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中国，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人们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不少人看来，早就处在垂死、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却始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而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最初的大发展之后，现在却反而普遍遇到很大的麻烦——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悲剧。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发生了错误呢？因此，全面、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发展原因和发展趋势，对于深刻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
我们认为，要准确地给当代资本主义定位，就必须历史地、动态地、全面地观察问题。众所周知，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因此所谓当代资本主义，就是在时间上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在空间上以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为重点，在发展阶段上正处在国家垄断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其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方面。
生产力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经济加速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7页。）今天，这种发展不但没有停止， 而且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向。在18世纪，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只有0.5 %， 19世纪为1%，20世纪前半期达到2%，1950—1985年上升为4.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10年前的1870 年增长了42倍，德国增长了23倍，日本增长了55.5倍。（2 ）发展的波动性越来越小。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是每隔10年左右一次，后来是每隔5年左右一次。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首先是危机爆发的时间延长了。以美国为例：从1854年到1945年的91年间共发生22个经济周期，平均每个周期的时间长度为50个月，而战后延续为75个月；而且每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的时间也延长了，自60年代初以来至今已有两个增长期超过了100个月。与此同时，危机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二战前每次危机持续时间平均为20个月，二战后是11个月左右。更重要的是，危机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力也大大下降。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很少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经济产值下降近一半那样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主要是增长型的衰退。比如在1973年经济低落时期，它的增长速度比它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1895—1913年大发展的速度还略高一点。（3 ）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不到3%， 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在新科技革命推进下，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已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化，总的趋势是整体经济结构逐渐软化，社会生产重心从物质生产部门转向非物质生产部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产业在资本主义国家迅猛发展，美国信息产业的年产值已达万亿美元以上，占它总产值的1／7。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以及相应的阶级结构的变化。现在蓝领工人越来越少，已经不占多数，而五颜六色衣领的知识工人越来越占据工人数量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也是被雇佣的劳动者，但他们在经济收入、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意识上确实与传统的产业工人有着很大的差异，与马恩时代的情况已大相径庭。
生产关系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三个具体环节做了调整：（1）在产权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 这种资本的社会化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的。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国家在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分别保持在12%至23%之间。资本社会化的第二种也是最主要的形式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早期的股份公司也是这样，很多公司的股票都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比如30年代福特家族、梅隆家族都拥有本公司80%以上的股票。而战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个人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的越来越多，出现了所谓股权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趋向。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原来是一家100%的国有化企业，后来按股票票面金额的80—90 %把股票卖给企业职工和国内公民，规定每个股东不得拥有超过5%的股份， 目前已有70万个小股东，共拥有80%的股票。在美国，股民占本国总人口的46.5%，加拿大是25%，英国是17.5%，法国是10.1%，日本是9%。 显然，这与工人阶级过去的一无所有相比，情况已经不同了。（2 ）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80年代以来，欧美国等国普遍推行所谓企业民主管理。如欧共体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按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否则将属违法行为；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中工人代表约占1／2至1／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情况，在有些国家往往又是同职工与企业的盈利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美国各大公司开始实行与工人分享利润的做法，当利润超过10%时，就应当把超过部分中的10%分给工人。凡此种种，可见当代资本主义在缓和劳资关系方面的确有所调整。（3）在分配关系上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收入分配完全是资本家的事，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干预。战后国家开始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两个渠道全面介入个人收入分配。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上，国家不断调和资方与工方的矛盾。与此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的力度。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能够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在1／3以上。其中大约有60%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工人和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中来自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了，如瑞典工人收入就有1／3来自社会福利。
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坚持资产阶级根本统治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家政权结构、管理社会的形式、法制建设、对外政策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政治制度的变化和法制制度的强化最为显著。最突出的标志是：第一，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日益表现为法制化，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的轨道；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大大增强，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活动的渗透空前加强，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比较成熟、完备的政治和法制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协调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二是缓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协调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内部矛盾和监督执政党方面，它有效地利用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使资产阶级政治具有了一种纠错机制，使资产阶级政治决策可能出现的失误要比专制下少得多、持续的时间短得多，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有了很大的弹性；同时，资产阶级不断总结统治经验，靠着这套政治、法制制度大大缓解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并在制度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对付无产阶级的办法，使社会主义革命搞不起来。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众所周知，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这种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并不意味着在一个时期甚至一个较长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存在较强的适应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在这种既适应又矛盾的运动过程中，究竟是适应性的方面为主还是冲突与矛盾的方面为主？当代资本主义所以能够以这么大的势头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现代社会化生产力从总体上还是适应的，所以它仍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仍然能以较大的容量包容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一次次科技革命。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仍在以很强的势头不断发展这一客观现实出发，可以断定，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的适应性是主要的。
