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和政府保护的工资上涨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效应论文,工资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和民工荒的出现，国内普通劳动者工资正在持续加速上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3年期间，全国分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员名义平均工资以年均增长率13.88％的速度持续增长，增幅高达37443元；实际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0.46％，增幅23667元。在严峻的工资上涨压力下，作为调节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关系重要力量之一的流动劳动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集中在缩小地区工资差距方面，而忽略了劳动力可以“用脚投票”流向高工资行业从而造成平均工资上涨；大多数研究把工资上涨归因于结构性短缺或总量短缺。基于此，劳动力流动对工资上涨的传导机理可以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产业升级”带来工资增长；另一路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工资上涨。 “产业升级”工资增长机制强调了流动劳动力所承载的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认为在行业间流动的劳动力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该行业创造高附加值。唐茂华(2007)研究指出，刘易斯转折点有工资转折和劳动力短缺之分，并指出中国将要面临在劳动力充裕供给条件下的工资上涨，可能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带来劳动力市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钟笑寒(2006)发现劳动力流动可以促进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不仅提高了总体的经济效率，而且可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经验检验也支持了劳动力流入对工资增长的正效应。相似地，张车伟(2015)指出就业出现技能偏向，职业和工资呈现两极化，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工资上涨速度更快，而低技能、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增长缓慢，尤其服务业内部分化突出。彭国华(2015)应用匹配理论模型发现：改革开放前，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区之间劳动力技能的分布差异；开放后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引入了相对更多的新技术型工作岗位。 与“产业升级”式工资增长相对的则是“刘易斯拐点”式工资增长，这种传导路径忽视了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关联，该假说最早由Lewis(1954)提出，强调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的扩张全部吸纳后，工资会显著上涨。在该假说下，欠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因滞留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农业工资仅仅维持在生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部门非农产业的扩张需求就成了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劳动力流动，农业部门可以将劳动力过剩部分转移到城市部门，或者城市部门非农产业以更低的劳动成本进行生产，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Lewis，1989)。该假说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丁守海(2011)从家庭分工的角度验证劳动力供给是引发工资上涨的重要因素并发现正是由于留守劳动力的保留工资随留守人数的减少而不断递增，工业部门要将留守劳动力持续地抽出来作为产业工人的新补给，就必须以工资的不断上涨为代价。蔡昉等(2010)认为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当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加的时候，一方面表现为全国范围不断出现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以此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 事实上，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工资效应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二者之间看似毫不相关实则关系密切。一方面，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因素可以总结为市场供需、个人特征、行业差异及歧视性因素。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式增长和“刘易斯拐点”式增长分别从不同层面诠释了工资上涨的原因：前者着重于劳动力流动所承载的人力资本甚至产业结构效应，而后者聚焦于伴随劳动力流入而产生的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既有可能改善工资状况也有可能恶化劳动者状况：一方面，农业部门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过剩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把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部门致使非农部门的劳动力过剩供给，对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产业内部流动劳动力可以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以及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知识而提升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帕累托改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因此，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工资效应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重可能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对工资的影响究竟是因为“产业升级”带来的增长还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导致的增长，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劳动保护程度。劳动保护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流入劳动力的结构状况，同时也会决定劳动力的流动数量，由此对工资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考虑到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争抢民工”现象，地方政府之间的劳动力竞争可能迫使政府将劳动保护作为吸引劳动力流入的筹码，劳动保护水平可能会内生于劳动力流入的规模，因此也为劳动力流动影响流入地劳动者工资水平提供了一条规模、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求关系之外的间接途径。 由上可知，劳动力流入的工资效应不仅要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求关系等方面得到不同的反映，还要考虑到劳动保护的决定作用。事实上，罗来军(2012)、丁守海(2010)、Green(2008)等均阐述了劳动保护、劳动力供给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内生关系。