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与环境美学话语批判
裴 萱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环境美学作为建立在“自然美”基础上并且融合主体对环境审美感性体验的理论学科，伴随启蒙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审美现代性的话语批判而不断延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环境问题的出现源自主体实践能力的“异化”以及资产阶级建立在“利益论”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语境中，空间正义思想成为分析环境问题的良好策略，并在空间区隔、空间失衡等维度表征出环境正义话语，围绕主体形成环境、空间、审美等众多元素融合的“空间场”。从“空间场”中凸显出来的审美经验和美学知识构成当代环境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涵盖了主体对自然空间的审美感知，另一方面构建了从“身体”感性经验，再到“空间”环境伦理的理论谱系，恢复了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主体感性之学的“原初”意义。与此同时，“空间场”塑造了具有公共性意义和批判价值的美学形态，并表征呈现为城市空间的环境反思、民族与边缘群体的环境理念以及另类空间中的自然环境3个维度，推动环境美学延展出一条从边缘到核心、从异质到共生的理论谱系。环境美学将在后现代文化空间中继续焕发理论活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主体实践；空间正义；环境美学；城市
环境美学作为建立在“自然美”基础上并且融合主体对环境审美感性体验的理论学科，已在现代性语境中蔚为大观地发展起来。环境美学的生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自然美”的重新发掘，试图以主体的审美经验和空间感知来建构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立足于艺术美学的不足，提出应当把自然和环境重新纳入美学研究范畴。“全部自然界是美的。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环境在不被人类所触及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的肯定美学特征：比如它是优美的、精巧的、紧凑的、统一的和整齐的。”[注]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自然、艺术与建筑的鉴赏[M].杨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09. 第二个维度是建立在现代环境危机和环境伦理学层面的美学反思视角。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理性的提升促使全新的理性主体得以生成，而在对自然的征服过程中先后出现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对自然的科学和技术控制的每一伟大胜利都包含着同等巨大的灾难的现实可能性。”[注]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43. 主体对环境的重视不仅是自然审美的内在需要，更是面对社会环境问题的现实思考。“环境伦理学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生命的新的原则，极大地启发了美学，不仅为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提供了理论基础。”[注] 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兴起[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出发，环境美学理论家建构出一条理论批判脉络，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原则、利奥波德的“大地共同体”原则等都可以视为积极介入社会的美学意识形态，表征出美学自身的实践范畴。而在环境美学不断延展的同时，其中内蕴的空间元素、空间话语和空间批判不断凸显。从主体对外在自然环境有“距离”的审美体验，到环境伦理的空间差异性表征，都呈现出环境美学的空间指向以及知识互涉的契机。现代哲学空间转向和空间理论作为以主体空间经验感知为核心，以空间实践和空间批判为理论基点，以其空间压缩、空间差异、空间区隔、异质空间、另类空间等核心范畴具有和环境美学进行交叉的学术生长点。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能够将环境美学理论和空间理论进行知识学层面的整合，推动环境美学成为既具有“形而上”理论场域，又具有“形而下”阐释功能的学科样态。
一 、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与环境正义的理论融通
环境问题和环境美学理论的真正凸显是伴随主体的“现代性”工程而展开，是处于启蒙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审美现代性的话语批判语境内的美学探索。现代科技理性的发展直接破除主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稳定的“共生”关系，将自然视为提供生产资料与物质产品的“被改造”对象，主体性话语霸权也由此展开。如果说古典时期主体与自然的关系还处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性情感体察维度，那么现代社会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区隔”直接导致主体“自然美概念完全受到压制”[注] 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09. ，自然已经被工业文明“异化”为他者的另类存在。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主体“实践”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的存在绝非孤立自然的存在，而是借助于主体的实践活动实现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体本位与类本位的融合。主体通过面向自然和社会的劳动实践，创造出满足自身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也通过“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进程反观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是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划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但与此同时，主体的实践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生成独立于自然规训的认知主体，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异化”场景。主体的劳动实践被异化成为工具本体，越来越陷入自我设置的知识、权力窠臼中；而自然环境同样出现被“异化”的场景，全球范围内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危机可以视为主体劳动异化的延展。“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献，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活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注] 马克思.资本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75. 