但分析只到这一步还是没有说清楚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这种基本的或总体上的相适应，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还应当从更深的层次上去寻找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原因，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这种基本的相适应是在一种特定的国内外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作用下得以展现的。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能够保持发展的生产力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科技革命，即18世纪下半叶以蒸气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20世纪中期以后以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合成材料、宇航技术和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一批新产业群的出现和旧产业部门的改造，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两次，成了推动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已由本世纪初的20—30%增加为70%左右。新科技革命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它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社会矛盾的缓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实际上，在很多时候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但由一次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把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蛋糕做大了，它可以在不改变财富分配比例甚至提高资本家的比例的前提下增加劳动者收入的绝对量，这大大减缓了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延长了它的寿命。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这是当代资本主义能够保持发展的经济形式。任何社会制度的发展都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为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形式的，这就使它获得了其他私有社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发展能力。尤其当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宏观调控之后，它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自发性和破坏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以雇佣制度和私有制与价值规律、市场法则的结合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力推动的主要动因是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谁能够拥有新的科技发明就可以降低它产品的成本，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谁就能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这势必造成资本对新技术的不懈追求，在整个社会表现为一次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随着国家干预机能的建立，尤其是“反托拉斯法”等反垄断政策相继出台并发生效力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竞争机制的正常作用，减缓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自发性和破坏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现存的国际经济分工的影响。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发展的一个国际经济条件。在当今世界，大约有不到200 个国家和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形成了发达国家为一方、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格局。国外学者把这种格局概括为中心和外围的结构。这种分工体现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马克思曾将资本循环分为产业资本增殖运动依次经过的三个阶段，即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出卖阶段。在购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资源；在生产阶段上，在加大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进行直接盘剥，赚取剩余价值；在出卖阶段上，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通过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与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又捞一笔。对内、对外两种剥削构成了支撑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支柱，形成了维系资本主义生命的两个源泉。有好多问题，如果仅从发达国家本身来看好像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解决的。比如污染，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可是这些年突然就变了，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污染开始严重起来，而发达国家的污染问题反而不那么严重了。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奇迹，事实上这不过是发达国家把它的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的缘故。这样，在外围与中心的经济分工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财富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连带着大量问题又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早年很多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就这样被国际资本大循环转移给了别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很尖锐的基本矛盾和严重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给了不发达国家。这样，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移到世界，使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本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90年代扩大到150倍。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这是当代资本主义能够保持发展的国际政治条件。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取向对它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每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遇到重大障碍时，资本主义就会迫不得已地总结、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办法来为资本主义服务，使得资本主义获得新的生命力。比如，在苏联1928年10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刚刚才几个月，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弗曼·泰勒，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1933年，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了泰勒的建议，实行“新政”。“新政”的实质就是用国家计划宏观调控来指导市场经济，这样使得美国经济复苏很快得以恢复。到1935年，凯恩斯总结了罗斯福“新政”的经验，主张由国家计划宏观调控来指导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破坏性等弊病大大减少和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西方资本主义还从社会主义借鉴了其他一些有益的经验，比如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这都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限度内还有一定的自我否定能力。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与发展过程长期性的统一，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就要把握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哲学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有生有死，都要完成它从生到死的历史过程。那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趋势的科学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分析的五个逻辑链环上：一是基础，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这就是劳动价值论；二是实质，由于劳动是价值增殖的唯一的、真正的源泉，所以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是他在生产过程中榨取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三是关系，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导致了资本与雇佣劳动根本对立的关系；四是矛盾，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五是趋势，既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三个具体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解决不了的，所以必须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趋势分析的基本框架。今天，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不是变了？没变，它只不过是被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掩盖了，被现阶段社会主义一时的不发达、不完善掩盖了。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就要拨开资本主义发展和变化的迷雾，抓住它的基本制度进行分析。客观地看，当代资本主义在诸多的发展变化中又有一些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的东西。
