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经济学理论与实践20年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4)03-0080-06
一、理论的发展
20年前，管制经济学只是迈进了几大步。这部分要归功于贝尔系统在经济学方面所做的巨大投资，突出表现为在1970年春天创立了《贝尔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杂志》。该杂志在1975年春天更名为《贝尔经济学杂志》以下简称《贝尔杂志》，在1984年春天紧随着公司的分拆又变成了《兰德杂志》。AT&T显然是没有看到在管制经济学领域做出如此努力的好处，这也是管制经济学领域值得纪念的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由《贝尔杂志》变成《兰德杂志》以及贝尔实验室主要经济学团队的流失导致了某些大牌经济学家的出走和创新研究的停滞，被认为是两大灾难。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是因为AT&T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微观经济学领域而在多方面取得了成绩。《贝尔杂志》在吸引很有才华的编辑和作者——包括现在很知名的学者，如威廉·包莫尔、瓦尔特·奥依、里查德·波斯纳、乔治·斯蒂格勒、威廉·威克瑞、奥立文·威廉逊等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大概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杂志》吸引了许多像伊利沙白·卑利、约翰·潘扎尔、罗伯特·威利格等年轻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管制经济学的演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贝尔杂志》创建前，管制经济学的发展是很慢的。只有爱沃奇和约翰逊（1962年）的学术论文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垄断的边际成本定价问题。该问题通过波奥爱图克斯（1949年）、斯特纳（1957年）和威廉逊（1968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了高峰负荷定价的理论。这些人的作品就是《贝尔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高峰负荷可定价在理论上得到了极为完善的发展。包莫尔和布莱德福德（1970年）、包括罗尔夫在内的贝尔实验室的经济学家和包括舍尔曼和乔治（1979年）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也赋予了帕母斯定价法(Pamsay Pricing Method)新的生命，使帕母斯定价法一直成为分析和设计管制机构的理论和实践的动力之源。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管制经济学的理论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吸收了委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这是从拜伦和迈尔森（1982年）的研究成果开始的。他们的研究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对公司治理有重大成就的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正如我们在科鲁和克来因多佛（1986年）的文章中所注意到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成果当被应用于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管制问题及机构或机制的设计时是几乎没有什么用的。这并非理论家在该领域的观点。拜伦和麦尔森的研究成果孵化出了管制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我们可以从拉丰和迪罗（1994年）的论文集找到这些相关的论文。
在其早期文章中采用非常关键的这种“新”方法的理论家由于他们忽视了关键的激励问题而被认为是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拉丰和迪罗（1993年）的文章中找到：“在政策领域……要提出并实施更加有力的激励方案，应该鼓励放松管制……但管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激烈问题。”[9]他们认为，以前的管制理论“并没有满足新发展起来的以说明阻碍代理关系的信息限制为目标的委托代理理论的标准。再者，相当简化假定不存在不完全信息的规范模型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模型提出的是对管制者不可行的信息的政策建议。”[9]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批评肯定有些道理，但是，我们认为取代这些人的理论至少不仅在适用性上是有局限的，且远远落后于这些人创造的预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拉丰和迪罗在提出新的激励理论时提出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这些方案过分地依赖于对管制者不可信的信息。
