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战略调整的核心问题——“新开放观”的战略主张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3-07038-0150
开放战略的调整是广泛而多方面的。其中总体战略、外贸战略、外资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体制改革战略。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进行阶段性的推进。
一、总体战略从单一战略向多层次战略的转变
中国开放战略转型的核心之一，是以多层次战略取代单一战略，即从单一的廉价劳动力战略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模式转变。在这里多层次是指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不仅要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而且要逐步地形成多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劳动力要从简单加工型向知识型服务型扩展；劳动力要素要由低级向高级延伸；产品要从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提升。
1.外资主导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国际分工模式
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低下的基础原因，没有产业结构的进步就没有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发展战略已经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长期坚持这一战略，中国可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进步。但是，产业结构进步毕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与劳动力多、资本与资源缺乏、技术水平低等基本国情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是因为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就可能立即改变的。目前的开放模式不仅不能实现这种转变，甚至还会加剧和强化这种结构的落后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开放模式还严重歪曲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进步。外资与合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大量新产业，夸大了中国产业结构进步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的一批新兴产业已经是国际化产业的一部分，它们的发展是国际大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成就，但这些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产业结构进步的成就却仍然是一个问号。我们不能从现实中国经济的产出结构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而应当从中国资本、中国企业主导的产业中看中国经济真实的结构进步。我们承认外资对中国GDP、出口和增长等所作出的贡献，但我们只有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中国资本的贡献度，才能真正看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国际分工概念了，而需要新的产业全球化概念。我们也同样需要国家发展成就的新的评估标准，而不是把全球化经营下的GDP、产业进步和出口能力直接看作一个国家本身的成就。
必须客观地承认对外开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产业结构提升的作用。但是同样也必须客观地承认这一产业结构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主导的，对中国来说，尽管实现了这种结构进步，但并没有改变以廉价劳动力为主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方式。
2.从“加工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要素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保持这个优势。从人口数和地理面积看，可能大部分人口和大部分国土上仍然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发展战略的新目标指向已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全国人民打苦工”的战略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好战略了。特别是以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和大部分地区仍然落后的情况为借口限制发达地区发展战略的升级，那就是错误的了。我们必须根据全国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不失时机地把发达地区推上新的战略层次，从而形成整个国家的多层次国际分工参与格局。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上发展战略的核心。从对外开放角度讲，这一战略也意味着要从今天的国际分工中的一个“加工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变。加工型国家是把其他国家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通过自己的生产制造过程形成产品，这是国际分工的低端。相反，创新型国家就是以各种创新的理念、组织、科学与技术来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
从加工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变，一条必要且可行的途径就是把加工获得的收入变为实现创新的投资，使自己通过廉价劳动力挣得的宝贵财富成为自主创新的资源，即进行教育、科技和广泛社会组织创新的投资。当然，创新型国家并不等于说全国人民搞科技。由于中国劳动力富裕，大多数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还较低，因此就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结构而言，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当是从创新到加工的多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
3.产业国际化、价值链与分工利益
