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经济思想产生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限性论文,思想论文,时代论文,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所包含的内容上是十分丰富和全面的,而且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深刻揭示,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其内含也是非常科学和正确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性恰好反映了它的深刻的本质,而且也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和成就中得到了确认。我们应当把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总体上和本质上去把握它的科学性,决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而轻易否定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①《决议》的这段话讲得非常精彩,它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态度,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态度,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现实的实际情况也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些基本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经济思想是在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毛泽东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根植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特征、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策略思考,而前者则仅仅停留在从苏联传播过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去进行多思考的问题。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唯一可以采用的正确模式,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和权威性。因此,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可以说是别无其它选择,只能照搬苏联模式,基本上是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上去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如人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苏联的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感觉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力图去完善它,但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还存在着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与此同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以及六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先后受到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扼制和封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伤害。
中国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能不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思想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的思想,从其形成就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此外,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主要是晚年,背弃了他自己所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正确的调查和了解,也容不得党内不同的意见。正是由于上述的客观历史环境和主观方面的原因,使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和失误,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如果不是从各个具体问题的角度,而是从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去分析,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偏差和失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特征的不正确认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人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中,大体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领导和管理,这是一种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上述认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上述认识而全盘吸受苏联模式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上述认识应当说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具有这种认识倒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当然,后来的实践表明,即使是这种认识,也是同中国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不完全合适的。
问题更在于,在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毛泽东认为,不应当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不应当是社会主义万岁、集体所有制万岁、按劳分配万岁,社会主义应当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而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量变而达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应当在社会主义阶段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这样,就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过渡的性质和特征。把一些应当、也只能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办的事情,试图拿到社会主义阶段去做,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界限。这正是在五十年代末期,在中国所刮起的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的“共产风”的总的思想认识根源。否定商品交换、否定按劳分配,各个地方竞相攀比谁搞的共产主义因素多(当时把供给制看作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因素);不仅要彻底消灭个体小私有制,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因为小私有制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不顾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急于实现生产资料从小集体所有向大集体所有、从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的“穷过渡”。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虽然发现了“共产风”的错误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并且从理论上和实际政策上着手纠正这些错误,指示坚持按劳分配、坚持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基本原则问题,不能混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也不要急于实现从小集体向大集体、从集体向全民的过渡。但是,这只是出于当时经济和社会形势极端严峻情况下所实行的策略上的撤退,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具有过渡性,仅仅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认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致在七十年代形势稍好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要限制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要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因而又出现了一阵不小的“共产风”。
而且,就在毛泽东指出不要混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界限时,他也仍然认为,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去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应当完成的事情。这就是说,毛泽东一直是试图按照马克思关于成熟社会主义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要求来规范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特征的不正确认识,是导致中国在将近二十年的经济变革事业中不断出现“左”的政策错误的重要思想认识根源。
第二,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不正确认识。
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来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对这一点,应当说毛泽东是清楚的。在1956年到1957年,毛泽东就讲过:“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②,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就在五十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苏共反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接着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黑潮,社会主义中国自然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使得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上,开始发生急剧地变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党在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样,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乡“四清”运动,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被放到了次要地位,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受到极大损伤。一些在六十年代与我国在经济上还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利用这个时期国际上的有利机遇,纷纷把经济迅速搞上去了,而我国在经济上却落后了一大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三,对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关系的不正确认识。
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由于我们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特别在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巨大成功,超出了预期效果。这使得毛泽东一方面真正感受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巨大威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滋生着一种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经济规律是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关系,反映它们之间内在的必然因果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学会去认识它,利用它,以便取得积极的成果。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办事,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和事业造成损失,带来危害。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只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条件下去发挥,否则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更乱。对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毛泽东当然是清楚的。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困难情况下,毛泽东也常常是这样去告诫人们的。但是,在事情比较顺利的时期,在事业取得比较大的成就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太重视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看来毛泽东也有这个情况,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穷二白底子薄,迫切要求迅速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也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某些必要条件;中国在五十年代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更是迫使它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经济,加强经济实力。因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定了高速增长的战略,把经济增长速度问题,看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生命线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本来,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实现多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是可以由人们任意规定的,它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除了政治的、体制的因素以外,经济增长速度要受一国资源总量、资源构成以及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割和有效利用的制约,这也是一个带规律的现象。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对中国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中国情况复杂,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恐怕需要有五十年的时间,而要赶上美国,也要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但是,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1958年,由于前面所谈到的原因,毛泽东突然给中国经济制定了大跃进的赶超发展战略,要求中国的经济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钢产量在一年之内翻一番。这种超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超越了中国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是中国当时的资源要素所难以支撑的。实行这种超高速赶超战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经济很快就陷入到灾难的深渊,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农业受到很大的摧残,资源大量浪费,经济效益极差,市场物质紧缺,物价高涨,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应当说,这是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所受到的严重惩罚。虽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重视农业,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好综合平衡工作,但在超高速赶超战略指导下,所有这些都被挤到次要地位而被冲击掉了。