从拜伦和麦尔森（1981年）开始并由拉丰和迪罗强力推崇的整个机制设计文献的确基于某种假设，如赋予管制者一定的信息的常识(common knowledge)。但是，如果管制者没有深入的发现过程，那么也是得不到这样的信息的。这常使管制者缺乏理论中所假设的信息水平，信息是不充分的。常识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最为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将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拓展到管制经济学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当委托人和代理人涉及到私人交易时，就不会有委托人按照代理人的成本和偏好假定的“常识”为代理人设计激励机制的基本问题。在私人交易中，委托人承担他的假设错误的成本。这与负责主要商品价格和质量的管制者形成了对比。假如管制者在关于代理人（受管制的企业）的常识假设上是错误的，那么只有消费者或受管制的企业才能承担后果。对这些后果的预期明显会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战略互动。而战略互动可能会对合法的常识假设以及管制的最终后果有根本的影响。未能解决这些战略互动的理论在解释这些结果方面留下了很大的缺口。特别是因为如何决定这些常识的分布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所以将常识假设从一个私人的委托代理框架提升到管制经济学中就出现了很多重大问题。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缔约的代理人是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委托人的出价的（因而必须要满足个人的理论约束），但在存在管制的情况下，这不适用于有相当规模的沉降成本而且当企业发现管制者的假设是不可接受时不能简单地清算的情况。
从表面上看，这些机制设计风格的理论的承诺是相当大的。但是，X效率只有在除了我们前面指责的两个假设外的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才能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X效率的实现要求管制者向企业退让某些信息租金（这些租金是源于企业相对于管制者的信息优势）。第二个条件就是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承诺。由于管制者履行了和企业之间的原来的承诺，所以，信息租金的出现不会给管制者带来问题。换句话说，超额利润的事后出现不会引起管制者违背以前的激励机制的承诺。为什么这不会成为整个方案的一个致命缺陷呢？人们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只要管制者准备退让信息租金，这种新理论就承诺实现效率。但是，理论家从来没有了解其在实践中的可能性。甚至于管制者不承认它允许企业保留信息租金，更不用说在实践中承诺这样了。对管制者而言，这是比经济理论承认的范围还要大得多的同样问题。这些租金与过去的老式的垄断利润相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而当垄断租金是排列在第一位的管制的主要动机时，管制者反而接受了信息租金的概念。因此，正如以后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这种受到条件限制的X效率的承诺使该理论在现实中的管制变得毫无意义了。
当然，所有的理论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脱离现实的简化假设为前提的。至少在规范经济模型中，关键是我们所做的假设在将理论的结果运用于实践中时不应该出现根本的不可行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源于机制设计文献的管制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忽略制度约束条件发展的，名义上承诺或与之相关的信息租金都不是合理的假设。除了是课堂教学练习的内容之外，这种理论似乎在实践中没有采用者。对这一失败的各种原因的分析可能为管制理论的发展和适用今后所需要的创新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尽管我们崇拜适用于管制的机制设计理论的优雅，但我们得出的认识是，这会导致某些误导性的政策含义，且总的贡献是很小的。在成就方面，这种理论的确为我们了解作为垄断租金来源的信息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见解。
在过去20年间，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在拍卖和投标理论以及在实验经济学领域的进步。拍卖和投标理论已经在管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经济学家对拍卖和投标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就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电市场出现的问题所阐明的，理论的应用还是很广的。但是，与机制设计文献不同，投标、拍卖和实验经济学都在管制经济学中出现了相当大的潜力。这些创新不意味着与戴母塞兹（1968年）底线一致的特权投标将要取代传统的管制，或者是，投标将会导致管制的根本变化。这些确实为管制经济学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应用。
20年前，对定价过高的关注是电信领域的现实问题。随着分拆，这些关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解决定价过高问题的理论是以后才出现的。进入关键或瓶颈设施就是这样的问题。但主要设施的所有者也正在与其他企业竞争出售电力给最终消费者时，该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举一个例子，长途电话公司从本地的电话公司购买接入技术并与其竞争。本地的电话公司也可能提供长途电话服务。这就是英国的电信公司和有本地贝尔公司的情况。有效的零部件定价规则(ECPR)是经济学家解决有效准入价格的首要措施之一。在ECPR中占据领先地位的是包莫尔和斯达克（1994年）的研究成果。在包莫尔和斯达克（1994年）的文章中，他们将ECPR的想法作了如下的总结：