在环境异化的过程中，因为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工业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占据话语霸权，所以也产生了相应的不平衡关系。在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和劳动“异化”的场景中，环境问题并非仅仅是技术问题，同时更多地涉及资本、权力、文化、知识、民族等众多知识场域，呈现出环境伦理视域中的“正义”内涵。西方学者菲利普·克莱顿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中把环境正义视为社会主体革命和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应当建构和谐统一的环境保护“共同体”，破除资产阶级设置的资本差异与空间屏障，实现主体之间的“共生共荣”、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以及话语权力的民主自由。“这些共同体是创造性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人可参与的、平等的、生态上智慧的、精神上令人满足的——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注]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M].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86. 由此，产生了无产者权利进阶的3个维度，分别是享有自由权的“蓝色权利”、享有工作权和健康权等综合维度的“红色权利”以及享有自然环境的“绿色权利”等等。环境伦理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成为融合多种知识资源，并凸显文化批判理念的“有机”存在，给资本主义环境“异化”提供了必备的解决方案。在环境伦理的众多知识维度中，空间正义构成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马克思主义空间视角来审视环境问题，能够凸显出更加清晰的理论脉络，也提供了一个切入环境问题的方法策略。
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思想和现代环境伦理观点几乎是同时出现，它们构成参与历史的“并置”性维度。空间理论在前现代时期并没有获得本体性价值，仅仅是作为物体“长、宽、高”三维量化数据或者主体生存的“场所”和“背景”而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赋予空间以本体化含义。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原料、工人以及产品全球范围内的流通，空间的本体价值逐步明显。与此同时，空间本身甚至成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进资本的升值和转化之中，重要表现方式便是“地租”。通过不同地区的差异，空间真正成为生产要素的一员，影响到生产效率、工人住房、店铺价格等。“在这里，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注] 马克思.资本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3.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的地理空间流动造成空间形态的重构，把一切“非资本领域”进行“资本化”的处理。由此，就将前现代时期的“同质性”空间拆解成为“断裂性”空间，其中的差异性也就逐步凸显。其中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分化、城市内部的空间区隔以及公共空间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对立构成了较为明晰的3个维度。“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28. 马克思立足于阶级斗争的视角，认为不同的阶层形成不同的“共同体”空间，他们之间产生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关系。比如家庭、商业行会、市民社会等都构成另类社会空间，并成为批判、反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力量。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以资本的空间流通为主要线索，完成空间正义的话语批判。而以戴维·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立足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特征和“空间压缩”的时代场景，以“微观革命论”的方式探究文化领域的空间批判。哈维把权力话语、社会关系、审美文化、意识形态等都纳入到与空间正义相关的场域中，试图通过空间差异来表征出社会历史意义和主体话语批判，“社会关系都是某种绘制的地图，无论是象征的，比喻的，还是物质的”[注] 大卫·哈维(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5. 。后现代空间压缩消泯了现代性意义层面的、相对整体化的空间序列，而是呈现出快速流动的碎片化场景，这一方面有利于意识形态霸权直接渗透进主体的生活空间领域，另一方面提供了异质空间进行话语对抗的契机。后现代碎片空间模式已经取代现代性意义层面的“经济-地理”空间样态。赛博空间、影像空间、超空间、叙事空间、并置空间等等，已经模糊了不同空间中泾渭分明的边界，形成了以主体为核心并融合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空间场”。不同的“空间场”伴随主体的交往行为构筑新的公共性空间样态，从而具有超越总体化权力空间的能力。“这种奇异地唤起处于没有定型之事件的短暂性中的、分裂空间里的一种城市景象、异化的个人，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审美效果。”[注]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96.
如果说空间正义诉求源自主体空间实践以及资本主义空间范围物质生产的不均衡性，那么由此带来的环境“异化”问题则与空间失衡具有相互呼应的密切联系。空间区隔、空间分化、空间对立等场景同样带动新一轮的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差异，有人口和环境的不协调，有意识形态的激进干预、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焦虑、有工业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等诸多层面，但其中“空间”维度构成环境问题分析的重要视角。不同地理空间的环境问题千差万别，这里面也大量涵盖了权力话语、社会关系、文化交流、产品分配等问题，可以说，环境问题以空间正义为承载，已经超越单纯的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二元论”，已经形成“主体-自然-空间-社会”四维合一的复合知识场域。“所有围绕生态稀缺、自然极限、人口过剩和可持续性的争论，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注]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68. 在空间正义的视域中，社会正义秩序和主体自由平等权利的实现得到重构，以期实现“跨空间”的公平秩序。而在不同的空间区域之中，环境问题的凸显、环保资金的流动、自然利益的分配以及治理责任的承担都构成以利益为核心的、新的不公正场景。与此同时，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粮食问题、人口增长、能源匮乏、资源紧缺等问题也伴随空间失衡而不断凸显。不同空间的环境问题差异，其原因在于当代资本利益的分配不均。