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知识管理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CLASS NUMBER G250
当前，全面、系统地研究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弄清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变革是图书情报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1 知识管理发展的新动向及其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明显加快，伴随而生的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引起了世界各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普遍关注。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十分活跃，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理论和企业知识管理方面；但最近几年开始拓展到图书情报领域，引起了国际图书情报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和趋势。例如：①1999年11月召开的美国情报学会（ASIS）99年会的主题为“知识的创新、组织和利用”，它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ASIS（后来改为ASIST）还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专业委员会。②国际图联（IFLA）召开了主题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知识时代的变革”的2001年会，其目的是增强图书馆员在知识时代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机信息和教育2001年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图书馆如何管理知识”。④国际文献信息联合会（FID）在其网站中专门开设了“知识论坛”栏目，旨在促进全球图书情报人员就知识管理的学术与经验进行交流。⑤国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如T.Kanti Srikantaiah and Michacl Koening编辑的《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研究了知识管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价值，并试图在图书情报界与商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为图书情报专业人员致力于发展知识管理系统和创建知识管理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英国学者Denis F.Reardom在Knowledge management：the discipline for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professionals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员即是知识管理者，图书情报学应引入知识管理方面的课程；一个国际研究项目则表明，图书情报行业应尽快表明其对知识管理的价值并参与知识管理的研究[1]。⑥知识管理已成为国外许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并出现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各层次的专业教育，以培养专门的知识管理人才。⑦澳大利亚Charles Sturt大学信息研究学院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小组”，目的是开发知识管理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目前该小组正在实施3个研究开发计划，其中之一是基于知识的图书馆计划（knowledge-based projects in libraries），具体目标是应用智能技术进行图书信息的管理，实现远程学术指导、知识化分类、智能采购、读者帮助等功能。从研究开发角度看，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国家、企业、社会其他机构的知识管理研究项目，以推动知识管理在产业、企业和社会中的应用。⑧OCLC在2001年举办了一系列有关知识管理的主题研讨班（会），如“知识时代的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方法与系统”等，让图书馆各层次管理者、规划者、各类专业人员（如系统图书馆员、编目员、网页管理员、数字资源管理员等）了解当今图书馆管理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识图书馆管理与商业管理的区别，探讨知识管理的背景、动力、定义及其与万维网页演化和数字知识资源的交叉等问题[2]。
以上这些新动向都集中反映了一种趋势：知识管理的研究正在向图书情报领域拓展，必然会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说明两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虽然我国有关知识管理的学术论文逐年增加，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介绍和跟踪国外知识管理的理论进展或企业知识管理的，而对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互动关系的研究却很少涉及，亟待加强。这方面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管理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这是因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既是知识经济的必要基础，又是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任务。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因此，研究和弄清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互动关系，必然有利于满足知识管理乃至知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二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简称图书情报学）创新和发展的需要。由于知识管理的兴起和信息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图书情报学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急需研究和解决；而知识管理不仅为图书情报学的变革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且提供了全新的观念、理论、方法和途径，必然会大大促进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三是促进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情报事业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情报工作在知识管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对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其成果将有利于从知识管理的高度来认识和发展图书情报事业，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从而促进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作用。
2 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情报学的变革
2.1 “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热点。
80年代以前，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将文献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有些学者提出，将图书馆或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事业作为研究对象。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随着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信息（情报）。与此同时，鉴于情报的知识属性，有些学者提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的论断，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影响最广泛的当数英国著名的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他认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知识。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住这一论断的精髓，从总体来说，直到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热潮兴起后，图书情报学才真正将知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目前的研究认为，知识可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客观知识是记录在某种载体上的可编码知识，而主观知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很难甚至无法被编码，又被称为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1997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专题报告中对知识进行了重新分类：Know-What，即“知道什么”的知识、Know-Why，即“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How，即“知道怎样做的知识”或称“技术知识”、Know-Who，即知道“谁拥有知识”的知识[3]。前两类主要属于客观知识，后两类则属于主观知识。文献是客观知识在现实世界的表现形式，将文献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混淆了事物的本质和形式。信息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粒子都通过某种形式传递着信息，可以说，信息是物质存在和被感知的形式。图书情报学所探讨的主要是范围较窄的一类信息——文献信息或情报，它属于客观知识的范畴。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从文献转变到情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飞跃，但以情报或文献信息作为研究对象仍然是不准确或者不全面的。首先，它没有认识到情报和文献信息更深层的实质——知识。尽管知识与情报的关系是传统图书情报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情报的知识属性也已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并没有在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情报的整理、组织、检索、传递与利用过程的实质是知识的组织、传播和利用过程。而且，随着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深入，主观知识的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单纯以客观知识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无法容纳学科的发展。由于知识与信息的天然内在联系，图书情报工作者是最早的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倡导者。尽管对于什么是知识管理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基本观点都是相同的。如卡尔·弗拉保罗提出：“知识管理是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途径。”S·娄纳卡认为：“知识管理要求致力于任务的知识创新、传播并具体地体现在产品上。”[4]从这两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不仅涉及客观知识，也包括对主观知识的研究。由于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的深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也突破了客观知识的组织，将研究扩展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换言之，它不仅研究客观知识还研究主观知识，也就是知识的生产、传播、有效提供和控制的全过程。因此，将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客观知识的范畴是不全面、不充分的。从上面的讨论和知识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应该是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2.2 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化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和重点也不断变革和创新。20世纪40年代以前，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的各种要素作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分类、编目、书目资源管理、文献采访、文献保存与保护等等。40～50年代，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献工作或文献学，如文献分类、编目、文摘、索引理论与方法等。60～70年代，由于文献量剧增，计算机在信息组织、检索方面的优势日益明显，计算机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MARC、联机检索等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引文分析、书目计量学的地位也日渐上升。80年代，计算机大量应用于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自动化集成系统、文献信息管理系统、联机数据库检索系统的开发应用以及图书情报网络化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进入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图书情报界逐渐认识到知识是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与之相关的知识组织、知识管理以及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5]。
