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及其微观拯救———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现代性论文,微观论文,视角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4)05-0026-08 文化研究(以文化为视野、从文化的角度把握世界)是当代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标志着人的主体性有了新的扩张，人能够把自身的痕迹烙在与人相关、人类所遭遇的所有可能世界的所有领域，人开始在总体上把握世界；另一方面，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扩张与运用可能出现了问题，人需要对自身的主体性及其限度进行自觉的反思，需要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总体性反思。 城市化在全球的广泛、深层推进，使现代性成为一种城市现代性，使我们所处的世界成为城市世界。城市的重要特点是其人为性、人工性，城市的每一个构成部分、每一个领域和侧面都是人的生产物、创造物，人的主体性投射在城市的每一个方面，城市运行的所有方面与过程日益需要人的关照与参与。城市的这种人化特质说明，城市是一种与人的主体性、总体性深刻关联、辩证互动的文化有机体。 在城市现代性语境下，一方面，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人在城市中可以更为全面地实现、拓展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一种文化有机体，也暴露出深刻的问题，成为主体异化的场域，面临深刻的文化危机。“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1]570“大都市的文明包含着尖锐的矛盾。”[1]570厘清文化性、主体性、城市性的内在关系，把握城市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哲学本质，探索克服这种危机的可行路径，对建构一个更为合理、良性、可持续的城市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文化视域的深层特质：主体性与城市性 文化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研究视野。文化是主体性的对象性投射，也是主体对这种投射的意向性“回收”与反思。所谓以文化为视野、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是指强调人的精神性、意识性或者说知识性、意向性因素在社会、历史以及人自身的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以人的主体性为线索进行社会、历史、世界及人本身的研究的一种方法、维度、范式。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新拓展，也标志着人对主体性拓展与运用的一种反思。不同于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等出发的研究视角，从文化的视角对对象进行研究，更注重人本身的内在需要、内在特质、主体地位，更注重从人的立场与特点把握人与世界的意向性、总体性关系，更为注重对人的主体性本身的确认与反思。这样，所谓对对象进行文化研究，其本质也就是以人为尺度，去研究人的对象性活动，研究世界、对象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以研究世界、对象为策略研究人本身，研究人本身在具体对象性世界、多层面对象性活动中的遭遇与处境、问题与成就、历史与趋向等。 基于文化与主体、文化性与主体性、文化维度与主体维度的内在统一，可以说，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一种文化研究，或者说都内涵一种文化视域。反思功能主义、结构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社会理论思潮或流派，可以发现，这些流派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共性，就是从不同维度对人的主体性进行研究与确认，并以不同层面的主体性为视域进行对象、世界研究，它们的重要基础是一种“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2]81。功能主义注重的是研究对象相对于人而言的功能；结构主义注重的是研究对象相对于人而言、和人相关的结构；解释学强调的是不同主体在文本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其本质是强调不同类型主体的权利和地位；女权主义希望通过强调女性的权利与地位，实现主体视域的新变革；后殖民主义则对边缘他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进行了确认和反思。可以说，不同形态的社会理论，也就是不同形态的主体性理论，不同形态的文化理论，则是从不同维度和层面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反思与确认的文化研究理论。 文化研究是主体性确认与主体性反思的统一，文化视域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具体与总体、确认与反思相统一的主体性视域。文化研究、文化视域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实在论、城市实在论原因。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伴随城市复兴，教育的发展、商业的扩大、技术的创新、生产方式的进步、交往方式的改进，人的主体性以城市为语境不断觉醒与成长，为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推进奠定了重要的场域、条件与人口基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深层本质，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这一点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1。