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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虽然学术界直到近代才开始对幸福感进行系统的测量与研究，但人们对幸福主题的兴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1967年威尔逊(Wilson)回顾了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他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对幸福感研究领域作了总结。自那以来的30多年，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为人类建构幸福生活、规划美好的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价值的科学知识。
财富与幸福
幸福首先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金钱能产生幸福吗？财富与幸福感存在着何种关系？
迪纳等(Diener,1995)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国内总产值与幸福感的水平之间具有高相关。盖尔卢珀与英格尔哈特(Gallup,1976;Inglehart,1990)也证实了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在世界价值调查II中，研究者也发现，生活满意的平均分数与国家购买力之间具有高相关性，它表明幸福感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发展具有超越物质生活的广泛的效果，因为物质生活的满足促进了其他领域的满意感，增加了其他方面的特性，例如平等，从而直接导致非物质领域的满足。
有趣的是，另外一些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研究却发现，尽管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财富奇迹般地增长，但幸福感水平却并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变化。许多富裕国家中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幸福感的提升，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在最近的研究回顾中，迪纳等(2000)概括了财富和幸福感的相关研究：(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在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幸福感的增加；(3)国家内财富的差异与幸福感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强烈追逐财富和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不追求财富与金钱的人幸福。这些研究引起了心理学家与经济学者的兴趣与深思。温霍芬(Veenhoven)认为，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受到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当个人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更多的金钱并不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幸福。金钱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意味着，当一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物品时，自由和真情之类的其他需求会比以前更加弥足珍贵。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人们把关注的重心从金钱问题向更加难以控制的其他社会要素（如自我发展）转移。当然，还有其他学者用适应理论、社会比较学说来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
文化与幸福
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1999)认为幸福感的定义根植于文化内部。按照他的观点，所有对幸福感的理解本质上源于伦理的视野，是基于个人对“好的”意义的判断。
文化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们常常抱有什么情绪具有很大影响。比如有的文化更相信生活满意和积极情绪的价值，而有的文化则强调消极情绪的适宜性。迪纳等(1995)在国际大学生调查中发现，拉美国家，例如哥伦比亚，趋向于视愉快情绪为合意，而不愉快情绪则被认为不适宜。人们关于快乐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价值观可能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情绪体验与表达，进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水平。
另外一个广为瞩目的研究是文化模式（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人主义的文化，强调个人的内在感觉和思想，个人相对地拥有更多的自由。在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里，更强调群体（通常是家庭和朋友）内部与外部明显的区别。个人主义者在其判断生活满意的时候倾向于个人情绪的经验；集体主义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马库斯等(Markus & Kittayma,1994)认为“幸福感”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涵义。根据由北山等(Kitayama,1993)所作的以自我概念为核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日本，“幸福感”涉及良好关系、履行义务、期望；而在美国，则包含自尊与自我实现。那么，哪种文化模式更具优势呢？研究发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各有利弊。心理学家赫尔格逊(Helgeson,1994)意味深长地指出：“最佳的幸福感需要在个人与团体取向中进行平衡”。迪纳认为：未来重要的研究使命是研究过度偏向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相反的文化系统对幸福感的理解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整合，吸取这两种文化模式之所长，避开这两种文化模式之所短，从而促进人们幸福感的良性发展。
性别与幸福
