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范式”到“创新范式”：对范式范畴演进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范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文，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伸出模式、模型、范例、规范等意〔1〕。 而范式概念在理论分析中的广泛使用，可追溯到库恩（T.S.Kuhn）在其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此书中，库恩通过创造性地引入“范式”概念，并将之视为科学研究活动开展的基础，以及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实用工具，进而描绘出基于范式及其变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图景。
自此，范式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一方面不断地被人们使用，另一方面又引起人们的普遍的争议。正如库恩本人所承认的，范式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使范式成了有点神秘的实体或特性，可以像神力一样改变它所感染的东西”〔2〕。
有一点也许是库恩所始料未及的，他所导入的范式概念，不仅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在创新经济学领域中也被用作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重要概念，并被赋予了与库恩的“科学范式”有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以阐释技术乃至经济发展的动态图景。
范式在创新经济学的应用存在三个主流，包括以多西（G.Dosi）为代表的“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3〕， 以弗里曼（C.Freeman ）和佩雷斯（C.Perez ）为代表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4〕，以及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日本学者如Fumio Kodama为代表的“创新范式”（innovation paradigm）〔5〕。这些范式概念从不同层面来解释技术本身、产业乃至国家层次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进程。
1 熊彼特的“创新”与库恩的“科学范式”
对创新经济学中范式范畴演进的考察， 可以溯源到熊彼特（J.A.Schumpeter）的“创新”（innovation）与库恩的“科学范式”。这两个概念对后继的技术范式、技术—经济范式和创新范式的提出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创新”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于1934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并以之为核心构建起经济发展模型。熊彼特对以往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静态观点非常不满，他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种变化，且这种变化不是由经济外部力量强加的，而是产生于它的内部：“它是流量系统自发的和不连续的变化，是对均稀的扰动，永远改变和替代了先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一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描述”〔6〕。 这种自发和不连续的变化实质上就是熊彼特的“创新”，即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它构成了经济系统发展的根本性内在驱动力。
可以说，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有两点对后继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是其动态性的变化观点，其二是对技术在经济系统发展中作用的关注。继熊彼特之后，许多学者都沿袭这两个传统来发展创新理论。
作为一种具有多元特性的现象，创新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 ）创新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它是部分地由市场或市场需求因素决定的，这包括实际的、感觉上的或潜在的经济或非经济需求；（2 ）创新部分地是由技术因素和技术本身特性决定的，它们形成了创新的可能性边界；（3）创新的经济特性与技术特性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 （4）创新部分地是由非技术因素决定的，如个人、社会、 政治和经济影响，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创新的制度安排；（5 ）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会由于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熊彼特的创新观点为此后的范式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契机，而库恩的科学范式则为范式范畴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框架。考虑到科学活动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选择过程，科学自身的发展具有复杂的动态特性，库恩的科学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含性。 Masterman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索引， 发现“范式”至少有21种不同的用法：从“一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到“一组特定的信念和预想”，后者包括各种仪器、理论、形而上学等方面的规定统统在内（〔2〕，p.290）。此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中对范式进行了修正式阐述。库恩认为，他所运用的“范式”可分为两个集合。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2〕，p.290）。甚至，考虑到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密切关联，库恩提出用“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 ）来代替范式概念，它包括大部或全部的集团规定，其中极为关键的是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2〕，p.293）。
2 技术范式
继库恩之后，许多创新经济学家都沿袭着库恩的“科学范式”思想，试图对技术变革过程进行描述。罗森伯格（N.Rosenberg ）提出了“聚焦装置”（focusing devices）概念〔7〕，纳尔逊（R.Nelson ）和温特（S.Winter）提出了“自然轨道”（natural trajectories）和“搜索启发式”（search beuristics）概念〔8〕，萨哈尔（D.Sahal ）提出了“技术路标”（technological guideposts）概念〔9〕， 以及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概念〔3〕〔10〕。
多西是第一个引入“技术范式”概念的，他把技术范式定义为：基于发端于自然科学的高度选择性原理的、解决特定技术—经济问题的途径的“图景”（或模式），以及那些以获取新的知识为目标、并尽可能地防止这些新知识过快地扩散到竞争者的特定规则（〔10〕，p.1127）。技术范式定义了进一步创新的技术机会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机会的基本程序。在此基础上，多西把技术轨道定义为“沿着由范式规定的经济和技术折衷的技术进步轨迹”（〔10〕，p.1128）。可以说，多西的技术范式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特定性的（technology-specific ）而非产生特定性（industry-specific）的〔11〕。
