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对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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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党的建设理论,它从多方面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我们要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认真学习和切实把握邓小平党建理论。

(一)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自身出现的重大失误,也经历了“西单民主墙”、“89年动乱”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这一系列关键时刻,党内外都曾出现过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总是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党的领导地位。他多次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2、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党的领导只有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才能提高自身水平,担当好领导重任。为此,邓小平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着力提出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论断。他认为:现行的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体制、以命令方式为主的工作方法已经完全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不利于党对现代化建设实施有效而正确的领导。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也才会更加坚强有力。

3、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目标,是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党的建设的前进目标总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时期,当党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后,对于党的建设的目标,邓小平始终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二是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两者一个讲党的性质,一个讲党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是对建党学说的继承,一个是对建党学说的发展。

(二)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1、把实事求是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又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说,坚持了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抛弃了实事求是,就等于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不仅是作为一般的哲学命题,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2、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进一步作了科学的概括,使党的思想路线更加丰富,更加完整,更符合思想认识的规律性。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的概括,后来被写进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只是在文字的次序上作了些调整。邓小平概括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统一,勾画了行为主体完整的认识过程,用简洁的语言把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融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发展了思想路线的内涵。

3、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是又一个创造性发展。由于从1957年至1978年近20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还普遍地、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系列僵化的思想观念。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要求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4、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方法、新形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事物,马克思主义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前人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怎么办?邓小平提出:一是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二是要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三是要不搞无谓的争论,拿事实来说话。凡此种种,说明邓小平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的始终,大大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5、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化。毋庸置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它毕竟比较抽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姓“资”姓“社”的争论,这就提出究竟怎样具体把握和运用实践标准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了“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标准”。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在一系列论述中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等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人把它概括为人民利益标准。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正式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不仅深化了实践标准,而且把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把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的问题。

(三)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

1、坚决纠正长期“左”的错误。我们党自从建立以来共发生六次大的挫折和失误,其中一次是右,其余五次都是“左”,这五次“左”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时期两次。解放后所犯的错误都是“左”,时间长达20年左右。正因为我们党受长期“左”的错误倾向危害极其严重,所以邓小平早在恢复工作后的1975年就同“左”的错误进行了斗争,而因此他又一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他义无反顾地一直坚持纠正长期“左”的错误。

2、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冒出来的一股社会思潮。回顾十多年来的历史,它主要有这几种具体表现:①“文革”刚结束不久,借口批判我们党长期“左”的错误,散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②借口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③在思想战线搞精神污染;④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鼓吹“全盘西化”;⑤煽动、制造社会动乱。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总是敏锐地觉察到,并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他还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斗争。

3、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深刻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倾向理论的发展。邓小平一贯坚持既反“左”,又反“右”。不过从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全过程看,他强调的主要是反对和防止“左”。因为“左”除了有长期性特点以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全局性,二是“革命”色彩;三是顽固性。十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有:①打着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两个凡是”;②把改革开放说成是搞资本主义;③以反和平演变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④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反对资本主义,喜欢用陈旧的姓“资”姓“社”标准衡量事物。

4、提出了防止和克服错误倾向的新原则和新方法。主要有:对反倾向斗争的性质,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严格掌握反倾向的分寸,无论对错误的定性和处理方法都要讲究适度,对人的处理要特点慎重;不能再用政治运动和“四大”的方式来开展反倾向斗争;主张用健全法规制度来制约各种错误倾向;反倾向斗争也要靠实践,不搞无谓论战,要拿事实来教育人。所有这些重要原则方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

(四)关于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1、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2、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鉴于上述分析,邓小平一再主张改革党的领导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各种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邓小平论述得比较多的有民主集中制、党政职能分开、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干部退休制度、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干部生活待遇制度、党内外监督制度等。他还强调有了制度必须严格执行,主张“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谁也不能例外。

(五)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1、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这样旷日持久的灾难的发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这次四中全会《决定》说:“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两种表述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说它是科学的制度,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原理;说它是合理的制度, 因为它能体现人民群众和全党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说它是有效率的制度,因为它“决定问题快”,比“过分强调制约的体制”效率高。

2、进一步阐述和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维护领袖的威信;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不允许党内存在派别和派别活动。

(六)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

1、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把共产党内部搞好,要注意培养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曾多次向全党疾呼:“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992年初,他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键在人。”

2、按照“四化”的方针,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接班人的问题如此重要,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文化水平偏低,专业结构不合理,干部管理体制缺乏民主、法治和竞争机制,干部队伍又存着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等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我党历来实行德才兼备的原则,提出了建设一支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队伍的方针。“四化”方针把德表述为“革命化”,把才表述为“知识化、专业化”,还提出了“年轻化”,作为干部的德与才赖以依存的身体条件,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整体。

3、解放思想,树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用人观念。在这方面,邓小平竭力倡导,身体力行。他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陈腐观念;要破格使用优秀人才。他特别提出要重用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班子。

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邓小平剖析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即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理方法陈旧单一,管理制度缺乏法治;确立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即密切结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公开和法治的原则。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构想和做法,如:在解决干部队伍“出”的问题上,提出了实行顾问制、干部退休制和干部职务任期制等;在解决干部队伍“进”的问题上,提出了建立考试任用制、民主选举制、后备干部制等;在解决干部提高工作效率、发挥积极性问题上,提出了建立岗位责任制、监督制、易地交流制等。

(七)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

1、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些被“四人帮”搞乱的党风还没有完全转变,又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违法乱纪,在群众中产生恶劣影响。对此邓小平痛心疾首地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他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2、提出一条综合治理党风的新途径。邓小平吸取了建国后党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抓党风要实行综合治理。一是抓好思想教育;二是严肃党纪,从严治党;三是发扬民主,加强监督;四是改革制度,依靠法制。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制,说反对腐败、抓好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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