“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3]3康德哲学的核心价值，是对人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哲学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对对象与世界进行系统与总体性研究，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就已深层启动。 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晚近以来，城市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的物质总财富不断增长，教育进一步普及，同时社会分化也日益加剧，人与环境的矛盾也不断恶化。人的主体性在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也开始遭遇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标识的诸多学者，从不同向度进行主体性反思，文化研究、以文化为视域的研究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显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化研究，就是一种以特定的社会实在、城市实在为语境的主体性研究、人学研究，一种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哲学研究，一种以作为主体的人、经过反思的人为视角，对对象、世界以及人与对象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式与范式。 在广义或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只要是从人的角度进行对象与世界研究的理论、方法都可以称之为文化研究，以文化为视角的研究。这样，文化研究的源头甚至可以远溯至古希腊早期文明社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先哲对人是什么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都是一种文化研究。虽然文化、文化研究作为范畴出现得较为晚近，但从实质内容看，可以说，以人的主体性确认与主体性反思为特点的文化研究，其实贯穿于人类思想史、人类文明史的始终，是人类思想史、思想变迁史的一个深层脉动、重要线索。 反思文化与主体的历史关联，可以看到，特色文化与主体、文化性与主体性的深层统一离不开城市这个主体文化性的本质也就是主体性，文化与主体、文化性与主体性的深层统一离不开城市这个实在性的空间、场域。“文明与城市在历史上就是珠联璧合的——拉丁文中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从一开始，城市就一直是在人类进步中的创造某些最不可思议的突破和发明的试验炉。”[4]23城市是主体的创造、文化的空间载体与核心标志。文化研究、文化视域生成与兴起的重要实在论条件正是城市。纵观世界文明史，文化、文化研究、文化视域具有深刻的空间性，特别是城市性。可以说，没有城市的兴起也就没有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城市是文化研究、文化视域、文化自信得以兴起、确立与发展的根本场域。只有在希腊古典城邦这种空间与城市场域中，才会产生古希腊的人文思想。只有中世纪后期以及现代早期的城市中，才可能产生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重要特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同时，也只有在现代大都市、现代城市社会这种空间场域中，才可能产生当代文化哲学、文化批判理论。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城市是文化变迁、文化研究的空间条件，没有与城市发展相伴随的多样异质文明要素在相对有限空间中的汇集，也就没有多样主体的真实持续的聚集与交往，也就没有主体意识、文化意识的真正自觉，没有文化研究的兴起。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城市的深层根底，文化意识的不断自觉、不断建构，是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城市，专制的、民主的或混合的，都需要一种具体类型的文化与主体意识作为其存在的合理性支撑，文化与主体意识的自觉化、合理化，日益成为城市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索亚看来，文明变迁中，存在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三者相互作用的“三元辩证法”。在他看来，已有的社会理论研究往往更为注重社会与历史因素，注重从社会与历史出发理解空间，而相对忽视空间因素，即忽视从空间的维度来理解社会与历史。索亚认为，空间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本体性因素，是同社会性、历史性相交融并同等重要的因素。离开了空间，离开了对空间因素的考察，所谓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将具有深刻的抽象性。“城市空间指的是城市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现象。”[5]10“把三者同等地链接在一起是都市研究的空间性转向和空间化的要点。”[5]10对具体的文明与文化存在与研究而言，空间的核心内容就是城市，空间性的重要本质就是城市性。 索亚深刻认同雅各布斯所倡导的城市优先、“首先是城市”的文明观、发展观[5]25。