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时期论文,生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3-0137-14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清民之际的政治中坚概念愈来愈在社会上凸显其强势地位，滥用、误解时有发生。以“共和”为例，章士钊就曾写过一篇短评说，当下最时髦的名词是“共和”，最烂污的也是“共和”。军人放纵、学生顽劣都以自己实行“共和”作为辩护。因此章氏疾呼：“共和、共和，天下悉假汝之名以行。汝如能言，其速自白汝为何物？”②
如果从1912年初章氏所理解的“共和”——国家采用代议政体、拥戴一总统为首的层面来看，其呼吁不无道理。③但一个概念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中坚概念，滥用、误解实在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其已然被广泛接受、深入人心，而从一个小京官徐兆玮的见闻看“共和”一词不但意涵丰富，甚至还可以卖钱。
革命后退避老家常熟的徐氏某日有朋友来访。此人谈起本来他要翻译一本书名叫《平民政治》，但现在却准备易名为《共和政治》后再出版。又说曾经风靡一时的《国粹学报》过去一段时间却销路不畅，但最近改名《共和杂志》局面改观，重新变得抢手。朋友走后，徐氏不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惟‘共和’二字稍可卖几钱耳！”④
“稍可卖几钱”意味着“共和”和生意买卖挂上了钩，而“惟共和”却不见得确切。当时并没有一个概念能获得绝对的政治正确，不留一点中间地带以区隔“我们”和“他们”。“稍可卖几钱”的除了“共和”之外，还有“革命”、“反正”、“同胞”、“光复”、“民国”等不少在清民之际流行的概念、词汇。因此1911-1913年间只要稍稍留意上海、南京、北京、武昌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名园旺铺、茶馆酒楼，就会发现许多因辛亥革命而起，或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生意。这些生意无论是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先烈”；正在享受成功喜悦，同时陷入又一轮政治旋涡的伟人将帅；社禝倾覆而不知往何处去的清廷亲贵、大臣、遗老；还是消费大众、商家本身，都有着大小不一的影响和联系。本文即试图以上海为例考察伟人将帅在生意中呈现的形象；商家在政治变局中应对困难，继续开展扩大生意的手段以及消费大众对生意的呼应，进而分析城市与辛亥革命是如何通过生意互动影响的？
一 复相的呈现——生意中的伟人将帅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伟人将帅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各种生意并成为其中的主角。作为主角，他们在生意中往往呈现出复相。所谓“复相”其一指的是实际政治运作对生意有相当大的影响，随着伟人将帅们政治地位的浮沉升降，其在生意中的面相也变化多端；其二则指生意主要映射的是消费大众对伟人将帅的认识和想象，因此他们在生意中的面相总不免被神秘化、俚俗化、夸张化。孙中山就是伟人将帅中呈现复相的典型个案。
对孙氏而言，一方面，借助生意的力量，多年以来不少人致力营造的孙中山英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像伦敦蒙难事件是孙氏在国际间声名洋溢的源头，其日后地位多得益于此事件中赢得的盛誉。而要把这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影响，使得孙氏被清使馆绑架的故事成为信史，使得孙氏呈现出具有英国风度的美貌绅士、东方暴政下的被压迫者、一个明智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理想的改革家、革命领袖等优质形象，无疑《伦敦蒙难记》一书的出现至关重要。⑤但对于国内读者，这本康德黎所作，却一直被认为是孙中山手著的书却可能相当陌生。因为此书1897年在英国布里斯特耳(Bristol)首次出版英文本后并未立即翻译成中文。革命前，“蒙难”事件只能依靠坊间1898年出版的日文译本《清国首领孙逸仙幽囚录》，1902年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的梦》以及章士钊对宫崎书的节译本来略窥大概。⑥但1912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适逢其时地出版了中文译本：
中国何以能革命，成于孙逸仙君，而实成于孙君在伦敦中国使馆被拘，英政府迫令释放之一事。此书为孙君手著，历叙其与兴中会之宗旨。及入会之目的，起义之失败，与夫在伦敦时被使馆幽禁，英政府之干涉，详悉无遗，原书系用英文，今已绝版，本馆觅得原本，译为华文，吾国民有想望孙君丰采，及研求革命原委者当必先观为快也。⑦
这段广告将“能革命”——成于孙逸仙——中国使馆被拘浅明易懂地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伴随着中文译本的出版令孙氏的伟人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像章士钊就说：“此书久噪于英人之口。后十五年，吾人始得翻为国文，徒而窥见伟人微时事迹。甚矣，辨识英雄之难也。”⑧
除了《伦敦蒙难记》外，凡与孙氏有关之物如摄影、尺牍、书牍等也均纷纷成为商品，进入了生意，并在你买我卖中广泛传播，传播之中各种赫赫称号连绵不绝，成为了今后建构“国父”工程的重要基础。
但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却只不过延续了数月时间，其影响力对商家的生意来说着实有限。当时有些生意显然并不利于他的形象塑造，但孙氏也只能无可奈何。像其幼年闻洪杨故事，遂有志于革命之说虽见于“尤足见革命宗旨之一斑”，“出售极为风行”的《中国革命记》⑨，但在其叙述中却并未明确将最关键之词——“革命”展示出来，以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⑩
又如孙中山曾亲自为之作序，评价极高的《太平天国战史》1912年由集成图书公司重版。商家为了促销，除孙氏外，广告中还罗列了一堆名人以动人视听。尤其是历来与孙氏过不去的章太炎被广告称为“近代民族主义伟人”，而孙氏却只是“逸仙先生”，对比之下反差不免强烈。(11)
不过这几桩生意对孙中山形象的打击还不算严重，接下来要提到的几桩生意更是或与他意见相左，或不利于他的“领袖”地位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旗帜。1912年1月10日，代行临时参议院职权的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定式”，并致函孙中山，“请即饬部颁布各省施行”。(12)但是，孙中山并未将此议决案颁布施行，因为他寄情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旗，在他心中只有此旗才最能代表他本人和其忠实追随者地位的合法性。在1月12日咨复各省代表会议的信里孙中山就这样说到：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旗，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夫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之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关、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但本总统以为非于此时决定，则可勿详论。因而知武汉所主张，亦有完满之解说。究之革命用兵之际，国旗统一，尚非所急。有如美国，亦几经更改而后定现所行用之旗章。故本总统以为暂勿颁定施行，而俟诸民选国会成立之后。(13)
