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领巾论文,领巾论文,民营企业论文,动机论文,慈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慈善捐赠是指企业在履行其基本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将一定数额的资金、实物或者服务捐赠给需要帮助的对象(赵琼、张应祥，2007)。企业慈善捐赠不仅是企业作为公司公民的“应有之义”，而且对于解决诸如赈灾、扶贫、助学、助弱等众多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生力军，而且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1)》，民营企业不仅在捐赠总额上比国有企业高，而且在过亿的巨额捐赠中，民营企业的数量也占到了企业总数的一半，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
然而，在我国企业慈善捐赠“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比如烟草企业和造纸企业出现在“中华慈善奖”的候选名单中，尽管这些企业因社会舆论的反弹而最终落选；各种各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紫金矿业和中石油等企业的污染事件；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多数存在的“血汗工厂”问题，如此等等。这种情形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并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企业慈善的批评(Koehn and Ueng，2010)。这些学者批评企业“为了树立一个好形象”而在公开场合采取诸如慈善捐赠等社会称许的行为，而全然不顾它们那些没有公开的不道德的行为(Caulkin，2002)。一个企业可能花大把的钱进行慈善捐赠，但背地里却污染环境、压榨员工和从事其他不正当行为(Campbell，2007)。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而是较为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社会现实中。
因此，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是：慈善捐赠是企业的“红领巾”——企业一贯的社会责任表现；还是“绿领巾”——企业用来为自身其他不当行为遮丑或者用来分散和转移公众视线的遮羞布？
现有有关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非常丰富(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5；Campbell et al.,1999; Saiia et al.,2003; Zhang et al.,2010)。根据Zhang等(2010)的介绍，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包括：(1)战略动机，战略性慈善行为认为企业捐赠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战略地位，获取诸如声誉资本等战略性资源，并最终提升企业绩效(Godfrey，2005；Porter and Kramer，2002)。(2)政治动机，企业可能通过慈善捐赠来获取政府的好感和信任，建立或维持政治关系(Sánchez，2000；贾明、张喆，2010；梁建、陈爽英、盖庆恩，2010)，并应对利益相关者给企业施加的压力。(3)利他动机，慈善捐赠是企业不求回报的、体现良好公民的利他行为(Campbell et al.，1999)。(4)管理层自利动机，即企业的高管意图通过慈善捐赠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地位等(Atkinson and Galaskiewicz，1988；Galaskiewicz，1997)。
除了上述动机之外，人们很少关注的另一个企业慈善动机是通过慈善来掩盖或者转移公众对企业其他不当行为或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Godfrey，2005；Koehn and Ueng，2010)。然而，尽管这种动机真实存在，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却极少。从目前的文献看，仅有Chen等(2008)，Koehn和Ueng(2010)及McWilliams和Siegel(2000)等人的研究从不同侧面涉及这一点。从作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尚没有针对这一企业动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也没在中国本土进行类似的研究。因此，本文的写作不仅是提供了一篇这方面的来自中国本土的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深化人们对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理解，以及为解开理论界争议已久且悬而未决的有关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与财务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CFP)之间关系的争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当然，企业的行为或企业内在社会责任表现涉及方方面面，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的产品表现、员工待遇与企业环境影响方面。我们的目的是探讨：到底是那些在上述方面表现更好的、更负责任的企业更可能和花更多的钱进行慈善捐赠，还是那些在上述方面表现更差的、更不负责任的企业更可能和花更多钱进行慈善捐赠。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多种类型或多个维度。企业慈善捐赠只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广泛概念中的一种类型或一个维度。根据Carroll(1991)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至少有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最基本的，而法律责任次之，伦理责任处于第三层，慈善责任处于顶层。按照Carroll的说法，企业应该率先满足处于较低层次的责任后，才考虑满足更高层次的责任。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认为，企业需要平衡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消费者、股东、员工和社区(Carroll，1996)。如果企业只看重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或某一方面的责任)，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其他责任)，那么，企业将最终遭受风险(Freeman，1984)。