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代价而获得利益，但最终在分配时产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严重不公，也出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差异；在环境治理相关的领域中，不同城市乡村之间、不同国家区域之间都具有较大的差异，资金、技术方面也都具有明显的差别。可见，空间差异直接导致环境利益分配的不公，加剧主体之间、区域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环境矛盾与冲突。“利益是对客观需求对象的更高的理性上的意向、追求和认识，是需要在经济关系上的体现，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一种经济分配关系。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注] 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 由空间带来的环境利益冲突促使主体在面对环境危机之时，再次采用“正义”的观点，试图获得利益的均等分配和自由平等的环境保护理念。“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的议题必须同时受到关注。缺少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可能变得不适宜居住。缺少正义，我们的社会环境可能同时变得充满敌意。”[注] 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 当环境问题、环境利益分配和社会正义进行融合，就产生环境正义的话语诉求。由此，我们就梳理出一条从空间正义到环境正义的理论谱系，它们二者构成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空间正义引发环境利益分配的不均，推动主体追求相关的话语权利；而环境正义则通过空间失衡等一系列现象，深化了自身理论批判的力度。
二 、环境美学的空间向度与批判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思想给生态正义输入了崭新的知识学资源，也为切入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环境和自然利益分配等领域提供方法论参考。“空间”已经成为环境伦理和环境正义视域中的关键内涵，并在后现代语境中持续焕发出活力。在当代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状况中，主体对空间、资源和环境相关利益的占据竞争将更为激烈，并会出现种种矛盾、对抗与批判的场景。由此，环境正义就已经超越环境本身或经济技术层面，而是成为以后现代“主体”“利益”“权力”等范畴相互交织而成的综合体。环境问题通过空间正义最终落脚于以主体为核心的文化场域中，主体的空间流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权力话语、文化批判以及审美经验等都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并形成属于个体存在层面的“空间场”。“要想具体地控制构成破坏自然原因的人的活动，首先必须考察人在进行各种活动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注]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3～94.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主体“空间场”一方面以主体实践为核心，广泛融合了从文化批判到社会正义的话语理念，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后现代学科互涉、知识播撒的文化景观。若要真正实现环境正义的目的，就必须将视角集中在主体“空间场”维度，将不同的知识资源和意识形态批判话语纳入其中，实现自然环境的改善和主体生存的满足。“在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意识形态、美学等领域中，社会的和生态的计划如此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每种社会的(包括文学的和艺术的)计划亦是一种有关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计划，反之亦然。”[注]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13. 戴维·哈维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视角出发，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自然、环境正义等问题放置于主体生存的“微观层面”，通过“空间场”完成崭新的“生命之网”的建构，给后现代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首先要求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对该话题有一定的了解。众所周知，日本最初没有书面文字，是从中国的隋朝开始派遣隋使来到中国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把中国的文字引进日本。可以说日语的文字最初是完全借鉴中文，只是后来为了方便民众接受教育才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汉字为日本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卓越的贡献。让学生了解到这一点更加能够使学生对汉字的优美和历史地位感到自豪。
在主体“空间场”的知识场域中，有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化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理论的“互涉”，其中也包括与主体感性审美能力相关的知识资源。文学、艺术和审美经验话语构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主体的身体空间感知完成对环境的诗性描绘。由此，就形成环境、审美和空间的三维辩证法，凸显出美学层面的主体自由和意识形态对抗。现代文学史蕴含大量的环境文学文本，并往往具有独特的自然空间感、身份漂流感和审美反思性，在主体对自然环境的诗性追问中完成审美意蕴的升华。比如约翰·缪尔的《夏日穿行山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芭芭拉·金索尔弗的《动物之梦》、玛丽·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福克纳的《去吧，摩西》等文学文本以及罗伯特·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等大地艺术文本都凸显出个体主体面对自然空间的审美表达，以及其中内蕴强烈的环境“介入性”价值。“我们的血肉之躯已经如同玻璃般澄澈，仿佛已经与眼前的美景融为一体，并和周围的空气、树木、溪流和岩石共同在阳光下翩翩起舞。”[注] John Muir.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M].New York:Penguin Books，1997：6. 我们认为，从“空间场”中凸显出来的审美经验和美学知识构成当代环境美学的关键话语，它一方面涵盖了主体对自然空间的审美感知，并将环境正义的理念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则构建了从“身体”感性经验，再到“空间”环境伦理的理论谱系，其中身体对空间的视知觉体验、面对自然环境的美感生成、主体与景观之间的审美“距离”以及众多与之相关的文学艺术审美表征实践，都参与建构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也直接恢复了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主体感性之学和审美活动的“原初”意义。环境美学是对主体“空间场”审美经验的总结，也在主体与环境空间的审美关系中，找到自身作为一门美学学科的“合法性”存在价值。由此，环境美学就形成“自内而外”的知识谱系。