因此，本文以地区分行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样本并进行指标分解，分别从产业结构、劳动力供求、政府劳动保护和经济增长方面梳理了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效应的理论传导机制，建立联立方程模型系统地检验了劳动力流动的工资效应、政府劳动保护的决定作用以及经济增长与劳动保护之间的反馈机制。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重新定义了与平均工资有关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缺口指标，将二者同时纳入模型中，避免了遗漏重要变量；第二，把劳动力流动的工资效应视为具有联动效应的传导过程，从政府的劳动保护、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劳动力供求四个方面阐释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效应的作用机理。第三，在模型中同时考虑到劳动力流动与政府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反馈机制，以及劳动保护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作用，更具实践指导意义。 二、指标构建与分解 (一)行业平均工资的因素分解
该指标实际上是对产业结构以基期的平均工资为权重进行加总。
值越高，高薪就业者占该地区就业人员的比重越高，表明产业附加值越高。通常垄断国有企业工资较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垄断利润两部分组成，推动国有企业工资水平提高的不一定是高技术而是垄断利润，通过垄断性行业对竞争性行业的收入抽取机制，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的工资水平便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邓伟，2012)。从这个层面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工资的部分来源是重合的，来自非垄断性行业附加值的增加。
＞1，说明实际工资总额低于理论工资总额，即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理论值，Supply值越高则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量过剩。 劳动力供给量偏离度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总体和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量偏离度：一是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引发的全国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可以看作劳动力供给总体的变化；二是各地区由于《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劳动保护能力以及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各地区之间劳动力供给程度的差异。依据郭瑜(2013)对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影响因素的构造方法可以对该指标进行进一步分解：
其中，
意味着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量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即相对全国水平的地区供给量偏离度；
则代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由于选择的参考系本身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化，即总体劳动力供给量的改变。 (二)指标计算结果 据上述分析可知：
国内所有地区在样本期间的名义平均工资水平都有显著提升，最主要动力来自行业总体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大致来看，2013年行业总体劳动供给只达到期初的30％，与预期下降幅度差距较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行业数据没有进一步细化，二是行业间平均工资差距较大。从产业结构来看，国内有28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改善状况，浙江、江苏两地的产业结构出现恶化，西藏地区的产业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整体说明产业结构正在逐步调整优化升级。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各地区表现不一致，有13个地区出现了劳动供给量的相对增加，新疆地区基本维持原状，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西藏、青海等地区在2003年的劳动力供给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剩余的17个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显著下降，其中北京、天津的劳动力供给低于全国水平，这表明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地区分布在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旺盛和不足的地区。 三、劳动力流动和政府保护对平均工资传导机制的理论基础 在可能影响劳动者工资上涨的诸多因素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无疑是讨论最多、引起较大关注的方面，而流动劳动力又是决定地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决定性因素。概括地讲，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前文对工资指标的因素分解，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取决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相对供给量。因此，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禀赋及劳动保护投入都会导致该地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给数量发生相应改变进而对当地的工资水平产生直接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对当地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数量的直接改变，还会因为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溢出、产业关联效应的存在而影响邻近地区的工资水平。因此要同时在分析框架中纳入流动劳动力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区域内和跨区域影响。 第二，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资上涨可能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导致经济低迷。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则可以间接地提高当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然而考虑到劳动力流入可能会对当地资本形成挤入或挤出效应，同时流动劳动力所承载的人力资本效应能否对地区经济产生积极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鉴于此，将本地劳动力流入量和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同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也是一个必要选择。 第三，劳动力流动还可以通过影响当地的劳动保护而对地区工资水平形成间接影响。首先，政府劳动保护直接决定了该地区的劳动者待遇，劳动保护力度的增强一方面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增强总体消费水平，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也会督促企业和个人增加学习培训时间，减少有效劳动时间，缓和了劳动力的过剩供给。