最佳投入价格＝投入的每单位增加的直接成本＋提供一单位的投入的机会成本
ECPR的问题起源于等式右边的第二个条件。假如在竞争市场中可以按照能够观察到的价格判定这个问题，那么，ECPR就会是一个有效的规则。但是因为瓶颈设施，这样的竞争市场价格显然是能判定的。ECPR则只得允许瓶颈供给者（当其成为惟一的纵向一体化的垄断者时）获得垄断租金。由于大多数垄断者受到了管制，这使得这些垄断者只能获得它们的本该获得的管制收益。
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准入定价问题要复杂得多。例如，产品是有差异的，且一种产品不必保持强垄断。因此，就有可能消除了垄断市场的孵化器，也降低了孵化器的财务上的可行性。在准入定价领域，在了解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复杂性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开发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很显然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一个似乎更加有前景的方法就是拉丰和迪罗（1996年）所指的“全球性价格上限”。这种想法在避免某些复杂性和信息方面是非常简单的。接入被作为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处理，且是包括在价格上限的计算中的。此外，“在价格上限计算中使用的权重是靠外生决定的，并与相关商品的预测质量是成比例的”[10]。拉丰和迪罗两人研究了将ECPR和全球性价格上限混合起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按照设定的权重提供好处并防范反竞争的活动。这种混合的方法可能提供了一种实现向全球性价格上限过渡的方法。拉丰和迪罗（1996年）总结出了这种可能性的优点是“全球性价格上限对准入价格和最终价格的提升都形成了处罚，并诱导受管制的企业采取与非受管制的企业定价方式差异很大的方式定价，而整体的价格因受到上限的限制而下降。”
尽管在准入定价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如要继续对现实政策的制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管制经济学就特别需要在很多领域特别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正如阿母斯特朗关于准入价格和互联的论文所阐述的，在准入定价领域的兴趣是依然如故的。虽然阿母斯特朗解决了某些问题，但还有许多问题是尚未解决的，这就包括了对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很重要的双向互联问题。
过去20多年的微观经济理论支持了放松管制。但是，这是以零碎的方式进行的。
二、实践的发展
许多现实中的问题推动了管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大多数经济学科相比，管制经济学更多的是基于实践的。大多数的理论问题的确起源于管制的现实社会所面对的问题。管制经济学是被实践所提升的一个经济学领域，且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很可能是源于实践的。因此，我们不仅要评价已经发生的实践的发展，而且还要对可能导致理论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评价。
在20年前开始的良性变化就是经济学家和整个社会对政府无所不能的观点越来越怀疑。人们越来越多地希望允许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特定的职能不必由政府来履行，可以安全地留给市场。这种想法已经推动了放松管制的运动。但是，放松管制的可能的主要的推动力是垄断租金的划分和再分配。大客户试图以牺牲小客户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利。了解这些情况可能是了解过去20年来实践的变化和某些变化已经消失的第一步。
由越来越多的文献所描述出的过去20年管制经济学的成长已经导致了经济学家角色的变化。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AT&T管制经济学的损耗，公司雇佣的管制经济学家就越来越少了。但是，由于经济学家参与了相关案件的诉讼，作为顾问对管制经济学家的需求量还是在增长的。尽管管制经济学在过去20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有些经济学家的声明和陈述已经受到了更多的审查和更大的质疑。顾问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别人当作律师一样看待的，就是所谓的“枪手”。科瓦奇（2001年）更加详细地解决了经济学家作为专家证据的法律处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准入定价和如何构造网络业在20年前是一个幼稚产业。随着AT&T的分拆，人们对结构的兴趣日渐高涨。各种问题都没有解决，有关准入定价和结构的问题争论不休。通过科莱特和雷青格（2001年）的分析，近期发展表明了准入定价在天然气行业取得了某些不确定的成功。邮政部门的经历不可能是成功的故事。美国的邮政部署(USPS)常被作为垂死的公共企业而饱尝指责之苦。其角色和其管制者美国邮政资费管理委员会(PRC)在开放部分接入的资费价格变动方面就是成功的。正如许多文章，如科普林（2000年）和料切尔（2000年）所阐明的，邮政工作的许多方面，如分捡整理、贴邮政编码和装运给客户等都是成功的。这似乎是邮政部门定价实践的一个方面。美国邮政局和大型邮政商和美国邮政资费管理委员会似乎全部都认为其运转是成功的。