孙中山提出的意见道理自在，无奈却没有被接受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即使提出了反对，最后仍是五色旗飘扬，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以五色旗为国旗的政治环境，孙氏自己和总理信徒们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岁月里一直都有非常多的阐发、批评(14)，但社会条件如旗帜的生意等面相却被采纳何种旗帜是残酷政治斗争结果的话语所遮蔽。其实以上海为例，光复后旗帜是最引人注目的象征物，种类繁多。刚刚光复时最多的是白旗，其次为星旗、书写颂词之旗和太极图旗等。而巧思牟利的商家见到旗帜大有市场，马上仿造各种小纸旗叫卖，最受儿童欢迎。黄浦江畔不但屋顶插旗，小儿手中拿旗，车中妇女执旗，就连外国人手中也有旗。(15)
对于旗帜一盘散沙，杂乱无章，报纸上多有批评建议。(16)但从中压根就没提到过应以青天白日旗来统一旗帜。(17)当五色旗率先成为东南地区通用的旗帜时，马上就被沪军都督府作为政府的生意定点生产，定点出售，并统一了式样、材质、价格。(18)而其成为国旗后更是铺天盖地的到处出现。元旦、国庆的街头遍插是旗；各种流行歌曲以是旗入词；图书广告以是旗为背景；商家以是旗嵌字为招徕；有对是旗大发感慨的外国人士(19)；亦有被是旗深深震撼的本国同胞。(20)
可见生意的推波助澜使孙中山中意的青天白日旗在宁、苏、浙、沪等地缺少被接受的社会条件。(21)上海滩上供路人买卖的旗帜中没有青天白日旗，各种印刷品上不印青天白日旗、纪念物中也是少有青天白日旗。孙中山的强烈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被“生意”所悄无声息地消解了。
生意不仅成就了五色旗，也成就着袁世凯。尤其是孙氏让渡权位，袁氏成了临时大总统后，其“领袖”地位的提升和孙氏地位的下降清晰地体现在上海商家的闻风而动之中。像1912年10月广益书局出版有“四大伟人之政书”，其刊登在《民立报》上的广告大写出三个“不可不读”：“崇拜英雄者不可不读，欲知最近之政治者不可不读，欲知我国革命之事实者，欲知民国成立之历史者不可不读。”(22)其书目则依此为《袁大总统书牍》、《黎副总统书牍》、《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书牍》、《黄留守书牍》。不难发现在七八个月前浮沉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被不少人欲“寝其皮，食其肉”而后快的汉奸/袁贼，此时已与孙中山一起并列为“成立民国之英雄”了。
而该书局1912年5月出版、1913年2月重版，4月又再版的畅销书《满清稗史》在版面的安排上更是意味深长。1913年4月版的正文前附有摄影二十余幅。第一幅为袁世凯摄影，照片下书中华民国四大伟人之一，后接袁大总统誓词。第二幅为孙中山摄影，照片下书中华民国四大伟人之二。排位由数月前的伟人“第一”而至“第二”，孙氏地位之升降已是相当明显，更有趣的是孙氏摄影后附的并不是其手迹或言论，而是袁大总统特赠授的大勋位证书文。虽然现实中孙中山辞退了勋位，但在这桩生意中确认其地位仍然要靠袁大总统受勋，其间谁获得的声誉更隆可见一斑。
不过孙、袁在生意中获得的声誉高低虽有一渐变的过程，但“人人心中莫不有一孙中山”或“袁世凯”却不是由辛亥革命而促成。和他们相比，真正在辛亥革命的生意中暴得大名的是黎元洪。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招生，三百余人应考，皆为中小学生。校长杨月如要他们各举崇拜人物，以表景仰之诚。统计下来崇拜黎元洪的多达六人，而袁世凯不过二人。(23)而蔡寄鸥在《哀大江报》一文中虽然颇不客气地以为黎氏不过一“庸常人”，但也承认“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24)
黎元洪赫赫有名。而且被人景仰崇拜实与日后军阀话语下作为“床下都督”的黎氏形象格格不入，但这却是历史的实然，而形成此种实然在很大程度上要拜商家的生意所赐，最初塑造“黎元洪”形象的生意正是商业报纸。
像《申报》于1911年10月16日就刊发了一篇名为《武昌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历史》的文章，不过夸其刚毅强忍，颇有大将之气概。(25)到了20日，比较玄妙的说法开始出现，来自东京的电报说黎元洪在甲午战后游学日本时就加入了革命党，而且在好几年前就拟定了起事时发布的文告。(26)自由谈也在不久后凑起了热闹，有一则传闻说黎氏一直富革命思想，所取“元洪”两字，隐含着元末朱洪武崛兴之意。黎家门外还贴有五言一联云：“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足证其素怀大志。(27)
种种关于黎氏的传说在报纸消息的口耳相传中渐渐为人们接受，各地人士都对他的情况都非常好奇。(28)而清末非常流行的预言之书如《烧饼歌》等则为传说的进一步流行和确认提供了宿命的依据。在《民立报》上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两个商人议论革命，甲说《推背图》中未见黎元洪，恐不能成大事。乙则反驳黎元洪即大明朱洪武之后人也，不会不成功。(29)而从其他材料看赞同商人乙之意见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根据为《烧饼歌》中所谓“六一人不见，山水倒相逢”指的就是黎字。(30)
伴随着黎元洪借开国元勋之资本得以节节上升其政治地位，传说和预言俨然就变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民立报》在国庆日头版把黎氏列为“民国之四杰”，并题词有“中华万轴新历史，上场开卷属斯人”。(31)
如果说《民立报》头版上对黎元洪的评价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官方口径，《申报·自由谈》的来稿则更能反映出黎氏在时人心目中更普遍的地位，有以五更调的形式颂扬他：“军务精通赏罚公，真英雄，逢开战呀，十回九成功，……实头真威风”；(32)也有将他与孙中山、胡汉民、黄兴等并称并将四人姓名嵌入对联：“中国有中山，如日方中国之福；汉民复汉业，惟天佑汉民乃兴。保我黄帝，子孙克臻强盛；念兹黎民，父母元德洪深。”(33)有的甚至把他与华盛顿相提并论：“黎元洪复武昌，义旗到，望风降，将成锦绣文明象，杀尽胡奴威日盛，独掌雄师实在强，恢复汉室耀祖光，这纔算男儿志遂，华盛顿万古流芳。”(34)而在市井小巷，他的小影也成了人们的争相购买之物，有竹枝词就提到：“黎氏堪推一世雄，咸凭小影识元洪。斯人一出苍生望，都督名称始乃公。”(35)
加上黎元洪本人政治手腕相当高超，人望不低，像章太炎等都与他关系密切，连并不与黎氏相熟的林纾也受到其形象建构的影响对他赞赏不已，并把颂扬之词写入了小说：
诸君试观革命中英雄，有堂堂正正，心存民国，坐镇武汉，坚如山岳，如黄陂黎公者耶。冷红生与公初无一面，亦不必揄扬其人，为结好之地。但见名为时杰者，多不如此。且以私意，征及外兵，戕其同胞，尚期然以国民自命，其去黎公宁止霄壤！(36)
与黎元洪的风光无限相比，同为清朝大将的江南提督张勋则在生意中被千夫所指成为“民贼”。张勋并不是没有机会成为英雄。1911年11月15日，陈其美在给张勋的公开信中言词还是相当客气，意在争取其早日投诚。(37)但张勋并不买陈其美的帐，最终选择了困守南京并在城中残酷虐民。(38)由此无论是激烈的《民立报》，还是相对持平的《申报》等都开始将他树为标靶，全力攻击之。
《民立报》11月21日就有南京来电说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去豆腐店买豆腐，然后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39)这种说法当然荒诞不经，但却对塑造其残酷暴虐的民贼形象很有帮助。