由环境、空间、审美和身体等组成的连续性公共场域并非仅仅是美学理论维度的“形而上”探究，更是表征呈现出多重维度的“形而下”现实观照。不同的“空间场”相互交叉、不同的主体建构出环境美学“共同体”，最终指向现实空间维度的环境失衡，延展出一条从边缘到核心、从异质到共生的理论谱系。“由于所有的生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生物有关，这些或松或紧、或永久、或临时的共生，构成了盖娅的组成部分。从空间上看，盖娅的确是共生。”[注] 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倾斜的真理：论盖娅、共生和进化[M].李建会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4～5. 在主体视域中，城市之境、乡村之美、荒原之感等都通过有“距离”的审美观审而具有超越现实世俗生活的另类审美价值，并在凸显温情脉脉情感共鸣的同时，涵盖了深沉而严肃的文化批判意识。从中国古典时期“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注] 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二首·其二[A].苏轼诗集(卷九)[M].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430. 的浅吟低唱，到西方“我们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像寄生虫一样靠她的谷物和根茎生存。日月星辰向我们频送秋波，把我们唤至幽静处”[注] 爱默生.论自然[A].爱默生集(上集，论文及讲演录)[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601～602. 的空间感怀，都表达出主体向往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态理念，也从审美理念层面将主体和自然环境进行“共生”与“同一”，促使现代主体反观当下环境危机等问题。通过环境美学的批判话语，主要表征呈现出3个维度的策略。
因此，选择性激活S1PR1与抑制S1PR2、S1PR3可能发挥协同作用，均能降低内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及减轻炎症细胞浸润，从而缓解脓毒症患者的组织损伤，改善预后[16]。此外，S1P或S1P受体激动剂的给药途径及给药剂量均能影响其对脓毒症的治疗效果[16]，优化给药方案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甘藏春同志指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法治问题。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稳定的预期，有了预期就有信心，有了信心就有决心，有了决心才能激发社会活力。
其二，从环境美学外在的理论价值而言，“空间场”塑造了具有公共性意义的美学形态，促使其延展文化批判的功能。“空间场”作为围绕个体主体而生成的综合性文化场域，在指向空间正义理念的同时，也以空间自由流动和空间交往的方式促使重建公共性整体空间。当代便捷的交通工具、即时性的信息传递方式以及新传媒技术的影像传输都推动主体“空间场”能够开启广泛交往模式，实现后现代碎片空间的再整合。“作为一个辩证的概念三一体(conceptual triad)，风景可与地方、空间互相切换。……各种形式的确立，如法律、禁令、阶级、性别、种族、帝国等借助风景这一媒介得以形成和再现。”[注] 张箭飞，林翠云.风景与文学：概貌、路径及案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公共领域的建立恰恰需要分散的、自由的、碎片式的主体。他们首先要具有独立自由的民主意识；然后要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表意见，并以沙龙、聚会等方式共同参与到公共舆论场景中。“公共领域是简单互动的空间结构的扩大、抽象化，但不是对它们的扭曲。”[注]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452. 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给美学理论注入了新的资源，不同主体可以跨越空间区隔，在新的公共空间中形成审美体验“共同体”，以此来实现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价值。比如艺术家约瑟夫·波依斯的公共装置艺术《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就体现出公共空间的环保效应。他利用卡塞尔城市的艺术展览契机，自发在城市中心广场种植第一颗橡树，而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语境中，每一颗橡树就代表着一个独立的主体灵魂，是原始祭祀性仪式的体现。经过艺术家的号召，其他社会民众积极参与进来，他们或者是追寻艺术的足迹，或者是渴望心灵的沟通，或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在卡塞尔城市的各个角落最终种植7000颗橡树，标志该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目前的卡塞尔市实现了作为自然环境的树木和作为主体的人类生存的融合，艺术文本的审美理念、空间重构以及文化批判得以凸显。与此同时，罗伯特·史密森的大地艺术《螺旋形防波堤》同样是利用空间融合环境正义思想的审美表达，盐湖中向外旋转出的三条堤坝表征出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异化”冲击；而沃尔特·德·马里亚的《闪电田野》则将巨大的装置艺术放在新墨西哥州的荒野，通过巨大的矩形“钢杆阵”作为“导体”和“电极”，试图连接夏日的闪电，形成极具危险而又美轮美奂的闪电景观。这些艺术形式通过空间参与、空间大地展现或者自然空间再现的方式融汇不同主体的审美“共通感”，将人类共同对自然环境的依恋、保护、回归与向往之情以审美实践的方式进行整合，凸显出美学的公共性意味。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虽然审美判断带有个体主观性和某种“天才”般的先验禀赋，但是立足于单个个体的审美经验又是“普遍有效”的。从主体角度而言，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空间，但是环境美学却通过公共领域的聚合作用，将其建构为审美共同体，进而发掘共同的自然美感；从审美实践角度而言，具体的文学艺术创作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大地情怀”和环境意识，将“生生不息”的环保理念融入审美形象中，“如果艺术家只临摹无生气的自然之物，那是多么无谓的努力！……请相信我的话，你必须掌握住本质——这就现在自然与人的灵魂之间有一种结合。”[注] 柯尔律治.论诗或艺术[A].西方古今文论选[C].伍蠡甫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28. 当代作家张炜的《你在高原》以及影片《狼图腾》《舌尖上的中国》等都成功地塑造了主体共同参与环保的审美形象；从审美活动角度而言，一系列以环境正义为主题的美学运动得以持续开展，主体在进行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行为中，凸显对环境状况的担忧以及进行环保运动的努力。蕾切尔·卡逊通过出版《寂静的春天》通过对荒野自然的诗性描绘与当代反差，严肃地揭示出致命化学物质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促使主体对自身的生存状况进行思考。伴随环境文学批评的扩大，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系统研究环境文学中的自然理念与生态意识，并借助于“审美共通感”促使更多主体进行交流讨论。就康德身体共通感与环境美学的公共形态延展而言，可以将审美意识广泛融汇主体的身体视知觉、意志力、认知能力、教育能力等维度，建构一种更高级别的连续统一体，进而实现批判工具理性与推进环境美学教育的现实“介入性”。“我们通常将环境与某个被我们评价为具有清晰、友好特性的场地相联系。在其中隐藏的是某种相关，一种给我们归属感的人和场所的互惠。”[注] 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83～84. 美学自身的意识延展实现了空间、环境、身体和审美等诸多元素的统一，也通过“介入”社会的努力完成主体与整个自然环境的连续与统一。这就开启了从“空间场”到美学“公共形态”再到“连续性”的环境美学理论价值谱系。
