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一国的对外战略对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很大。如，冷战期间，瑞士因奉行中立政策而在国际上声名大振，许多东西方会议都云集于此，日内瓦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和令人向往的地方。又如，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使我国的周边环境不断改善，国际朋友越来越多，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进入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成为当代世界的政治大国，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冷战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却迅速崛起。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我国的崛起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首先，从新安全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新安全观在解决历史问题和促进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1996年，我国就曾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1997年4月 23日，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中正式提出树立新安全观的主张。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随后，江泽民在2000年9月6日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以及2001年7月1日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多次重申了新安全观的内涵，初步形成了冷战后新型的国际安全理论。
上海合作组织是对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从1996年“上海五国”进程启动以来，中、俄、哈、吉、塔五国先后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率先提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鲜明主张。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六个成员国相继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斗争，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倡导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模式。
在上海合作组织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1年7月25日，唐家璇外长在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1]。今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行动。
这次中国代表团正式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源于中国与东盟双边高层互访保持不断，政治互信明显增加，经贸合作继续加强的良好态势，是建立在我国在与周边国家包括东盟的安全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的基础上。由于我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我国目前已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与东盟就制定“南海地区行动准则”保持磋商。在未决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又由于我国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与本地区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济合作新局面。例如，今年8月1日，唐家璇外长在出席中国与东盟外长对话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双边关系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整体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达成重要共识，并将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和湄公河开发等确定为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去年也是中方向中国与东盟合作基金增资 500万美元后的第一年，基金资助落实了10个合作项目，为历年来之最。中国与东盟商会的成立，为双方合作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机制。”“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全面开展，双方还应进一步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双方在交通、旅游等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除湄公河流域开发外，中方也愿积极参与东盟内部其他次区域合作，如东盟东部增长区。”[2]不难看出，这些成果的取得，实际上是实践新安全观的结果。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我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实践是与我国的睦邻政策紧密相连的。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和谐共进，是我国崛起的第一环，也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一环。新安全观对此功不可没。如前所述，我国政府通过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首先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增进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共同发展。我国不仅与俄罗斯和中亚、东南亚国家在实践新安全观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而且与印度的关系在近几年来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众所周知，我国真正成为亚太地区的强国，真正在亚太地区崛起，我国的实质性影响真正不断扩大，我国政府的意见真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确实是近几年来的事。
其次，从新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来看，新安全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必将为21世纪中国的全面崛起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指导我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取得了显著的实效，为我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崛起莫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那么，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能否逐渐发展成为21世纪多极化长期过程中的主导性安全观念呢?能否为21世纪中国的全面崛起奠定理论基础呢?这需要从其内涵来看：
“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3]这是针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来的。江泽民指出：“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4]。那么，如何避免冲突、实现地区安全呢?最好的办法是相互信任，“以互信求安全”。为此，我国主张建立各种信任措施，如加强军事人员往来、建立领导人定期战略对话机制、设立热线电话、增强军事透明度、事先通报军事演习、保证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边界裁军、实行预防性外交等。[5]
“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己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3]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首要条件。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以互利求合作”，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唐家璇外长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符合自身需要，也是对亚洲和世界发展的贡献。作为中国的邻国和贸易与投资伙伴，东盟将首先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近来东盟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谈话中均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挑战，而是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中国愿与东盟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全方位合作，促进双方关系更上新台阶。”[2]
“平等，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3]平等是实现安全、深化合作的内在要求。从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以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中可以看出，追求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在国际社会中，不平等的合作是难以持久的，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不平等的条约必然带来新的纠纷与争执。因此，必须以平等求稳定。我国主张，追求平等，在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在经济领域，则要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谋求共同繁荣；此外，在科技领域，不应将科技转让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更不能以此对他国施加压力。