《申报》则在《自由谈》栏目开设了“处置张勋法”的来稿接力，各种奇思妙想竟达到了“七续”之多。其中也不乏做“张贼”生意的巧妙构思。有来稿受到秦桧当年被制成油炸桧传说的启发，建议制作一种面饼，黑色形似盘香饼。可名为“勋饼”，凡吃此饼的人都应切齿大嚼以发泄对张勋的仇恨。也有来稿提出擒获张勋后，沪军都督府应与工部局磋商，把他囚于铁笼，放在张园，任人参观。入场券每人一元。所得资金充为军饷。(40)还有来稿以为古代有五牛分尸之刑，张贼恶冠满盈用此刑最合适不过。但因牛属太牢，用在张贼身上不太适宜，可以找野狗五条代替，实行五狗分尸。旁观者也不能白看，需要出钱以供军饷。(41)在另一篇游戏文章中，作者炮制了一张汉满全席的菜单，点心中赫然有一道“葡萄张勋”。(42)
南京之役后张勋逃之夭夭，但这并不妨碍上海商家继续做他的生意。坊间类似于《绘图张勋丑历史》之类的书层出不穷，而书中的张氏形象一例是贪婪好色，坑蒙拐骗，残酷暴虐，昧于时势。(43)
到了1912年初东南光复纪念会时，陈列的战利品中就包括张勋的令箭、衣服。更特别制作了一个纸扎的张勋模型，身披黄马褂，长跪于地，状极狼狈。背后写有“助饷一元者任打一拳”字样。该模型成为了纪念会中最为引人注目之物，不少参加纪念会的人士见之都瞪目切齿，怒气冲冲，纷纷出资对模型拳打脚踢，观者掌声雷动。甚至有控制不住情绪，欲拔出手枪来射击之人。(44)
除了张勋本人，他的亲眷友朋也在其牵连之下纷纷进入了生意。张氏季父王福彪就在出版的野史书中成为了一代巨盗，但因矛头终究还是要指向张勋，因此王氏虽身为巨盗，但确并不好色，与张勋形成了鲜明对比。(45)而正如明亡后，野史、小说、诗赋、弹词等凡谈及降清大将吴三桂故事，总免不了要连带上其为之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张勋的爱妾小毛子也成了生意中的“常客”。按照陶菊隐的说法，南京光复后，小毛子未及逃走，被革命军捕获。此事立刻吸引了各方注意，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把她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任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以提充军饷。”(46)陈其美的建议后来被联军总司令徐绍祯否决，小毛子交还给了张勋，但沪军都督的异想天开却得到了不少呼应，有人在《申报》上就提出，可以让小毛子骑在张勋身上，拍下照片大量印刷，每张售洋一角，可得数千元，既可帮助筹措军饷，也能使人人都见到张勋和小毛子的丑态怪状。(47)
以上只是些停留在纸面的想法，并未付诸实施。真正令“小毛子反增身价”(48)的是上海的各个书局，尤其是那些名不见经传，想借此机会打开销路的小书局。像明明学社就出版了《小毛子传》。书题前称之为“历史小说”，真正的卖点则落在“张勋之艳妾”上。是书中张勋七十三岁，小毛子却年方十五。据说如果销售状况良好，该学社已经准备好了续集。(49)
新汉印书馆则以“禁书十九种”招徕读者，其中一种就是《张勋爱妾小毛子》。(50)文明光复社也跟风出版《小毛子传》。卷端以“军界风流趣史”引人购买。是书中张勋命运更加离奇，竟然被其好友夺去爱妾，做了乌龟，所以又名《乌龟张勋》。在书末更附有《本社特别启事》云小毛子的风流秘史非常之多，该社已经聘请文豪编辑回目小说一集，正努力撰写，但因各界对小毛子的故事急欲先睹为快，故本社先出版《小毛子传》以飨读者。(51)
二 在商言商——生意与商家
伟人将帅在生意中复相的呈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商言商的原则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商家那里是被遵循不误的。即使革命到来，只要未彻底打破上海这个商业化社会的运作环境，无论商家在生意中是利用革命，还是摆脱革命，其实都是这个原则在发挥作用。
武昌起事后，据笔者所见最早的一桩因革命而起的生意是1911年10月25日出版的《现今武汉战局形势图》。该图的广告明确提出武昌起事乃“东亚老大帝国一跃而登共和独立之舞台”的标志性事件，而热心时局之人应该对军事地理加以注意，尤其是那些修学者，谈兵者“急宜参阅，尤所必携”。(52)
不过战局形势图只是上海商家的精明头脑迅速与革命进程合拍中的第一朵小浪花而已，商业巨头总是在小浪花过后才真正现身，其生意也不会仅仅是价值一二角的小本买卖。从其诞生伊始就以极善利用广告效应而闻名上海的中法大药房就是一例。11月1日《申报》上刊登了一篇《湖北传来之报告》，先说八月二十三日得到汉口中法药房报告地方平靖，营业未受影响。但随即话锋一转又说昨日中午曾有多人围住本药房门口，不明就里的人纷纷以为药房出了什么状况。最后谜底揭晓——原来是药房新到畅销商品哈麦脑血多箱，路人争相观看所致。虽然有小小混乱，但销路也随之大畅。(53)
这样一篇文字起伏、一波三折的广告预示着像中法大药房这样的上海商业巨头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能减少损失，甚至可能大肆赢利。该药房的另一个主打产品艾罗补脑汁从11月4日起开始在《申报》头版大书“鄂江潮中之价值”，武昌事起，各省摇动，人们纷纷迁避的乱世景象反而成了凸现其产品——艾罗补脑汁的引子。原来在逃难中：
虽贵重之物亦弃之不顾，惟艾罗补脑汁则人人必携。缘目其能安脑定神预防各症也。由是观之，可目知艾罗补脑汁价值之宝。(54)
此后随着革命进程的愈加深入，各条商业大鳄之间的争夺亦愈演愈烈，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竞争。中华书局创办的关键人物陆费逵原是商务编译所出版部部长和《教育杂志》的主编。此公久想自立门户，但苦无合适时机，因为要与商务这条全国书业大鳄竞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年席子佩的中国图书公司与商务竞争而大败的情形，陆氏作为商务内部人员必定历历在目。但从武昌传来的消息令他觉得革故鼎新在即，机会来了！
那段时间陆费逵与其几个同道白天照常在商务上班，若无其事地应付馆中事务；晚上则集会筹组新书局，常常工作到深夜。一切都干得十分隐蔽，滴水不漏，商务高层对此毫无察觉。据说，武昌起义后，商务的负责人曾问陆费逵，是否在春季的教科书封面上仍印龙旗，陆费逵答称：
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55)
商务信其所言，仍旧印行旧本。可是，他自己却秘密组织一批被商务辞退的编辑人员加班加点地赶编《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陆费逵等人便在中华民国创立的同一天于上海设立了中华书局，他们暗中编写的中华教科书随之推向市场。
中华成立伊始，便提出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为宗旨，打出了“教科书革命”的旗号。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就声称：
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无由达到也。(56)
而其遍布各大报纸的广告更是对何谓“教科书革命”作了详细的阐发：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本局自客秋以来，努力进行小学用书，今已出版，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之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扬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民国基础。(57)
从上可见中华确实牢牢把握住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两个关键词“革命”和“共和”，而把握了意识形态的流变，才能获得新的文化资本和政治权力，才能在商战中脱颖而出。果然中华书局推出的数种教科书，以五色国旗为封面，内容也相当适合新民国之用，风行一时。对此蒋维乔在《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批评张元济道：
菊生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而伯鸿却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商务措手不及，其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者，遂被一律打倒。(58)