其次，劳动保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民工荒”“招工难”、劳动力供给由过剩转为短缺的现实情况，地方政府会迫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压力通过增强劳动力保护力度来达到吸引外地劳动力或留住本地劳动力的目的，换句话说，劳动力流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整政府保护强度。最后，增强政府保护吸引劳动力流入，减弱劳动保护可能导致劳动力流出，但考虑到劳动力本身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就业状况，部分已经流入特定地区的劳动力不会再次轻易流出。这就要求对已流入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劳动力加以区分。 同时，劳动保护也是影响工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地区工资停滞的原因究竟是“产业升级困难”还是“劳动力供给过剩”，关键在于本地劳动力是否是该地区政府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换来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不仅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加速企业倒闭、资本外逃，导致资金、劳动力等资源不能充分流向新兴产业，从而造成产业升级困难；同时还会导致具有高素质、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失去优势，迫使企业使用大量低技术工人，加剧劳动力的同质竞争。因此，倘若仅因为政府加强劳动保护而吸引劳动力大量流入，则会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的均衡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四、劳动力流动的工资效应的实证检验 (一)检验模型构建 经分析发现，流动劳动力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及劳动保护等渠道对各地区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并且劳动保护与劳动力流入之间存在相互反馈机制，Bratsberg(2002)、Pantuosco(2001)、Krieg(1999)等已经在联立方程框架下对职业阶层流向或迁移决策、劳资关系和工资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探析。卿石松(2014)发现虽然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劳动合同一般只约定工资总额而不涉及工资增长机制，劳动合同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建立如下联立方程模型：
第一个方程为工资方程wage，是基于因素分解等式(见公式4)得到的恒等式。 第二个方程为产业结构方程str。被解释变量为与工资有关的产业结构Str，解释变量包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次项pgdp和二次项
，以观察产业结构随经济发展的演化特征；政府的保护程度gov；以及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增长率fpop，nfpop。 第三个方程为各地区劳动力供给偏离检验方程rs。解释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劳动保护程度gov和劳动力流入(包括本地流入劳动力fpop和外地流入劳动力nfpop)，以及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投入ins。 第四个方程为劳动保护方程gov。解释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及其二次项
，地区产业结构变量str，以及本地劳动力流入量fpop和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nfpop。 第五个方程为经济增长方程pgdp。经济产出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增加两个方面。解释变量包括：国内实际物质资本投资inv、劳动力工资成本wage和劳动力流动数量fpop，nfpop；该方程用以考察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对工资水平间接影响。 第六个方程为资本存量方程inv。被解释变量为实际物资资本投资inv，解释变量为本地劳动力流入量fpop和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nfpop，以检验流入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对资本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用劳动人口占比pstr表示地区拥有的劳动力资源禀赋。 第七个方程为劳动力流动方程fpop。被解释变量是本地流入劳动力增长率fpop为，根据劳动力流动理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主要受实际工资率wage的影响，劳动力流动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影响，还包括劳动保护gov、人口红利约束tdepl等因素。 政府保护可能会增强或干扰劳动力流动对平均工资的作用，政府也可能会考虑到实际经济水平和产业发展状况而调整劳动保护程度，故在产业结构方程和劳动力偏离检验方程引入政府保护和劳动力流入的交互项gov×fpop和ngov×fpop，在劳动保护方程中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交互项pgdp×str，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低附加值产业可能通过“绑架”地区经济促使政府降低劳动保护标准，对劳动者保护具有消极作用；同时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也会造成产业转型升级困难、招工难等问题而促使政府加强劳动保护力度，对劳动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前者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后者可能发生在中后期阶段。如果该项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高附加值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越低、劳动保护越低，低附加值行业对地区经济的“绑架”效应存在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劳动力流入量：模型中包含本地劳动力流入量增长率与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入量增长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来表示该地区的流动劳动力数量，正值意味着该地区为劳动力流入地，负值意味着该地区为劳动力流出地。进而，对各地区的流动劳动力数量取对数表示流动劳动力增长率。其中，劳动力流出地的流动劳动力增长率设为0。对于邻近区域的劳动力流入增长率
，则利用地理加权矩阵对地区i以外的其他地区
指标加权求和来定义：
为地区m与地区i之间的地理相关系数，
，其中，
是地区m和地区i的省会城市间铁路里程的倒数。 (2)劳动保护强度：关于衡量劳动保护的指标设定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标准做法。廖冠民(2014)采用两种方法度量劳动保护水平：一是以2008年新“劳动法”为界定义虚拟变量0和1；二是基于依据樊纲等提供的各地区法律环境指数(2008年指数)，将2008年以后各地区等分为5组。郑志刚(2010)指出法律环境指数反映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代表变量而非对劳动者的保护。李祥云(2011)同时运用社会保险覆盖率、工会参与率和劳动争议处理率衡量劳动保护，并指出在我国，工会受政府控制本质上隶属于政府的机构，工会参与率反映的是政府对劳工组织及劳动保护的态度，如果要加大扶持和保护程度，政府部门就会积极地号召劳动者参与工会，反之则会通过各种方式“压制”工会。 因此，本文衡量政府的劳动保护程度拟采用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量case，该指标存在的问题在于：争议案件数量多一方面可能源于政府对劳动者的严格保护，同时也可能源于该地区的劳动争议现象较为普遍。鉴于此，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量用
