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文学宣言——《且听风吟》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上春树论文,且听论文,宣言论文,风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村上春树在当今的日本乃至世界都是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他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日本文坛，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其作品便风行日本，行销世界。几乎他的每部作品都受到人们的追捧。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挪威的森林》仅在日本已达八百多万)的单篇作品发行量在纯文学并不十分景气的当下简直就是奇迹。[1]221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的作品被陆续译成中文，并迅速在内地和港台掀起“村上热”，至今不衰。在内地，他的作品不断再版，经中国海洋大学林少华教授翻译的《村上春树全集》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虽然《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都发表过专家学者的书评；《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都先后登载过相关的学术论文，[2]288他的文体风格、作品的哲学内涵、导致“村上热”的诸多原因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如林少华的《村上春树作品的魅力》、[3]魏大海的《村上春树小说的异质特色》，[4]等等。但就作家的影响力、作品的广大受众来说，目前的研究可谓相对薄弱。具体到《且听风吟》，这部中篇小说一经发表即获得了1979年度的第二十二届群像新人奖。村上春树借助这部作品表明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俨然一篇文学宣言。但学术界对这部具有“预言”性质的村上春树的处女作、成名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限的几篇文章也是停留在文本的主题、结构、语言等论题方面，张昕宇的《岁月的歌谣：〈且听风吟〉的时间主题研究》是一篇有分量的文本研究成果，[5]只是这样的文章太少，一般情况下这部作品多是作为论据式的存在被论者提及，而对蕴含其中的诸多文学思想更是少有人详加阐述，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拟从作家的写作动机、对性和死亡的态度、写作视角等方面考察村上春树的文学观，以期对人们准确把握其人其文有所帮助。
村上春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上电视，不登台演讲，不接受文学刊物以外的媒体采访，经常跑到国外寻求清静。对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只是在一些作品和有限的几次访谈中略有涉及，最明确的表述恐怕要算是在2003年接受林少华教授的采访时所说的：“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1]13他还曾在他的随笔《不怎么喜欢学校》中坦言许多日本人最喜欢的词语是“努力”，“若是我，肯定毫不迟疑地选择‘自由’”。[6]198这里的自由不仅指身体的不受管束，更重要的是解放个性、放飞心情。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写小说无非是制作故事，而制作故事同制作自己的房间差不多，还说：“我只是想在那里建造一个能使自己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空间——为了救助自己。同时想到，但愿也能成为使别人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场所。”[1]2可见，为了心怀释然，为了灵魂的自由就是村上春树的文学追求，也是他的创作原动力。而这种想法在他的小说《且听风吟》中已有较为清晰的流露。
《且听风吟》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了上大学的“我”在21岁时的夏天从东京回到家乡过暑假所经见的人和事，穿插叙写了“鼠”的小说、哈特费尔德的小说，可以说是小说中有小说，故事中套故事，而讲述、评价这些小说构成了《且听风吟》的主要内容。作品的开篇部分相当于小说的序言，阐述了“我”的生活和创作体验。“我”从20岁刚过到迎来我“二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秋，“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7]28年的时间只是缄口不语，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从这些创作缘起的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出村上春树是要把创作当成排遣心中苦闷的手段，进行“自我疗养”的尝试，这和为了心怀释然、灵魂自由的追求是一致的，就像小说中的虚拟作家哈特费尔德的作品标题《心情愉悦有何不好》所揭示的。小说追忆“我”的成长历程：出生在一个海滨小城，小时候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少年，经过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才变得正常起来。