三 、环境美学话语批判的表征策略
首先，从环境美学的内在知识谱系而言，“空间场”提供了与美学相关的话语资源。环境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于主体和自然环境双重维度，而审美经验则是在二者的空间距离和主体精神空间的把握中得以诞生。英国学者安妮·谢泼德曾经形象地描绘环境美学的诗性空间：“我们还可以通过嗅闻雨后青草散发的气息，松树林的芳香气味，并且在触摸柔软的草地，富有弹性的帚石楠，或者秋天风干的落叶的过程中领略它们的质地，从其中得到快乐。”[注] 安妮·谢泼德.美学：艺术哲学引论[M].艾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3. 可见，环境美学的基础首先在于主体对自然空间的“视知觉”感性体验。主体在面对日升月落、花鸟鱼虫、湖光山色、田园雪景等自然环境之时，以身体感觉层面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等进行体验，然后再上升至知觉和经验的层面并完成“物性”与“灵性”的统一，最后实现精神的愉悦和美感的生成。这在梅洛-庞蒂看来，就属于身体美学的范畴。梅洛-庞蒂把美学的起点放置于“身体图式”和知觉现象学维度，并通过空间的“意向性”指向方式实现对外在自然环境的把握。身体和知觉给主体打开了通向自然空间的大门，主体不再是被动存在的生物体，而是成为能够感知影像之美的能动个体，并和外在自然环境以“气韵相通”的方式相互交流。“感知就是与世界的这种生命联系，而世界则把感知当作我们的生活的熟悉场所呈现给我们。”[注]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2. 当身体参与进自然空间，本能地要把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形式综合运用，形成具有立体形象的景观空间序列，然后再以“有意味的形式”的路径诉诸审美情感，最终实现“大化流转”的审美高峰体验，正如庄子所提出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注] 庄子·逍遥游[A].庄子集释[M].郭庆藩编撰，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19. 的境界。而在主体以身体为基点延展环境美学的过程中，“空间”构成主体审美经验的重要成分。梅洛-庞蒂把身体的视知觉体验视为直观的“浅层空间”，与之相对应的还有通过形象、语言、文字、造型等符号体系所传达出来的审美空间，它诉诸主体的心理情感体验和“形而上”层面的终极意义考量。该审美空间就被称之为“深度空间”，它如同审美符号的“意指”体系并不断往纵深处延展。如果说自然环境构成第一层的“能指”，并借助于身体视知觉获得了“所指”的意义；那么主体精神深处借助于符号形式体验获得的“审美空间”就成为第二层“能指”，最终获得“深度空间”的形态。比如文学中的环境意象、绘画中的环境表达以及新现实主义电影对自然环境的冷静“拟像”等都可以视为更高层面的审美符号表达，它诉诸身体视知觉之上的、更加深刻的存在意蕴。“在身体与场所的结合过程中，环境的许多特征被改变。”[注]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37. “深度空间”其实是自然环境意象在美学层面不断深化的结果，它逐步剥离其外在的诸如形状、色彩、声音等物质性因素，而直接呼应主体的生存状况以及试图重新回归生命自由自然的憧憬。这也正是从审美的表征经验不断到审美主体救赎的深化过程。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在《美学与环境》中曾经把主体的身体感官经验同空间进行结合，认为审美体验经过主体空间的塑造，成为一种“敞开”“在场”的美感，是对美学话语的极大释放。“构想活生生的身体的空间性就是要认识到：场所和运动都是在与身体的关系中被感知的，被看作生活在这里或在那里。只有与身体的中心位置相关，才能洞察场所的价值和意义……上述现象学的诸多观念在研究空间时，都考虑到空间与身体和环境关系；它们不是把空间当作独立的数量，而是当作与感知着的身体有关联的意向性对象。”[注] 阿诺德·伯林特.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M].程相占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1. 由此，环境美学的空间、场所、主体和审美都是融汇在主体的身体视域中，并经历从“浅层空间”到“深度空间”的历程。从自然环境的表征影像呈现，到生态理念的审美符号化表达，审美的空间感将自然环境景观与主体纯粹的感觉意识进行融合，共同建构出面向自然而又充满人文气息的环境美学面貌。
第一，是对城市环境的审美反思与批判。现代城市的建立是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而凸显的崭新人类聚居地，它从功能、设计、价值等方面都与传统乡村形态和古典城市形态具有明显差异。现代城市主要依靠工业化大生产相关元素的聚集而建造，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并获得高额利润，资产阶级将原料、机器、厂房、工人、产品集中在相对稳固的空间，由此带来人口的集中和商品的丰富，现代城市形态得以诞生。随后，与城市相关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得以发展，形成产业结构分明、空间划分清晰的城市布局。城市一方面给主体提供了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发达的商业体系覆盖主体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较为严重的环境危机也随之而来。工业生产垃圾的堆积、城市污水的排放、林木等自然资源的锐减以及主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空间“隔绝”等，都呈现出现代城市被“异化”的场景；与此同时，空间区隔和空间失衡又带来环境问题层面的不平衡，进一步将环境问题上升至社会正义的层面。由此，城市环境成为当代主体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主体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场域共同参与进环保运动中。而环境美学在其中则扮演重要角色，它主要通过“田园城市”“家园栖居”等审美文化理念，促使主体从精神层面改变对城市功能的单一性认知，实现主体面对城市空间的“家园感”。“‘美学原理’可能有一天会在现代化中发挥头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注] J.-M.费里.现代化与协商一致[J].江小平译.国外社会科学，1987，(6). 从环境美学总体化意义层面而言，它以审美经验和符号表达的方式推动主体和城市环境之间、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审美共通性，从而将城市建构成为共有的家园“栖居”空间；从环境美学现实实践的意义而言，能够以身体视知觉、自然美等概念范畴介入到山水城市、田园城市以及宜居城市的审美设计中。首先，城市环境分析可以引入现象学方法和存在论哲学理念，将城市视为主体在“此在”生存的基本“栖居”空间。现代主体成长、生活和工作的大量时间都在城市空间中进行，其主体交往、艺术审美等也都是位居于此，城市成为关照主体生存的宏大“家园”。一座城市甚至寄托了不同个体的悲欢离合、人世沧桑，具有独特的情感指向。“我们把这四方的统一性称为四重整体。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体中存在。但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注] 海德格尔.