不同于比较流行的农业革命先于城市革命的观念，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革命先于农业革命，正是在城市革命的推动下，才产生了农业革命。按照这个逻辑，可以说，正是在城市化的不断转型与升级中，才产生了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工业革命，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对文化研究、文化视域而言，可以说，正是在城市这个具体、综合的空间、场域中，才激发了文化视域、文化研究的勃兴。城市化的不断转型与深化，深层推动着文化视域与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深化。 我们认为，文化、主体、城市，文化性、主体性、城市性是一种三元互动、三元统一、三位一体的关系。一方面，主体性是文化性、城市性的深层本质；另一方面，主体性又通过文化与城市得以实现与确认。文化、主体、城市的三元互动与统一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一，从主体这个维度看，文化与城市都是主体的创造物，主体又通过文化与城市得以确认和实现。如果说人的主体性表现为总体性、可能性、社会性、公共性，那么，只有通过文化与城市的形式，主体的这些具体特性才得以展现和实现。其二，从文化这个维度看，如果正如卡西尔所说文化是一种符号，那么，文化作为符号的根本创造者正是生成于不同的城市中、创造城市并在城市中进行创造的作为主体的人；而文化作为创造物，又成为表征主体与城市的统一性的重要形式与总体范畴。其三，从城市这个维度看，城市是主体与文化生成、发展的场域，主体和文化又是城市的创造者与主要特征。如果说，文化是一种公共主体性，那么，城市则是这种公共主体性的空间化实存。正如卡西尔所说，人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人类存在，作为一种“公共的人类存在”，人都同时具有政治、社会、宗教、艺术等属性[2]81－82，而这种属性的共时性存在、发展，只有在城市这个场域中才可能实现。 人作为主体是一种总体性、可能性存在，这种可能性与总体性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宗教、艺术、语言等文化现象，而城市在本质上就是不同形态、多样性的社会、政治、宗教、艺术、语言，以及多样与异质性的人口、文化样态的汇集体，也就是人的总体性与可能性的具体实现。在文化－主体－城市，主体性－文化性－城市性的三元统一中，在人们相对忽视空间维度的情境下，强调文化与主体的空间性特别是城市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我们突出城市与空间维度时，可以说，所谓文化视角，其本质就是一种在城市与空间这个实在语境中不断生成与变迁的主体性视角。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主体－文化－城市的三元统一关系，不仅表现为成就性、成果型关联，也表现为一种问题性、危机性关联。当代城市社会面临着作为根本危机、总体危机的文化危机，对这种危机需要进行更为具体地揭示。 二、城市社会的文化危机：能动性及其限度 文化是人的主体性外化与对象化凝结，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性、公共性的一种对象化、符号化实现。当人们用文化危机来表征一个时代或研究对象时，往往是指处在这个时代和对象关系中的主体面临着一种深刻的危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主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我们遭遇一种深刻的总体性、根本性危机，即文化危机。 中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文明的转换、现代性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现代性、工业现代性、当代城市现代性。商业革命代表着现代性的早期阶段，其重要空间成果是产生了威尼斯等一批商业城市，并以此为载体和场域产生了以自我、世俗、利益为特点的新的主体意识、主体性，也使人们开始遭遇同神圣世界相脱离的主体性危机、文化危机。工业革命代表着现代性的中期阶段，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现代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曼彻斯特、芝加哥等一批工业城市，并以此为载体和场域产生了以资本、技术、工具理性为特点的主体性、主体意识，也催生了以人的片面化、异化、物化为特点的主体性危机、文化危机。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现代性进入成熟或者说晚期阶段。城市化成为世界性潮流，巴黎、纽约等城市进一步成为全球城市、世界大都市，现代性进入以城市成就与城市问题的并存为特征的城市现代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以空间革命、新科技革命、消费革命、知识革命等为标志，人的主体性、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同时，也产生了以虚无、孤独、焦虑等为特点的主体性危机、文化危机。 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消费社会等范畴已经不足以揭示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6]2。而“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这个范畴则能够比较全面地描绘、揭示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技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都只是城市社会的某些方面的特点。