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发展论文,两个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特色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对“邓小平特色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我们的理论研究尚未提供令人信服的充要证据，有些人在怀疑这种关系，西方意识形态甚至否认这种关系，“趋同论”便是一例。
本文认为，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有两个模式。一个是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得以确证的第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可以称这个模式为“阶级斗争模式”或“模式Ⅰ”。另一个是马克思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在《资本论》第3卷得以确证的第二个模式，这个模式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让科学忠告资本退位”，我们可以称这个模式为“技术进步模式”或“模式Ⅱ”（参见拙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10期）。
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只注重马克思的这个“阶级斗争模式”，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阶级斗争模式”，但却没有看到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第3卷中又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设计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技术进步模式”。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对马克思晚年的这个“技术进步模式”的理性自觉。
马克思的“模式Ⅰ”及其理论域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的。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阶级斗争模式”或“模式Ⅰ”。
由于某种原因，不论是马克思的继承者还是马克思的理论敌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这个“阶级斗争模式”当成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马克思的“模式Ⅰ”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而有其特定的理论域限。
其一，马克思的“模式Ⅰ”适用于处在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其二，马克思的“模式Ⅰ”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冲突为条件。
其三，马克思的“模式Ⅰ”以资本对体力劳动的绝对统治以及资本靠驱动体力劳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
其四，马克思的“模式Ⅰ”还可以解释一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因阶级冲突而发生的社会革命。
但是，马克思的“模式Ⅰ”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其一，马克思的“模式Ⅰ”不适于资本主义垄断化、国家化、集团化、地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其二，当资本实现了社会化、经济发展实现了信息化和知识化时，以管理阶层和科技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级”逐渐取代了资本家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马克思的“模式Ⅰ”便失去了它的主体条件。
其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当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也不能再套用马克思的“模式Ⅰ”，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
把“阶级斗争模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模式”无条件地推广到一切历史境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导致“斯大林模式”的破产和中国“计划体制”的全面改革。
“技术进步模式”：马克思晚年的再思
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距《共产党宣言》发表已有30年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模式”所要求的实现条件已有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494页）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它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的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同上，第217—218页）因此，“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同上，第268—269页）“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同上，第34—3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373页）。
这就是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或“模式Ⅱ”。
马克思的“模式Ⅱ”适于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亦适合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但它不适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尽管技术进步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这是因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轴是资本、体力劳动和廉价资源，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十分有限）。马克思的这个“模式Ⅱ”亦不适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模式”更有解释力。
从“模式Ⅰ”到“模式Ⅱ”：马克思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马克思的“模式Ⅰ”与“模式Ⅱ”并不是对立的，并不是性质不同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概括，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来自于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取自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中的尖锐对立。当时的社会确实被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而且，“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跟着发展。
然而，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3卷时，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特指体力工人阶级或蓝领阶层）并没有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而是随着资本的社会化和知识化而萎缩。按照马克思的话说，这两个阶级在日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变成“多余的了”，正在行将消失。按照现代人的说法，权力正在从这两大阶级手中向“中间阶级”（主要是由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构成的知识阶层）转移。
就资产阶级而言，它的数量在减少，质量在下降，权力在旁落。从数量上看，资本的集中使“资本巨头不断减少”；从质量上看，随着资本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日益与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资产阶级“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马克思曾多次说过，“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这具体表现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的无知”。从社会角色看，资产阶级曾经是大工业的统帅，但是，随着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生产的经营管理权转移到“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等“特种的雇佣工人”手中，生产的控制权转移到科技人员等“高级工人”手中。“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
就无产阶级（体力工人阶级）而言，它的数量也在减少，质量也在降低，它的社会角色功能也在弱化。从数量上看，“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雇佣的工人”（《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689页）。因此，“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劳动力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4页）。从质量上看，“〔由于使用机器，〕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被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单的机器劳动”（同上，第520页）。而且，“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从社会角色看，（体力）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被资本所异化，被“机器体系”所物化，被先进的生产力所外化。其一，“机器工业中的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0页）。其二，“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机器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6页）。其三，“由于工人的技能已转移到机器上，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现在工人失去了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还占支配地位的技能，他们不能奋起反抗”（同上，第373—374页）。因此，“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同上，第566—567页）。雇佣工人的“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
资本家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的逐渐消失并没有导致阶级意识的淡化，而是在这两大阶级消失的同时生出一个“中间阶级”。这个“中间阶级”的存在是知识阶层与工人阶级相互转化的结果。一方面，知识阶层从“有闲阶级”向工人阶级转化，即知识阶层的工人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向“以智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转化，即工人阶级的知识化。知识阶层的工人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从生产力看，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知识阶层变成生产阶级。从生产关系看，“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同样，工人阶级的知识化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3—534页）。从生产关系看，资本积累造就了一大批白领工人。“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的人数。”（同上，第336页）
这个知识化了的工人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的知识化）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他们用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忠告资本退位”。“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实际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
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到“技术进步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发展，亦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发展的理性显现。
“模式Ⅰ”与“模式Ⅱ”的异同
马克思的“模式Ⅰ”与“模式Ⅱ”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建构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它们的基本原理都是唯物史观，都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
就历史根据而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根源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而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则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的资本的社会化和知识化。
就社会矛盾而论，马克思的“模式Ⅰ”所揭示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而马克思的“模式Ⅱ”所揭示的是“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程形式。”“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9页）
从阶级结构看，马克思的“模式Ⅰ”以现代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为主体，而马克思的“模式Ⅱ”则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因成为“多余的人”而趋于“消失”，知识化的工人阶级与知识阶层的工人化（主要由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等构成）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
从阶级的革命性与主导阶级的演变看，马克思的“模式Ⅰ”认为资本家阶级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都曾经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虽然“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终将蜕变为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模式Ⅱ”以先进生产力的向背来判断阶级的革命性及其主导地位。在马克思的“模式Ⅱ”中，资产阶级已经难以控制生产的社会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亦难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逐渐丧失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知识化了的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工人化——成为剥夺“剥夺者”的最具有革命实力的阶级。
从权力转移的动力看，马克思的“模式Ⅰ”强调现代社会发展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与此不同，马克思的“模式Ⅱ”诉诸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知识的力量去消解与生产力发展相背的非知识阶级，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
从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形成”看，马克思的“模式Ⅰ”认为，只有“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确立新的生产方式。但马克思的“模式Ⅱ”却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7—498页）。
从新生产方式的经济实体看，马克思的“模式Ⅰ”认为新生产方式的经济实体应该是按国家计划运作的国有企业；但马克思的“模式Ⅱ”却认为，按照股份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也是新生产方式的重要形式。
马克思的“模式Ⅱ”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有些西方意识形态否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客观而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实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有所不同。但不能以此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以此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第二个模式——“技术进步模式”。
第一，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的自我否定，是“历史的有力杠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科学才有希望”。
第三，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认为，“新生产方式可以自然而然地从旧生产方式内部产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向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开放，社会主义可以允许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而且私人经济等经济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四，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认为，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是一种组织生产的有效方式。
第五，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也可以产生新生产方式的弊端，但它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它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
第六，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强调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作用，强调人的素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七，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模式”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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