筑·居·思[A].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1193. 而主体如何才能获得“栖居”的本真生存？海德格尔认为需要双重空间“建筑”(或筑造)，第一种筑造立足于面向大地的“关爱、守护”层面，指向主体对自然大地的回归；第二种筑造主要侧重外在空间的“建造、伸展”层面，意指主体向自由空间的探寻，比如公路、飞机、汽车等现代文明产物的生产。两者相比，第一种筑造更加基础，直接守望主体的自然生命和精神回归。“古词bauen(建筑或筑造)说出人的存在实在人的居住这一范围内，然而它也同时指出存在是珍爱和保护、保存和照顾，特别是耕种土地、种植葡萄。”[注]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33. 当代城市作为人类主体主要的栖居地，也经历双重空间的筑造过程。环境美学通过对城市自然环境的“关爱”“守护”与“重建”，实现了主体精神层面的自然回归。如果说海德格尔将城市环境纳入“家园”“栖居”空间的美学话语范畴，那么爱德华·索亚则试图把城市的物质视角和空间想象进行融合，都将其纳入“第三空间”范畴。一般的以物质载体为基础的城市可被视为“空间实践”，并出现种种环境异化的场景；第二空间是关于城市想象的虚拟空间；第三空间则是融合物质与精神、工业与环境等基础上的现代城市发展范本，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例。它既融合了富于自然气息且美轮美奂的生态环境，也生动地保存下来主体的历史文化与诗性体验。阿姆斯特丹的城郊也是“被坚决保护的乡村和农业地区”[注]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76. ，处处充满河流、风车、船屋、郁金香、田园等自然场景，建构出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的空间。其二，从环境美学实践意义而言，环境美学视域中的“拼贴城市”“意象城市”等概念范畴直接与山水城市、田园城市等进行融合。所谓“拼贴城市”是立足于后现代空间碎片的场景，以自由的审美幻想和地方性的历史基调来建构文化和环境完美融合的城市空间，并“必然构成未来的辩证法”[注] 童明.《拼贴城市》译者前言[A].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M].童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则把城市空间、城市环境、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等都进行“文本互涉”的处理，认为它们都构成文学中的意象符号，其中充满形式的美感和“意指”的深层含义。这些理论都被纳入环境美学体系中，并可以用来指导城市空间设计。比如在契合主体感性视知觉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利用丘陵、洼地、河流纳入城市格局，实现“城在自然中”的生态格局。而通过“城市意象”的启发，可以将城市的自然环境景观、建筑景观和文化意识进行融合，在进行环境治理的同时凸显出城市的名片效应。比如把原始形态的湖泊、河流与经过人工改造后的湿地、公园和绿色植物带进行融合，同时凸显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承色彩。正如阿诺德·伯林特在《环境美学》中的表达：“有意识地将美学价值和准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贯彻到具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与事物中，从衣服、汽车到船只、建筑等一系列行为。”[注]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第二，是对民族、乡村等“另类空间”的审美感知。福柯在“另类空间”中提出空间的“异托邦”美学，认为在主流空间之外还存在另类充满隐秘性或者边缘性的空间序列。它们散落在社会景观各处，并构成对抗主流空间的意识形态规训。镜像空间的虚拟性、“走婚”旅馆的边缘性、花园空间的符号性、殖民地的空间隔绝等，这些都构成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空间，表征出个体主体的面对社会、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独特体验。“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注] 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 如果说福柯的“另类空间”概括实现整体化美学层面的“异托邦”革命，那么戴维·哈维则将另类空间的具体形态与主体的审美体验进行融合，生发出独特的“场所精神”。场所精神类似于主体的“空间场”，但是又渗透进具体的空间位置，是联系主体并具有特定文化意义和身份归属的另类空间。主体在大地上栖居要占据具体的空间，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该地理空间就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渗透进主体内心深处，成为独特的地域记忆与身份认同。由此，场所精神就被描绘为“与众不同的信仰、价值、想象和社会——制度实践的地方，长期以来一直在物质上和话语上被建构”[注]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52. 。现代文学文本中所流行的“记住乡愁”“明月炊烟”以及“游子情怀”等都可以视为“场所精神”的审美呈现。主体在对异域故土的家园想象中，倾注了依依不舍却又咀嚼悲凉的情感想象，在虚拟的故土场景符号表达中，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审美回归仪式。而此种“场所精神”最明显地表现在特定的民族区域或乡村故土中，也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审美体验，形成主体对另类空间的再次认同。“场所感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城市的一致性，更在于使我们所生活的区域具有了特殊的意味，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场所，这里的街道和建筑通过习惯性的联想统一起来，它们很容易被识别，能带给人愉悦的体验。”[注]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66. 凯文·林奇也认为“场所精神”既构成地理空间的异质性，但也参与构建了“独特性”，特定空间的自然景观环境成为审美符号，长久而深刻地停留在主体内心深处。比如人们看到西湖景观，或者听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相关文学文本，就能唤醒主体的杭州的城市印象以及对西湖自然生态的关注。可见，“场所精神”构成环境美学介入民族和乡村空间的良好策略。在工业现代性的进程中，现代城市空间成为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主导，而民族聚居空间以及乡村场景却被打上“另类空间”的印记，成为被边缘化的存在。但是在以古镇、乡村、族群等为代表的民族聚居空间却保留相对完整的自然景观，并且在主体与环境的良性融合中，共同构筑“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意识。与此同时，乡村空间也在农耕的过程中，基本延续了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洽关系，以敬天顺时、顺应自然的视角保持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而游牧、捕猎等生产也将主体纳入自然范围，保留古朴的劳作状态。而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而言，民族区域和乡村空间通过家族血缘伦理的承续、朴素劳作观念的延展、家风道德情怀的规约以及建立在土地文明基础上的环境意识，成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立的另类空间。