与上面的企业“全面”社会责任不同，危机管理思想则更重视对企业慈善的工具性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要代表性人物Freeman(1984)就曾指出，既然污染环境或虐待员工等负面行为将最终导致利益相关者的反对，那么作为企业管理策略的一部分，企业应该从事社会责任。这是因为，慈善捐赠可以被看作一种带有保险性质的防御策略——降低或减少企业出现不当行为或负面消息时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Freeman，1984；Godfrey，2005)；或者将慈善行为作为一种事后的救火策略——分散公众对企业负面事件的关注，挽回企业形象与声誉(Koehn and Ueng，2010)。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种保险性质的防御策略，并不是说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为了后面的“不当行为”，这样的理解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建立起来的声誉资本是一种无形的战略性资源，声誉资本的建立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本非常高。企业不可能以声誉资本的损失为代价来从事可能得不偿失的不当行为。只是说，声誉资本的确可能降低了企业不可预期的意外负面事件对企业的影响。正如意外保险，投保并不是为了“意外”的发生，道理一样。
那么，慈善捐赠到底是“红领巾”——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还是“绿领巾”——企业用来掩盖或者转移公众对自身其他不负责任行为关注的遮羞布？本文通过考察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在产品、员工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来对这一问题做出部分回答。
(一)产品表现与慈善捐赠
生产或提供优质的至少是可靠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消费者主权日益凸显的今天，产品质量的问题随时都可能给企业以致命的打击。因此，承担好产品责任，应该被看作企业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开始和基础。然而，现实中一些企业并不是很重视产品责任。一方面，产品缺陷与产品责任事故仍然频发，诸如牛奶业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锦湖轮胎质量问题、苏泊尔不锈钢锅重金属超标等产品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则可能“新瓶装旧酒”，或者通过其他手段来“粉饰”产品质量，如“达芬奇”家居“进口门”事件。这表明，一些企业并不是很重视它们的产品表现。
企业产品表现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那些在产品方面表现更好的企业更可能花较多的钱从事慈善活动。这是因为，那些在产品研发和品牌塑造方面花费巨资的企业，更需要通过营销手段来帮助企业创造差异化和维护品牌形象。而慈善捐赠具有类似于广告的作用(Burt，1983)，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态度，树立品牌形象和建立品牌忠诚(Brammer et al.，2006)，帮助企业建立于有别其他企业的差异化形象。McWilliams和Siegel(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作者们发现，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慈善捐赠之间高度正相关，暗示着这两种投资是互补性的。而且，研发投入减弱了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那些在产品方面表现平庸甚至糟糕的企业更可能花大把的钱来从事慈善活动。这是因为，对于产品本身很平常甚至有缺陷的企业来说，它们更需要通过慈善的手段来帮助企业树立其负责任的良好形象，这样做既可以掩盖它们产品的平庸或缺陷，又能起到保险的作用——当企业出现产品事故或责任时，能够减少企业的损失(Godfrey，2005)。Chen等(2008)的研究证实，那些产品安全性评价低的企业更愿意花钱从事慈善捐赠。Williams和Barrett(2000)的研究也显示，慈善捐赠和其他社会活动有助于减轻某些违法或不道德行为(比如产品召回)对企业声誉的破坏。
在本文中，由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不包含企业发生的产品责任事故，因此我们用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是否通过ISO9000认证”来衡量企业的产品表现。研发投入反映企业在改进现有产品或创造新产品方面的力度；而ISO9000认证反映出企业产品的品质保证。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提出如下两个相互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1a：那些在产品方面(研发投入、ISO9000认证)表现更好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在慈善捐赠方面投入更多。
假设1b：那些在产品方面(研发投入、ISO9000认证)表现更差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在慈善捐赠方面投入更多。
(二)员工责任与慈善捐赠
在现代企业中，员工被认为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之一，称之为“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员工的需求必须得到至少是一定程度的满足，否则他们会通过罢工、磨洋工、辞职等方式“回敬”企业。然而，现实中既有把员工当作财富的企业，也有众多形形色色的“血汗工厂”。一些企业不是把员工看作财富，而仅仅是把他们当作创造财富的“工具”。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也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那些善待员工的企业更可能花钱从事慈善活动，因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资本(Gardberg and Fombrun，2006)，而这种声誉资本能够激励员工士气、提高生产效率、吸引并留住员工(Turban and Greening，1997；Turban and Cable，2003)。很多投资者相信，一个企业在慈善事业上的慷慨程度与它如何对待员工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Belsie，2005)。而一些企业的员工也自己报告说，为那些支持社会事业的公司工作感觉更好(Iannou，2003)。因此，基于激励的需要，那些较好承担了员工责任的企业更可能在慈善捐赠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那些不善待甚至虐待员工的企业更可能花钱从事慈善活动，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善待或虐待员工的企业可能更需要通过慈善捐赠来为其曝光的不当行为分散媒体与公众的注意力，重塑企业形象和提高声誉(Koehn and Ueng，2010)；或者为其尚未曝光的不当行为做好准备——降低不当行为的发生时对企业声誉和利益的损害程度(Fombrun and Gardberg，2000；Williams and Barrett，2000)。Campbell(2007)等人的确观察到了这一现象：那些盗用员工退休金或在工作场所歧视女性的企业可能花大把的钱支持慈善事业。因此，那些需要“光鲜外衣”以掩盖其在员工责任方面表现糟糕的企业可能花更多钱支持慈善事业。
