜、张承志却似乎愈来愈发觉民间乃生命伟力之所在，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民间社会形象。
正如波普尔所说，文化保守主义者最中心的特征是对“不变”哲学的喜好。这种“不变”哲学在政治上可能是有害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政治领域里的“小丑”——但在文化领域内“不变”却很容易转化为对既成人类精神文明之花的美学欣赏、赞叹和钦服，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柯勒律治、缪塞等人均证明这一点。因为不变的背后乃是对人类生命发展系统中一切土壤、气候、植被乃至根、茎、叶的崇敬和畏服。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九月寓言》和《我的田园》阶段的张炜对民间社会的生命存在充满尊敬和沉迷。他把他对生命的全部感激和信仰倾注在了那个叫
鲅的民间社会人物们身上。无论露筋、闪婆、欢业还是金祥、独眼老头，他们都是生命坚韧、自由、强力和执著的代表。张承志则通过对西海固乃至整个西北民间社会的写作，把民间人物对于理想、正义、血色义气的崇扬、荣誉、人格的保护、祖宗历史使命的信诺看作是人类永远须回味、深思和坚守的生存主题，丧失了这一切，人就成了人的叛徒和非人，而任何建立在背叛和非人之上的文化，必然只是一种背叛者的文化和奴隶的文化。假如说，张炜是一个沉思的文化保守主义精灵，张承志则是一个暴烈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张承志在《无援的思想》中所表述的赤裸裸的由文化保守主义思路引出的反西方反殖民文化话语，极大地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出现的深刻原因：文化保守主义者乃是出于对现实本土理性西方化不满而反思本土历史、寻找本土世纪末救星的极端产物，它由对民族本土之根的迷恋而走上一条孤立无援的不归之路。
综观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特征，我们看到，第一，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些生命有机主义者，认为生命如同植物，过去和现在有深刻的人性渊源，绝不能以技术主义的分析眼光对待之，一分析，生命就会解体成死亡，正如商业性的西方文化一样。第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些生命意志论者，特别看重生命意志的强力、活泼独立、自由、洁身自好乃至崇拜诸方面，反之，任何对生命意志的不恭、亵渎和侮辱，都会使文化保守主义者伤心、失望乃至选择死亡也不苟且偷生。第三，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些强力论者，这注定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暴力、血色、反抗有不屈不挠的爱好。在和平以及和平口号甚嚣尘上的时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爱好斗争的特征恐怕让享受惯靡靡之音的人们觉得极端刺耳，但文化保守主义斗士却从另一个侧面告诉第三世界生存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帝国主义正虎视耽耽。
“到民间去”：二十世纪本土情结
面对九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到民间去”浪潮，联想二十世纪初年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运动，我们不由得对二十世纪的“民间情结”展开深思，是一种什么力量左右或支配着二十世纪本土文化一直坚持以民间为核心的纲领？“民间”到底蕴藏着甚样的价值含义让知识分子如此探寻？
意识形态的民间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科学论断，显然代表了现、当代文学中最主流的民间观念，即民间社会是一个蕴藏无比丰富、可贵革命意识形态的区域，将毛泽东这个论断当作文化理念而不是政治观点来看诗的话，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把民间文化当作了最好的反西方反封建传统的武器，“纯洁化的民间人物形象”一直是二十世纪文学着力刻画的形象，这个纯洁化的人物群体构成本土的“实用理性”代表，这个代表既未被西方文化污染，也未被封建文化束缚，从而是二十世纪本土克服半封建半殖民文化困境的唯一主体。正因二十世纪的文化理性观念若此，写乡村写农人写农裔身份的革命者便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唯一正面选择，终达至《艳阳天》、《金光大道》对民间社会的极端崇扬，达至“文革”文化对民间文化的盲目迷信，以为来自民间的反抗即使是最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也是真的善的美的。
生命强力的民间 爱好民间社会的知识分子共同地对民间生命强力充满热情。沈从文、莫言、张承志是其典型代表。而在表达对民间生命状态关注的同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又有意识地和城市社会对立起来。沈从文将城市写成一个阳萎的低俗不堪的沦丧地，莫言将城市写成一个欲望横流的人格萎缩区，张承志将城市写成一个媚俗的无骨的充满背信者的垃圾场。对比中古文人秦观、柳永、施耐庵、兰陵笑笑生、张择端对于自古繁华城市的态度，再想一下茅盾笔下的上海，叶圣陶笔下的小镇人生，我们会发现，1840年是城市观念变化的转折点。1840年以前的城市是本土人民千百年共同营造的产物，它充满本土人民的生命观照；1840年以后的城市是殖民化结果，是外来文化的繁盛之都，本土人民从中观照到的是自我生存历史的耻辱。因此，反城市文明，讴歌生命强力的民间社会乃是一种文化反抗上的话语策略，它的内在含义深深蕴藏着对西方文化的不信任、反抗、批判、嘲讽和离弃。正因生命强力的民间社会写作富含如此丰厚的二十世纪本土文化情结，故对民间复兴本土的寄望不仅是政治家所热切盼望的事，也是二十世纪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1949年人民中国的建立，从文化动因上看，乃是各种民间社会崇拜力、追求力的合谋结局，当然也是必然的最好的结局。九十年代本土在现实情境是否跟1840-1949年相似，这对只讲文化理性的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九十年代的确有若干现象让人想起漫长的近现代历史，于是，“到民间去”便成为一个最富号召力的文化运动。
按照后殖民主义者的看法，当今世界的殖民威胁主要在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第三世界本土必然遭受文化产品发达国家的进入，在这种情形下，用“到民间去”来反抗杰克逊的音乐，迪斯尼的唐老鸭，斯皮尔伯格的恐龙乃至史泰龙的兰博，施瓦辛格的未来战士，前景虽然渺茫，却正表明本土仍有一群敢死的知识分子在提醒人民反观自身及其祖宗的煌煌存在史、命运史、奋斗史和悲欢离合史，抓紧自己的根，扎进深深的沃土，让全世界人民享用本土廉价消费品的同时更牢记中国的老庄、孔子、孙悟空和爱好和平追求天人和谐的东方思想。
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人人清楚的，“到民间去”的文学运动就是试图给这个时代涂上浓浓的一笔，让现在知道，让未来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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