比如河南郭亮村的“昆山隧道”、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贵州黎平的侗乡建筑、内蒙古阴山的岩画雕刻、广西黄姚的古镇景观等等，都将“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环境进行融合，一方面凸显出主体按照“美的规律”[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进行创造的自然审美意识；另一方面则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保留环境审美的自然呈现，并且通过影像传输、文化旅游、文学描绘等方式进行传播，实现“场所精神”从边缘到核心的延展。比如黄姚的民居就依河而建、相互通透，这既保留了与江水的地貌优势，也具有一定的生活实用功能和防御价值。“黄姚古民居的建筑结构由一个一个的单体建筑合成一个大的群体建筑。在平面布局上以‘间’为单位，再以‘间’组成单座建筑，单座建筑又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成为大小不同的院落建筑群。”[注] 《梦境黄姚》编委会.梦境黄姚[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35. 而在保留自然环境面貌的基础上，这些“另类空间”地区也形成具有审美性和场所性的非物质文化序列，它们虽然属于主体的艺术创作，但是也借助于自然环境的空间意识得以生成和延展，比如侗族大歌、青海“花儿”、蒙古长调民歌、凤翔彩塑、土家族西兰卡普等等，这些艺术都保持特定地域空间的自然风貌，凸显出环境美学的现实指向。正如黑格尔对美学的论述，“作为在感性上是客观的理念，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注]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0. 在后现代空间高速流动的语境中，“另类空间”蕴含着自然和谐的环境景观，并伴随主体的“场所精神”不断走向深入。从物质的层面而言，这些地区可以借助于旅游活动、艺术品生产、环境生态区保护、文艺表演等方式促使不同主体体验异域环境空间之美，以共通感的形式促使边缘空间的良好环境意识不断走向主流空间；从审美符号的层面而言，“另类空间”的自然场景、山水意象、艺术产品、歌舞习俗等都是作为“能指”的文本符号出现，它们通过新传媒和电子信息传递的方式不断复制、传播，并且大量体现在纪录片、影视剧场景、网络游戏影像素材、微博微信等微观空间领域，建构出能被更多主体接受的环境美学“所指”，将环保理念借助审美传达而持续延展。
方剂学是中医药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是沟通中医学基础课与临床课的桥梁，是研究和阐明治法与方剂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及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方剂学的教学任务是通过讲授一定数量的代表方剂，让学生掌握组方原理、配伍方法、功能主治以及临证组方能力，并为今后学习中医临床课程奠定基础。因此，学好方剂学成为决定研究生（非中医）在以后中医临证时是否能够合理地立法、处方、用药，是否能够对中医药保持浓厚兴趣而继续深造的关键。
第三，是对边缘自然环境空间的美学关照。根据空间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观点，主体在审视自然环境并且进行环保活动之时，就已经存在空间维度的不平衡性。主体往往选择资源较为丰富、环境适宜生存的地理空间进行开发，无论是进行农耕畜牧活动，抑或在此进行现代化开发建设，平原、河谷、盆地等往往是作为首选空间；而荒野、沙漠、沼泽、丘陵以及原始森林等被视为边缘化的空间存在。而在环境保护运动过程中，主体也是优先针对城市核心区、耕地、牧场等地理空间进行治理，荒野等边缘空间再次被主体放逐。可见，自然环境本身在主体的视域中已经呈现出不公正面貌，出现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利益论”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源自现代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膨胀，主体认为具有优先于自然环境和所有其他生物物种的特权；而利益论重点放在自然“为我所用”“任我索取”的物质价值基础上，依然是人类占据中心地位的另类表达形式。生态学家威尔森曾直接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注] Edward O.Wilson.On Human Nature[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17. 环境美学的价值正是以审美共通感和公共性方式，将主体对所有自然环境进行的感受与体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超越，“审美的环境，这一新概念将充实环境的内涵。它提醒人们去关注环境体验中时刻在场，却因为某些文化原因而遭忽视的美学层面。”[注]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1. 荒野等边缘空间恰恰是伯林特所描绘的“遭忽视的美学层面”，但是却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它首先表征呈现出环境美学的“整体性”。众所周知，环境作为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人类所生活的自然场景，也包括由主体实践活动所建构的外在生活事物以及诸如“荒野”等未被开发的场域。美学作为具有普适性话语的审美感性之学，要求主体必须通过审美方式发掘地球整个环境系统的存在价值，在对自然“返魅”的同时体验自然生命本身的“敞开”与“澄明”。如果说城市的环境治理缺乏目标蓝本的话，那么边缘空间的荒野之美则彰显出自然本来的面貌，并将主体的生命本性与环境及其他生灵的本性进行融合。荒野中植物的自由生长、沙漠中的风尘日色、原始森林中的色彩和生命等，都内在契合了主体的审美判断力、崇高美感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要求，所以凸显出审美维度的精神共鸣。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环境文学家约翰·缪尔以其自身在内华达山区荒野中的游历体验，形象地描绘出主体面向自然的精神归依，“我们昨晚在群山中睡得多深沉呵，酣卧苍树星辰下，静听庄严肃穆的瀑布声，还有许多甜美和谐的细碎声音抚慰着人心，低语着安宁。……这一天的时间像是无垠无涯似的，而这片荒野又是多么宁静！”[注] 约翰·缪尔.夏日走过山间[M].陈雅云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9. 同样，福克纳在小说《去吧，摩西》以主人公艾克的荒野情结为主线，描绘其在荒野的自然环境中培养出勇敢、坚韧的性格，并且在荒野中体会到生命之间的共鸣。因为荒野彻底消泯主体的人类中心意识，重新找回带有自然神论的环境灵韵感，所以主人公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荒野”[注] 威廉·福克纳.去吧，摩西[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09. 。当代电影《荒野猎人》同样把视角集中在主体生存渴望与荒野空间恶劣环境的二元对立关系层面，把荒原美感和主体坚忍不拔的精神进行融合，凸显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其二，荒野等边缘空间还凸显出环境美学的“批判性”。美国部分环境美学家认为，如果要实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从审美维度凸显主体与自然之间平等的地位，将环境视为主体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利奥波德在《沙乡的沉思》中认为，处于地球生物圈中的所有个体都具有持续生存的权利，人类虽然暂时通过理性霸权获得主体地位，但是需要将边缘空间的动物、植物等环境都纳入空间正义范畴。[注]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2. 罗尔斯顿希望人们能认识到荒野等异质空间带给主体的审美价值，主体必须尊重所有自然空间的“尊严”，因为它们总是会与主体发生密切联系。“人们主要是把自然视为一个奇境，视作一个丰富多彩的进化的生态系统，其实际的东西比我们所能幻想出来的东西更为奇妙。我们可以在山径上旅行，可以观赏稀有的禽鸟或蕨类植物，或为一个瀑布下面令人晕眩的涡流而流连忘返。”[注]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333. 通过审美经验的传达，主体能够深切感受到异质空间中蓬勃的生命力量，进而批判“控制自然”“人类中心”的失误，重新回归主体与自然“整生”的审美共鸣。