技术范式的导入源于如下原因。
首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如下趋势：（1 ）基础科学知识在开发新的可能的主要技术进步方面起着日益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换言之，企业技术的知识基础日益建立在基础科学之上；（2 ）许多最新突破的出现是由于科学研究之间互相启发的结果；（3 ）技术已经带有更加强烈的系统特征〔12〕。可以说，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的进步是当代创新一个显著特征，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像以前那样分明。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高技术领域，科学和技术已出现融合的趋势。多西认为，“主流的新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科学进步”，“科学进步和技术机会的这种联系在新的技术范式出现的早期阶段更直接。在这些情况下，总体科学知识的进步产生了广阔的潜在技术范式储备”，“科学进步通常是新范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13〕。
其次，热帕（M.Pappa）和德贝克勒（K Debackere）曾指出，当把“消费者”从更广义的范围上进行理解的话（如在科学过程中，研究者既是知识的“生产者”，又是知识的“消费者”），就可以发现在科学和工业技术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14〕。正如科学发展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选择过程，技术变化也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作为人们决策的结果，它必然是一个社会过程，而此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一点上，科学和技术两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所不同的在于，技术最终通过市场来完成其竞争与选择机制，而科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同行评议”的自选择过程（autoselection process）。
再者，如前所述，库恩的科学范式在其作为模型和范例的意义上，直接为多西的“技术范式”提供了启发和原型。正如多西本人所说的，“技术范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库恩的科学范式是相似的”，甚至，“技术范式是受科学范式的直接启发而产生的”（〔10〕，pp.1120-1124）。
总的说来，技术范式概念与罗森柏格的“聚焦装置”和萨哈尔的“技术路标”概念有广泛的一致性，它们都基于共同的基本假设，即创新活动是一种强选择性的以更准确的方向为终结的积累性活动（〔13〕，p.277）。
由于多西的技术范式更多意义上是技术特定性而非产业特定性的，因而在产业的发展进程解释上不如对技术发展的解释那样有效。德贝克勒认为，将技术范式视为具有工业特定性是有必要的。为此，他对技术范式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技术范式还表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或使用者）之间关于所交换的产品和劳务特性的内含性约定”，这些约定“构成了生产者之间竞争的基础”（〔11〕，p.5）。
与此相关联，热帕和德贝克勒引入了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相对应的“技术共同体”（或“R&D共同体”）概念〔14〕。 技术共同体是由一批寻求一系列相关问题解决途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组成，尽管他们有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组织，但他们彼此之间经常性地交换相互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一个共同体网络。在技术共同体中，存在三种最基本的活动：生产或获取信息；把信息转换成知识，即解决问题；交流信息和知识。
3 技术—经济范式
与主流经济分析密切联系的有关技术变化的研究学派，他们比较注重对特定技术及技术变化的把握，其研究重点一般都放在对创新过程本身特性的分析上。对这种“创新处理方法”，威尔金森（B.Wilkinson）评论道，“创新处理方法的效果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它把技术当成一种没有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内容的东西”〔15〕。
罗森伯格认为，以往对技术创新（或技术变革）的经济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技术内容和技术特性在解释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影响上的重要性，必须把“已被经济学家将技术变革放置其中的黑箱”打开，“因为某种技术的特定性质会引起不同的经济现象，不对这些特性作细致的考察，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现象”〔16〕。罗森伯格这种强调具体技术特性在经济和技术现象相互依赖中的重要性的主张，对此后的创新研究和分析产生了极大影响。
有理由认为，在以往的技术范式研究上，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尽管德贝克勒的技术范式概念已经并不局限于狭隘的技术特征，但总的说来，在对技术和经济的关联性影响的解释上，不论是多西的还是德贝克勒的范式概念都不尽如人意。其次，正如罗森伯格所指出的，技术创新的最终效果几乎从不仅仅局限于其被开发应用的工业本身，工业生产的相互关联性经常意味着某一工业领域内的创新会使其他工业的技术与经济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以往的范式研究常常忽视经济系统内各部门间发展变化的关联性。最后，创新研究中对“创新群集”（innovation clusters ）现象的日益关注也使得人们试图对多西的范式概念加以拓展，以更有效地说明一些宏观的技术和经济现象。
尽管创新群集现象在七十年代末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实际上熊彼特在创新理论创立初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研究时就已注意到创新群集现象。他指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群地发生”，“其次，创新甚至不是随机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倾向于集中于某些部门或是其邻近部门”（〔6〕，pp.100-101）。
八十年代初期，英国“新熊彼特学派”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了“新技术系统”理论〔17〕以解释创新群集现象。他认为，新技术系统在任何经济持续增长阶段都表现出能在各种不同的新产品和新工艺中推广和应用的极大能力，这些技术把不同的产业和厂商的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这些系统在技术上表现为相互关联的创新群，它们与新产业的增长密切相关。这样，通过新技术系统概念，把技术轨道、经济长波和创新群集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为“技术—经济范式”的正式提出奠定了雏形。
1983年，佩雷斯在“新技术系统”概念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概念〔18〕，它与纳尔逊和温特早先提出的“自然轨道”（natural trajectories）或“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s）概念具有一定的沿袭性。佩雷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技术上可行的大范围内，经济选择环境对新技术的形成和定型的影响。“技术—经济”范式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技术、制度和管理的变革，它的优势不仅在产品系统的新范围，而且首先在于对生产的所有可能投入的相对成本结构的动态性。此后弗里曼和佩雷斯对“技术—经济范式”进行了发展和丰富，以描述在一个经济长波内所有产业所共有的图景或模式。与多西的范式概念相比，技术—经济范式概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他们指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伴随着基本创新的群集和新的技术系统的产生。它不仅导致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产生，而且影响着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4〕，pp.59-74）。并且，范式变更的阶段是一个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的过程，它要求社会体系和制度性因素作同等深刻的转变，以适应这种变化。