从产业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产业链的高端，将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当代世界经济的产业国际化特点所决定的。由于产业国际化，由于中国通过大量吸收外资建立起了相当大一批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中国在其中又只是承担了加工制造的环节，因此，既出现了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大发展的事实，也必须承认这对中国来说仍然只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合作的本质。问题是，中国既不应放弃全球化下产业按价值链分工深化并重新布局的机遇，且因为中国市场大、劳动力廉价而有可能引进这些产业，但同时也绝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发展起了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这些产业高增值端的主导必须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从本质上讲中国这些产业还没有形成。发展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我们应当也可能通过逐步延长产业链，使这些产业价值链的更多更高环节逐步为中国所拥有，从而使中国在产业国际化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换言之，中国既不应当拒绝这些国际化产业及其发展道路，也不应为目前的发展成就所迷惑从而满足于本质上仍然只是廉价劳动力的参与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的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是属于不同国家的，如何看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起或拥有一个产业？这里需要采用主导技术概念，运用增值概念进行分工利益的分析。每一个产业总是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关键技术或关键生产环节，这个环节必然是产品增值链的高端，从而是这个产业的主导环节。产业的国际化会使产业分工细化，但却不会使增值等量化，各国参与分工的利益差别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如果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产业的国家属性，那么只有主导这个产业的国家才能被看作为拥有这个产业。
二、外贸战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是外贸战略转变的主题。在这一问题上，加工贸易的提升与调整是核心之一。
1.实现加工贸易发展的转型
80年代初起形成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模式符合我国低级劳动力多的基本特点，但是深入分析却表明，除了解决一部分就业之外中国的所得是十分有限的。微观上讲，由于外方掌控销售从而压低加工费；从中观上讲，由于国内没有产业链，不能形成拉动效应；从宏观上讲，外贸进出口总量提高给人们中国竞争力提高的错误信号，从而满足于目前的分工状态。不可否认，加工贸易是中国走向世界市场的有效路径，在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中国外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当中国外贸发展到主要依靠加工贸易的今天却值得我们反思了。加工贸易确实创造了就业，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中国外贸的主要模式，且看不到出口的高增长中的利益有限性和长期不利性则是危险的。加工贸易是十分容易转移的，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中国巨大人口和就业压力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加工贸易。但中国需要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和结构进步，我们又不能依赖于加工贸易。这就是战略需要推进而不是坚持的原因。加工贸易本身也要不断扩大国内成分，从而增强贸易对国内的产业拉动作用。出口导向型战略应当是以出口拉动国内产业结构提升，即实现结构进步意义上的发展的战略，而不是出口规模扩大本身，更不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不仅被中国作为开放的启动模式，而且被不适当地作为整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模式，使中国经济过度地依赖于靠加工贸易和外部市场创造就业，这导致了沿海靠内地劳动力搞加工贸易的低利模式。因此，我们不但要承认中国劳动力禀赋的客观事实，也需要强调政策和战略导向的有效作用，即使在短期内仍然有一定的困难。危险的是我们唯一地从禀赋结构出发，看不到现实中的某些不利性存在着政策和战略上的原因，并认为在改变现状上政策和战略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继续利用加工贸易的就业与出口作用，需要完善加工贸易政策，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然而更重要的则是，为了使加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我们需要致力于完善加工贸易的政策，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从而实现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起步，最终达到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目的。这应当被作为中国在目前贸易格局上继续前进的可行路径。这是一条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的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发展一般贸易困难仍然较大的目前阶段，加工贸易不可忽略。促进加工贸易的升级需要积极的战略规划，也需要有效的技术支撑。加工产业链的延长需要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同时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
2.外贸实现质量型发展的主题
缺乏自有品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自主营销能力，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低的基础性原因。这三点是导致我们只能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原因。可以说，加工贸易的发展是一种基于“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战略，而正是单一地采用这一战略而又满足于出口增长的高速度，使我们丧失了发展自有品牌、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和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紧迫感、积极性。这再一次使我们看到启动开放的廉价劳动力战略的局限性。也同样使我们看到贸易发展并非单纯贸易领域的问题，而是以国家的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因此，从贸易的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转变的核心，是品牌的开发与自主技术的开发，这是扩大一般贸易的最重要条件。
国际营销网络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长期以来，中国注重生产，忽视经营，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和国际化人才也是这一状况的一个原因。这看起来是一个经营策略战略问题，但事实上也是一个开放的观念问题。如果我们只注重解决就业，认为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的唯一选择，看不到营销环节对于贸易利益的重要性，那么就不会重视这一点。只有在战略上重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经营性专业人才的培育上，从而逐步改变中国人的纯粹“打工”地位。