在本文中，我们用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水平”与“工会或职工代表会的有无”来衡量企业的员工责任，并提出如下两个相互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2a：那些在员工责任(薪酬福利待遇、工会或职代会)方面表现更好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在慈善捐赠方面投入更多。
假设2b：那些在员工责任(薪酬福利待遇、工会或职代会)方面表现更差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在慈善捐赠方面投入更多。
(三)环境责任与慈善捐赠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人们对良好自然生态和环境的需求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因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关环境的管制及其实施是相对松散的，因为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而非长远的环境和社会后果(Marsden，2000；Küskü，2007)。在经济较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对于经济条件改善的期望超过了对环境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环境意识相对较低，它们倾向于“机会主义地”服从法律的最低要求，而不会进行自愿的环境约束(Perry and Singh，2001；Quaak et al.，2006)。这一鸿沟的存在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在环境问题上谨慎，特别是那些有较强环境负外部性的企业，比如烟草、资源、电力、造纸、冶金、化工等(Hoffman，1999)。这些企业一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民众与舆论的广泛关注，引起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最终演变成企业“丑闻”。
环境责任对企业慈善的影响也有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那些环境外部性显著的企业更可能在慈善事业方面投入更多，因为这样做可以转移社会大众对企业的注意力，博取社会的好感与信任，提高企业声誉(Godfrey，2005；Koehn and Ueng，2010)。Brammer和Millington(2005)的研究就发现，慈善捐赠对企业声誉的影响在不同行业有所不同，那些处于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行业的企业，慈善捐赠对其声誉的影响更明显。Chen等(2008)的研究也发现，环境评价差的企业更愿意花钱从事慈善活动。这意味着，那些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企业更可能花钱支持慈善事业，以此来提升企业声誉，或者转移公众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关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那些环境外部性不显著的企业更可能支持慈善事业，其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那些环境负外部性显著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其效果可能远不如环境外部性不显著的企业的慈善捐赠，因为进行慈善并不能减轻公众对企业环境影响的担忧。因此，有显著的环境负外部性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被认为是浪费企业资源(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5)。其次，在现代社会中，公众很容易怀疑企业各种行为的诉求。一个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如果一边肆无忌惮地排放污水废气，一边却花大把的钱支持慈善事业，很容易让民众怀疑企业慈善背后的真正动机，并引发所谓的“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从而更严重地损害企业声誉(Brown and Dacin，1997；Yoon et al.，2003)。
在本文中，我们用企业的环保投入(包括环境费和污染控制投入)来衡量企业的环境责任，并根据前面的讨论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3a：那些环保投入更多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在慈善捐赠方面投入更多。
假设3b：那些环保投入更少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在慈善捐赠方面投入更多。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民营企业，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上半年对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该调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私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来选取私营企业样本，再通过全国工商联的下属系统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调查范围涵盖我国境内全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民营企业。因此，本文所基于的样本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这一调查共获得取样4000多个，但鉴于某些样本中重要信息缺失，因此，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删除了那些所需重要信息缺失的样本，最后获得一份由1779个企业构成的最终样本。
(二)变量测量
在本研究中，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方法如下：