城市是一个总体性过程、总体性现象、总体性后果，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城市同时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在现实中展开的所有维度与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当代所面临的主体危机、文化危机，其本质都是一种城市危机：以城市变迁为语境和场域的总体性、根本性危机。在城市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主导空间形态这个语境下，主体危机、文化危机、城市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统一性的危机，主体性－文化性－城市性的危机性关联，比商业现代性与工业现代性阶段都更为明显和突出。 对这种城市－主体－文化三元统一中的危机，也就是城市现代性的危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在哈维与卡斯特尔看来，城市社会与城市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是一种深层逻辑的危机，是资本逻辑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逻辑，城市发展、空间生产成为资本摆脱自身困境、维持自身存在、实现自身增值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哈维与卡斯特尔那里，城市危机与城市现代性的危机在本质上从属于资本危机，是一种与资本问题、资本主义危机深层统一的特定历史危机。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的问题与危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不管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不管一个社会与国家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只要其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都会遭遇这种根本性、总体性的危机。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城市危机具体表现为人们的城市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作为空间与城市生产主体的人们特别是普通人，没有参与城市决策与管理的权力，享受不到平等的生产、生活、居住等城市权利，甚至没有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从而使城市面临着随时爆发激烈矛盾与冲突的可能。列斐伏尔指出，造成这种城市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掌握城市发展权力的主体，自认为掌握了惟一正确的方法与理论，并用一种强制、强权的方式改造城市、发展城市。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城市现代性的危机，在本质上既是一种城市权利危机与城市制度危机，也是一种城市方法论危机与城市知识危机。 作为人本主义城市规划大师格迪斯的学生，芒福德强调城市的文化本质、文化属性、文化功能。他认为，文化的根本功能是为人的成长提供条件。但现实中的城市却往往是一种异化的存在。“一个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扩张中的经济必定创造一个新的城市形象。就是：一个永无止境日益扩大的无底洞的形象。……扩张本身就成了目的。”[1]557也就是说，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文化危机，是人的主体与目的地位被人自身的不当与失控行为所侵害。在科特金看来，城市社会与城市现代性的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危机，结构失衡的危机。在他看来，人是城市的主体与中心，城市与人的关系具体展开为安全、繁荣、宗教三个方面。一个良性存在的城市，离不开安全、繁荣、宗教三大系统的同时存在、有机均衡，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城市的问题、危机与衰落[7]前言3。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注重经济功能，而忽视城市秩序、城市意义的基础作用，这种城市认识与城市行动中的偏差，是导致城市现代性危机重重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城市是一种综合有机体，城市危机与城市现代性危机是一种综合危机，具有综合性，可以从诸多层面对城市社会的文化危机进行哲学定位。在城市与危机的关系中，一方面，城市是人类化解、应对危机的一种文化选择；另一方面，城市的中性聚集功能也会使城市成为生成诸多危机的场域。在反思与应然的意义上，人的总体性、可能性，文化的总体性、可能性，城市的总体性、可能性，是一种有机互动、相互统一的关系。但在具体的城市发展实践中，处于具体的制度、认识、利益与问题情境中的人们却往往采取一种片面、异化的方式推进城市发展，使现实中的城市成为一种片面、有问题的危机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现代性的危机，也就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关系中的总体性危机、可能性危机，是人－城市－文化的总体性、可能性在现实与实然中无法实现的危机。 城市现代性遭遇作为根本性危机、总体性危机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体这个维度看，人们遭遇文化危机一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主体性的成长，特别是主体性的普遍成长。随着教育特别是世俗教育的不断大众化，人们对问题与成就的感知与确认能力不断提升。