弗里曼的技术—经济范式从总体上来看是一种宏观层次的概念，它更着重于产业而非企业的角度考察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安德森（E.Andersen）从微观的角度对技术—经济范式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技术—经济范式代表了“在生产者—使用者界面两者的相互约定”，“它部分地表现为所交换商品的规范”〔19〕。这样，他就把德贝克勒的范式概念从技术范畴扩展到技术—经济范畴。加拿大学者德布雷森（C.DeBresson）也从企业的微观层次对创新群集现象进行了考察。 他指出，“创新成果的极化发生在经济和技术两个空间的界面上，从企业角度使用的技术空间可被看作是技术空间与经济空间相交形成的子空间”〔20〕。因此，他把导致技术群集的因素分为外在的技术约束与压力、内在的经济约束及诱因两部分因素。外在因素包括：范式的不连续性，技术辅助系统，累积的学习过程。内在因素主要有范围经济和垂直技术外部性，此外还包括创新诱导机制、独占性、创新交易成本、创新利润等。这些研究都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和丰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 创新范式
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学者都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期，日本在许多工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构成对美国强大的冲击，并在一些原来一直由美国保持优势的高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企业。这促使人们更系统、更深层次地对日本的经济技术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九十年代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就是“创新范式”的出现。日本学者在“创新范式”的提出和研究上作了大量工作，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包括F.Kodama、I.Nonaka、Y .Honda和K.Oshima等。他们力图借助创新范式概念来阐释技术、经济、文化、组织和制度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国家层次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现象。
F.Kodama通过对日本高技术的产生、创新和扩散过程的实证分析，认为“受科学和工程化迅速变革的驱动，日本的创新正在发生范式变迁过程，而这种变迁对日本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非常有利”（〔5〕，p.3）。正是由于创新范式的发展和变革，以及它与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有效耦合，促进了日本在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F.Kodama进一步指出，这种创新范式的变迁包括六个方面（〔5〕 ，pp.4-15）：（1）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已经从生产型单位变成知识创造型（knowledge-creation）企业，这一变化的重要证据就是日本高技术企业在R&D上的支出呈现出超过资本投资的趋势；（2）R&D 活动在广度上的发展已超过其在深度上的发展，企业多角化从“分流式”（spin -off）向“逆流式”（trickle-up process）转变，即技术的应用从低端向高端发展；（3 ）由于高技术发展速度的加快和产业渗透度的扩大，传统的基于“主导设计”（dominant design）的R&D竞争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市场竞争的需要，R&D竞争已日益向“产业间竞争”（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方式转变；（4）在产品开发上，由供给方开发方式向需求方开发方式转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有效地从来自用户的模糊而纷杂的需求信息中提练出关于市场所需产品的确切信息；（5 ）创新的方式也从以往着重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转变为注重技术的融合（fusion）；（6）与以往的技术发展不同， 高技术的发展不仅涉及到技术系统的演进，还要求社会系统的相应变化，即制度性共生演进（instituti-onal coevolution）。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创新范式与此前的范式概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如果说库恩的科学范式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思辨概念的话，那么此后的范式概念就逐渐地向现实世界演进。创新范式概念甚至走得更远，它与以往任何范式概念都大相径庭，在它这里，范式已经在更多意义上是模式、模型或者说图景。其次，从总体来看，创新范式概念与纳尔逊和弗里曼等人的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21〕〔22〕概念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演进，以揭示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在绩效上的差异。
5 结语
从库恩的“科学范式”到“创新范式”，范式在其概念和内涵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科学范式、技术范式和技术—经济范式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它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都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范式作为范例和模型的本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它们所描绘的科学发展、技术发展或经济发展实质上都是高度竞争和选择的演进过程。所不同的就在于，科学范式着眼点是从抽象的思辨角度阐释科学的动态发展，而技术范式和技术—经济范式则对技术系统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系统的现实影响和作用予以关注。至于创新范式，实际上它已脱离了以往的范式研究传统，它所要考察和解释的不是存在竞争和选择的动态发展过程，而是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演进，以揭示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在绩效上的差异。
在范式范畴的演进过程中，存在两个倾向。首先它们的研究范围呈现出向宏观领域扩展的趋势，从科学、技术自身体系的发展的考察逐渐拓展到对包容科学与技术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在内的宏观体系的考察，考察的层面也从企业扩展到产业乃至国家层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们对如下趋势的认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日益融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社会系统在提供经济和科技发展所需的支撑性条件方面影响力越来越强。其次，范式的研究也呈现出宏观和微观并重的倾向，这一点在技术范式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