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化使知识组织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与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还有一定的差距，其本意是分析文献中的逻辑内容，找出人们进行创造和思考的知识节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和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知识的恰当表达和计量方法，尽管我们利用超文本技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但其中的各种元素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献层，准确地说是运用知识组织的思想进行的文献组织。因此，知识组织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首要研究课题。
图书情报学目前最活跃的一个生长点是知识管理，它引发了图书情报学一系列的深刻变革。知识管理充分吸收了信息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核心是在充分占有信息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上的知识创新。由于知识和信息所固有的内在联系，图书情报界在认识到知识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之后，迅速将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的成果运用到知识管理领域，图书情报工作者成为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目前的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图书情报学为背景的研究者与以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学为背景的研究者相比，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图书情报界的知识管理研究更注重理论上的探讨，而实践方面的经验明显匮乏，使得目前图书情报界在知识管理研究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这应该引起图书情报学研究者的密切关注。
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前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数字图书馆所拥有的包括信息、知识各种要素在内的所有智力资本进行组织、开发和运营，实现知识创新、知识扩散和知识增值的过程。它主要要解决知识组织、知识开发、知识服务、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等问题，其中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要有效实现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建立适应知识管理的扁平化组织管理模式；其次，要建立一个充分支持知识的表示与管理、积累与传递、挖掘与再生、利用与评价，以及以用户为中心的虚拟化、个性化、智能化服务的新型技术基础；第三，要建立一个有利创新、交流、学习和知识应用的环境和激励机制[6]。
2.3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图书情报学的特征方法。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明显的综合化趋势。由于知识管理产生和发展的多源性，它的研究融合了文献计量学等图书情报学的特征方法以及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知识管理所探讨的知识的组织、传播和利用等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这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也日益综合化。例如，知识组织的研究综合运用了信息计量学、计算机科学、逻辑学、认知学等的原理和方法，信息计量学用于研究客观或主观知识中知识和信息的计量，分析其使用和分布规律，逻辑学和认知科学用于分析文献中各个知识单元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复杂关系的表达则需要依靠计算机来实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也同样如此。尽管迄今还没有形成知识管理的特征方法，并且知识管理也不是图书情报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但随着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体系的形成，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法的综合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2.4 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体系正在形成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图书情报学先后形成了以文献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和以信息为中心的学科体系。90年代以来，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由于信息和知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沐浴在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人的任何活动无不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这使得图书情报学成为一门渗透性很强的学科。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和许多带有横断性质的理论研究的突破，图书情报学借鉴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大量成果，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分支，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因此而迅速膨胀，以至企图把所有与知识和信息相关的学科全部纳入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中。其结果是整个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变得十分庞杂，这使许多研究者陷入了这样的困惑：图书情报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学科？难道真的是与知识和信息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属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吗？A.J.Meadows鉴于目前的这种状况指出：“现在的根本问题不是能否找到适用的理论去适应情报学的各个不同分支，而是现有的各种理论能否整合起来为整个学科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图像。”[7]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运用引文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目前仍没有对此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图书情报学是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以知识的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增强知识生产能力和提高知识应用效能为目标的一门学科。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并不是图书情报学专有的研究对象，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甚至仿生学等许多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知识进行着研究，我们不能因此而将这些学科全部划入图书情报学的体系。图书情报学的任务应该是揭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规律及其方法，因此，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也应以此为主线。与之相关的具体实现技术和策略、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则应划入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和其他各个领域，它们只是为图书情报学提供方法和实践检验，并不是图书情报学固有的构成成分。总之，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也在变革，正在以知识为中心进行重组和创新，使图书情报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横断学科。
2.5 图书情报学教育将围绕知识和知识管理进行全面调整
由于知识管理直接促进了社会知识的创新，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图书情报学教育因而出现了多层次化的需求。图书情报学的普及教育指导人们如何获取和利用知识；图书情报学的一般专业教育使图书情报工作者具备基本的组织和传播知识的技能；图书情报学的高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知识管理专家，他们需要具备整体策划和组织、实施、调控知识管理每一个环节的能力。图书情报教育不再仅仅是面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情报工作者的教育。目前，国外许多图书情报学院都开设了专门的知识管理课程，甚至有些学院已经开始专门的知识管理学的学位教育，但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专业资格认证、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教育方面[8～9]。
同时，知识管理的出现促使现有的图书情报学的教学内容面临着重大调整。由于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作方式的不断变革，传统的图书情报学中一些培训手工技能知识的课程将不断萎缩或取消，认知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与知识的生产、组织、传播、使用密切相关的学科将成为图书情报学新的教学内容。图书情报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仅仅是满足图书情报机构开展工作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满足企业和各种组织对高层次知识管理人才的需求。
综上所述，“知识”是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是革新其概念体系和理论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图书情报事业是社会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影响；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目前，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的影响下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知识管理是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的研究方面具有许多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果图书情报学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它的学科地位和应用范围等都将发生一次大的飞跃。否则，图书情报学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