其实精明强干之人的阿喀琉斯之踵经常就是固执己见。张元济吃精明强干的亏也不是中华书局这一次，当年谋夺中外日报也是因算计得过于精明铩羽而归。(59)不过商务毕竟实力雄厚，虽然一段时间内陷入了相当被动的窘境，但马上就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来重新占领市场。
在教科书方面，商务出版了如《共和国教科书》、《共和国民读本》等一系列迎合情势的新书。在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后，(60)从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广告看，虽然仍未摆脱被中华书局打得措手不及的颓势，但已经出现了转机，其广告词中处处都以中华书局为假想敌，在展示自己的新书已经适合于“共和时代”的同时，又以“老字号”的姿态大大夸耀了一番自家编辑教科书历史悠久，经验丰富。
除了教科书这项大宗生意，商务印书馆更是利用其制作、印刷、出版一条龙的雄厚实力，希望在革命史料征求，革命纪念品制作、日用出版物销售等各个战场上抢得先机，压制中华和其他的竞争对手。1912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各大报纸的头版打出广告，大书“征集革命史料”以造其声势，之后则出版了多达14册的中英文对照《大革命写真画》和四百余种单色、彩色革命纪念明信片，内容有各省革命情形，重要人物肖像，民军战绩，国旗式样，追悼、庆祝、欢迎送各会的现场即景，北京暗杀，孙总统祭明陵，蔡元培北上，袁世凯受职，京津兵变等。又以赛瓷精印上国旗、军旗，制成国民纪念章。有钟式、三角镜式、镜式供顾客挑选。1912年国庆节前后，商务发行了武昌起义周年纪念章、武昌起义纪念明信片。(61)而在各种日用出版物上商务也是无孔不入地力图彰显自己“除旧布新”的努力。(62)
商务在受到挑战后的种种应对措施表明与革命初起时相比，上海光复后，在革命与公共空间互动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因革命而拓展出的商机实越来越多，上海商家对革命的利用也几到无孔不入的程度。
其中数目最为庞大，报上广告出现频率最高的第一生意是各种书写革命历程、革命人物、各国革命史以及革命敌人的书籍。
其次在1911-1913年间从补祝元旦、庆祝临时大总统上任开始，国庆、南北统一、武昌首义、上海光复等各种纪念日层出不穷，各种伴随着纪念日出现的生意也有不少。朱锦堂号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资纪念，八色石印“新国民必用品”——彩色新样纪念邮片。邮片内容则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同小异。(63)
同一时期另一商家精选洁白杭纺手帕，以玻璃版精印孙中山和他两个女儿的肖像画，生产共和纪念帕，据其广告说纪念帕颜色鲜明，落水不褪，与洋货纱巾比较，精致经用。军界买来可作纪念品，学界可作奖励品，女界可作赠送品。(64)
中法药房也在此时推出了共和纪念券，每位顾客只要入店即获赠孙大总统纪念照一纸，凡购物满一元则送共和纪念券一张，多买多得，奖品多达三百余种。(65)
八月十九日武汉首义纪念日，以人造自来血而闻名上海的五洲药房借此机会大行有奖销售，奖品从赤金手镯、留声机、金表一直到折扇、小镜子等几十种之多，既符合了市民中头彩发横财的幻想，又达到了借人人有奖以促销的目的。再次是演剧和电影。共和促进会就请来电影放映师每晚在张园开演，内容包括武汉战事、攻克南京的纪录片，再传插些娱乐幽默电影。(66)其中关于武汉战事的纪录片极有可能是杂技幻术家朱连魁为“美利公司”洋行拍摄的。这是由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其广告称：
凡两军战争可惊可骇、可悲可惨之真相，无不毕具。兹用电灯影戏演出，睹之与亲临战场无异，大足增发赴义之雄心、报国之热血！(67)
演剧更是从清末开始就成为集中反映海上大众文化变迁的典型载体。在1911-1913年这段时间里直接反映革命内容或与革命有关的新剧和其他剧种层出不穷，尤其是民国建元纪念、国庆纪念前后几乎达到了无日无有，无场不有的程度。在这股热潮中很多商家兼新剧演员也借此名利双收。像潘月樵、夏氏兄弟和以他们为核心的伶界联合会不仅参与了光复上海的重要战役——攻打制造局，在光复后更是配合沪军都督府的各项政策，编演新剧，宣传助饷。
另一新剧团体进化团也是如此。进化团团员黄喃喃早年曾留学日本，加入春柳社，与同盟会有相当关系，由这一层关系孙中山也曾在台幕上为进化团题词“是亦学校也”五字，由此该团身价暴涨十倍。但没多久，黄氏和进化团团长任天知发生意见，自请脱离关系。离团之日，黄喃喃欲把孙中山的题字拆去，说这是送给他私人的。任天知不许，二人遂把官司闹到了会审公廨。(68)
最后因为革命之后剪辫成风，关于头发的生意也勃然而兴。有商家就借着恭祝新总统，谨赠纪念品的名义大做剪辫广告：
本行成立之日，欣逢大总统履任，又值纪元盛典，是以特将新发明文明理发胶、丽华鑑发胶两种分送都督府及商学各界，藉作纪念。……惟沪埠辽阔，恐未普及，故仍在本行门前赠送，……为欲剪发辫本行除代劳外，另送文明理发胶十支，以表欢迎，想我热血同胞定所乐从也。(69)
另有商家专门制作剪发刀，并名之为“爱国”，每把售价一元，并在报纸上详细介绍其使用方法。
坐落在英租界大马路十六号的屈城氏大药房也做起了和头发相关的生意，推出了头刷、保险剃刀、生发膏、鬚刷、嗽面香水、生发油、梳子、剃刀、头油、润发洋蜜、洗发水、软发水、各色香皂、幽雅香水、固发水等一系列头上用品。其广告云：
自武汉起义，响应及乎全国，凡热血男儿，富有爱国思想，莫不踊跃剪辫。以新耳目而壮民气。然剪辫者极欲效法欧洲，宜乎润洁，早晚梳洗以助美观。(70)
虽然有那么多因革命而起，或与革命有关的生意，但在商言商，首在利润的商家原则却并不会因为革命而发生太多改变，而这种不变主要体现在：
第一，当竞争对手出现，影响了其自己生意的壮大发展，即使是革命的同一性也无法改变商业竞争的运作规则，这一点即使是可以称为“伶界革命家”的夏氏兄弟和潘月樵也不例外。1912年经润三、黄楚九这两位海上商业巨头创设新新舞台，看到南市新舞台夏氏兄弟和潘月樵排演的新剧如火如荼，盛极一时，遂决意邀请进化团加盟与之抗衡。不过进化团进驻新新舞台的首场演出就非常失败。当时工部局演夜戏有不得超过晚间十二时的限制。因为前面几出旧戏的拖延，进化团的新剧《尚武鉴》开幕已是十点半，原本三小时的戏只能掐头去尾，仅演出了十二幕中的第三幕和第五幕的上半截就匆匆收场。观众极其不满大喝倒彩，将桔皮香蕉等掷到台上，剧场秩序一片混乱。而背后捣鬼的据说就是新舞台的夏氏兄弟和潘月樵。
第二，商家最关切的总是其商品的销路如何，当革命可以助其打开销路时，他们当然愿意与革命挂钩，但如果利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更好地打开销路，二者不妨混合使用。像新汉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中既有《江阴守城记》、《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江女革命》、《孙文》、《黎元洪》、《黄兴》、《秋瑾》等有关革命的书籍，但也有《北京第一贵妇风流福晋》、《清宫秽史》、洋装《推背图说》、《附详解铁板诗烧饼》等更符合下层民众阅读趣味的书，更有东洋美女出浴图，俄国、法国裸体美人画景、五彩墨色玻璃版泰西裸体美人画景，泰西裸体游戏图等不登大雅之堂，但却可能非常有市场的色情商品。(71)即使像《神州光复志演义》之类“可作中华开国史读，亦可作满清亡国史读”的书，宣传广告中也念念不忘说明它是仿“三国志演义体”编辑而成。(72)如阅其后记就更会发现通篇文字基本无关于革命，而是要是此书吹嘘成一部新三国演义，这恰恰因为三国小说才是数百年来最畅销的书籍，能与它攀上关系，何愁销路不广，利源不盛？