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注]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A].王子安集注[M].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31. 的环境空间感知，到“吹响她嘹亮的号角，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与芬芳”[注] 雪莱.西风颂[A].江枫译.外国诗歌经典100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2. 的主体审美空间，凸显出空间因素在环境美学领域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思想不仅推动环境正义理论的延展，也成为环境美学知识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美学从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场景出发，以内在的“身体”感性经验和外在的“空间场”文化批判，最终实现对城市空间、区域另类空间以及荒野边缘空间的美学阐释与反思，凸显理论的实践性价值。在此理论谱系中，空间正义、空间场域、深度空间、审美空间等理论范畴都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学资源，进一步延展了环境美学的指涉范围。由此，环境美学呈现出自律性与批判性相互融合、主体性与公共性逐步凸显、理论性与阐释性并置共存的学科场景，并将在后现代文化空间中继续焕发理论活力。
Marxist spatial justice and critique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discourse
PEI Xuan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China )
Abstract :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s a theory relies on “natural beauty” and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develops along with the self-reflection of enlightened modernity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discours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Marxism,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erive from the alienation of the subjec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anthropocentr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est from the bourgeoisie. In this context, the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 which becomes a good strategy for analyz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ives expression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ntained in the dimensions of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imbalance, and constructs a spatial domain composed of the environment, space, aesthetic experience centering on the subjec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the spatial domai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on the one hand, it reveals the subject’s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the natural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it constructs the perceptual experience from the body to the spatial spectru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rendering aesthetics its original meaning as a research subject of perceptual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patial domain constructs an aesthetic form with shared significance and critical value characteristic of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flections in the urban space, the environmental concepts of ethnic groups and especially marginalized groups as well a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Other, which promote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pectrum which stretches out from the edge to the core, and from heterogeneity to symbiosi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will continue getting much theoretical vitality in the postmodern culture.
Key words : Marxism; subjective practice; spatial justic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ity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1-0114-11
[作者简介 ]裴 萱，男，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方法论转型”(2016CWX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227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7T100527)。
[责任编辑 :肖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