有人认为，男性的幸福感水平要高于女性，这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使她们在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上更低。也有人从社会化方面加以理解，认为女性很早就被灌输不如男性的观念，养成较强的依赖倾向，导致女性自我评价偏低，出现较明显的抑郁表征。舍利曼(Seliman,1978)认为，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对男孩赏罚分明，对女孩则较不一致，女孩由于赏罚不由自己的行为所决定，产生所谓的“习得性无助”，因此比男性更易出现负面情绪。瑞波提(Repetti,1984)等认为女性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是因为女性狭隘的角色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所致。
但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并没有给这些观点提供支持，反而显得莫衷一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男性的幸福感高于女性。例如，杨宏飞(2002)用人面量表研究了301名小学教师，发现男教师幸福感显著高于女教师；段建华(1976)对大学生进行研究时发现，男性负性情绪显著少于女性；辛自强、池丽萍(2001)对304名成年人进行研究发现，男性正向情感多于女性；Chou Kee-Lee(1999)对18-20岁的青少年进行的情感研究发现，女性正向情感少于男性，负向情感多于男性；梅锦荣(1999)使用生命满足指标对554名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低于男性，抑郁倾向高于男性。第二种研究结果是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如苗元江、余嘉元(2003)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并认为这是因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满足，情绪表达也较为畅通，而男性往往雄心勃勃，并且容易压抑自我，很少强调情绪的表达。第三种研究结果则显示出幸福感无性别差异。例如，何瑛(2000)的研究等，认为在总体幸福感、负性情绪等方面没有性别差异。
幸福会不会有性别歧视？从众多的研究证据看并没有发现性别和幸福感的直接关系。
目标与幸福
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是人生目标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目标调节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当人们趋近并达到目标则产生快乐，反之，目标偏离或失败则导致痛苦。
迪纳(Diener,1997)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幸福感等同于身体的快感所产生的快乐。幸福感反映着人的价值和目标的实现程度，涉及个人生活意义的追求，因为它反映了超越生理的快乐和瞬息情绪，它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因此，幸福感可以广泛地用以衡量生活的质量。例如，伯伦斯坦等(Brunstein,1998)研究发现：动机—目标的协调可以促进幸福感，动机—目标不协调的行为会导致幸福感水平降低。研究者认为，目标涉及自我的定向和定位，从而影响幸福感。生活有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能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使人在社会生活和困境中保持良好状态。伯伦斯坦等人认为：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幸福感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幸福感水平；而当目标与个人需要不一致，即使达成目标也不能增加幸福感。卡瑟和瑞恩(Kesser & Ryan)认为：与自我接受、助人、爱和性等有关的内在价值目标，是天生自然需要和生长需要的表达，比美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幸福的意义更大。
显然，目标是幸福感模型的调控装置，是资源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器。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通过自我效能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着幸福感。成功的体验会使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从而提高幸福感。而要实现人生的目标，达到至善，就必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下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再苦再难再险，也应该是幸福的。
健康与幸福
生理健康和幸福感的相关性在直觉上非常明显，疾病通常与不愉快或痛苦相联系，所以，疾病可以直接增加消极情绪。进一步，疾病经常显示出功能的限制，从而减少产生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的机会。
乐森(1978)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往往是幸福感最有力的预测指标。通过对老年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发现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最为密切。伯林(Bowling,1991)的研究表明，8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健康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健康的作用机理，不只在于人们对躯体状况的感知，更主要的是这种健康状况允许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因此，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老年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不仅包括生理上的健康，而且也包括心理上的感受。
瑞恩和弗雷德里克(Ryan & Frederick,1997)把生命力——一种积极的自我可利用的能量状态作为幸福感的指标。
人际关系与幸福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温情、信任、社会支持对于幸福感的重要性。科恩和维尔斯(Cohen & Wills,1985)提出了人际关系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种模型：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前者认为，人际关系对维持一般状态下的良好情绪具有重要作用，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会增加主观幸福感；后一种模型则认为，人际关系可以保护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它作为社会心理刺激的缓冲器因素间接地发生作用。