第三，不少商家尤其是一些药房会利用革命政治家的名号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比如中英大药房广告会大书黎副总统赐函嘉奖；罗威药房广告前则放上黎副总统、副总统府近卫宪兵司令长陈血岑、工商部总长王正廷表扬的证书；第一总统牌精神丸、戒烟药亚支奶和卫生泡水柜广告也会有陈其美的批示和推荐(73)。这些貌似与革命靠近的举动其实与上海商家近十几年来利用告白来促销的方法一脉相承，正如陆士谔在1909年写的小说中所言：“上海的药房，差不多与江湖卖药的人一般手段，说真方卖假药，都是骗钱的勾当。他们的生意，都靠着这几句的告白，所以编撰告白的，都是几个好笔仗呢。”(74)
三 选择与放弃——生意与消费大众
生意中出现了不少伟人将帅，生意也少不得由商人来运作，但对生意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向度即其接受者——消费大众，因为生意买卖在与消费大众之间本就相存相生，互相渗透。透过消费大众我们可以探寻那些因革命而起或于革命相关的生意有着怎样的实际影响，进而讨论上海的大众文化如何与革命结合互动，选择了一些生意，但又放弃了一些生意。以下即拟从书籍、演剧、时尚等三个方面入手作一概要性质的讨论。
从书籍看，大致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与革命相关的书出版得并不少，再借助上海与内地、海外发达的传播网络，这批书就对革命、共和、民主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领袖形象的深入人心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07年吴研人在《上海游骖录》中说邹容的《革命军》在“外面没有买处”。(75)虽然是小说家语，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禁书难觅的实情。像叶圣陶直到1912年还未读过《革命军》。直到顾颉刚手里有了一本，他才能借到家中“大快朵颐”，而顾氏所得的那本极有可能是革命后的重刻版。(76)
不过消费大众并不会对这批书欣欣然地全盘接受，他们如何放弃和选择依然值得探究。一方面从这批书在报纸广告出现的次数看很多都处于旋出旋灭的状态。为何如此？实与这些书“多钞袭报章，草率从事，甚或彙集丛刻，加以新名，可谓炫人耳目，不足大雅一噱”有关。(77)像渤海寿生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民国元年六月出版，其自序就描述了一本从“立宪”匆忙改头换面成“革命”之书的生产过程：
初册选齐，适值前清有实行立宪之谕，故名曰《实行立宪汇编》。兹因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议和完结，革命成功，是编遂于是日截止，欣然易其名曰《辛亥革命始末记》。(78)
但另一方面，即使粗制滥造，只要符合消费大众的趣味，畅销书也不少。前文提到的《满清稗史》就是一例。正所谓“清宫秘史现多般，重留秽迹与人看”(79)，和《满清稗史》风格类似的《满夷猾夏始末记》销路也很不错。这从此书要呼吁沪军都督府打击盗版就可见一斑。(80)而“一朝弛禁听人沽”的《推背图》、《烧饼歌》等可能最为流行，(81)这是因为尽管清末趋新士人一直有反迷信的种种努力和净化阅读的呼吁和实践，但风水迷信从来就不缺乏来自消费大众的响应。(82)还有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经》、《孙逸仙演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的画像、武昌起义的图片等出版物也很畅销，甚至连台湾也能见到。(83)这些都说明在革命的外衣下，浅显直白、通俗易懂、猎奇野史、占卜测算等符合消费大众趣味的书籍依然是他们容易选择接受的商品。
从演剧看，前文已提到当时掀起了一股以宣传革命为主的新剧的热潮，比如进化团编演的《共和万岁》就以革命发轫伟人刘宗耀功成身隐为线索，先演“暴吏虐民，义师拯溺”，最后“共和告成，五族联欢”，(84)其内容基本就是将当时所有时髦的政治符号汇集成一个拼盘摆上舞台。
而且这类新剧实行的是所谓“幕表制”，即编剧之人不写出完整剧本，只有演出大纲。有时一幕中的文字表述甚至不超过十个字，于是演员在现场很多时候要即兴发挥，向台下演说一通。这种样式的新剧初看比较新鲜，但看多了就会发现其说教色彩太浓，而且演说往往脱离剧情；艺术形式上又不精致，可谓淡乎寡味。所以进化团因票房不佳和伶界联合会的排挤，不久就离开了上海。而能长演不衰的宣传革命的戏剧，它必须要有吸引观众入场的元素。而这类元素无论在清末还是民初都是相似的，并不会因革命而有所改变。
像新剧演出的重镇歌舞台就特请新剧名家编排时事警世新戏《秣陵血》，其广告宣传说：
本台所排此剧，军界名家以临阵随征目睹之实情编成。内中情节与众不同。如红十字会男女英杰战地涉险、拯救同胞，林都督阅操，会议出师，浙军攻孝陵卫，广军攻乌龙山，镇军攻麟麟门，敢死队夺紫金山，王有宏、董开基受伤阵亡，抢尸回营，张人骏赠棺槨，都督改装私访，查看地势，梦中惊醒，率队出师，以表爱国爱民之情，三大臣巡城观阵，请领事过营说和，小毛子携资被获，张勋率清兵出城，美领事绅商界公同禀劝，赵统领仗义投降内中加有洋操、洋鼓、洋号，快炮炸弹，有声有色。令观者犹如目睹.南北战争之实际，均能曲曲传出，而布景编排之事宜，日夜排练，一俟纯熟，择吉演唱。届期务请各界惠临赏鉴，方知本台实事求是，所言之虚不也。(85)
这段广告与清末新舞台用风声、雪景、枪林弹雨和五万磅真水为噱头招徕观众没有太大差别，(86)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噱头，《秣陵血》从报纸广告出现的时间和频率看票房还相当不错。另一个票房更佳的《鄂州血》，其广告也不外如是。此剧由陆士谔同名小说改编，(87)因其“电光布景，楼台亭阁，风雨山水，船能自行，雨能自布，末场满台真火尤为骇目惊心，至中间插进各种小调，最新时曲，诙谐悦耳”，(88)所以颇受欢迎。自由谈副刊的主持者王钝根就听说其“情节甚好”亲自出马赴剧院观看并写下了评论。(89)大概前一次王氏看得还未过瘾，又过了两天他跑去看了该剧的后续部分。(90)
从时尚看，上述因革命而起或与革命相关的生意确实部分进入了消费大众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段时间内的时尚。像当时年纪尚小的张树年对商务出版的有革命伟人形象的月份牌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多天，父亲带回印有革命领袖头像的月份牌，挂在二楼客堂，父亲告诉我一位是黄兴，一位是黎元洪。我记得其中有一位穿军装，十分威武。(91)
如果说张树年对革命纪念品印象深刻可能源于他拥有的特殊条件，那么从当时留下的竹枝词如“四方革命几人豪，安得申江唔一遭，书馆印成明信片，共瞻小像仰龙韬”(92)；人在苏州的叶圣陶和顾颉刚能在考试后闲逛时在书肆购到“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的孙总统小像；(93)身处北京的立宪派大将汪荣宝也在途经商务印书馆时买到“革命纪念邮片十六叶”。(94)就大致可以看出革命纪念品的普及程度。至于不少自认为“新国民”者帽边用五色，妓女也以在衣领、衫裤、车垫上绣五色旗为时髦等现象更可看出新时代对时尚在短时间内的影响实不容小觑。(95)
不过传统留存的力量依然强大，这就造成了有些时尚为新旧杂糅，比如月份牌虽然已经“编年民国和黄帝”，但也有“仍将宣统排”的情况发生。(96)
而有些则是似新实旧，比如皮包、手杖等所谓新时髦的兴起却仍然意味着一个固有等级观念的延续。有时人回忆当时很多人的随身法宝便是这两样东西。皮包还不是大小合适的公文包，只有类似随身医药箱的狼犺大包。很多人却不怕累赘，神气活现地挟持出门炫耀一番。说到手杖就更神秘，人们替这一根洋化讨饭棍，题了一个“品级棍”的尊贵名号。他们以为满清用红蓝水晶各种顶子分品级，现在中华民国是应该在这一根棍子上面分品级了。先前还以为大有来头，不敢膺用。后来发现使用手杖并没有定下什么特定的规矩，于是每个人都想拿一根充充门面。手杖生意顿时好的不得了，几近供不应求。商家除了以竹根、木梢粗制滥造以求大大牟利外，洋伞柄，叉衣竿也被赶时髦却买不起手杖的人们拿在手里聊胜于无。脑子快的商人赶紧进行废物利用，收罗许多红蓝水晶琏琚顶子，钉在短竹杆顶上，制成一批批的民清混合“品级棍”出卖。(97)