慈善捐赠：我们考察2007年的企业慈善捐赠，包括捐赠的有无和捐赠额度。捐赠有无：我们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有捐赠的企业被编码为1，否则0；捐赠额度：以企业实际捐赠数量衡量，为了减少特异值对回归系数估计的影响，我们对捐赠额度取自然对数。
产品表现：在本文中，企业的产品表现由研发投入与ISO9000认证两个指标衡量。其中，研发投入：以企业2007年的研发投入资金取自然对数衡量；ISO9000认证：截至2007年底通过ISO9000认证的企业被编码为1，否则为0。
员工责任：本文中，员工责任由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与工会或职代会的有无来衡量。其中，薪酬福利水平：以2007年员工人均工资加福利(五险一金)来衡量，取自然对数；工会组织：以2007年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会的有无来衡量，有工会组织的企业被编码为1，否则0。
环境责任：环境责任由企业2007年的环保投入(包括治污费和污染控制投入)来衡量，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企业的其他一些组织特征，包括企业规模、财务绩效(通常用资产收益率衡量)、资产负债率、政治关系、所处行业等，都会影响企业的慈善行为(Adams and Hardwick，1998；贾明、张喆，2010；梁建、陈爽英、盖庆恩，2010)。不仅如此，企业的这些组织特征同样可能影响本文中的解释变量，比如，规模越大的企业可能研发投入越多，越可能有工会组织，也可能有更多的环保支出；财务绩效可能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员工薪酬福利和环保投入；而不同行业的企业在环保方面面临不同的规制与要求。因此，本文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各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如下：
企业规模：以2007年企业总资产(通过对总的负债额和权益额进行加总得到)衡量，取自然对数。资产收益率：以2007年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即用企业的税后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资产负债率：以2007年企业的总资产负债率(leverage)衡量，即用企业的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政治关系：以2007年企业所有者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衡量，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被编码为1，否则为0。行业性质：在本研究中，由于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建筑房地产、农林牧渔、信息服务、住宿餐饮、采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8个行业，因此，我们引入8个行业虚拟变量，并将其中的7个放入回归模型中加以控制。
(三)内生性检验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研发投入、环保投入与因变量捐赠额度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研发投入、环保投入与慈善捐赠一起，都是对企业收益的分配，因此可能存在内生相关性；另一方面，理论上，企业可能因为慈善捐赠而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可能导致：(1)企业产品因受到消费者的亲睐而降低了研发新产品的压力；(2)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降低了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这样，企业的研发和环保投入可能反过来受到企业捐赠的影响。在其他自变量，ISO9000认证有固定的程序和标准；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一般受到法律(如劳动法)的约束，且更多地受到行业工资水平、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工会组织同样受到劳动法等法律的约束和地方政府及工会力量的影响。这3个变量从理论上不会受到企业捐赠的反向影响①。
为了检测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由于“捐赠额度”采取的是“角点解”模型Tobit，因此，内生性检验的方法相应采取Newey两阶段估计，工具是Stata(11.0版)。研发投入的工具变量选择企业所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而环保投入的工具变量选择环保罚款(取自然对数)。理论上，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与研发投入显著相关，环保罚款与环保投入显著相关，而两者都与慈善捐赠不相关，因此，适合作为工具变量。事先的检验也表明，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与慈善捐赠额度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β=0.009，p＞0.1)；环保罚款与慈善捐赠之间也无显著相关关系(β=0.203，p＞0.1)。
Newey两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当用自主知识产权作为研发投入的工具变量时，Wald外生性检验的结果为
=0.06，p=0.813＞0.1；当用环保罚款作为环保投入的工具变量时，Wald外生性检验的结果为=0.06，p=0.465＞0.1。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即研发投入和环保投入都是外生性的。因此，内生性问题在本研究中不显著。
四、研究结果
(一)样本企业概况
表1报告了样本企业的概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1779个样本企业中，共有1159家企业进行了慈善捐赠，约占总样本的65.1%；最大的捐赠额为1700万元，而所有企业的平均捐赠额为10.11万元。
研发投入最高的企业为5000万元，最低的为0，平均值为44.69万元。709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产品质量认证，约占总样本的39.9%。
员工年薪酬福利最高的企业为53.1万元，最低的仅有100元，平均值为1.83万元。1009家企业拥有工会(或职代会)组织，约占总样本的56.7%。
环保投入最高的企业为3640万元，最低为0，平均值为20.72万元。
最大企业规模按总资产衡量约为15.64亿元，最小为2万元。资产收益率最高的企业为2166.67%，最低为-419.23%。负债水平最高的企业其资产负债率为158.55%，最低为0。857家企业拥有政治关系，约占总样本的48.2%。
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较为悬殊，制造业企业最多，为816家，占总样本的45.9%。其次是批发零售企业，共328家，占总样本的18.4%。其他行业依次是建筑房地产140家，农林牧渔124家，信息服务与住宿餐饮各80家，采矿业37家，其他社会服务业174家。