德希和瑞恩(Deci & Ryan,1991)把人际关系视为幸福感的本质特征，其他一些心理学家也发现稳定的、满意的人际关系是跨越生活空间最活跃的因素，人际关系的质量和幸福感具有强烈的、普遍性的关联。鲁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而我国的汪向东(1988)、解亚林等人的(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耐兹勒克(Nezlek)对相当数量的研究进行分析后认为，人际相互作用的数量并不能预测幸福感，而人际关系的质量则可以。卡斯坦森(Carstensen,1998)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的研究发现，拥有亲密或高品质关系的人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水平，这点也为尤格诺等(Uchino,1999)社会支持影响心血管、内分泌、自动免疫系统的变化的研究所支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标志。人际关系和幸福感的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在幸福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小说家雨果认为：“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减轻生活的压力，而紧张的人际关系则会加剧病痛和苦难。
婚姻与幸福
婚姻与幸福感有着积极的联系。婚姻具有一些有益的作用，比如减缓生活压力，得到情感与经济支持，从而产生幸福感。婚姻关系是维系心理健康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婚姻质量不良、家庭不和睦必然会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很多心理学家将不良的家庭气氛视为一种持续性应激性的生活事件。
对90%以上的人来说，摆脱孤独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结婚。当然，不幸的婚姻常常是苦难之源，但亲密负责的婚姻关系则是人生最快慰的事情之一。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3/4的美国已婚者认为自己的配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4/5的已婚者认为，如果可以再次选择伴侣的话，还会选择现在的配偶。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调查中，表示“很幸福”的已婚者比从未结过婚的人多(39%:24%)。许多研究显示，无配偶者比有配偶者幸福度低。威妮·姆修(Wayne MUsui,1985)的研究发现，已婚者其生活质量得分比无配偶者高得多。许惠兰的研究(1994)也发现，家庭规模的大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大，而婚姻状况和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迪纳等发现，婚姻给男性带来的益处比女性多，已婚的男女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差异。霍维夫兹(Horwifz)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对于离婚和分居的反应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女性更易表达消极情绪，而男性则更偏好滥用酒精自我麻痹。
人格与幸福
人格、个体差异和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性格更容易导致幸福？存在幸福或者快乐的性格特征吗？换句话说，存在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稳定的人格因素吗？幸福感本身是一种人格变量吗？这些问题已经被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者注意到了。
德尼夫(DeNeve,1998)的研究发现，幸福感是一种与多种人格特征有关的变量，很多人格特质明显地与幸福感相关。大量研究揭示，乐观、自尊和外向的性格是幸福者拥有的个性特征：(1)外向者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而神经质者更有可能体验高度的消极情绪。德尼夫等(DeNeve & Cooper)报告了外倾性和适宜性与幸福感具有稳定的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幸福感则有稳定的负相关。迪纳和卢卡斯(Diener & Lucas,1999)的研究认为，外倾性格是一种积极情感的特征，而神经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负性情感的同义词。责任性和适宜性、开放性与幸福感相关较低，因为这些特征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换句话说，与个体差异一样，这三个因素功能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外倾和神经质也许更具有遗传的因素。(2)与幸福感相关的另一个人格特征是乐观。乐观理论认为个人对未来的积极看法影响人格的建构，从而影响幸福感。泰勒(Taylor,1993)将乐观称为“积极的错觉”，认为这种幻觉会促进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乐观体现为个人期望生活中出现好的结果的总体倾向，若一个人期望好的结果，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若老想着失败，那么就会偏离自己设置的目标，这种行为方式导致乐观比悲观者更易达到目标并获得成功。许多人都有积极的幻觉，包括不真实的正性自我知觉、对未来过分乐观、高估对未来的控制力等，这些幻觉不仅产生幸福感，也产生如关心他人、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等积极品质，积极幻觉也与压力环境下正确的自我调整相关。(3)自尊与幸福感相关，这一结论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迪纳(Dienier,1984)的研究认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自尊高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感。拜鲁赫等(Baruoh & Barnell,1986)在研究中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时，将自尊、愉快、压抑作为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他们发现自尊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自尊与幸福感的积极联系在很多文化里均得到了证实。
人格与幸福的关系使人联想起拉·罗切弗考尔德(La.Rochefoucauld,1994)的格言：“幸福和不幸犹如命运一样，取决于性格。”美国作家H·D·棱罗也指出：“人是自己幸福的设计者。”因此，根据有关的研究结果，心理学者与教育学者可以培育有利于人们幸福生活的人格特征，从而促进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