更有些是可新可旧，最明显的就是相片，一方面在上海肖像照的热潮自1860年代开始就已兴起，从《海上繁华梦》中记载的影楼详细价目表和其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消费大众拍照赠照的情形看，在上海至少已是延续了几十年的时尚，(98)但另一方面相片因“影像”带来的震撼力和易于携带传播的方便性，在其中只要适时填充进与皇权权力结构相冲突的内容，就能即时为革命提供可观的助力。比如宣统的小照就使以往不能轻易得见的龙颜成了人人可看可议之物。而当年象征着帝皇威严和王朝权力的“西市问斩”也因照片的大量流布而丧失了其震慑百姓的作用，转而引发许多时人带有猎奇心理的购买，导致在苏州的叶恭绰见此情形大发感叹云：“巡警何以不干涉，骇甚！”(99)
四 余论
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城市与辛亥革命就有两套面相值得关注。
第一是关于革命的，近年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研究方兴未艾，对本文而言，有两股趋向颇值得注意。在清末这一时段内以陈建华、金观涛、刘青峰等学者为代表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主要着力于报刊、文集资料，希望从中分梳出革命观念的起源、指涉、兴衰起落等诸多重要问题。(100)从民国时期看，以陈蕴茜、李恭忠、潘光哲等学者为代表，围绕着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为基点打造的那一套象征性符号系统，研究了奉安大典、总理纪念周、总理遗像等饶有兴味的课题。他们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地揭示了1920年代后国民政府如何通过利用纪念日、追悼会、公园、陵墓乃至书籍出版、衍生商品等各种手段来建立国民党的革命正统，加强党国体制和塑造孙中山的“国父”形象的努力及其限度。对于上述的革命观念史研究笔者以为围绕着“革命与生意”当能稍稍揭示出1911-1913年“革命”观念和其他一些重要观念如“共和”等是如何由城市向大众散布的，而大众的接受和反应又是如何？
对于致力于孙中山象征符号系统史研究的那批成果，笔者以为从“革命与生意”的视角出发可以追问：这套谱系是如何演化的？经过前述学者的努力，我们现在对1927年后党国体制下那套象征符号系统如何转化为文化权力，对民众实施规训的流程，民众的反应都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但这套象征符号系统有着怎样的一套谱系却仍有进一步深究的空间。孙中山的合法性乃至“神性”并不是1928年后凭空出现的，同时也不是单一出现的。换句话说关于辛亥革命实有一整套历史记忆变迁的历史。我们除了需要像黄宇和那样以《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的出色工作来确定谱系的源头外，还应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如陈其美、秋瑾、徐锡麟、杨衢云，乃至洪杨之流、中兴名臣等参与塑造孙中山合法性乃至“神性”的人物中去。而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如何自1911年起通过城市消费空间来呈现、转化和流变正是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
第二是关于城市的，革命与生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大时代变迁下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命运。一方面当时如上海这样的城市确能以报刊为龙头、书籍为两翼、各类商品为后队，来“搅动天下视听”，促成了革命的蓬勃发展。一著名遗老说：“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并非无根之言。(101)但另一方面在国家控制还并非那么严密的民国初年，城市里的生意也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场域。它既能生产反清兴汉的传奇、前清宫闱的丑史，但又能消费杨梅都督的荒淫和新民国大员的权诈。不过这一切和乡村似乎关系不大。如果说明清之际已经产生了一个“城市社会”，这样的“城市社会”中生意与政治变迁互动的状况从表面上看可能与辛亥革命时并无太大差别。但这个城市社会与乡村并不隔膜。《历年记》作者姚廷遴在“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就看到有《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虽然姚氏为生活在城乡之间中之一普通士人，但正是要依靠他们的小说阅读才能将丧国之创深痛剧、闯军之肆虐无行继续向目不识丁之辈传递。在一仍以口读心诵为主的年代从技术上应该也不难办到。(102)但清民之际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疏离使得有人在未进学堂之前只知道孙中山法术高强，能腾云驾雾。(103)而有人则依靠新兴的电报方能与革命挂上钩。可见当城市已经在消费革命之时，如果不进学堂、未通电报，乡村里对革命的想象只能停留在白衣白甲的“柿油党”，“我要谁就是谁”的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宿命下，生意确使革命留下了不少痕迹，但同时又令太多东西被时代裹胁而去，不见踪影。革命依然在路上！
注释：
①本文为笔者博士论文《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以1911-1913年间的上海为中心》的部分修改稿，曾受到许纪霖师等诸多学界先进和同辈学人的指正、提示，恕不一一具名致谢。
②行严：《共和》，《民立报》1912年2月27日，天声人语。
③要把“共和”作为一个政治学上的核心概念来考察绝非那样简单。关于此可参见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
④徐兆玮：《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9页。
⑤参见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7、238页。
⑥参见郭双林：《试论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在清末革命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⑦广告，《民立报》1912年4月19日。
⑧行严：《千八百九十六年孙文被难与国际法之关系》，《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
⑨广告，《民立报》1912年8月24日。
⑩其文云：“孙于务农之暇。入塾读书，其教师皆为洪杨党派中人，每从容演述洪杨之历史，学童咸化之。……同学儿童……散学往往不乐归家，而乐与孙游，称为洪秀全第二。”《孙文》，载《中国革命记》第一册，新自由社编，民国元年版，传记。
(11)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
(12)《参议院审查案·国旗统案》，《大公报》1912年5月10日。
(13)《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1912年2月3日，载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册(以下简称《辛亥革命资料汇编》)，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43页。
(14)参见总理安葬纪念宣传丛刊之八：《党旗和国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年版。
(15)《海上闲谈》，《申报》1911年11月14日。
