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与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经验教训论文,两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跨越或即将跨越两个世纪之交。十分巧合的是，两个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两个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两次处于低潮，即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第二国际各党修正主义泛滥、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破产为标志和20世纪、21世纪之交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低潮。本文拟就两个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进行分析比较，以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一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重要标志是，第二国际各国工人政党内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泛滥，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
事实上，自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开始进入一个低潮时期。正如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曾经指出的：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905年俄国革命，这是一个没有革命形势和风暴的沉寂时期，这时“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1〕因此，这时， 无产阶级的任务还不是立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是提高本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积聚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未来的战斗。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工人运动开始越出西欧、北美的范围而扩展到中欧、东欧、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帮助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出现了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高潮。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到20多个，党员300多万。 在这些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上，第二国际于1889年宣告成立。因此，19世纪、20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始终以第二国际各政党的活动为主线。
第二国际成立以后，特别是成立初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推动着国际工人运动在19世纪末达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功绩是卓著的。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开始出现新的分化，曾经是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政党中泛滥开来，从而种下了第二国际破产的种子。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笼，就迅速在德国党流行起来，并立即得到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响应。修正主义就从个别现象变为国际现象，形成一股修正主义者大张旗鼓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逆流。特别是1910年以后，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转向机会主义，中派正式形成，并逐步篡夺了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中派分子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左派，结果使修正主义思潮在各国党以至整个第二国际内急剧泛滥起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深受修正主义侵蚀的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立即背叛了斯图加特反战决议和巴塞尔宣言精神，站在沙文主义立场上，同本国资产阶级一起，狂热地支持本国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从而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史无前例的背叛。第二国际22个国家中的27个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社会党（紧密派）以外，其余的24个党都背弃了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其中有十个党的领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在战争中与资产阶级公开合作。这一切充分表明，第二国际已完全丧失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革命性质，蜕变为协助各国垄断资产阶级进行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从而也宣告了第二国际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正如列宁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2〕第二国际的破产，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它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的低潮中进入谷底。
当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之际，发生于上个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在本世纪之交再次发生了。这一次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明显标志是，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宣告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的剧变首先从波兰开始，继波兰之后发生变化的是匈牙利。其后，捷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以及阿尔巴尼亚也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进程。罗马尼亚则在短短几天中，广大人民与军队一起，用武力摧垮了执政的共产党，推翻了社会主义政权。南斯拉夫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年中由于各共和国的内部斗争而早已名存实亡。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它标志着原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彻底解体。不仅如此，解体后的南斯拉夫民族矛盾进一步扩大、升级，最终导致连绵不断的战火。
苏联的情况更引人注目。自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苏联走上了一条由稳定到动乱，从社会主义事业缓慢发展到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所谓改革之路，把苏联一步步引向了绝境。特别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路线，借口要更新“长期被简单化和阉割”的社会主义，打着“公开性、民主化、社会主义多元论”的旗号，对内揭露“黑暗面”，全盘否定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贬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损害共产党形象；对外则向西方靠拢，鼓吹两种制度趋同论；并效法西方政治体系，转移权力中心，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7月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他公开地抛弃科学社会主义， 而改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其结果是最终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信仰危机，国家和社会陷入了严重的不可自拔的混乱局面。1991年，曾一度出现的企图扭转危机的8.19事件也以失败而告终。戈尔巴乔夫反而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宣布苏共中央停止活动，随后苏共也被禁止活动。这样，1903年正式诞生的苏联共产党就实际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彻底解体。
这样，以1989年至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60年开始的低潮滑向谷底，社会主义运动又一次面临着深刻的危机。首先，苏联的解体表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社会主义强国不复存在；其次，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大为减少，由原来的15个减少到5个。再次， 世界上共产党的数量也有所减少，由180多个减少到130多个，党员人数减少3000万。同时，它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急剧下降。这些党或易帜改名，或分化组合。非洲一些曾宣布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开始宣布实行私有化、多党制和议会制，进而引发社会的持续动荡。
二
两个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两次陷于低潮。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发生于二十世纪末的这次低潮同上个世纪之交的那次低潮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当苏东剧变，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台时，仍然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稳住阵脚，特别是中、越、朝、古、老等国家顶住压力，继续坚持社会主义。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经过一段时期的动荡、分化和调整，很快地稳定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也比较稳定，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目标。
第二，在这次低潮中失败和覆灭的是苏联模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得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由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当苏联、东欧国家纷纷演变和解体、经济不断滑坡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足以证明，“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3〕；“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 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4〕，“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5〕
第三，在低潮进入谷底后，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出现回升趋势。主要表现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和两种不同制度、政策的对比后，左派力量重新抬头，有的又成为执政党。到1994年底，在东欧地区、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等多数国家都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共产党在恢复合法地位后力量逐渐壮大，终于于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获得胜利；受苏东剧变冲击最大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除少数蜕变为社会民主党外，多数仍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党内状况有所改善，吸引力、支持率、凝聚力在逐步增强，受冲击较小的亚非拉共产党有的在不断发展，甚至壮大。南非共产党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在大选中获胜参与执政。它标志着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历史的终结。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都在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反思，从苏东剧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健康地发展。由此看来，20世纪、21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是低潮中仍存在希望。
三
我们只有通过对历史作冷静的分析与思考，保持冷静的态度，清醒的头脑，才能在失败中寻找教训，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在分析中探求规律，从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社会主义由低谷走向高潮，直至最终取得胜利作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那么，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低潮给予我们哪些经验教训和启示呢？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100多年来， 世界社会主义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中前进的。一旦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必将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危害和灾难。第二国际初期，各国党曾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各党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了斗争。然而，与此同时，却一度忽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结果使其在第二国际内部有所抬头。后来，尽管各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结果导致修正主义的泛滥。这不仅使第二国际各党蜕化变质，而且断送了大好革命形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欧洲一些国家曾出现可喜的革命形势，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但结果未能如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社会民主党的叛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中的弊端陆续暴露出来。同时，这些国家党的领导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僵化、脱离本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生气，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后来，当各国纷纷掀起改革的潮流时，它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求助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是引起苏东剧变和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两个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历史和现实有力地证明，无论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还是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实质是相同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异己分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敌。
其次，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本国的情况灵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严密的、科学的考察之上的，是对客观规律和历史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具有科学性、预见性、原则性、指导性，但没有绝对性，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国情的不同而变化。根据这一原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深入研究，正确地指出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并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和实质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而这种垄断必然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世界市场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乃至爆发战争。而修正主义者则认为，帝国主义矛盾和经济危机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将要进入一个“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修正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形势，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演变的教训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的变化和本国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虽然原因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变化、新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当代主题转换等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挑战有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70年代，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针对这种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时地作出一些调整，特别是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使经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却由于没有适应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变化，致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在战后反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最终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从而造成苏东剧变的恶果。
值得欣喜的是，自70年代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局面，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其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它有着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激烈反对。
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党在很多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们为了追求合法斗争，不顾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一味扩大党的队伍，大量吸收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造成党内严重不纯；他们长期忽视和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内存在派别活动，导致党的组织涣散；他们把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尽量抬高议会党团和工会组织在党内的地位，甚至使议会党团成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削弱了党的领导。这一切使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党内得以滋长蔓延，从而使党蜕化变质，沦为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反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主张把党建设成改良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党。他们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存在合法派别，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结果，当东欧各国共产党天真地相信并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时，得到的却是痛失社会主义政权的惨痛教训。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反复告诫我们，无论是革命或建设，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在目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一旦在这方面产生动摇，作出让步，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毁于一旦。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3卷，第2页。
〔2〕《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页。
〔3〕〔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46、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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