同3个女孩睡过觉，有一个好朋友叫“鼠”，但“我”和他的交往也仅仅是到酒吧喝酒聊天，到海边看海。相识不久交往不深、缺了小指的女孩让人难以忘怀。自然随意的叙述语调传达出淡淡的感伤气息，撩人情怀又难以捉摸，这正契合了村上春树的创作旨趣，一切都顺其自然，“没有直面当下的现实，没有标榜堂皇的主义，没有急切切的求索，没有火辣辣的争辩，没有捶胸顿足的呐喊，没有大起大落的悲欢，而只是平静地、从容地、优雅地、低调地、随意而有节制地诉说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心绪、自己的情怀、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生命体验甚至纯属自己的个人话语”。[1]90而小说中的“鼠”好像是一个爱发牢骚、好冲动的青年，本来“惊人地不看书”，后来竟拿着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在读，还写起了小说。他说，“我想如果写，起码得写足以使自己本身受到启发的东西才行，否则没有意思”。他提起几年前同一个女孩去奈良时所经历的那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午后，路旁不停振翅的秋蝉、茂密的夏草、沁人心脾的山风、小岛一般的古坟、壕沟里的青蛙水草、挂满栅栏的蜘蛛网，这一切让他印象深刻，感受颇深。他说，“每次写东西，我都要想起那个夏日午后和树木苍郁的古坟。并且心想，要是能为蝉、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该是何等美妙！”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缘于“鼠”对生命、对生存意义的思考。迟早都有一死的每个人，从本质上看跟秋蝉、夏草没什么两样，哪怕你曾经贵为天皇，短短的几十年过后都将化作一缕烟尘融在苍茫的天地间难觅踪迹。天地无穷，人生短暂。人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心有所感，诉诸笔端，让人舒畅，给人启发，恰如那给人们带来凉爽的夏日山风，这大概就是“鼠”说的美妙所在，也许也是他为什么写小说的原因所在。他构想的小说，背景放在具有神秘气息的太平洋，一次沉船事故中，他巧遇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两人经历了生死考验，几年后重逢叙旧，十分美好。给我们的感觉，“鼠”的心中装着的、想着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情景，他沉在里面不能也不想自拔。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后定居法国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8]34他的小说观可以概括为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意思考，他认为小说家的责任就是通过对现实存在的观照去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鼠”就是这样一个探索者。他期盼生活多一些美好，是因为他发现生活不够美好。按照心理学的观点，“鼠”的言行折射出他的心理世界，他希望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缺失通过文字借助想象得到欲望的满足。也即心怀释然、灵魂自由。总之，“我”的表白也好，“鼠”的心愿也罢，其实都体现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理念。
关于性和死亡，村上春树的不少作品都有涉及。虽说他曾经考虑在小说中不写性爱或死亡，“其原因在于他少年时代的文学巨星大江健三郎已经如此成功地深入表现了性爱、死亡以及暴力，因此他想干点别的”。[9]159但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一顾虑。在《且听风吟》中他写到，“鼠的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在这里村上春树直陈他对性和死亡的基本态度，即把性和死亡当成生活的常态、生活的一部分坦然面对。小说中多次出现关于性和死亡的文字，但少有神秘和恐惧，一切都裸呈在阳光下，感觉很自然。在逐一介绍和“我”睡过觉的3个女孩时，娓娓道来，毫无忸怩作态之感。而对因在酒吧醉酒被我送回家的左手只有4根手指的女孩，面对她的裸体，“村上的描写很直接，真实，细致，却没有一丝猥亵感，倒有几分俏皮”。[10]227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有句名言：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这句话对不少作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或者说不少作家的创作印证了他的看法。村上春树创作《且听风吟》是在他30岁时的1979年，当时的日本文坛有不少作家拒斥传统，不满现实，“从自我立场出发，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乃至‘性的彻底解放’”，[11]616给日本文坛带来相当的冲击。村上春树不看电视，不看报，也几乎从来不看日本文学作品，当时日本文坛的流行风潮对他不能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但他确实没有一味地迎合低级趣味，较少媚俗心理。对性，他表示“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如实地写就越没有腥味”。[1]219他作品中的性描写往往带有水到渠成的浪漫氛围或童心未泯的青春感伤，其中不谈爱情与婚姻，更同淫欲无关，当然也不涉及道德问题，仅仅是孤寂无聊的青年一代排解困惑和压抑情绪的一种方式。何以如此，恐怕跟日本的传统文化习俗有关。