(二)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首先，捐赠有无与捐赠额度之间高度相关，这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除了员工薪酬福利之外的所有解释变量，包括研发投入、ISO9000认证、工会组织、环保投入等，都与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企业捐赠有无和捐赠额度显著相关；而且除行业外的所有控制变量也与慈善捐赠有无和捐赠额度显著相关。除此之外，在解释变量内部也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大(没有超过0.5的)，表明在本文中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三)回归分析结果
在本研究中，由于两个被解释变量“捐赠有无”和“捐赠额度”一个是虚拟变量，一个非负的连续随机变量，针对虚拟变量“捐赠有无”，我们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而对“捐赠额度”，因有不少企业的捐赠额度为零，这种类型的数据满足所谓的“角点解”模型(Tobit，1958)，因此，我们采取Tobit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1.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用来检验影响企业“捐赠有无”的各假设因素，其结果报告在表3中。在表3中，模型(1)只放入了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一个解释变量“研发投入”，模型(3)又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另一个解释变量“ISO9000认证”，后面的模型依此类推。模型(6)是包含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模型。我们看到，从模型(2)到模型(6)，所有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对多重共线性不严重的推断。
假设1a(1b)推断企业的产品表现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无)之间显著正(负)相关。从模型(6)可以看到，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β=0.030，p＜0.01)；ISO9000认证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β=0.023，p＞0.1)。这一结论部分地支持了假设1a，即在产品方面表现更好的企业更可能支持慈善事业。
假设2a(2b)推断企业的员工责任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无)之间显著正(负)相关。模型(6)显示，企业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β=-0.218，p＜0.01)；而有无工会组织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β=0.254，p＜0.05)。这一结论一方面部分地支持了假设2a，另一方面也部分地支持了假设2b。
假设3a(3b)推断企业的环保投入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无)之间显著正(负)相关。模型(6)显示，企业的环保投入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β=0.046，p＜0.01)。因此，假设3a获得了支持。
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和政治关系都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
2.Tobit回归分析
Tobit回归分析用来检验影响企业“捐赠额度”的各假设因素，其结果报告在表4中。在表4中，模型(1)只放入了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一个解释变量“研发投入”，模型(3)又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另一个解释变量“ISO9000认证”，后面的模型依此类推。模型(6)是包含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模型。我们看到，从模型(2)到模型(6)，所有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对多重共线性不严重的推断。
假设1a(1b)推断企业的产品表现与企业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正(负)相关。从模型(6)可以看到，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正相关(β=0.116，p＜0.01)；ISO9000认证与慈善捐赠额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β=0.120，p＞0.1)。这一结论部分地支持了假设1a，即在产品方面表现更好的企业会花更多钱支持慈善事业。
假设2a(2b)推断企业的员工责任与企业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正(负)相关。模型(6)显示，企业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与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负相关(β=-0.556，p＜0.05)；而有无工会组织与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正相关(β=1.102，p＜0.01)。这一结论一方面部分地支持了假设2a，另一方面也部分地支持了假设2b。
假设3a(3b)推断企业的环保投入与企业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正(负)相关。模型(8)显示，企业的环保投入与慈善捐赠额之间显著正相关(β=0.150，p＜0.01)。因此，假设3a获得了支持。
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和政治关系都与企业的慈善捐赠额度之间显著正相关。
3.回归结果综合
结合前面的Logistic和Tobit回归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解释变量为“捐赠有无”的分析结果与解释变量为“捐赠额度”的分析结果完全的一致。
概括起来说，那些研发投入多的企业不仅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而且也会比其他研究投入少的企业捐赠更多。那些通过ISO9000认证的企业与没有通过认证企业之间在“捐赠有无”和“捐赠额度”方面都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假设1a获得了部分支持。