(16)像无名在《敬告民军政府》中就说：“若今日旗式未定之时，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式其式。是不但对内无以一心志，亦对外使人启不统一之心也。此军政府所急宜注意者也。”《申报》1911年11月11日，评论。
(17)笔者所见论文如李学智：《辛亥上海起义旗帜考》，《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都未提到各地有使用青天白日旗。就笔者所见史料中有四条提及使用青天白日旗，可参见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2页。《胡汉民自传》，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吴铁城：《江西革命前后》，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2—43页。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8页。不过以上四条史料均有可存疑之处，实际情况如何尚待考。
(18)《国旗命意》，《民立报》1911年12月18日。
(19)丁义华：《五彩旗》，《民立报》1912年1月26日。
(20)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前尘琐记》，《近代史资料》第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21)宁、苏、浙、沪之外，其他地区旗帜使用的情况尚有待实证考察，据笔者所见，以发行于北京的《浅说画报》为例，凡这份画报涉及革命、民军，出现的旗帜基本都为井字旗，大致可看出北方人士对革命所用旗帜的一种惯常想象。《浅说画报》(《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9、1357、1369、1423、1510页。
(22)广告，《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
(23)《考师范之笑话》，《时报》1913年7月1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24)转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24页。
(25)《武昌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历史》，《申报》1911年10月16日，记事。
(26)东京电，《申报》1911年10月20日，专电。
(27)《申报》1911年10月31日，《自由谈·见见闻闻》。
(28)如杭州一书坊学徒就利用这种心理，去上海购买关于黎氏的小说和得胜图照片若干沿街叫卖，不幸被警察抓去，指控其煽乱。《杭州危急现伏》，《申报》1911年11月3日，要闻。
(29)愚：《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30)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
(31)黎元洪像题词，《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32)坤宝：《时事五更》，《申报》1911年11月4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33)天民：《钦佩孙胡黄黎四先生之谟烈撰联志盛藉留纪念》，《申报》1912年1月29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34)平梁惊觉：《仿板桥道情调咏现今人物四首》，《申报》1911年12月16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35)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14页。
(36)林纾：《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06页。
(37)《沪都督致张勋书》，《时报》1911年11月15日。
(38)关于当时南京的惨状，可参见《金陵半月记》，《民国野史》(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第273—311页。
(39)南京专电，《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40)汉裔：《处置张勋法三续》、子贞：《四续》，《申报》1911年12月6日，《自由谈·忽发奇想》。
(41)一谔：《处置张勋法七续》，《申报》1911年12月15日，《自由谈·忽发奇想》。
(42)爱：《汉满全席菜单》，《申报》1912年1月22日，《自由谈·游戏文章》。
(43)《绘图张勋丑历史》，同胞学社印，1911年版。
(44)《东南光复纪念会记事》，《张勋仅值一铜元》，《申报》1912年1月1、2日，本埠新闻。
(45)《张勋季父》，《民国野史》(上)，第85—87页。
(46)陶菊隐：《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壹，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不过此说真伪似无旁证，就笔者所见，1912年1月30日《申报》中本埠新闻中有一消息为《小毛子被留之蜚语》，大致可确定这个传言还是有的，其文云：“张勋之妾小毛子被留在沪迄已多日，兹西报载有开标买彩及招人卖看之说，但据谍报科报告并无上项情事，显见愚人造谣中伤。”
(47)何立三：《处置张勋法六续》，《申报》1911年12月10日，《自由谈·忽发奇想》。
(48)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4页。
(49)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49页。
(50)广告，《民立报》1912年2月6日。
(51)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1249页。
(52)广告，《申报》1911年10月25日。
(53)广告，《申报》1911年11月1日。
(54)广告，《申报》1911年11月4日。与中法大药房手法类似的还有罗威药房，其以“爱我同胞”为名大做广告，八折销售药品，承诺其中一半所得援助汉口，《申报》1911年11月5日。
(55)转引自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第2页。
(56)广告，《申报》1912年2月23日。
(57)广告，《民立报》1912年2月25日。
(58)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转引自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第2页。
(59)“《中外日报》以费绌不能支，贷于张菊生参议，得二万，约偿期。至期不如约，而菊生欲得其成局为己用，力迫不已。且曰：‘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攘卿愤而谋于苏松太道瑞澂，及江督端方，立得三万金，遂归菊生之贷，而《中外日报》自此为官物。菊生始必攘卿无以偿，得坐收其成局，既而知其事，大诧，已无可奈何”。“中外日报归官办之经过”条，马叙伦：《石屋馀瀋》，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60)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61)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7日，21日、2月9日、8月24日、10月6日。
(62)如商务出版的民国二年《袖珍日记》和《国民日记》，就在广告中强调“共和成立，政体革新”，因此要“变更格式，内载新定之礼制、礼服制、礼服图及阴阳历参照表、阳历月建记忆法”等。广告，《独立周报》1912年13号。