质量型的外贸增长也是与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在数量导向的外贸增长中，在外资加工贸易型的出口增长中，既出现了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和安全生产法的现象，也出现了一批严重破坏环境和高能耗、高消耗的产品，外贸增长以中国劳动者权益和社会环境的损害为代价，既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是新阶段上外贸发展必须进行的战略性调整。
3.发挥进口的积极作用
放弃对外贸高顺差的追求是新阶段上外贸战略调整的基点之一。比较充实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已经有条件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长期以来，出口被视为外贸拉动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进口的作用则被忽视了。由于内需不足，进口需求不高；大批产品以市场让出吸收外资，也减少了进口；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成为进口的主体。相比之下，以进口促进国内企业先进设备的采用，提高生产水平，以进口促进技术改造和创新等等，都被单纯地注重出口增长所替代了。因此，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上，要求我们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并促进资源进口多元化，以此增强进口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完善进口税收政策，发挥财税工具对激励进口的引导作用。
三、外资战略从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
外资战略转变的根本问题是提高外资在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在真实的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
1.关注外资引进下的经济成长的双重任务
在利用外资上中国经历了从不敢吸收外资到不顾外资影响的变化。由于国内战略的体制上的原因，在经过了扩张阶段以后，利用外资实际走上了一条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思想障碍，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障碍后，数量主导下的利用外资又使一些地方和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不关注本国产业发展战略和自主技术进步，放弃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忽视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道路。
经济成长具有增长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但宏观经济统计往往注重增长指标而忽略发展指标，这一偏向尤其影响了对一个开放型经济成长的分析。在外资大规模流入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必然显著提高，但是，如果新产业都是由外资建立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任务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增长与发展的差异在开放经济是表现出了特殊的含义。一般来说，外资流入时的增长的投资拉动是比较清楚的，但由于产业之间的关联，我们很难把宏观经济增长分为内资和外资。但是从发展的意义上看这却是明显可以区分的。新产业是由外资投入形成的，外资控制着产业的核心技术，这实际是并不是本国经济的发展。
2.延长产业链提高外资效益
提高外资对国民经济结构进步的作用是提高外资效益的核心。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外溢形成的。从产业关联说，外资企业可能形成对国内的需求，从而通过产业链拉动国内经济进入这个新产业；也可能通过其先进产品向国内企业提供，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更新和改造。因此，延长外资先进产业在国内的产业链，会加大外资对产业结构进步的贡献，这种贡献要比外资扩大出口的意义更大，更深远。随着国内产业链的逐步延长，新产业逐步形成。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外资企业一般是不可能将高增值端转让的。增强外资技术溢出从而实现我国产业进步的关键是延长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产业链。
3.以新兴产业转移为引资政策的重点
中国发展的高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而实现的。国际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条件决定了，继续使产业从国外向国内转移仍然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产业转移是一个大概念。在产业转移的最初级意义上，是发达国家某一个工厂全部拆开搬到国内来重装并开始生产；在稍高一级意义上是不转移企业，但通过新投资转移生产，原来由跨国公司母国生产的产品改由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生产。事实上，现代国际投资中的大量绿地投资越来越多是完全新生的产品的投资。这些产品可能跨国公司母国也还没有开始生产，或只是完成试生产，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只是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开始的。只有在这三种广义上理解国际产业转移才是更完整的，才是完全掌握了现代国际投资的内容。
强调最新产品国际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吸收外资不再只是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取代发达国家生产，而完全可能是全新产品的生产。这使我们有可能把吸收外资的过程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把利用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更好地结合起来。从广义上理解国际产业转移是我们实现引资战略重点调整的前提。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上引资的目标应当是先进产业的引进，并且在这一引进中尽可能提高国内产业的关联度，提高对国内产业前后向的联系以增强拉动作用。使中国在引进外资中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应当是外资政策的重点。
4.以持续优化投资环境取代不断强化政策力度
以更优化的投资环境而不是更有力度的政策优惠引进外资，是新阶段上外资政策和战略的基本方向。中国的引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也包括广阔的国内市场，目前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也已经很高。要避免各地政府继续依靠更优惠的政策让利税作为引进外资的主要手段，而要把战略重点放在投资环境的营造上。投资环境包括政府和社会的服务，同时包括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本地产业配套的便利。外资企业可以靠这些条件在发展中获得更低的成本，甚至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这种吸收外资的条件是外资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共赢，也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集群式发展的一个条件是促进地区间的产业分工，避免产业趋同及过度竞争。政府应当努力引导国内企业进行相关投资，为外资企业配套，同时也形成中国企业的发展条件。