那些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比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且捐赠额更高。同时，那些员工薪酬福利水平越低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比薪酬福利水平更高的企业捐赠更多。前者支持了假设2a，而后者支持了假设2b。
那些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的企业更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捐赠更多，因此，假设3a获得了支持。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分析的稳健性，我们采用将企业捐赠额度换成相对量——捐赠额用企业规模标准化(捐赠额与企业总资产的百分比)，重新进行Tobit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较好地支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
首先，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总模型中，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β=0.090，p＜0.01)，企业ISO9000认证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β=-0.150，p＞0.1)。其次，企业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β=-0.248，p＞0.1)，企业工会组织的有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909，p＜0.01)。最后，企业的环保投入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β=0.101，p＜0.01)。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我们前面的研究结论得到了较好的支持。只有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与捐赠比例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但仍然为负。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为负，说明尽管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可能花更多的钱进行慈善活动，但从相对水平来看，规模越大的企业其慈善捐赠投入比例越低。而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和政治关系都与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2008年我国民营企业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一贯表现(红领巾)，还是企业其他社会责任缺失的遮羞布(绿领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工具性地利用慈善捐赠为企业利益服务，因此，慈善捐赠在很大程度上是“绿领巾”——企业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遮羞布。
首先，那些研发投入越多的企业越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捐赠更多，这与McWilliams和Siegel(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那些研发投入越多的企业，可能越需要通过慈善捐赠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进而实施企业和产品的差异化战略。企业是否通过ISO9000认证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通过ISO9000认证的企业多半是制造企业，而我国多数私有制造企业多为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为大企业做贴牌生产，它们之所以通过ISO9000认证，可能是外国委托商或采购商的要求，跟企业的差异化战略无关。
其次，那些员工薪酬福利水平越低的企业越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并捐赠越多，这表明企业将慈善捐赠当作“遮羞布”，掩盖或者转移社会对企业“血汗工厂”的关注。另外，那些有工会组织(或者职代会)的企业慈善捐赠可能性和捐赠水平比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高，这表明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需要通过慈善捐赠来应对工会组织的压力(或者员工的期待)。
最后，那些环保投入越多的企业其慈善捐赠可能性和水平也越高，由于那些环保投入越多的企业，往往也是那些环境影响越大的企业，这表明企业的确有利用慈善捐赠转移公众视线，或者将慈善作为企业环境问题的某种“保险”的嫌疑。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Brammer和Millington(2005)的观点，即对环境外部性影响大的企业而言，慈善捐赠对其声誉的影响越大，因而这类企业更可能从事慈善捐赠。
本文的主要不足在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所有数据，包括企业慈善捐赠的数据都是企业自我报告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印证这些数据有没有“夸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社会称许性”偏差和“同源性”偏误。另外，由于企业产品表现、员工责任与环境责任可能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本文所选择的代理变量可能并不能完全反应企业在上述3个方面的表现。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选择更多的代理变量来反映企业在上述3个方面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路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何晓斌教授慷慨提供本文研究数据。
①模型设定偏误(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本文对主流文献中发现的可能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潜在变量进行了适当控制，且变量的测量采取了比较流行的科学方法，因此，这两种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没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