(63)广告，《申报》1912年2月4日。
(64)广告，《民立报》1912年2月2日。
(65)《欢祝中华民国新纪元赠送共和纪念券》，《申报》1912年1月13日，广告。
(66)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
(67)陆弘石：《百年中国电影要览》，http://www.bfa.edu.cn/kycz/xssd/luhongshi/xssd_zhongguoshi5.htm。
(68)林道源：《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以下简称《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69)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70)《剪发必需》，《申报》1912年1月22日，广告。
(71)广告，《申报》1912年3月15日，《民立报》1912年2月6日。
(72)广告，《独立周报》1912年第1号。
(73)广告，《申报》1912年7月13日、20日、24日、31日，《民立报》1912年7月20日。
(74)陆士谔：《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75)《吴趼人全集》第三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76)《叶圣陶日记》，1912年1月29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期，第223页。
(77)《满清稗史》广告，《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
(78)渤海寿生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420册)，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自序。
(79)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5页。
(80)通告云：“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陈为出示严禁翻印事。……”广告，《申报》1912年3月27日。
(81)萨孟武就说革命前刘基的《烧饼歌》与什么和尚的《推背图》到处都可以秘密买到，氏著《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页。
(82)参见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史林》2006年第2期；张仲民：《清末趋新人士净化民众阅读的论述与努力》，未刊稿。
(83)王文德：《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512页。《新三字经》亦有《中华民国必读三字经》、《绘图中西历史共和三字经》等名称，因为这种书易读可诵，文短本薄，不碍携带，加上句子押韵，清晰浅白，故流传广远。参见李健明：《西楼望月几回圆——〈三字经〉的盛衰沉浮》(上)，载《珠江商报》2007年5月12日；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471页。
(84)广告，《申报》1912年4月23日。
(85)广告，《申报》1912年3月30日。
(86)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87)新小说林社出版《鄂州血》十二回，题“青浦陆士谔撰”，是书又有本月湖南演说科版本。其以武汉为场景，直接描写起义发生、胜利及其后三个月时局的发展，书末已提及广东、福建“光复”，是最早迅速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说。书中大量全文引用奏议、布告、宣言之类，翌年八月又再版。
(88)广告，《申报》1912年4月26日。
(89)钝根：《鄂州血》，《申报》1912年7月22日，《自由谈·戏评》。
(90)钝根：《鄂州血七八本》，《申报》1912年7月23日，《自由谈·戏评》。
(91)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92)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8页。
(93)《叶圣陶日记》，1912年1月8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第217页。
(94)《汪荣宝日记》，宣统三年十二月八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辑第623册，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126页。
(95)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30页；子序：《头半打》，《申报》1912年3月3日，《自由谈·闲心思》；《民权画报》(《清代报刊图画集成》第十一册)，第403、555页。
(96)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9页。
(97)朱春驹：《武昌起义杂忆》，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176—177页。
(98)参见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30页；葛涛：《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史林》2003年第4期；曾佩琳(Paola Zamperini)：《完美图像——晚清小说中的摄影、欲望与都市现代性》；冯客(Frank Dikotter)：《民国时期的摩登玩意、文化拼凑与日常生活》，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99)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5页；叶恭绰：《缘督庐日记》，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广陵书社2002年版，第6789页。
(100)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总第41期；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和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言考论>》，《“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42期。金观涛：《中国人，可以告别革命吗？》，《政冶与社会哲学评论》第13期(台北：2005年6月)；金观涛、刘青峰：《绅士公共空间在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总第75期。
(101)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7年2月8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74页。
(102)姚廷遴：《历年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另可参见王鸿泰：《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博士论文，第327页。
(103)《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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