在方法论上，“没有意识到的存在是非存在”，认识到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人们对危机与风险的感知能力是城市现代性成为风险现代性的一个社会知识论条件；二是问题本身的存在与突出。如果城市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城市现代性语境下人的主体性不遭遇异化、物化，也不会存在人们对其危机与风险的感知与确认。主体异化的不断加深是城市现代性成为一种危机现代性的社会实在论原因。 反思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其实始终处于一种文化危机之中，但在不同的阶段，文化危机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从主体性这个维度看，人类遭遇的文化危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主体不自信为基础的危机，二是由主体过度自信导致的危机。在人类早期，即早期复杂性社会中，文化危机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主体发育不足、人的能力与自信发育不足意义上的危机。在这个时期，人们更多地选择以神话、原始宗教等形式获得危机中的心理稳定、社会稳定。随着工业现代性特别是城市现代性的推进，人类遭遇的文化危机发生了质的转换。从主体性发育不足意义上的危机进入主体性扩张过度、运用失范意义上的危机。随着技术条件改善、实践能力的提升，诸多具体领域的主体生成了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自己掌握了某种绝对正确的方法、绝对真理，认为自己可以无限度、不受制约地改变对象、改造世界。 我们认为，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扩张过度与运用失范意义上的危机。如果说，现代性的精神起点是启蒙，那么，当代城市社会的危机，其本质就是全面的启蒙精神被片面化、异化的危机。这种片面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失衡，过于注重技术理性而相对忽视人文理性；一是个体与公共之间的失衡，过于注重个体理性而相对忽视公共理性。当胡塞尔指认近代以来的欧洲存在科学危机时，正是指向这种失衡。施特劳斯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自觉从霍布斯以来就出现了个体性偏差，也正是指向这种失衡。在麦克里兰看来，启蒙在起源意义上就是一种全面、均衡意义上的启蒙。“启蒙运动有志将宽容与节制的原则扩充为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生活的通则。”[8]338克服现代性的危机，离不开对这种均衡启蒙、全面启蒙的回归。 城市现代性的主体性迷失、文化危机，主要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在方法论层面，这是一种反思性危机，缺少对主体自我反思意义上的迷失与危机。缺少对自我的深层、自觉反思，走向绝对、盲目自信的自我，是城市社会的最根本文化危机。其二，在意义论危机上，是一种价值性危机，缺少对人的价值、主体价值的全面确认意义上的迷失与危机。当人们停留、迷失于对物质财富与物化空间的追求时，必然遭遇深刻的意义危机、文化危机。其三，在行动论层面，是一种实践制度的危机。当人们对自身行动的效果缺少自觉的反思，对行动对象的存在规律缺少必要的敬畏时，遭遇危机便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四，在结构论层面，这是一种发展结构失衡的危机。城市运行是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生态逻辑等的统一，但在现实中往往是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在勾结中处于强势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城市现代性存在深刻危机的现实原因。其五，在主体性层面，是一种个体性过剩、公共性不足的危机。过于强调个体的权利与利益而相对忽视公共的权利与利益，是导致城市现代性发展方向走偏的重要原因。从个体主体性回归公共主体性，是城市现代性可持续存在的必须。 人是一种能动的主体，“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这种能动性还几乎觉察不到，它好像还处在最低的水平上。但是人类越发展，这种特征就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了。”[2]282在城市化的积累与加速效应下，人的能动性在扩展的同时也呈现出走偏的趋势，脱离生态、社会、传统等限制的趋势。主体性、能动性是创造与传承的统一，城市是创新的场域，也是传承的空间，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更为注重主体的创造维度，而忽视其传承维度，注重城市的创新功能而忽视其传承功能，走向创造与创新的过度、无度、失范。人是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主体的创新过度、能动性失范，对创新与传承、能动与受动的关系处理失衡，使城市现代性深陷危机。 三、文化危机的深层拯救：回归现实与微观 关于如何拯救现代性、城市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文化危机，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出发，会有不同的方案。按照胡塞尔的思路，现代性危机是一种科学与精神的危机，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办法就是克服非理性主义，重建一种全面的科学精神，重建对科学的信仰，回归与全面理性相统一的精神性的生活世界。在丹尼尔·贝尔看来，现代性的危机既是社会运行构架的危机，也是意义的危机，其本质是个体理性、个体本位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路径是重构经济领域的公共性，重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公共性的新宗教。