值得指出的是,当由于实行这种超高速赶超战略而使经济遭到极大困难时,超高速增长转化为超低速爬行,甚至出现负增长,形成经济大起大落。这时,人们又开始比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注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和结构比例,注意经济的良性发展。但是,一旦形势好转,超高速赶超战略的阴影马上又会显示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且给中国经济的真正调整增长留下许多严重的后遗症。
应当说,由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变革的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偏差和错误,而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的损害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这里集中剖析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偏差与错误,决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成就与功绩,也不是要否定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性。我们的目的只是在于,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客观存在着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思想上的一些偏差和错误,特别是剖析产生这些偏差和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根源,以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很赞同《决议》所采取的如下立场:“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③
二
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中国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学说,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是在中国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同样,它也要在中国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变革(改革)与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既要不断变革也要高速发展这一总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也纠正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些偏见和错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奠立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指导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也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中国的改革,被人们公认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最富有成效的,经济的发展也是令人瞩目的。
回顾十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历程,分析每一个重大的步骤所采取的战略决策和政策方针,我们就会发现,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人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究竟要经历哪些阶段,是一个并未真正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虽然提出了三阶段的论断,但那只是揭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的趋势和经济成熟程度不同的最本质的差异,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马克思只运用他的最彻底、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帮,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④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总是告诫人们,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⑤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也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⑥
毛泽东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正如在前面已谈到的,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期、具有过渡性的论点,以及后来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就看作是马克思讲的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显然是同我国现实的国情不相符的。它导致了我国经济变革中的许多“左”的方针和政策。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正确确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中的阶段划分,特别是确定我国现阶段是处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具有什么性质和特征,是多么的重要。
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肯定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冷静地回顾和认真总结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路程后得出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提出我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根据我国现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末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⑦这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它也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的“超越阶段”教训和科学总结,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社会主义各阶段的特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制定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本来已有了答案。马克思认为,由于消灭了资本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社会的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也认为,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不存在了,阶级和阶级矛盾还存在,但革命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⑧但是,如同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原因,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毛泽东又改变了他原先的正确观点,把阶级矛盾重新看作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当作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在从属的地位,导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贻误了许多有利的时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进行正确估量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的正确观点。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党还制定了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并且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情况下,要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有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正确估量,以及对前途的坚定信心。
为了实现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党还审视了我国过去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确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了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纠正了过去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速度、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重积累轻消费、以及不重视经济效益提高等错误倾向,强调在优化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去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规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正是由于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且端正了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使得我国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确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私有制经济中才存在的、是私有制的产物,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国家制定的计划来领导和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命题。市场经济被看作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是互不兼容的。
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虽然从苏联还存在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一客观条件出发,也承认还需要保留和利用商品货币形式,但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是受限制的,只有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只保留着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货币只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和核算的工具,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商品交换将逐步为产品流通所代替。就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来看,仍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毛泽东不仅全盘搬用了斯大林模式,而且也接受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念,包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理念。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的观念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在1958年以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基本上是肯定的,或者说,基本上是斯大林的观点。但是,进入1958年以后,也就是在中国第一次刮起共产风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被当作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障碍因素而被否定。到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商品货币关系又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发展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一,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可是进入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提出,商品生产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限制。从毛泽东的总的思想倾向来看,是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是外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利用、也不得不利用的经济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这样,也就更谈不上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以及计划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在中国的理论界和经济界,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提法在不断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认识上不断深化。根据邓小平1992年春在中国南方的重要讲话,在同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我国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命题。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命题当然是一个观念上的根本性突破。
针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要的及时协调。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的范围逐步扩大,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证明,凡是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就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当然,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存在着盲目性和自发性,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同时,要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它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还将不断地拓宽,而且,现有的发展也还要进一步经受实践的检验。
注释:
①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1、51页。
②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9、771、772页。
④《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
⑦《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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