进行加权处理，即得政府劳动保护程度
。劳动力供给量相对较少的地区可能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较少，对于单位就业人数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相同的两个地区而言，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力供给量的地区会执行更严格的劳动保护政策。同样使用地理加权矩阵
进行加权求和来定义邻近地区的劳动保护强度：
。 (3)其他控制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的定基指数，通过名义GDP除以该定基指数(2000年=100)得到各地区实际GDP，再除以相应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得到实际人均GDP，并对其求平方得
，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入
：各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之比，用来反映政府对劳动者的财政投入。实际工资水平
：经名义消费者价格指数cpi(2000年=100)调整的名义平均工资水平，以此表示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来源。物质资本投资
：先将各地区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经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2000年=100)处理后得到实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除以该地区的实际GDP。其中，西藏地区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缺失，使用该地区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劳动资源禀赋
：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的劳动力总供给量。人口红利约束
：总抚养比与劳动人口占比之比，控制人口结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 (4)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以及数据间的匹配度，本文实证检验使用的样本为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数据，理由如下：(1)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劳动力流动大幅度增加，但至21世纪初，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大致格局才基本形成。(2)作为重要变量的就业人数和工资总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以前分地区数据的行业总类为16大项，2003年以后的行业总类为19大项。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中国统计年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来自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缺失数据由《地方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资料汇编》补充，各省会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数来自《中国交通地图册》。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单方程估计方法忽略了各方程扰动项之间的联系，虑及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新常态，各经济变量之间完善的传导机制对于结构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能够使用模型系统全部先决变量的数据信息和结构方程的相关性信息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联立方程模型估计。表1报告了不含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发现本地劳动力流入量和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对决定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给量具有显著作用，并且劳动力流入和劳动保护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反馈机制，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
根据表1的估计结果可知：方程(1)中的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薪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高薪就业者比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现象。劳动保护对与工资有关的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政府加强劳动保护会增加高薪就业者的比重，政府加强劳动保护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从劳动力流入效应来看，本地及邻近地区的流入劳动力会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入地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低薪就业者转移的目的地，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的恶化作用一部分是因为大量外来人口直接进入低薪行业，但劳动力涌入所产生的经济关联的间接引致作用可能更严重。 方程(2)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则该地区相对劳动力供给量越小。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和相关财政投入与当地的劳动力供给量具有正向关系，但影响效应不如经济发展水平的负向作用。提高本地劳动力流入量会减少当地的相对劳动供给，但邻近地区人口流入量增加扩大了本地的相对劳动供给。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外地劳动力流入本身并没有导致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反而满足了当地的劳动力需求。然而在市场竞争中，劳动力流入可能会通过影响邻近地区的同质产业发展而使当地的需求减少，或者促使当地企业执行更加节约劳动力的生产方式。 从方程(3)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的劳动保护同样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先弱后强”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政府劳动保护随着高薪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而增强，侧面反映了低薪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绑架效应广泛存在。外地劳动力流入对劳动保护的影响可以表述为：本地流入劳动力的提升会引起政府对劳动者保护的加强，但邻近地区流入劳动力增长的提升反而会弱化本地政府的劳动保护强度。产生完全的相反政策效应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流入本地的劳动力所承载的经验和知识更利于本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引起政府加强劳动保护，并且由于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存在，由于劳动保护引起的成本增加并不足以导致企业退出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邻近地区的外地劳动力增加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邻近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增加，对于本地而言属于一种市场份额的瓜分，由此增强了本地政府鼓励放松劳动保护、降低劳动成本实现扩大市场需求份额的目标。