在亨廷顿看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和冲突需要提高文明主体的道德和文化水平，需要不同文明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9]295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之中，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最大规模的灾难。”[10]4拯救这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理顺政治、经济、社会、暴力之间的关系，重建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在芒福德看来，解决城市现代性危机需要回归、重构人与城市的关系，重建一种以人为目的城市。“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这些很久以来都被遗忘或抑止了。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1]586在列斐伏尔看来，解决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的危机需要回归到一种多元平等的方法论，克服城市与空间知识、生产、管理中的意识形态霸权以及方法论霸权。 以上思路对具体探索解决现代性、城市现代性危机的路径都具有重要启发，但问题在于，这些思路基本上是一种宏大理想、宏观行动的思路。在历史转换的剧变期，当一个社会亟须结束无序状态，亟须解决积习难改的重大问题，亟需进行社会动员以应对突然遭遇的外部冲击与变故时，这种立足宏大理想与宏观行动的思路，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历史作用。但在城市社会与城市现代性语境下，人口、空间、生产、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多元化、马赛克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不同主体的多元互动与竞争使社会运行在整体上进入相对稳定期，多样人群在竞争互动中不断激发主体活力，不断生成内在秩序，再单纯地立足宏观与宏大就会问题频发。在一定意义上，城市社会与城市现代性之所以会形成文化危机，其重要现实原因是人们不能从已经变革的现实出发，不能从已经非常深刻的微观化了的现实出发，而仍然相对简单地固守从宏大与宏观出发的思路。 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宏观启蒙、理想启蒙，而相对忽视微观启蒙、现实启蒙。解决当代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尤其需要一种从微观与现实出发的思路。如果说，城市现代性仍是一种现代性，而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是启蒙，那么，在当代城市社会，启蒙的重要时代特点就是从微观与现实中发现。没有微观启蒙与现实启蒙的真实推进，也就没有城市现代性文化危机的真正克服。 从理想出发无可厚非、意义重大，理想给人以希望，但是，如果对理想的倡导走向脱离现实、非现实，甚至反现实，那么，理想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无根基的抽象空想。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里，所谓的现实，也就是一种现实性，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存。现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符合规律、必然成为未来现实的存在；二是不符合规律，在未来必然消失的存在。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能量意义上的规律性，二是负能量意义上的规律性。符合发展趋势的关系与力量有其规律性，不符合发展趋势的关系与力量也有其规律性。在这两层意义上把握城市社会的变迁规律，尤其是城市问题的生成规律，对克服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方法论意义巨大。 在普遍多元与普遍交往的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下，宏观格局的真实改善日益取决于微观结构的合理化。我们不仅处于一个普遍联系的宏观社会，更具体地处于具有不同特点的“此在单元”之中。如果没有人们所处的“此在单元”的微观结构的合理化，微观秩序、微观意义、微观制度、微观行动的合理化，所谓的社会宏观结构、宏观制度等的合理化将会流于抽象与形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不仅存在宏观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更有微观领域，此在单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一方面，宏观领域的变迁会深刻影响微观领域；另一方面，微观领域又是宏观领域存在与运行的基础与现实，缺少微观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所谓的宏观变革将阻力重重。 微观领域由不同的此在单元构成，不同的微观领域，此在单元往往有其特殊性，往往具有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或更为了解的特点、优点与问题。这也是雅各布斯为什么强调城市变革需要充分尊重传统社区、街道的作用与地位的原因。在她看来，传统社区、传统街道，是城市多样文明的重要载体，往往具有其存在的深层合理性，内涵巨大的生命活力。但在现实城市变革中，体系与宏观力量往往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强制性的改变、消灭这种承载着深层活力的传统社区和街道。这种忽视微观、不尊重微观的城市变迁，已经成为激发现代城市的危机、冲突、内暴的重要原因。 