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变。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依然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以国家所有和其他经济形式为补充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是不是改变了企业私有的性质？没有。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运营方式，它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它所从属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虽然提高了资本社会化的程度，但相对于过去的个人资本和个人企业，股份制不过是一种由多个私人资本共同所有的企业制度。股份资本社会化的含义，充其量也不过是减少了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程度，说得白一点，它只不过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的私有化为相对分散的私有罢了；其运营目标也是追求经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除了关心其长期财务维持能力之外，并不承担任何“社会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股份制并没有使资本所有权发生真正的转移，而只是导致控制方式的转变。20世纪初，垄断资本家需要占有40%的股票才能控股，而今天则只需占有3—5%的股份就可以实现有效控股，广大分散的股民对企业的经营根本就无权过问，何况现在的大资本家及其家族对大公司仍保持较大的控制权力。同样，实行国有制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国有制是根据经济形式发展的需要对所有制形式进行的具体调整，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更加灵活、多样。1973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萧条。为了刺激国内需求，英、法、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带头掀起了大规模收买私人企业的浪潮，国有经济比重开始上升。但即使在英国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1979年，其比重也只占10%多一点。80年代以来，为摆脱滞胀的压力，西方国家又纷纷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私营化，到1992年为止，英国已把2／3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说明，国有经济从根本上是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西方国家国有制的真实内容只能是全体资产阶级的公共所有制，它的基本职能是实现资本发展的总体利益，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担当了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职能。这就是西方国家国有制的实质。
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没有变。这是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本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够准确反映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指标是剩余价值率，战后剩余价值率是不断上升的趋势。以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它的剩余价值率1909年为130%，1950年为236.7%，1987年已高达364.7%。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1 ）福利制度是战后西方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而福利国家就是福利制度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以瑞典的制度最典型，它号称已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福利体系。客观地说，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使一部分劳动群众、特别是社会弱者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极端贫困的现象，同时也部分改善了社会分配过于不均的情况。但是，福利制度最本质的东西是为维持资本利润的增长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福利制度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家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时候。1996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大公司中，有18家利润的增长少则10—20%，多则在40—60%，其中微软公司达57%，而这些大公司工人工资的增长幅度要小得多。这就是说，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大部分落入了大资本家的手中，这说明实行福利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并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2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不是意味着劳动者与雇佣者对立关系的改变？战后西方国家的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前者一般容易理解，而后者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我们知道，在大机器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企业主对工人严加监管，工人被束缚在机器和生产线上，企业对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要求。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企业生产的技术基础已经变成以信息技术和脑力劳动为主。企业要生产、要创造利润，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对工人卡得过死的情况，推行一些民主管理的形式，增加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机会。这确实改善了工人与雇主的关系。但是这只是部分改善而不是根本改变劳动者与雇佣者关系。虽然大多数工人从机器旁和生产线上解脱出来，但他们又陷入电脑网络束缚之中；虽然他们被鼓励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却更多地被资本家所占有，企业内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巧妙地掩盖起来了。
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变。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派生出来三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一个也没减少，而是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出现了。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解决不了的，资本主义越向后发展，三大病症就越严重。这三大病症是：贫富两极分化，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人的行为与精神危机。目前，美国1 %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比90%的美国人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1979年，美国20%最富的人的收入比20%最穷的人高3.5倍，而90年代末则已达到9倍。这说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率，形成了剩余价值扩大的总趋势。再比如环境问题。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严重破坏问题。现在，只占总人口1／6的发达国家消费着世界原料和能源的4／5；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废物分别是一个印度人的500倍和1500倍， 如果全世界都象美国那样消费，所有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全部耗尽。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表现形态上的变化和数量上的积累，而且是这一基本矛盾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进一步向结构性矛盾的方向发展，是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的继续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加强固然克服了市场经济的某些弊端，同时又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障碍；科学技术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又使科学技术本身与劳动处于对立的状态，带来了难以避免的严重失业；科学技术一方面创造了生产不断扩大的空间，同时又受到居民消费能力有限的束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代资本主义对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包容量是有限度的，这个极限就是，私有制即便是再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会使它的所有制发展到全社会公有的地步，这就必然要与未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社会因素？