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人不宜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两大论文,唐宋论文,婉约论文,豪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人们习惯上将唐宋词人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但实际上这种分法是很不科学的。本文从题材选择、表现方法、词的风格等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
人们习惯上将唐宋词人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刘福元、杨新我先生在《古代诗词常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将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不同之处（即划分的原则）归结为：“在题材选择方面不同。婉约词派多写儿女之情、离别之思，豪放词派则广泛地选择题材；在表现方法方面不同。婉约词派多用含蓄蕴藉的方法，将情思曲折地表现出来，豪放词派采取得更多的方法，以铺陈、直抒为主；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婉约词派多委婉、绮丽，豪放词派则以恢宏、沉郁为主。”
该书及吴丈蜀先生的《词学概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书，均认为属婉约词派的词人有晚唐五代的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北宋的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及南宋的姜夔、吴文英等。属豪放词派的词人有北宋中叶的苏轼、南宋的辛弃疾及辛弃疾前后的一批爱国词人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
其实，把唐宋词人按以上原则分为两大派是很不科学的，它并不符合词创作的历史实际。
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并不能将唐宋词人分成婉约、豪放两大派。
词产生于民间，从最早的民间词——敦煌曲子词来看，其题材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人民保卫家乡抗击侵略的斗争、婚姻恋爱的情趣、被凌辱妇女的苦痛、游子的思乡之苦、忠臣义士的豪言壮语等等。盛中唐时期，一些文人开始试用词这种形式来创作时，其题材也很广泛，如李白的《忆秦娥》、张志和的《渔歌子》、白居易的《忆江南》等。晚唐的温庭筠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他虽对词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词的题材却局限在一个只供歌女演唱的闺情相思的狭窄范围内。于是，当时的文人人为地将词和诗区别开来，有意将诗词作了分工，把一些议论、说理的题材用诗来表现，把酒边花下、男女情爱的题材用词来表现。这便形成一种风气，所谓“诗庄词媚”就是指此而言。吴丈蜀先生在《词学概说》中说：“是苏轼的词首先冲破专为抒写爱情或离情别绪乃至个人的失意伤感等等范围，把词的内容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题材多种多样”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晚唐五代及宋初的词题材确实比较狭窄，这与上述文人对词的题材的认识有关，与词本身的形式（多为小令）短小，不易表达复杂的内容有关，也与词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狭窄有关。如《花间集》中的词作者大都生活在比较繁华安定的环境中，总是从皇亲贵族弦歌宴饮中寻找词的题材。但是，即使这样，“花间”词人中也有人打破了男女情爱、离愁别绪的框框，抒写多方面的内容。如李珣的《南乡子·乘彩舫》描写了南国风光和劳动妇女的生活；牛峤的《定西番·紫塞明月千里》写了边塞风物和边塞战士的思乡之情等。南唐后主李煜的早期词题材较狭窄，但被俘之后，由于生活经历的变化，自然就把自己深痛的亡国之恨融入词中，题材便有所开拓。北宋初的范仲淹、欧阳修也都在词的题材方面做了有益的开拓，特别是范仲淹的《渔家傲》上承唐人边塞诗，为词的题材打开了新的领域。自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长调后，更大大扩充了词的容量，加之他长期未能入仕而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他的词更突破了传统的狭隘题材，抒写了新的社会内容。
这些说明，扩大词的题材并不是从苏轼开始的。而苏轼之后被视为婉约词人的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所抒写的题材可以说比苏轼更为广泛。至于南宋时期，宋金交战频繁，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词这种文艺形式也必然就成了许多爱国志士手中的武器，用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因此出现了辛弃疾、陆游等大批爱国词人，此时词的题材当然也就更加地扩大了。
这一切都证明，词的题材是在众多词人的共同努力探索下，随着词本身形式的扩充，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词人社会生活的扩大、丰富自然而然地扩大、丰富的，因此，用词的题材不足以把唐宋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个派别。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唐宋词人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大着词的题材，但是以词来抒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思仍是唐宋词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所谓的婉约派词人还是所谓的豪放派词人，这一题材所占的比例都是相当大的。如苏轼词中这方面内容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辛弃疾词中也绝不少于百分之五十。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从词的题材选择上是不能把唐宋词人截然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派的。
其次，在表现方法上，分派者认为婉约派多用含蓄委婉的方法将情思曲折地表现出来，而豪放派则是以铺陈直抒为主，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所谓的婉约派词人并不是只用含蓄委婉的方法将情思曲折地表现出来。南唐后主李煜词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胆真挚，能把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吐露出来。如“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这些动人的词句，我们能不说都是直抒胸臆吗？同样，李清照《声声慢》中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多么大胆直率，她将自己的千种忧愁，万般苦楚，毫无保留的从笔端喷发出来，这难道不是直抒胸臆吗？相反，所谓的豪放派词人的豪放词倒也经常大量使用委婉含蓄的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这首词从内容上讲是表达爱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愤慨，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上片通过写眼前的暮春残景，既表达了自己功名未就、年华虚度的处境，又表达了南宋朝廷前途的暗淡。下片又通过写古代宫女的失庞忧怨，表达了自己屡遭贬斥的遭遇。真可谓是摇曳多姿、委婉含蓄。另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典故表达出希望朝廷能够重新重用自己的心愿。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孙权、刘裕、廉颇等历史人物的典故表面自己的北伐热情和眼前的处境，不都是一种委婉含蓄的手法吗？