“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3]协作是维护安全的必要手段。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恐怖主义、毒品、艾滋病、海盗、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使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出现新的特点，给各方带来新的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大特征是，它们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对各国的稳定造成普遍危害。特别是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上升，对国际和地区和平构成了现实威胁，日益成为影响安全形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7]因此，无论是应对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应对国际安全中的新问题，国际协作越来越显得重要，以协作求发展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关于合作模式，我国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3]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与信奉“如果你想拥有和平，请准备战争”这句名言的传统安全观根本不同，我国不主张以扩张军备或加强军事同盟来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也不主张采取遏制政策削弱对方的力量，更不主张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分析国际安全；我国主张“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以平等求稳定、以协作求发展，主张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将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威胁或削弱别国安全的基础上，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平等的安全权利，强调安全应具有综合性和全球性。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全新的安全观念，它反映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适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由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国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必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安全观念，并由此奠定中国全面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
最后，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来看，新安全观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减少中国崛起的外来阻力。
中国崛起的最大外来阻力来自美国。中国真正开始崛起后，中美关系即跌宕起伏，有时脆弱得让人担心。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却因抱持矛盾心态而摇摆不定：有时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有求于美，而美国无求于中国；有时害怕中国，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危及美国的全球霸权。1989年开始，美国即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战略界和舆论界对于是否及如何“围堵中国”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从理论到实践，围堵战略愈演愈烈。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成长，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越炒越凶，新冷战多次呼之欲出。为了应对中国的战略崛起，美国在冷战后继续强化美日、韩、菲、泰、澳等传统军事同盟；2000年开始，美国有意改善与蒙古的关系，并让蒙古观察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同年，美国提升美印关系，企图用印度来平衡中国和伊斯兰世界；“9．11”事件后，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轻而易举地将其势力伸进中亚和南亚。这样，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的四面围堵。在对阿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对华态度又发生转折，中国经济水分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自相矛盾的议论接连出笼，同时还提升美台关系，这就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在美国通过含有涉台条款的《2002财年补充拨款法》后，今年8月3日，陈水扁在日本召开的第二十九届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上公开抛出“一边一国”和“公民投票”论，其台独立场大白于天下，比1999年李登辉的“两国论”有过之无不及。凡此种种，给中国的统一大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给中国的全面崛起造成极大压力。显然，美国是企图用传统的安全观来维护其霸权优势。今年以来，美国正式退出ABM，发展NMD，企图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都是这个原因。美国为保持其霸权优势，不愿平等地对待中国，只想中国成为美国治下的一个听话的小伙伴，不想让中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和现实威胁。因此，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互信、平等”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一对不对称的关系。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具有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优势，而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俄罗斯或者中亚、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关系比与美国建立这种关系要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作为一种合作安全，新安全观是建立在对旧的国际格局崩溃后的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中美之间完全有可能建立起“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双边关系的，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各国的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再强大的国家，离开国际合作也难以有真正的安全。”[7]冷战后，面对美国的冷战思维和对华政策，我国奉行既不对抗，又不封关，也不被美牵着鼻子走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组建军事集团、不搞军备竞赛，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走向世界。从“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到“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对美原则，其实质都是增强对话与合作，增进了解与信任，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以合作促发展。经历了 1989年美国对华制裁、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美军炸我使馆、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等事件后，中美关系仍能绕过重重暗礁，不断向前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国政府能够坚持本着新安全观的精神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我国政府深信，用新安全观来指导中美关系，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随着中美共同利益由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扩展，中美互信可以随之升级，美国对华冲突的代价也将逐渐增长，这就能制约或约束美国的对华“围堵”战略，将美国对华威胁尽量降低，同时，在两岸问题上，使美国更倚重大陆，从而为我国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另外，如前所述，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正不断深入发展，新安全观已被越来越多的周边邻国所认同和实践，因此，美国将越来越难以纠集其他国家来制裁我国，更不用说以我国的邻国为基地来封锁、打击我国。
综上所述，我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适应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改善了我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塑造了我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周边许多国家的理解和响应，对解决冷战后中国崛起的一些棘手的双边或多边关系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世纪中国的崛起在安全战略方面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