高峰负荷定价理论在20年前得到了良性的发展。从那时候起，这种理论就被成功地应用于包括网络业在内的许多领域。与高峰负荷定价理论在网络业的表率作用相比，高峰负荷定价理论在这些领域的进展是令人失望的。在其他领域的高峰负荷定价，突出的有航线、饭店因为计算、通讯和网络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算是成功了。由于采用了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飞机的航线已经成功地合并了高峰负荷定价和价格（歧视）差异。价格差异所使用的手段是旅行时间表的灵活性。商务旅行就需要这些旅行计划的灵活性。客人可能需要立即旅行。客人的计划可能发生变化，或者商务活动很快地结束了，客人想尽快地返回。客人一般是在商务周上旅行的。因此，航线就找到了识别出商务旅客的方法。事前，通常是至少提前7天购买低价票，该飞机票是在只有受到处罚情况下才能变动的。此外，就需要周六的住宿。飞机的航线就相对直截了当地找到了识别这种具有低需求弹性的方法，使用差异价格防止转让和套利很成功。飞机航线成功的价格差异技术是与在一般情况下不采用的高峰负荷定价技术的合并。高峰负荷定价技术一般是应用在每天的传统时间、每天的合并时间和季节定价（例如，电力就可以在晚上和周末按较低的价格收费）。对于航线而言，这显然是转化成对在机场等待低价空座位的人最后时间的收费。随着对价格差异的进一步了解，这样的最后时刻的便宜票价对航空公司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由于商务旅行改变计划的倾向和航空公司不希望在最后时刻将剩余的座位出售给等待的客人。航空公司可能倾向于将剩余的空座位留给那些全额商务旅游，而等待这些人的出现。此外，由于其相当复杂的收益管理技术及其频繁的飞行计划，等待低价空位的旅客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航空公司可以在一周甚至在一个月之前就能估算出既定的航班可能的满员程度。假如该航班的客人很少，该航线就可以改变座位的搭配，例如可以增加临时性旅客的座位。因为很少商务旅客会将其旅程返还公司的，且绝大多数公司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可笑的，因此，只要是一种有效的价格差异手段，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在最后时刻增加这样的座位。
由于已经能够将微观经济理论的两种基本想法——价格差异和高峰负荷定价以及将两者合理地组合起来，航空公司已经从中受益了。这两种技术的应用导致偏离高峰时刻的消费者因许多顾客可以购买到低价票而受益。载客因素增加了，越来越少地空座位，而且服务的质量下降了。相比之下，商务旅客的情况大概就变得更加糟糕了。由于受到航空公司识别低需求弹性的能力的限制，他们付出了高价。由于许多大的客户和联邦政府都与航空公司有特殊交易，所以付出高昂价格的肯定就是那些小企业了。
饭店也有类似的情况。该行业在赢得不得退换的房间的兑现方面不像航空公司在不得退还机票方面的做法那么成功。一种方法是要求用信用卡担保，有提前24-72小时的取消订房的处罚。这是一种识别具有低弹性商务客户的方法。但是，由于饭店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做法是很难成功的。与之相类似的，就像飞机的常客项目给客户提供的潜在回报一般很少一样，饭店业的常客项目是不可能推广的。
高峰负荷定价理论运用成功的两个产业的资费水平都没有受到管制，在某些方面与受到管制的网络业形成了对比。电力和电信业从高峰负荷定价理论中得到的潜在好处是特别重大的。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网络业特别是电力业未能率先将高峰负荷定价理论资本化。包括燃油调节创新在内的成功所有的因素意味着，越来越复杂且低成本的燃油调节手段是可以使用的。小的客户也可以采用这样的燃油调节手段。但有一个问题是，和航空公司及饭店业的成功适用相比较，燃油费用或交易成本还是相对很高的。此外，电力还是受到管制的，这不但限制了该行业从创新定价中获得潜在利润，而且还降低了定价的灵活性。再者，经济学家对适用高峰负荷定价的细节内容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未能引进高峰负荷定价法使电力设施行业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加利福尼亚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了。假如电力公司和加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开始了制定重大的燃油调节升级项目，即便是无法回避危机的话，也有可能降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高峰负荷定价法是将某些正确的信号传递给了消费者。实时定价也发送出了简洁的信号。再者，需要得到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同意的长期项目本来就使得违规行为更加困难了。
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和未能实现高峰负荷定价法是放松管制失败的表现之一，即所谓的“零碎的实施”。因为政策相对比较容易就实现了，但是要取得成功而必要的其他政策却没有得到采纳。就是这种零碎的方法和失败对我们更好地了解放松管制出现的一般问题特别是加州危机问题是非常有益的。