另外，铺陈手法是所谓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创制慢词长调后所大量使用的。其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就是以铺陈手法见长，它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北宋前期杭州的盛况和西湖的风光。后代词人，包括所谓的豪放派词人都只是继承了这种手法而已，怎么它倒成了所谓豪放派词人的专用表现手法了呢？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苏轼在词中首先采用了议论和用典的表现手法，如《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用典，《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议论。这在前人的词中确实是极罕见的，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表现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并没有成为所谓豪放派的专利方法，苏轼以后的很多词人，不论是所谓的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都继承或借鉴了这种表现方法。周邦彦词中大量采用的隐括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典。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和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样也都是在议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表现方法是因人而异，因作品的内容而异，而且它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绝不是哪个派系所固有的，不能凭它把唐宋词分成两个派系。
第三，我们再从词的风格上来看，风格的不同也是分派者将唐宋词人分为两派的主要依据。
在浩如烟海的唐宋词作中，有的词委婉骑丽，有的词恢宏豪迈，确实是表现出了婉约与豪放两种不同的风格。但是我们也不能凭此就把众多词家划分为两大派，因为一个作家的诸多作品并不只局限于一种风格。
作品的风格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由于写作的时代和环境不同，同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就可能不同。南唐李煜，由于其前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其词的风格前后就不相同。他后期词的风格虽还算不上豪放，但也不是婉约所能概括的。宋代李清照的词也是如此，其前期词的风格总的来说是清新、活泼、自然、明快，确可算得上是婉约。而后期，由于国破家亡的不幸遭遇，生活黯淡凄苦，其词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沉郁、伤感，甚至有的词有了恢宏豪迈的气概。如《渔家傲》词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等词句，真是气势磅礴，豪迈奔放。近人梁启超也曾评说：“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由此看来，生活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
此外，即使是一个词作家同一时期的作品，由于其作品所抒写的内容不同，作家思想感情不同，其作品风格也可能不同。如苏轼在知密州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写过三首名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记梦》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出猎词是作者借出猎来抒发自己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壮志，所以慷慨激昂，词风豪放。记梦词是作者悼念已死去十年的妻子，所以委婉凄凉，词风婉约。中秋词是作者抒发被外放不能回朝的抑郁心情，怀念不在身边的弟弟及阐述人有悲欢离合的人生哲理，所以又表现出一种既忧郁凄婉又洒脱超逸的风格，介乎于婉约和豪放之间。同样，范仲淹写离愁别恨内容的《苏幕遮》词风婉约；写边塞抗敌生活和气概的《渔家傲》词风豪放。辛弃疾抒写爱国激情的《破阵子》词风豪放；抒写男女情长的《祝英台近》词风婉约。总之，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的思想感情决定着作品的风格，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说：“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西北大学学报》1980第三期）
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内容为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而写出不同风格的词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同一词家兼有两种风格的很多，我们怎能截取一个作家的一首或一部分作品就把他归为不同的派别呢？
这里，我们也顺便说说被分派者所津津乐道的关于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所载的轶事：“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中郎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分派者为此说明宋代词家已有两派，即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然而，这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一轶事只能说明柳永的《雨霖铃·塞蝉凄切》和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是风格迥然不同的两首词，一首是典型的婉约词，一首是典型的豪放词，而并不能仅因此而证明两人已分成了婉约派和豪放派。因为如前所述，一二首词风格的不同并不能将作者分成不同的派。如果按这种以偏概全的推论，我们将柳永和苏轼的另两首词相比，也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中描写杭州市外的景象时用了“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的句子，风格气势雄伟壮观；而苏轼的《浣溪沙·春情》中描写少女情窦初开的心理特点时用了“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的句子，含蓄委婉、风趣多情，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我们能据此又把柳永划为豪放派，把苏轼划为婉约派吗？显然这同样也是不适宜的。