一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也是具有阶段性的。当市场环境不健全时，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条件。当市场更加规范，投资机会不断增加后，由正常经营获得利润转而成为外资流入的主要原因。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经历这样的阶段性变化。在具体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上，由于国内劳动力等要素供给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等，都会导致主要流入产业的不同。
5.以产业链和集群实现内资与外资的共同发展
这实际上又提出了一个如何既开放又更好地用好国内资金的问题。当外资数量导向的时候，必然形成对国内资金的挤出。产业链和集群式发展既给外资提供了发展条件，也为国内企业创造了发展空间。这就说明，正确的外资政策导向既有利于吸收外资，也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内投资。当中国发展呈现巨大潜力的时候国内企业仍然不能有效投资，其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制度不健全。经理可以换，所有者可以变，但企业本身可能永存，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活力的原因。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和民营企业的家庭制性质导致两类企业都缺乏长期发展的内在机制，从而不能致力于长期投资和企业发展。二是缺乏企业家队伍。企业家的本质是能够冒市场风险，把不确定的产品市场机遇变为现实的产品，这种能力决定了投资需求，但是中国缺乏企业家使这种投资需求很小。三是金融市场不完善。沉淀的社会储蓄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转变为企业投资，投资品种少，股票市场功能不健全，金融工具创新少等等，这一切导致国内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因此，通过国内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化，使国内资金能得到更好的利用，是当前改革的重点。这与继续吸收外资一点也不矛盾。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用外资比用内资还容易”的局面。
四、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
在中国提出自主创新战略目标后，开放战略不是后退而是推进，即需要回答如何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这样一个全新主题。
1.消除外资技术溢出低的体制机制原因
对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专项研究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并不直接来自于外资，外资带来的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技术。在中国的产业进步中，大量关键技术的产权属于外资，实际上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技术差距。“以市场换技术”是在我国外资政策最初强调产品外销以后提出的市场开放战略。当时的认识是，只要我国允许外资企业产品内销，跨国公司就会把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获得技术。可见这一战略是以引进先进技术与中国让出市场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制定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强调提高外资质量实践中，评价标准就是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并不管是合资还是独资，有没有技术转让条款，要不要国内配套，技术怎样溢出。这正是我们今天对外资质量认识和评价中的一个误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什么原因使跨国公司不把最新技术放在中国，而在于国内技术吸收能力低，产业配套能力差，政府的强烈数量导向加剧了中方的弱势地位，所以单有外资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表明，由于外商只是把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在中国的产业链很短。在吸收外资中也特别鼓励大项目，但事实上项目越大，中国产业链越短，因为国际大公司通过系列投资自己解决了零部件供应。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注意扩大本地采购比重，但成效甚微。除了外资与我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外，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放松了国内技术创新的努力，以为外资的发展就能直接使我们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又形成了更加依赖于外资的格局。评价标准上的清醒是我们增强技术创新紧迫感的前提。
2.自主创新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中的战略要点
自主创新是对单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战略的否定。从对外开放起步以来，廉价劳动力战略是中国开放的基本战略。解决就业问题的紧迫性与中国的低技术水平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必然性。但是28年来我们却忽略了战略升级，甚至因这一战略的成功而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也应当长期唯一坚持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体制机制是一种支撑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更多利用劳动力得到鼓励，落后地区则是鼓励劳动力的流出。自主创新的提出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战略多样化的一个标志。
自主创新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实现技术进步的新课题。尽管有上述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开放战略并不应当否定，我们只是要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不可能通过吸收外资来实现的，即使吸收外资对国内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我们还是不能把国家整体技术进步的立足点放在外资上，而只能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实现自主创新，两个战略基本点归结为一个战略，即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客观地讲，开放可以促进竞争，通过竞争和体制机制的变化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巨大的国内外技术差距，开放条件下中国技术进步的压力十分巨大，国内的一些企业根本无法生存，技术进步没有企业和市场的支撑。更直接的是人才竞争。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也越多，层次越高，对国内科技人才的竞争就越激烈，在这种竞争下，国有企业因为机制差而无法竞争，民营企业则因为新生而无能力竞争。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需要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化，其中包括内外资企业在人才上的平等竞争。