化解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尤其需要推进微观启蒙。微观启蒙主要包括两个向度：一是重视、尊重既有的微观领域、此在单元的权利与存在合理性，使宏观领域认识到微观领域的基础性、重要性；一是对微观领域本身进行启蒙，使微观领域认识到自身的可能问题，认识到微观领域与宏观领域的必然不可分。 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是主体－城市－文化的现实有机、辩证统一过程，是人与自然在新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与统一过程。探索化解、克服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具体路径，离不开主体、城市、文化、自然等问题的微观反思、现实确认。 其一，重新确认主体的有限、公共本性。主体性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代，人的主体性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正如施特劳斯等所指认，当代主体性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的个体理性、个体性发育过度，主体的公共性、有限性被主体自身所遗忘。其实，在传统社会，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主体性的盲目运用会对主体本身导致危害，所以，人们通过自然禁忌、伦理禁忌等方式来限制人对主体性的滥用。在当代科技的支持下，现代性语境下的人们日益丧失对主体性自身的反思，日益走向对主体性的滥用。人具有能动性，但在本体意义上，面对客观的自然、无限的宇宙，人又只能是一种有限的主体，需要始终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行动。人的能动性可以一时越界，但不可能长久越界，否则必然遭遇报复、深陷危机。“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有机限制的必要性并强制实行有机限制。这意味着要用一种重视生命的目标和利益的经济来取代重视机器的大都市经济。”[1]554对主体性本身进行反思与规范，回归有限理性、公共主体性，是克服城市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必需选择。 其二，重新确认城市的多样、公共本质。城市是人的创造物，城市也塑造着人的主体性。在相互塑造中，城市与人都是一种总体性与可能性的存在。“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1]582但在实践中，城市与人往往成为一个片面、异化的存在，丧失了总体性与可能性，从而也就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现代性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城市被片面地理解、建构为一种经济增长的工具。“将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1]580－581“现在是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了，面对生命的有机世界的富饶、多样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去躲到史后人类的小天地里去。”[1]581对城市性本身的反思与规范，用总体性、可能性逻辑来重构城市，就成为克服城市现代性文化危机的重要选择。 其三，重新确认文化的神圣、公共本质。在芒福德看来，古代城市是神性、权力和人性的复合物，正是这种复合使古代城市得以产生[1]586。在科特金看来，城市是神圣之地，以神圣性为特点的宗教是城市合理良性存在的重要基础[7]5。也就是说，良性可持续的城市必然是神圣性与世俗性有机整合的城市，必然是人们对城市的公共性具有深层认同的城市。但在工业、科技、资本的左右下，不仅广义上文化的神圣性、公共性丧失殆尽，甚至相对狭义上的文化与知识领域比如教育机构也逐渐沦为经济与政治、利益与权谋的场所和工具。文化日益成为私人事务、世俗事务，人们对文化本身已经没有基本的敬畏感。一个没有神圣文化、公共文化的社会必然问题丛生。对文化性本身进行反思与规范，在新的条件下，重构文化的神圣性、公共性，对化解城市现代性的深层危机具有基础性意义。 其四，重新确认自然的本体、公共本质。吉登斯认为，“都市主义的扩散将人们与自然在表层的意义上分离开来，因为人们住在人工环境里面。”人与自然不断分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相互交换”[10]391。在利益与个体逻辑的主导下，自然不再是人们的公共资源、公共物品，而成为拥有巨大资本与权力的所谓精英主体谋求利益、实现统治的工具。可以看到，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的不断、无限扩张，使自然丧失了公共性，成为一种私有财产。但问题在于，生态与自然有其运行的内在规律，仍不受人左右地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行。人与自然的分离只能是表层的，当人们对自然与生态的私人化占有与无序、无度改变超越自然的限度时，自然会强制性的表现其整体性、统一性，使人类面临生态灾难并引发综合危机。虽然问题重重，但改变与修复的机会仍然存在，“一个总体性的关怀全球的体系可能被创造出来，它的目标将是把世界的生态健康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10]149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层反思，重新确认自然的本体、神圣、公共特质，是化解现代性、城市现代化文化危机的必要基础。 收稿日期：2014-05-16标签：现代性论文; 主体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公共危机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