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学本体--对马克思伦理观的解读_伦理道德论文

论伦理学本体--对马克思伦理观的解读_伦理道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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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伦理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拘泥于抽象原则,使伦理学泛哲学化;二是就事论事而漠视形而上学的思维,使伦理学缺乏实际的感召力。究其原因,与未能从更高更深层次上探究和揭示伦理学的本体不无关系,而这正是使伦理学真正成为一门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严密逻辑程序的科学理论的前提。回头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对此早有揭示,即立足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把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作为伦理思考的最高对象。这一全新的视角,遭到西方某些学者的恣意歪曲,我国学者对其本意却一直没有予以足够重视。新世纪的伦理研究和道德建设不能没有马克思的这一根本观点和方法。

提起道德及伦理本体,自然想起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103页。)。从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认识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科学方法,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但要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意蕴,把握马克思的伦理视角和方法,需要我们跳出长期形成的哲学一般思维模式,去探索马克思对伦理问题更加深入而具体的揭示。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从道德看社会——从社会看道德——立足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把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作为伦理思考的最高对象。由此去揭示道德,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因为生活的年代、地区及家庭教育的关系,道德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通篇闪烁着“为人类谋利益而劳动”的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乃是由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实际的道德问题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甚为推崇费希特、康德和斯宾诺莎,认为他们是“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页。),并以他们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为武器,写出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第一篇战斗缴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尔后,马克思关于林木占有制及离婚法的研究,关于摩塞尔地区葡萄农贫困状况的揭露,猛列地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蔑视道德”、“败坏道德”的丑恶行径。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伦理观的批判,本打算写一本伦理专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因为种种原因,使之未能如愿。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通篇闪耀着马克思关于道德问题的深邃思想。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是以道德上的“应该”范畴作为理论依据的,通过“应有”与“实有”的对立,以“应有”批判“实有”,批判现实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论证私有制灭亡,“人类解放”、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其思想之深刻,在当时理论界并不多见。然而,从理想出发,把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价值悬想的道德基础上,证明马克思并未彻底跳出以往思想家的窠臼,尚未形成科学的道德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马克思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创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这样,包括道德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变革,它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道德问题,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去揭示道德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

到这里,马克思是不是仅仅满足于业已形成的一般哲学方法论,不再更深入具体地研究道德呢?或者象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曾援引过道德方面的论据,而当他一旦变为共产主义者时,他就从自己学说中排除了一切道德方面的”论据(J·马利坦:《道德哲学,对诸伟大体系的历史性的和批判性的概视》)。马克思“抛弃了道德方面的东西”(注:杜威:《自由与文化》,中文版,第60-61页。)。事实并非如此。鉴于众多思想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页。),鉴于象瘟疫一样流行于欧洲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为了用科学的伦理观武装工人阶级,马克思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事变特别是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始终都很重视对道德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揭示。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是“一种本身神圣的独立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50页。),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为全面认识和揭示社会道德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又不能因此代替具体道德问题的研究。在《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全部历史,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设法从这些条件中引出相应的道德,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在道德问题上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如:关于道德的起源、本质、历史作用和发展规律;关于恋爱、婚姻和家庭道德;关于无产阶级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关于商品经济与道德等等。

这时候,马克思认识和揭示道德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视角:立足现实的历史条件,围绕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把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作为伦理思考的最高对象。在批判形形色色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反对向人们提出抽象的道德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指共产主义者——笔者注)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这也就是说,表现于规范要求的道德,其内在动因在于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积极的、能动的主体,是道德规范的创造者和执行者。无论规范的创造还是执行,都是以特定的价值认同为根据的。作为价值认同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往往同时也构成了行为的范导原则。社会成员对行为规范的认同和践履,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德性,都是以其价值认同为前提的。这种价值认同既是对主体存在价值的自我确认,亦是对主体间存在价值的相互尊重和确认。道德作为人类把握自身和规范实践自身的特殊精神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内在地体现了人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

由此可见,在伦理的意义上,道德本体应该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把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作为伦理思考的最高对象。唯有这样,才能使伦理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价值科学。

马克思的伦理视角并非随意确定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过程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在分析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的首先是“世俗世界”,亦称“尘世”;在世俗世界之上,又有一个“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伦理道德正是以价值或意义世界为本体来揭示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的。

当人类从混沌的自然界分离出来以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劳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前提,也是人与一般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由此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伴随,形成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消费等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产生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利益关系和冲突形成的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这些关系与矛盾的调节不仅与人类生活相关,而且与人类的生存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人类的整体和长远的生存发展,就要求人们暂时放弃某些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要求,因此约束其行为,以服从整体和长远利益所要求的原则、规范。这样,在世俗的利益世界之上,人类还有一个价值的或意义的世界。它既根植于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了人的精神追求;既具有利益的现实性,又具有精神的理想性和超越性,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世界。

对“意义世界”的研究和建构,主要是伦理道德的任务。用马克思的话说,是通过“应然”的把握方式,“实践精神”的把握方式来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的是主、客体二分世界。“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即人以外的自然界。两个世界之间是对立的,同时存在着某种一致或同一。只是由于认识与知识的局限,一时不能达到或不能完全达到,实现被康德和休谟所说的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但不能因此否认两者的一致或同一。对“彼岸世界”——“物自体”的认识,是以求“真”为目标的哲学和科学的任务,采取的是“实然”的把握方式。人类在对世界作以求“真”为目标的哲学和科学的把握的同时,还必须有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道德的把握。客观地分析人们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揭示意义世界的本质及其走向,并使其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转化为主体人的德性,协调现实世界的众多世俗的矛盾和冲突,达到意义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一致或同一,以维持社会和个体生命机体的健康发展。这是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道德的任务,采取的是“应然”的把握方式,“实践精神”的把握方式。

