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改革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改革道路？这不仅是转型经济学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20多年来，中外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诸多见解，而其中，中国经济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论断（简称为“渐进论”）则无疑是为学界接受最众，对实践影响最深，在社会流行最广的观点。甚至有人声称，中国经济学界早已就此达成“共识”，已无须争论。
然而，中国真的走的就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吗？“渐进”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特征的科学概括和内在逻辑的真实揭示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一、“渐进论”的理论逻辑不成立
所谓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按照现有的理论研究文献，是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相区别的一种改革道路或模式。其理论方法，可以大体概括如下：第一，以新古典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理论前提，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界定为无差别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在改革目标完全一致假设基础上，以改革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为依据，把改革道路区分为“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第三，根据中国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实践表象特征，在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界定为“激进式改革”的基础上，把中国经济改革视为“渐进式改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方法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1.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目标假定为无差别的市场经济，不具有理论的真实性
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基本前提，是假定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目标模式为无差别的市场经济。然而，从理论必须反映客观实在的角度来辨析这一假设的性质，其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践的真实性。一方面，从市场经济发展和存在的实践看，不仅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道路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国际环境各异，也使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模式。因此，“无差别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一种理论抽象，并非市场经济实践的真实性特征。另一方面，无差别市场经济目标假设的本质，是在理论上把不同国家对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差异性，排除在改革道路的规定性之外，从而否定其在改革道路分析中的意义，而这同样不具有实践的真实性。改革作为一种以新的制度模式替代旧的制度模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从理论上决定了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在改革道路规定性中的特殊意义，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从改革作为实践活动的性质看，各个国家从具体国情出发对改革目标模式作出不同选择，正体现着其改革道路的特征。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普遍趋向的话，那么，所谓不同的改革道路的意义，必然首先表现在其对市场经济不同模式的选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渐进论”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假定为无差别的市场经济，并不具备理论真实性的条件。
2.过渡的方式或改革策略，从本质上属于改革者对改革过程的主观安排，而不能作为区分不同国家改革道路的依据
在改革目标无差别假定的基础上，把改革道路的内容界定为“过渡的不同方式或策略”，并将其作为区分不同改革道路的依据，是“渐进论”在理论方法上的另一重要特征。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看，这种方法却有悖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道路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模式问题。按照唯物史观，一个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或走什么样的改革道路，是由其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现实的经济制度存在条件和改革的具体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既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决策集团的偏好，更不能由改革者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改革策略作为改革者对改革方式的选择和对改革过程所进行的规划或安排，则不仅更多地体现着改革者的意志和利益偏好，而且从本质上也属于改革者对改革性质和过程的主观认识。因此，将其作为区分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据，颇有本末倒置之嫌。另一方面，既然改革者对改革方式的选择及其所进行的改革策略安排，本质上具有主观认识的性质，那么，改革的策略或改革方式的选择作为改革者的认识和意志的反映，实际上也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这种认识与改革的客观性质和实践逻辑是否一致的问题。如果由于改革者的认识没有反映客观改革道路的要求，并由此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方式或实施了错误的改革策略，那么，根据这种对改革方式的错误选择或策略安排去界定改革道路，则显然不能得出对改革道路的真实性判断。
3.“激进”和“渐进”不具备作为区分不同改革道路标志性特征的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在理论方法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改革者所采取的改革策略特征区分为“激进”和“渐进”，并将其作为区分不同改革道路的标志和采取非此即彼的逻辑推断。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经验则告诉我们，能够作为区分不同国家改革道路的标志性特征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反映一个国家改革的本质规定性，并能从根本上区别不同的改革道路；二是，作为特定改革道路的本质规定性，不仅能够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导向和对改革方式的选择，而且这种决定作用能够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的始终；三是，作为改革道路的标志性特征必须具有对改革事实特征化描述的性质。从上述规定性来考察“渐进”和“激进”作为区分改革道路特征性标志的性质，一方面，从“渐进”或“激进”所能够反映的实在内容看，似乎只是更多地表明了改革者是怎样改的，制度模式的转换是应该“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替换”；制度模式替换的时间长短及其所引发的制度转型的状态是怎样的，激烈震荡还是相对平稳等特征。而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新旧制度模式替换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这些能够反映改革道路更本质规定性的实践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改革者对改革策略的选择所具有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改革者所采取的改革策略实际上也会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和改革者对改革规律的认识的深化而进行调整和改变，不可能使一种策略成为贯穿于改革始终的安排。这一点似乎不仅已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而且也已为经济理论界所认同。另外，“激进”或“渐进”作为一种特征性概念，更多地是对体制转化的时间特征的强调，而不是对体制转化过程整体性特征的描述，而且，就其描述的重点来看，也主要描述的是改革者对改革策略的主观性特征，而非体制转化实践过程的事实化特征。从而表明“激进”、“渐进”实际上并不具备作为区分不同国家改革道路标志性特征的条件。从上述意义上说，“渐进论”理论逻辑的不成立，必然导致其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判断的失真。
二、“渐进论”的理论范式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不符
迄今为止，尽管经济学家们对到底什么是“渐进式改革”及其理论范式仍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根据已有的文献，“无差别改革目标假设”、“循序渐进，随机行走的改革过程”和“增量调整”，“体制外优先”的改革重心安排，无疑构成了所谓“渐进式改革”理论范式的基本内容。如果说理论的真实性在于能够客观地解释和有效地指导实践的话，那么，将“渐进式改革”的理论范式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进行比较则使我们看到，“渐进式改革”的理论范式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并不相符。
1.“渐进式改革”论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无差别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形成过程不符
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预先设定为无差别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渐进式改革论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者们虽不言明，却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但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却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并非预先设定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在缺乏充分改革目标信息的条件下开始启动的。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初始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有一个明确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设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和对改革认识的深入而逐步被明确下来的。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虽然被明确了下来，但这个在实践中通过社会选择而形成的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不是“渐进式改革”论所认定的无差别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不是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实，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就已经形成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性质看，仍然具有信息不充分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特征。显然，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国改革道路本质和内在逻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化特征的话，那么，“渐进论”不顾这些事实的存在而作出的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判定，也就只能是在先入为主前提下形成的一种主观推断。