此外，邻近地区的劳动保护强度与本地区的劳动保护强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邻近地区间的劳动保护程度存在相互传染效应。 方程(4)的估计结果表明物资资本投资会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显著性的积极影响，平均工资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资本存量方程(5)可知，本地和邻近地区的流入劳动力的增长率显著为负，意味着二者对当地的物资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并且邻近地区的“挤出”效应要超过本地的“挤出”效应。由上可知，外地劳动力流入可以通过影响相关地区的资源配置及物资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间接地对该地区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方程(6)中，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工资率所体现的经济优势对外地劳动力进入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本地的人口红利约束会对外地劳动力流入产生消极影响。政府劳动保护强度对吸引外地劳动力流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政府劳动保护并不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刻意加强劳动保护程度可能会引来一些高附加值产业从业者，但可能吸引更多的低附加值产业从业者从而造成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过剩。 包含政府保护与劳动力流入交互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交互项的3SLS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当劳动保护程度极低时，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和本地劳动力供给都具有负向影响，意味着本地政府降低劳动保护程度可能会吸引大量的低薪劳动者；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增加会降低本地高附加值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容易造成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进而强化劳动力流入对工资的负向效应。从连乘项系数可知，产业结构方程中本地劳动力流入量与政府保护的连乘项系数为负，邻近地区的系数为正；劳动力供需偏离方程中，本地劳动力流入量与政府保护的连乘项为正，邻近地区的系数为负；即政府保护会增强本地劳动力流入量对产业结构的负向效应、弱化对劳动力供给量的负面效应，意味着劳动力流入是否会导致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流入是否是政府无效保护的结果。当不存在外部条件约束时，企业可以通过频繁更替劳动力、延长工作时间来提升利润空间而不必进行产业升级，表明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在企业而不在劳动力，同样也可预见倘若被更替下来的劳动力“不回流”则必然造成劳动力过剩供给。 然而，加强政府保护在对本地劳动力流动工资效应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却对外地劳动力流动的工资效应产生正面影响。究其原因，在缺乏周边区域有效配合的情况下，某一地区单独加强政府保护无疑会吸引大量从事低附加值产业的劳动力到本地区，不利于产业转型，给周边地区进行产业升级提供机会，故应该重视区域间协调合作并制定相应措施共同加强劳动保护。最后，产业结构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附加值产业对地区经济的绑架效应并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消失。高附加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越高则政府的劳动保护程度越强，为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强劳动保护提供了新的启示。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是10年以上的面板数据，引入因变量滞后一期为控制变量以考察序列相关对计量结果可信度的影响，运用一步差分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滞后项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AR(2)显示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表明选择的方法是合理的。通过比较表1和表2发现，除了资本投资方程中本地劳动力流入变量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符号、显著性均保持一致，验证了劳动力流入、政府保护和工资上涨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表明本文的计量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依据行业工资指标的构建及分解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3SLS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工资上涨来源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国内有28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显著的改善，低于全国劳动力供给水平的地区同时集中在劳动力需求旺盛和不足的地区。总体来看，引发近年来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总体行业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第二，增加本地劳动力流入量会引起该地区的就业人员流向低附加值产业，同时会引起该地区相对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地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工资的负面压力；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提高该地区低附加值产业就业比重的同时也会引起相对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对本地工资水平具有恶化作用。另外，流入本地劳动力增加会强化政府保护，而流入邻近地区劳动力增加会弱化政府保护。第三，增强劳动保护有利于高附加值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提高，但容易引致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从交互项来看，政府保护会增强本地劳动力流入量对产业结构的负向效应、弱化对劳动力供给量的负面效应，意味着劳动力流入是否会导致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流入是否是政府无效保护的结果。 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增强劳动保护不能依赖个别地区而应该强调区域合作，共同制定劳动保护措施并严格执行，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劳资关系之外的第三方利益主体，必须秉持公正原则在不干涉市场机制正常发挥的前提下兼顾劳动者和企业的共同利益。第二，加强政府劳动保护是扭转“资强劳弱”旧格局，提高劳动力待遇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并不是吸纳流动劳动力、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好方法。针对短缺问题，应该在保证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同时进行人力资本培训，用质量弥补数量短缺，既提高了劳动者边际报酬水平又为企业创造了更多利润。第三，解决流动劳动力工资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模式向二三产业联合推动的“三二一”模式转变，促使企业改变原有的用工模式而以更加节约的方式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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