一般说来，加州的重建显然是非常有前途的发展方向。我们似乎要适用某些近期的理论，而且为了获得更高的X效率，就应该为加州的公用事业提供更高的竞争机会和更多的激励机制，因为采取的是零碎的措施，忽视了来自别的地方的证据并对细节内容漠不关心，所以实施失败了。我们认为，假如你没有把这三个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放松管制或重建是要失败的，或至多是提供的净收益为零。让我们搞清加州如何犯下这三个严重错误的。我们从一点一滴开始细节。一个细节是加州未能引进大量的高峰负荷定价法或特别是针对小用户的智能型节电装置。这就是说，批发市场收到的价格信号并没有被传递到最终消费者那里。另一个细节就是预测。加州在1988年重建时的预测能力少得可怜，忽视了对电量短缺的预测。由于大多电力的抵弹性是多年来的常识问题，因而这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再者，具有类似的投标系统的英国的经验是利用市场力量。所有这些教训都被忽视了，该行业轻率地走入了一个在短期市场即期购买所有的电力的境地。
加州在防范风险的套期保值方面也是做得很少的。他们的确是忽视了风险管理的教训。例如，费尔南多和克莱因多佛（1997年）就对电力的风险管理进行过阐述。他们指出，对于电力销售公司，重点应该是包括远期、需求方期权在内的合约的最佳组合，使得与防范即期市场采购的波动以及由于短缺造成的没有业绩的这些工具的成本之间达到平衡。公司可以在各种燃料之间进行选择而对风险套期保值，可以通过缔结各种期限的合约对防范风险的套期保值再次进行套期保值。关注于风险的销售公司应该按照合约的不同期限对与发电厂缔造的合约进行组合。一种极端的做法就是要有自己的发电厂。在类似的情况下，销售公司可以与提供电力的发电厂按照多年的担保价格签订合约。那么，该组合也就包括了在几个月或星期前购买电力的远期合约和期权。最后，有些电能可能在几天前、一天前或即期购买。但不幸的是，设施是集中在价格看涨的长寸市场、他们所拥有的发电厂、短期和即期市场中的，忽视了期权的存在。当需求量大于供给时，即期和短期市场的价格上涨，发电厂就可以利用投标系统给予他们的市场力量获得利润。因为具有进行投标的类似类型发电厂的经验已经披露了利用市场力量是多么容易，所以，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这些设施同意价格上限，这导致了大量的赤字，并使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在2001年4月7日最终宣布破产。
加州的灾难说明了我们不仅对经济学的某些基本教训缺乏必要的了解，而且对放松管制的危险也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尽管在电力销售上不再有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提供这些设施，但是，他们具有垄断地位时的那些义务仍然还在。现在的垄断仅由有线公司，实际上就是由中小规模的企业组成的。任何愿意而且能够按照传输电压连接的客户都要经过该系统的。
加州问题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了。它已花费了加州、公用事业机构和消费者数百万美元的成本。当加州政策花光了钱，公用事业机构破产，消费者被迫要支付全部运费时，它最终会校正自己。由于当前加州的衰退更加严重，因而会减少电力需求，所以到那时候，未必证明这样做是坏事，加利福尼亚给放松管制和经济学家都留下了不好名声。
三、对未来的展望
过去的20年管制经济学无疑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度。这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吸取教训，就会使管制和管制经济学出现倒退。我们应当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需要更加严格的管制，例如恢复命令、控制。我们学到的教训是回到老路上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必须了解的另一个教训是关于放松管制。放松管制的游戏是为了确保或对受管制产业存在的垄断租金进行再分配。加州的经验告诉我们，假如租金的分配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事情就会变得十分糟糕。对于通讯和电力的重大重建还没有发生的邮政部门来说，这就意味着在进入的条件和别的重建允许发生之前，就要决定《世界的服务协定》(USO)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吸取的最后教训就是，对放松管制的预期应该向下大幅度地修改，且进一步地放松管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的确，在某些领域可以回到老式的管制，例如加州的电力市场。但对于其他产业，可能就需要采取个别的政策了，例如对本地有线业务的分拆。本地服务由几家大型公司控制。假如这些公司只是将其有线业务分拆，剩下的所有业务仍大得足以使这些公司利用规模经济获得利润。
总之，尽管管制经济学在过去20年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有趣的研究和许多有趣的开发，但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管制者、受管制企业的经理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在该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正值本文完成之际美国和加拿大的纽约和多伦多地区的几个核心城市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停电事件，该事件再次暴露了放松管制所带来的恶果。为此，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要制定《能源法案》。看来，管制与放松管制的矛盾还要持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3-11-26