2.“渐进论”把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特征概括为“循序渐进”、“随机行走”，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过程的实践特征不符
按照“渐进式改革”的范式，必定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特征归纳为一种“渐进”和“随机”的过程。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更把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特征和成功的原因概括为“歪打正着”，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好就好在“渐进”，成就成在“随机”。但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推进绝非一种简单的“随机”过程。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实际上既有“循序渐进”的时期，也不乏大刀阔斧，寻求整体突破的努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联动和改革措施的整体配套更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基本特征。从而表明“渐进式改革”论把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过程的特点归结为“渐进”，并不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过程的实际。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也绝不是“随机决策”和“歪打正着”的结果。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一直具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和导向，即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坚持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统一。并特别强调政府对改革过程的控制和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而且，从改革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也基本上是在政府改革总体战略的框架内，通过政府的诱导、控制和规范来进行的，而绝非“随机决策”和“歪打正着”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比较，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更为显著的特点及成功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政府无目标的随机决策，而是政府一直牢牢地把握着改革导向和掌握着对改革实践过程的控制权，从而既充分利用了经济运动的自发力量，又能够始终保持政府对改革实践的有效控制，为不断的体制改进以及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必要制度空间的结果。
3.“渐进论”把“增量调整”和“体制外优先”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不能反映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本质
把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特征和改革重心归纳为“增量调整”和“体制外优先”，不仅是“渐进式改革”范式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重要实践根据。然而，这同样与改革的实际不符。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过程所进行的客观分析告诉我们，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本质，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替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这种本质规定性说明，如果把改革的任务视为实现新旧体制的替换的话，那么，它将不仅包括“增量调整”，而且也将更本质地体现在对作为旧的利益关系和格局核心内容的“存量调整”上；不仅包括“体制外”经济成分的改革，而且更重要和更本质的内容，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成分——国有经济所进行的改革。并且，就其在整个改革系统中的意义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和关键显然也只能是后者，而非前者。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看，虽然改革初期确实在实践上表现出了“增量调整”和“体制外优先”的特点，但从政府改革的安排看，作为旧体制内核的国有经济改革则不仅一直被认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且也客观上构成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真正的难点和重点。这一点不仅充分地体现在党和政府所形成的一系列改革文件中，更表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的本质，笔者认为，改革初期所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增量调整”和“体制外优先”的意义，充其量只是为形成有效的制度创新局面，为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进行的必要准备和具体步骤，其不仅不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也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转换，因而，也不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本质特征和任务的科学、完整概括。所谓“渐进论”的理论范式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并不符。
三、“渐进论”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有效指导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揭示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为改革实践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指导。那么，在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基础上，按照其理论思维的逻辑，能否起到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作用呢？笔者认为，答案同样值得怀疑。
首先，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建立其上的“华盛顿共识”。而新古典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边际分析方法与“李嘉图恶习”结合的产物。其前提性假设的不真实及其理论范式的严重脱离社会经济运动的实际，不仅已经为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所进行的大量观察所证实，而且也正在受到经济学界日益严厉的批判。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也已经被证明是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政治偏见。因此，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区分为“激进”和“渐进”两种道路，把中国经济改革界定为“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应该说，不仅本身就不具备理论真实性的条件，而且，中国和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其实际上并不具有科学解释大规模制度变迁和由此带来的经济转型实践的理论能力。中国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绩效的巨大反差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发展，已经宣告了试图以其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和设计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过程努力的破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理论基础的不真实，决定了其不能也不可能做到对中国经济改革内在逻辑的真实认识。
其次，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形成和开始传播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迄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虽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接受了这种论断，并试图按照其思维定式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并影响改革的实践进程，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在“渐进论”基础上的发展并没有达到其所希望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这些研究的实践基础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及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践的表象，其理论的方法和结论的背景缺乏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本质和整体进程的洞察力。因此，其对改革发展实践的的解释力从总体上看呈不断减弱的趋势，并由此已经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作为其主要研究结论，即以无差别目标假定，循序渐进、随机行走的改革推进策略，增量改革为主，体制外优先的改革安排为基本内容的改革范式，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之间的不一致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对旧体制松动改革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开始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转移，从“增量调整”向“存量调整”转移。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大量两难选择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经济改革推进中的基本矛盾，更使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者们显得面对这些矛盾而无能为力。而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已不可能达到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内在逻辑和为改革实践提供有效理论指导的理论目标。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理论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界果断地抛弃“渐进论”的偏见，为深化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本质认识另辟新径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本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对这场改革的科学解释不可能借助于现有的理论来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说，尽快走出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理论误区，打破其对改革理论研究的思维禁锢，推动更加广泛的理论创新和站在新的理论视角上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前途，才是中国经济学界在达到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真实认识和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内在逻辑的过程中，应该而且必须尽快走出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