“意义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主体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道德,在消极的意义上是人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在积极意义上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伦理道德的真义,主要在于人的自我实现和完善。研究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为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建构健康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基地,是伦理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即使在步入暮色茫茫的晚年,在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时,仍不忘——甚至更为重视意义世界的研究和建构,重视揭示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

这样,是不是象某些西方学者说的,马克思又重新穿上了“道德家”的外衣,向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复归”呢(注:C·勒维特:《马克思的人类学术进化问题》,载《马克思的理论与第三世界》,1985年新德里——伦敦版,第47页。)?不是的。因为这时候:第一,马克思以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页。)出发,来揭示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依据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来阐述伦理道德。社会条件——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伦理道德,构成了马克思伦理思考的基本路径。第二,由于“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是具体的、现实的、变化着的,作为道德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亦不是静止、抽象不变的。在《资本论》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具体探讨了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里,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条件不同,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不一样,价值实现和完善的内容、方式不一样,由此产生了各不相同的伦理道德。第三,马克思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完善与社会、国家、民族整体价值的和谐。“意义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主体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而“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只有在社会中,才有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才有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诚然,“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515页。)。马克思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无产阶级道德既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相对立,又同封建道德的整体主义、禁欲主义有本质区别,它“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而是坚持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使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完善与社会、国家、民族整体价值和谐一致,这是科学的无产阶级道德的重要特征,也是人们应该达到、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崇高境界。

可见,马克思在科学世界观形成以后,立足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阐述伦理道德,既从本质上区别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价值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尽管仍有待于完善,但马克思为此提供了科学视角和方法,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突破,某些西方学者恣意歪曲,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我国学者在批判过程中对其本意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过于从抽象的哲学原则或概念出发,使伦理学泛哲学化,缺少相对独立的伦理品位;二是就事论事,急于反映道德生活的现实而又难以洞穿现实,使伦理学过于教条,缺乏实际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上述两种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以新的视角,紧紧围绕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去认识伦理学特殊的本体,运用伦理学特有的方法建构伦理学特有的体系。

中外历史上,许多哲学、伦理学家都从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上认识和揭示伦理道德。古希腊罗马伦理道德虽然流派纷纭,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这就是着眼于人的至善或圆满,即人的价值实现。苏格拉底借助于特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致力于探求善的知识,以帮助人们养成善的美德,得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就是探讨善、至善的伦理哲学,是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实现的学问。亚里士多德为后人留下的世界上第一部伦理专著《尼可马克伦理学》,开卷就论至善,闭卷亦复归至善。至善和幸福是其伦理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近现代西方伦理学,凭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多角度多方面接触到伦理的本体,揭示了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围绕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儒家以人道为原则,通过修身,实现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道家以合乎自然为原则,强调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展开了价值关系——天人关系、人我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而所有关于价值关系的各种思考和阐述,都内在地蕴含着对“善”的追求,呼唤着人生的最高目标:“在止于至善”。可是,这些伦理思想家由于离开了现实人的活动及历史条件去看待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并以抽象的道德价值去度量社会历史,评价社会行为,进而陷入了唯心史观。这样,便不可能对人们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伦理学。马克思的巨大功绩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坚持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揭示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依据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阐述伦理道德,既是对人类历史上伦理文化成果的继承,更是革命的变革。

总之,不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出发,伦理学就要陷入唯心论;只满足于从经济关系出发,不去更深入地探究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依然没有跳出历史哲学的一般思维模式。诚然,伦理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因此可以简单照搬或偷工减料。如果这样,非但不可能形成一门有坚实理论基础和逻辑严密的科学伦理学,反而会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恩格斯晚年就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

把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大工业时代人类道德生活本质的科学总结和揭示。今天,世纪之交的人类道德生活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洞见是我们建构和建设新时期伦理道德必须坚持的根本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的伦理视角是对大工业时代人类道德生活本质的科学总结和揭示。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特别是在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人的这种本质力量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社会进程要求充分发挥主体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诚然,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天然合理”的理想社会,现实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恰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空前异化,使人陷于畸形。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把“彻底发掘人类的内在本质形成了彻底空虚,把普遍物化弄成极端麻木不仁,把打破一切固定的片面的目的弄成一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人类自身的目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页。)的社会现象,在设想未来社会时,立足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阐述了道德的有关问题,并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殊视角。

今天,科技革命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工业化。在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进一步增强,创造力增大,创造的价值更多,人的价值也增大,重视价值,重视更高层次的价值,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弊端,往往造成人的价值颠倒,理想破灭,精神颓废,人格畸形。所谓“消费人”、“享乐人”、“怪异的新人类”的出现,就是这种消极现象的典型表现。为此,被英语世界公认为著名道德哲学家的麦金太尔在呼唤“重振道德雄威”的同时,批判了近代西方伦理学在本体论上的失误,主张从人的内在本性出发,为丰富主体的人的精神家园提供安身立命之地,使道德来自人内心的自觉而非强制的要求。麦金太尔对西方道德哲学研究具有转折性的影响,从而,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当然,马克思的伦理视角和西方学者对伦理本体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区别。以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道德生活发展趋势客观认识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价值目标紧密相联,这种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不能达到的。

正在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新世界的中国,道德建设被提到非常突出的地位。新时期道德建设的视角在哪里?毫无疑问,应该遵循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人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关系作为伦理建构和道德建设的出发点,从中寻找人们行为正当合理的道德准则,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与此同时,关照人的精神人生和理想人生,为人民群体提供深刻的内在道德关照和终极的人生关怀,为之提供德性形成和人格塑造的内在动力。这是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道德生活中凸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当代中国伦理学显示其青春活力的根本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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