分派者中有人说，唐宋词人归属哪一派当视其主导方面，苏轼词作风格的主导方面是豪放，所以归为豪放派；柳永词作风格的主导方面是婉约，所以归为婉约派。柳永词作风格的主导方面是婉约不假，但苏轼词作风格的主导方面是豪放却令人怀疑。苏词现存三百余首，而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词也就三四首，约占全部词作的百分之一，难道这百分之一能代表其风格的主导吗？
也有人说，苏轼的豪放词数量虽不多，但也不宜用统计学的方法作死板刻求，苏轼毕竟为词体开拓了表现领域，为南宋慷慨悲壮的爱国词开了风气，因此把他视为豪放派是无可非议的。苏轼为词开拓了更广的表现领域，为南宋爱国词开了风气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还可以说他对词的发展繁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跟把他视为豪放派并无关系，不把他视为豪放派谁也不会否认他的成就。而北宋词坛的其他名家如范仲淹、柳永、周邦彦、李清照等对南宋爱国词产生的影响，也是谁也不应否认的。至于不以词作的数量为标准，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标准呢？“花间集”中牛峤的《定西番》，李清照的《渔家傲》都可算为豪放词，难道我们也能不按数字统计学的方法荷求，把他们也划归为豪放派吗？
综上所述，无论从题材选择上，表现方法上，还是写作风格上来看，都不能也不应把唐宋词人划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派。
分派者中也有人看出，只把唐宋词人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并不足以说明各个词人的不同风格特点，于是又进一步划分。把豪放派分为苏派和辛派，其实属于苏轼派的除了苏轼本人还有谁呢？一个人怎么称派？把婉约派分得更细：花间派、南唐词派、晏欧派、周吴派、姜张派等。其实，花间派词人中温庭筠和韦庄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的词风也不相同；南唐词派冯延已和李煜的词风不仅不一样，连李煜本人的前期词和后期词的词风也不尽同；周吴派的周邦彦和吴文英相隔一百多年，他俩的词风更有差异；姜张派的姜夔和张炎虽都提倡“清空”，然而他俩的词从内容到艺术上都各有特色。难道对他们还需用细致地分派吗？要知道，派分得越细，就越等于没有分。
唐宋词人本身并没有分派。明朝时，张綖在《诗余图谱》中说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耳。”在《淮海集》中也提到：“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张綖当时只是指出宋词的风格分类两大类，秦观婉约风格的词多一些，苏轼豪放风格的词突出一些，而并没有把宋代词人分派。近人吴梅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中说：“前者（指婉约派）在沿《花间》之遗，后者（指豪放派）为苏黄脱去音律之束缚。”吴梅开始给宋词人分派，并延括进晚唐五代的词人，但他却把黄庭坚划进了豪放派之中。
五四以来，胡适、胡云翼进一步把唐宋词人分成派，并极力推崇词中的豪放派，把其作为词的主流，而把婉约派称为逆流。这种偏激的观点虽已不为现在大多数人接受，但是仍把唐宋词人分为两大派还是不利于对唐宋词的研究。因为：
1.这种分派仍然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婉约派词人，抬高了豪放派词人，不利于我们对各个词人做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被归入豪放派的词人总象是戴上了一顶桂冠，倍显荣耀；归入婉约派的词人总象是充满了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让人另眼相看。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一种错觉，好象一提到苏轼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慷慨放旷之人；一说到辛弃疾便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失意的莽莽武夫，而看不到他们清丽、飘逸、缠绵妩媚的真情。一提到柳永便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多情公子，而看不到他在词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开拓；一提到欧阳修便是“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楼倚”的写柔情的妙手，而看不到他的开阔雄放词对苏轼豪放词的影响。这些偏见和误解极不利于对一个词人做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尤其不利于对所谓婉约派的大词人做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2.这种分派不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了解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发展繁荣的全过程及各个时期的词家对其发展繁荣所做出的贡献。词的发展繁荣是在众多词家共同探索努力下完成的。无论是所谓的婉约派词人，还是所谓的豪放派词人，他们之间都有一种相互承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南宋前期爱国词的产生与苏轼对词的改造革新有极重要的关系，但与欧阳修、柳永、周邦彦、李清照等对词的改造革新也有极大的关系，两者不可缺一。我们为什么非要人为地将他们隔裂成两派而对立起来呢？
为了清楚地了解唐宋词发展繁荣的全过程，我们认为，学习唐宋词还是应该将其发展繁荣的全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清代初年，尤侗曾经主张将宋词象唐诗的分期一样，也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他在《词苑丛谈》中说：“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刘体仁在《词绎》中又将唐五代词归入其中，他说：“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当代学者宛敏灏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序言中，将唐宋词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一）唐五代和北宋初年的令词发展极盛时期；（二）北宋中叶到南渡的词的革新时期；（三）南宋前期的爱国词壮怀高唱时期；（四）晚宋词的感喟哀时时期。将唐宋词的学习分为这四个历史时期，可以避免单纯把唐宋词人分为两派的种种弊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唐宋词的发展全貌及对不同时期的词人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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