日本虽是东方国家，但它的性观念却与其他东方国家迥异。“在日本，人们对性的崇拜，对性描写的宽容，对性角色的推崇在一贯注重内向、含蓄的东方民族中实为罕见。”[12]354翻开日本文学史，对性的肯定和崇拜随处可见。从上古神话传说中天照大神被女巫那富有性感的舞蹈诱惑而复出到中古物语文学对“愉悦”之情的苦苦追求、江户时期町人文学对肉欲的贪恋；及至近现代，在继承过去传统性观念的基础上又平添了一丝失意的颓唐与病态的疯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笔下妖艳、性感的女性以释放原始的性欲博人怜爱；川端康成为寻求现实的解脱沉迷受压抑的官能享受；三岛由纪夫更是赤裸裸地追逐疯狂的肉欲，说什么世界上最美的是“性交与剖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性描写，只不过他是把“性”作为一种展示人类弱点、缺点和描绘人类世界的一种手段。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经过调查研究也发现：“对于性享受，我们有许多禁忌，日本人可没有。在这个领域里日本人没有什么道德说教……日本人认为，如同其他‘人情’一样，性行为是完全正当的，是生活小节。”[13]155尽管村上春树从小学到大学接触的多是西方文学和艺术，走上创作道路后又长期旅居欧美，好几部长篇都是在海外创作的，他看待事物的视角、价值观甚至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作家，本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他不可能完全摒弃。村上承认，“在自己的小说中亦有日本的风土性影响”。[14]225
对死亡的描写也是一样。小说中提到多人的死亡：哈特费尔德跳楼而死，两个叔叔一个被自己埋下的地雷炸死、一个因患直肠癌病死，祖母寿终正寝，第三个女友上吊自杀，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哈特费尔德的小说《火星的井》里的年轻人用手枪自我了断等，真是“人一个接一个死，性场面一个接一个出现”。[1]219对这些人物的死亡，作者没有做大肆的渲染，只是轻描淡写，就像吃喝拉撒、听音乐一样平常，并不可怕。作者在《挪威的森林》中一再强调，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主人公“我”在哈特费尔德墓前，沐浴着五月温存的阳光，感觉生和死同样闲适而平和。这感觉不仅没有一丝恐惧，反而让人体会到一种通达的美感。这大概源于日本根深蒂固的“无常观”——宇宙万物、人间百事流转不居，这种无常和消亡恰是生命的本质。消亡不是美的终结，而是美的体现，消亡就是美、悲就是美。日本的樱花哲学也认为生命在他最灿烂的时候消逝，可以达到凄美的最高境界，为此，“人甚至可主动造就它的出现，在生命高点自杀”。[15]67作家在作品中探寻死亡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不懂死难知生。
小说以虚拟作家哈特费尔德的一句话“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开篇，可谓开宗明义要探讨写作问题。后边又说：“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他简直就是“我”的文学导师，“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小说第32节整节都在叙述哈特费尔德的言行、他的短篇小说《火星的井》的故事梗概；第40节也就是作品的最后部分煞有介事地回顾哈特费尔德的一生，肯定他对“我”的影响：“我无意说假如我碰不上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恐怕不至于写什么小说，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将完全与现在不同，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想。”小说结尾处，在哈特费尔德的墓前，“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并说，“这部小说便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一句话，《且听风吟》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在这位导师的影响下完成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哈特费尔德以及相关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他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的，他对小说创作的看法其实是对“我”的观点的一种补充，更是村上春树文学思想的别样表达；哈特费尔德的言行影响到“我”的思想和创作，是“我”的文学导师，而他又是一个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美国作家，这恐怕是村上春树的有意为之，目的是想说明自己的师承及审视、把握日本社会所凭借的西化的视角，预示着他后来的作品将会“洋味”十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以上简单的梳理、解读，我们有理由说《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在日本文坛的一次精彩亮相，它给读者提示了有价值的阅读方向。因为这部使他一鸣惊人的处女作“既可以作为当时的读者何以受到其吸引的样本，同时也可以用作讨论他后期创作的参照。看起来像是一位新小说家对自己在写作上所受影响的自觉思考，不过其中包括的那些主题已经预示了村上春树最重要的几部作品的产生”。[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