3.多管齐下实现技术创新
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需要进行全面的深入探索，其中至少应当涉及这样一些问题：走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到完全自主创新的渐进式发展道路，通过购买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创新；通过集成利用国外技术，创造出新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外国技术控制和有垄断力量的领域中，要集中国家与社会资源进行突破。要鼓励国内企业与有技术的外资企业合作，外资可以通过技术入股，通过这种合作共享技术进步的成果。要形成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是人才领域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国有和民营企业有可能大量吸收中国科技人才，甚至吸收外国人才。
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三者并举，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总体战略。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最好地实践这几条创新道路。
五、体制改革与扩大开放的统筹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求深化国内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当前对外开放中存在着的一些粗放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内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在新阶段上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投资环境的优化、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只是外资准入领域的扩大、激励政策力度的加强或出口贸易数量的简单扩展。
国内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是许多开放效益问题的根本原因。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是推进开放的战略思路。但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更多利用外部资源的格局，主要原因是对外市场化程度更高，政策更优惠。现在的任务是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在用好国外资源的同时用好国内资源。
1.完善国内金融系统，深化企业改革，提升国内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国内经济体制上的问题导致银行系统沉淀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原因既在于我们企业的低效，也在于金融系统的不健全。国内经济研究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开放效益研究也归结到这一点。中国缺乏市场化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重点就是深化国内改革以尽快改变这一局面，从而改变把发展和就业的可能性主要寄托在外资引进的格局。
2.优化投资环境，创造产业集群引资能力，改变单纯依靠优惠的外资政策格局。改善投资环境是制度性开放的核心任务。从产业领域看，中国的开放格局已经比较全面。继续扩大开放主要是适应WTO谈判的要求，通过体制优化，更加规范透明来创造现有开放领域更好的投资环境，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投资吸引力，而不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领域、强化政策激励力度或降低劳动力价格②。现有外资政策片面激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格局需要改变③。
3.优化地区间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型发展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重心是消除国内地区间的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和自相竞争。要在维护我国分权式经济体制的发展优势的前提下加强地区之间的发展协调和一致对外，减少内部竞争，减少对外开放竞争性发展下的利益流失。中央政府要制定竞争规则，限制地区间恶性竞争，特别是要通过对土地资源使用，政策优惠限制，环境保护原则等的控制来消除恶性竞争。地区之间要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对外谈判协调机制，相互沟通协商机制，发展利益分享机制和长期联合发展机制。
4.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外资的效益性指标体系代替规模化指标体系。开放与国内发展一样，要以科学发展观理念指导指标体系的建设，以发展效益的原则建立开放效益的科学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现在通行的指标体系不直接具有科学发展的意义或福利的意义。根据国家发展目标的要求，建立更有发展导向的指标体系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条件之一。GDP、外贸规模和外资数量等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的指标，但由于经济全球化，这些指标已经不能准确体现发展的国民福利意义了。正如今天我们以外资数量体现开放的进程，以非公经济的比重体现改革的进程一样，当中国的发展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目标进军时，我们需要新的指标体系导向。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的原则是，排除不能确切体现实际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外贸规模)，改进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变异指标(如GDP)，采用更加真实体现国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标(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的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要研究制定发展外贸与利用外资的效益指标，使这些指标的导向性更加科学合理。
注释：
①本文节选自《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为该书导论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本刊在此发表时有删改。
②参见：“中国产品竞争力：产业集群打造中国价格”，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7月12日。
③产业集群和竞争力的思想来自于：[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中译本，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