比如合作经济、经济的计划化等，算不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呢？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他还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注：《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所以， 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会产生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不是科学的态度。现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但是这种表面的相似并不能说明两种制度要殊途同归、最终要走到一起。这是因为：第一，这种相似或相同主要是福利制度、企业管理方式等经济发展手段和方法上的相似或相同而不是基本制度的相同。第二，即使是资本主义吸收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或者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允许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两种制度在发展最终结局上的相同。因为两种社会制度所以程度不同地采纳、吸收了对方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过渡到与自己对立的社会形态上去，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第三，正因为双方的目的性很强、很明确，因而双方所能吸纳对方制度成果的程度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不违背各自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条就决定了双方所采用对方制度文明成果的程度始终停留在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制度的范围之内，这就限制了这些异己文明成果的发展空间，使它不可能反客为主成为主流制度。比如，尽管西方国家也有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但它的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计划在实施目的、调控的力度和范围以及作用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日本、法国以及荷兰等西方国家虽然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但这些所谓计划不过是对经济发展的趋势做一些预测性的指标体系，虽然它也有微弱的事先调节功能，但主要还是事后评估。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靠这种计划只能缓解而不可能最终根本解决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所谓两种制度的趋同问题实际上是承认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灭亡的问题。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灭亡的内在逻辑是：这一社会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定位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把人的价值主要归结为个人价值，把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解放定义为个人解放，所以它所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个人富裕、个人幸福和个人自由。这种制度的目标定位决定了资本主义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必然要以私有制、按资分配和必要的国家干预来创造一种实现少数人富裕的效率制度，从这特定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效率至上的经济。应当说，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效率至上的社会制度既是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导致它在未来将要走向死亡的致命原因。因为它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的效率原则强调到了极端，剥夺了公平在人类社会进步中应有的地位，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错位：在这种制度下，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不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少数人的发展和富裕恰恰以多数人的不发展和相对贫困为条件的。西方社会无法协调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包容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总量总是有限度的，总有一天社会化生产力要冲破私有制这个外壳，完成它与社会化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合。
（二）资本主义灭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有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页。）。过去， 我们对这段话并没有很好地做时间上的理解。实际上，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包容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能量释放过程，往往需要经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从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看，这个过程一般都要经历少则一千多年、多则几千年的时间，即使是寿命最短的欧洲封建社会制度也经历了差不多有1200年的历史。尽管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空前加快，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社会形态从生到死的历史过程已经大大缩短，资本主义很快就会走向死亡。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这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历史定位，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历史定位。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对两种社会制度谁好谁坏的判断并不是根据哪种制度更合理、能代表未来来确定的，而主要是从在哪种社会制度中生活得更富裕、更自由来确定，也就是说，生活中多数人对制度的比较基本上是一种直观的而不是一种纯理性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要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形式都高于资本主义的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它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人民自愿选择的理想的社会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被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到现在为止还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它还要持续发展很长一个时期；二是代表新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物质起点很低。这两条决定了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不是几代人就能完成的。所以在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必胜论者，但却不应当是速胜论者。
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就会保持一种正常的心态。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的永生，而恰恰意味着它未来的死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包容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量还要释放很长一个时期，而且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因为它为社会主义奠定了两个有利的条件：这就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某些具有一定社会化性质的经济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还是灭亡的必然性与灭亡形式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必然是要灭亡的，但它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我们不能把这个灭亡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资本主义“废墟”上重建社会主义大厦，不能完全把新制度的产生看作是旧制度发展过程的简单的“断裂”。实际上，旧制度的死亡与新制度的诞生都有可能采取多种形式，这完全取决于当时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未来资本主义的灭亡既有可能采取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形式，也有可能采取非暴力、渐进的方式，即通过量变、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方式，甚至还有可能采取介乎于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之间的形式。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是：资本本身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进一步增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再生产能力的因素和倾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更多和更强烈的破坏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再生产能力的因素和倾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这种辩证发展，将一直持续到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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